談談顧頡剛的《中國史讀本》

沮渠元熙

    有朋友要我談俞大維先生。我非談俞先生之適當人選，所知一二瑣事，不足以論先生之事功與學術，故姑置之。因工人出版社要出顧頡剛先生之書，所以別論顧先生如下：

  一、

    本書為著名史學家顧頡剛、王鍾麒編著。顧先生女婿張振聲先生對此有個簡略的說明，可令我們明白當年編印這本書的原委及所引發的爭議：



這本書原是上中下三冊《現代初中教科書．本國史》，由顧頡剛、王鍾麒（伯祥）編輯，胡適校訂，商務印書館於1923年九月、1924年二月、六月陸續出版。

1922年春，顧頡剛向北京大學請長假回到蘇州家中陪侍病重的祖母。由胡適介紹他為商務印書館編輯初中本國史教科書。後因祖母去世受大刺激，失眠症大發作，無法定心編書，遂交于好友王伯祥續編。同年十二月初顧頡剛到商務印書館編譯館任專任編輯員，與王伯祥合作編成了這套分上中下三冊的初中本國史教科書。

此書不提「盤古」，對「三皇、五帝」僅僅略敘其事，加上「所謂」二字，表示並不真實。1929年二月，山東省參議員王鴻一等聯名提專案彈劾此書，說它「非聖無法」，要求查禁。主持會議的戴季陶說：「中國所以能團結為一體，全由於人民共信自己為出於一個祖先；如今說沒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國人民團結為一體的要求解散了，這還了得！」又說：「民族問題是一個大問題，學者們隨意討論是許可的，至於書店出版教科書，大量發行，那就是犯罪，應該嚴辦。」雖經民國元老吳稚暉說情，免除了原議中對商務印書館的巨額罰款，國民政府還是嚴令禁止了該書發行及學校之使用。顧氏為自己給商務招了大禍向總經理王雲五道歉，王認為遭禍另有原因：「商務營業既大，為他書肆所忌，而此書尤暢銷……」，又謂：「商務有此事亦甚榮耀」。

工人出版社現在重排出版此書，邀我寫點什麼作為出版前言。自知水平不夠不敢承擔，但盛情難卻，只好提供上述這麼點背景材料來交差。至於這本八十多年前編的歷史教科書有些什麼特色？為什麼曾暢銷一時，幾年之內竟印刷五十版（次）？說實話，我自己此前也從未讀過此書，前些日子從書箱裏把它們找出來拍照時翻了翻，直覺得跟我中學時用過的歷史課本很是不一樣。在天翻地覆大變化了的今天，來讀一讀這本八十多年前由剛經受了新文化運動洗禮的青年學人所貢獻於社會的歷史讀本，一定會有不同尋常的感受，這是我敢於告於讀者朋友們的。



    此書不提三皇五帝而遭彈劾並禁止發行，自然與顧頡剛疑古的立場有關。但禁而不能止，此書仍然暢銷，迄今亦仍有再讀之價值，也與顧頡剛之學術觀點有關。因此底下謹就顧氏學思狀況，對本書做些介紹。

二、

    首先應先補充張振聲先生所說關於顧氏這本書在當年遭到攻訐的事。這種事，並不只顧先生遇到過，例如呂思勉先生於1923年刊行《白話文國史》時就也碰過。呂先生後來在《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結》中回憶道：此書曾為龔德柏君所訟，謂余詆毀嶽飛，乃係危害民國。其實書中僅引《文獻通考．兵考》耳。龔君之意，亦以與商務印書館不快，借此與商務為難耳。」由此可見當時借史述生事者本不罕見。王雲五先生對顧頡剛說的那番話，也未必非事實。只不過，顧先生因疑古而遭謗，情形又遠比呂先生嚴重罷了。

    顧頡剛是二十世紀學術發展史上的傳奇人物。他得名雖在胡適之後，治學方法也深受胡適影響，但胡適撰《中國古代哲學史》，只從老子講起，上古史部分並未述及，故中國上古史的開拓，自應推功顧頡剛。其次，民俗學的整理研究，他雖晚於劉半農，而開山大師之位，亦非他莫屬。另外，古代地理和邊疆地理的研究與提倡，居功厥偉；譯注和點校古籍，流澤萬世。皆足以起後學者無窮之思。

   而且顧氏不僅本人能做開創性的研究，也善於結合同道，開創術事業，因此影響格外深遠。有些人，儘管不盡贊同《古史辨》和顧頡剛的意見，對顧氏為人處事之誠懇慤謙，卻極有好評，如錢穆，在《師友雜憶》中就提到顧頡剛本與他不相識，第一次見面，讀到錢氏的著作，便立刻將他推薦到中山大學；錢氏不去，遂又邀為《燕京學報》撰文：「此種胸懷，尤為餘特所欣賞，固非專為餘私人之感知遇而已。」

    不過，顧頡剛的傳奇，並不僅建立在此。他考辨古史所引起的爭辯，乃近代思想發展和學術史上夾纏複雜的大問題。顧頡剛當然不是這一切問題及風潮的唯一中心，但他是極關鍵的人物。可供後人探索的面相，遠比當時許多知名學者都要複雜、豐富。顧頡剛的傳奇，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逐漸形成的。在某種程度上，顧頡剛的努力，也象徵了那個時代中國讀書人的焦慮與探索，既自信又卑屈、既積極又迷惘。長期失眠，而又神經衰弱的顧頡剛，遂成為「對一般讀者來說，多少帶點神秘的色彩」的傳奇人物了。

    這個人，生於光緒十九年，幼讀唱本小說及簡明古書，好聽神話故事。八歲時即曾將盤古以來堯舜禹湯等事，聯串成一篇古史，起於開闢，終於孔子歿、門人欲以所事孔子之道事有若。因此我們幾乎可以斷言他是個天生有歷史癖的人。

    等到他逐漸成長，在晚清今古文爭論的漩渦中打轉時，這種癖好便主導了他一生的事業方向。尤其是入北大後，受胡適影響，又與錢玄同討論，開始點校《偽書考》、編《辨偽叢刊》，展開歌謠和孟薑女故事傳說的研究，並在三十歲那年，發表了著名的「古史層累地造成說」，已把他畢生努力的主要規模和麵對歷史的態度方法，做了一番美麗的開端。

    民國十三（1924）年二月八日，胡適撰〈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認為：「顧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見解，真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我們應該虛心地仔細研究他」。顧頡剛的史學地位於焉奠定，當代中國史學的大風暴於焉展開。至今翻開民國十五年出版的《古史辨》，仍可以嗅到滿紙的硝煙。而就在這煙硝戰火瀰漫之際，顧氏南下廈門與廣州，任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主任，這也即是現在中研院史語所的前身。在此，他除繼續其《清代著述考》之外，並推動民俗學。旋返燕大，轉而進行古代地理和邊疆的研究。

    民國廿年，他撰成〈研究地方誌的計畫〉，次年在北大、燕大開講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籌組禹貢學會、出版半月刊。又因探考古史地理而經常往西北考察，進而組織邊疆研究會，設立了邊疆文化研究所。這部分工作，大概持續到抗戰結束。錢賓四先生謂抗戰期間，顧氏即已不太談及早年《古史辨》中的問題，而「晨夕劬勤，實有另闢蹊徑，重起爐竈之用心」者，即為這個階段。這部分的成果，最重要的，當為《浪口村隨筆》，是結合歷史、地理和民俗知識而撰成的著作；其他筆記，則散見於責善半月刊、文史雜誌等處。

    顧氏為學，甚為勤劬，幼讀《日知錄》《困學紀聞》，愛其時出新義，即時常在自己所讀的經注上，加上許多批抹。後來在北大，因愛看戲，就作〈論劇記〉的筆記，寫了好幾冊，又有讀書記，自雲：「二十歲後，略識為學途徑，始經常寫作筆記，思慮偶有會悟，聞見或喜愜心，便縱筆錄入」（史林雜識小引）。這批筆記，民國十二年起，以〈讀詩隨筆〉和〈讀書雜記〉之名，發表於《小說月報》，多是衍鄭樵姚際恆之緒，而與孕育完成古史層累構成說有關的。

   《古史辨》出版後，顧頡剛繼續研究五德終始說，並開始探討秦漢間的方士與儒生。這個時期，他同時也在《民俗集鐫》上發表了〈周漢風俗和傳說瑣拾──讀《淮南子》《呂氏春秋》筆記〉。抗戰期間，旅行西北西南，從事邊疆文化及古地理之研究，賃居昆明北郊浪口村，又撰成筆記若干，分期發表於《責善半月刊》等，抗戰勝利後整理成六卷《浪口村隨筆》（民國四九年曾揀擇其中十九篇輯入《史林雜識初編》），自謂：「半係讀書與教學時之所感觸，半則旅行少數民族地區之所見聞，藉斯啟發，往往可以評論戰國遊士之臆說與漢魏經師之誤解，不負少年時所蘄望」。在此之後，顧頡剛便幾乎不再有論文發表了，但筆記仍然不輟，民國三十年起，他主編《文史雜誌》，便陸續刊有他的〈寶樹園雜記〉，多討論戲劇、傳說及古史地理，中間偶有與《浪口村隨筆》重疊者，如論「拋綵毬」一條，即先見於《浪口村隨筆》，後又增補收入《史林雜識》。

    這些筆記，跟他的論著間，有種特殊的關係，一方面是他撰寫長篇論文之前的準備，因他自幼即患神經衰弱，每遇值得注意的問題或材料，便抄入筆記，以代記憶。一方面又與他的論文相發明，例如《小說月報》十四卷八號載有他〈古詩與樂歌〉的筆記一條，認為詩三百篇是樂工歌詩，而非徒歌；其後遂本此意，於民國十四年撰〈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一文；到了編《史林雜誌》時，仍有〈徒詩與樂歌之轉化〉一條考論此事。可見讀顧氏書或文，不能忽略了這些零縑散記，因為在這些筆記短論中，可能就蘊含了一個大問題、一篇大文章。而這些筆記，有些長的，本身就是一篇論文了。

  三、

   顧頡剛的學術成就，自以《古史辨》為中心。民國十七年一月三日傅斯年曾致函顧氏，說：「史學的中央題目，就是你這累層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可是從你發揮後，大體之結構已備就，沒有什麼再多的根據物可找。……而你這一個題目，乃是一切經傳百家的總鎖鑰、一部中國古代方術思想史的真線索、一個周漢思想的攝鏡、一個古史學的新大成」。如此評價，可見顧氏在當時人眼中的份量。

   不過，古史累層地造成說，只指涉了傳說變遷發展的一面。古代歷史，在後世的歷史敘述中，固然不免有所增飾、扭曲或變形，但這並不即是有意的偽造，也並不能據以否定歷史存在的真實性。換言之，疑古未必足以考信。且像顧氏那樣相信有一「歷史的真象」是客觀而穩定不變的，只要揭開後人傳說層層增飾的面紗、排除後人偽造的成分，即能顯現出來，更是充滿科學想像的浪漫歷史觀。需知所謂歷史的真象，並不是客觀穩定而唯一的，也不是一個超然的存在，它不斷流動於每個時代的詮釋者和敘述者之間，是不斷被「改寫」與「重組」的人文成就，其中充滿了「對話」的過程，捨離了這些詮釋與敘述，即無所謂歷史的真象。

   而這些詮釋與傳述，又不僅僅是「層累」而已。語言在傳播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會擴散、斷裂、衍異、流失。故基本上，它不是層累地「造成」，反而是解構（deconstruct）的，飽含分裂、變化、矛盾以及難以掌握的播放。傳說的語意內涵，遂因此而隨時變衍，永遠受制於閱讀或傳述者的閱讀經驗，不僅無法產生定點的指涉，「傳說」和「閱讀」根本就是互為指涉或互補的。我們既不可能掌握並瞭解傳說所有的流傳狀況，則任何傳說或故事的母體或本源，就都是不定的、或不可能的存在。企圖以文件資料的堆積，外加堆積者心機上的附會，以建立或溯求傳說的原始型態，恐屬緣木求魚。顧頡剛喜歡看戲，由看戲中發展出對傳說轉變的意見，且至老篤信此一意見，未能覺察到這個意見有嚴重的缺陷，不能不說他為時代所限。

   但經由顧頡剛的努力，開啟了有關上古史、民間傳說的研究，卻在材料和視野的拓展上，達到了前無古人的成就。反對他的人，縱或詆毀《古史辨》為洪水猛獸，對此亦當低首下心，深致敬仰。

  四、

   顧頡剛雖在民俗、傳說、歌謠、歷史地理等各方面都有建樹，但成名主要在編《古史辨》，因此往往予人古代史研究專家之印象。而且疑古成名，認為三皇五帝並非信史，大禹之史亦多由傳說層累堆積而成，引起許多非議，有些人雖贊成其撥開歷史迷霧的事功，卻也不免批評他「有破壞而無建設」。

   其實顧頡剛對中國史是有通貫理解及論述能力的，不只能考古，亦能述今；不只能破壞，也能建設。《現代初中教科書．本國史》就是一個證明。

   寫這部書時，顧頡剛還沒編《古史辨》，也還沒提出「古史層累說」，但爾後一些基本觀念，卻早蘊於此。且此書通貫古今，具有通史的識見，足鈐後來者批評之口。

    顧先生曾在評論呂思勉《白話本國史》時說：「編著中國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條列史實、缺乏見解。其書無異為變相的《通鑑輯覽》或《綱鑒易知錄》之類，極為枯燥。自呂思勉先生出，有鑒於此，乃以豐富的史識與流暢的筆調來寫通史。方為通史寫作開一新的紀元。」（《當代中國史學》下編）。這段話，用來評價顧氏自己所編的這本書，恐怕也極為恰當。

    本書不依朝代敘述，而將國史分成五編，也就是五期：秦以前為上古、秦到五代末為中古、宋到明末為近古、清為近世、中華民國時期為現代。這樣的分法，是參照歐洲史上的上古中古近古之分，再加上近世現代兩期，顧先生、王先生雖未說明其分期之依據，但當時胡適寫《古代哲學史》《中古思想小史》，用時也是這樣的分期。後來「唐宋變革期」及「資本主義萌芽」引起的爭論，則跟五代、明末做為哪一個世代的下限有關。依馬克斯史學之分法，上古為奴隸社會、中古為封建社會、近世為資本主義社會，當時馬克斯史學尚未流行，本書亦無此種覯念，故只是依歷史本身所呈現的段落來區分。

    因不依朝代來敘述，是以本書亦不附帝王世系表、不用帝王年號紀年、不承認正統觀念。民國初年史學界倡議新史學、反對傳統史家只以廿四史為帝王一姓家譜者，大抵都具有這種觀念，如梁啟超在《歷史研究法》中便曾倡議之，本書則是一種實踐。

    在這個新框架內，上古時期被他們稱為「域內文明的成人時代」，就是中華文明誕生到逐漸成熟的時期，建立了國家政權及封建制度，思想上也有許多開創。秦到五代末，則是「中國民族文化蛻變的時代」，封建之局結束了，但政治上一直是統一的中央政府和分裂政局相起伏，華夏民族和四裔相爭衡，而文化上又相融相斥的時期。中國固有的文化，由於吸收了新血，所以蛻變成更燦爛的文明。宋代到明末、遼金元入侵，構成了對中國民族更大的挑戰，形成了中國內部各民族的爭存時代，而此亦是中國近世文明演進的時期，文化有較大的發展。清代，不但是異族入主，也是西方文化對我造成衝擊之時代，故稱為「東西文明的接近期」。至於中華民國肇建，乃是結束帝制，創立共和國家，而且一切學術都帶有世界化之色彩，故為現代的「中國文明之世界化時代」。

    如此分期，自然就體現了他們對中國史的整體看法，一是注重民族間的關係，二再由此擴大到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關係，三則由此民族間之文化衝突與融合，推動著中國史走向世界史，形成進化的歷程。

    在本書印行之前，梁啟超曾於一九○一年寫過《中國史敘論》，提出中國史三階段說，認為上古至秦，是中國自主時期；秦漢至清中葉，為中國參加亞洲歷史之時期；清中葉以後，則是中國參加世界之時期。其後，傅斯年也有一種分法，反對用西方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主張用種族的標準，分上古至南朝為純漢族之中國，隋至南宋為胡漢混合之中國（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北大日刊，一九二二年四月十至廿三日）。當時學界占勢力的，乃是日本桑原騭藏的《東洋史要》四期分代說，梁傅均是不同意該說的。顧頡剛、王鍾麒這本書無疑近於梁傅，皆是著重中國史擴大與緜延之問題，而就地域、種族、文化等方面著眼。如此論國史，不僅可突破傳統講中國史只注重於政治的方面，更可打破漢族中心主義，而亦非以歐洲史為框架來削足適履地看中國史，因此至今仍是值得參考的分期架構。

    在各期內部，具體論述時，本書除上面所談，頗注意民族間之衝突與融合外，在政治部分，較注意制度之變遷，而非政權之更叠，例如官制、地方制、稅制、選舉制、兵制等。在社會部分，風俗、宗教、家族制度、社會組織，及學術文化部分，如儒學、玄學、理學、文學等，也都花了較多筆墨。這些，都是本書深具價值之處。像在中古編特闢專章討論尊重儒術的影響、表章氣節、佛道教之興起、科舉與古文運動；近古編談書院與學派之蔚起、明代思想與士風；近世編談獎勵黃教與特開詞科、考據與時勢、民教衝突；現代編談文學革命和國語運動，更都能把學術思想或風俗社會上的一些現象及政策，如何與政治甚或國族命運之發展結合起來看，這是很不容易的。

    另外，可注意的是：編本書時，顧氏王氏均當青年，顧氏的主要學說尚未創立，但本書首揭歷史與地理之關係，指出治史者，往往「即地可以證史，就史可以證地」，打開了近代歷史地理學的視野，也成為顧頡剛後來在北大、燕京大學講古代地理沿革史、籌組禹貢學會等工作之發軔。本書關於民族問題，則為爾後顧氏西北考古與邊疆研究之先聲。而本書「把荒遠難憑的傳說存而不論」，認為傳說中的帝王只是文化史上幾個時代變遷的象徵，堯舜的故事，一部分是神話，一部分出於周末學者的「託古改制」等，更是《古史辨》時期顧頡剛著力發揮的論點。故本書雖成於早歲，且係與王鍾麒合作的書，卻不難看做是最能代表顧氏整體史觀與史學規模之作。許多在本書中簡單的論斷，後來顧先生也會用較繁複縝密的論著來說明，但說來說去，大旨其實亦不外本書所述。試比較他《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和本書論漢儒「把方士的迷信硬披上儒家的外衣」云云，就可明白了。據此而言，本書在近代史學史上之重要性，顯然要遠超過一般歷史教科書所能具有之意義。

    純就教科書而言，本書分編分章既如上述，具有條理及史識，其文筆與觀點又頗具特色，當然極受歡迎。我覺得最可稱道的是它的敘述能力，在史事繁賾駁雜之中，甚能提綱挈領，說得不蔓不枝，像五胡亂華、五代十國那樣紛紜的變局，要用如此簡練的筆法講清楚，真是不易。它的輔助工具，乃是圖表和附註。凡史事之不易敘明者，或用圖表以助理解；凡觀念之需考辨、史蹟之待補充者，則附註以申發之。有些註，如論正統論、考雕板印刷術始於隋等，都很重要，不容放過。時賢所作歷史教科書，固然學力各有優長，但普遍筆舌木強，話講不清楚，且往往輕重失倫，比起顧氏王氏，不免有愧。

  五、

   當然，每本書都烙著時代的印記，此書亦不例外。本書論九流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崔述疑古，用胡適說；論正統論、論匈奴與羅馬盛衰有關，用梁啟超說，都屬這類例子。謂任俠出於墨家，則用蔣智由說。梁啟超於光緒三十年作《中國武士道》一書，推溯俠之淵源本於孔子。蔣智由〈序〉卻主張出於墨家，謂：「墨家者流，欲以任俠敢死，變厲國風，而以此為救天下之一道也。」後來此說較俠出於儒更為流行，顧氏王氏也採用此說。但此僅出於今人之歷史想像，俠既與儒無關，當然也與墨無關，《史記》說得很明白，俠是「儒墨皆排擯不載」的人物，怎能說俠風出於墨行呢？此即可見本書論事，所採當時研究所得及通行之見解，在今天看來，有不少是還可商榷的。

    例如五四運動以後，批評儒教成為一種風氣，認為儒學都被漢儒宋儒搞壞了，漢儒迷信、宋儒玄虛，故凡批判儒家者，往往就獲推崇，如漢代的王充、清代的戴震，就是被推崇出來代表反省批判儒學流弊思想的人物，本書也不例外。因此說王充為自然主義，一掃漢人把天看成是有意識的天帝之虛妄。這是那個時代的「意見氣候」，現在脫離了那種意見氣候，我們才知道王充根本跟自然主義無關。他批評當時儒生藉天變災異來警示帝王，可是他贊成講聖王賢德天就會降下祥瑞，又相信占夢、相信有妖怪、相信謠讖、相信氣會變化出兵書，這都不是自然主義的態度。本書由胡適校訂，論王充及漢魏思潮也深受胡適影響，故未及細勘王充《論衡》原書，以致論析不免失中。凡此之類，皆是時代所限，然亦不妨說恰好可視為瞭解當時思想界一般意見之史料。

    又如本書說南北朝分立以後，南北融合、隋唐之習俗、宗教、官制、族望等大多上承北周後魏，與漢魏兩晉不同。此種意見，實亦為矯正以往論史者偏於漢族本位故於南北朝較重南方之弊而發，如後來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即是把這種意見詳細論證了的名作。但此等矯枉之言，實亦僅得一偏。因為唐代制度源於南朝者卻也不少，文學與思想更是南勝於北，唐初修纂《五經正義》便深染南學，唐人所修《隋書．經籍志》且明說：「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可知說南北融合而特別注意北方異民族對隋唐文化之貢獻，是偏頗的。」

    這些都是在當時意見氣候及研究傾向中形成的問題，另外還有一類問題，則來自作者的疏忽或知識不足。本來，歷史涉及了人類總體記憶及活動，要掌握它，所需要的知識，可謂浩瀚無涯。可是史家無論如何、知識總是有限的，某些地方即不免照覽不周。像本書論宗教，說唐代時伊斯蘭教「已托根於天山南路，因回紇人以傳入內地，於是回教之名便由此成立」；說西晉滅亡以後，生出悲觀消極之思想，「所以自然主義的道家哲學，末流竟一轉而成為求仙鍊丹的出世主義」；說佛教「北派先來中國、南派至梁武帝時始顯」；說摩尼教出於祆教等等，就全是錯的。伊斯蘭教來中國，主要由海路。天山南北路在唐宋時期尚無伊斯蘭教之傳布，回紇信仰的是佛教與摩尼教，回教之「回」，並不來自回紇。道教則在漢代已盛，非西晉滅亡才興起。東晉葛洪那類講鍊丹的人，更不是由道家哲學轉來，其《抱樸子》不但直接批評老莊，內篇也只講儒學，不談道家。至於佛教，本身無所謂南派北派，只有大小乘、部派佛教、密教之分。傳入中國以後，先在北方，東晉時南方卻已甚盛，並不遲至梁武帝時，因此這是誤把禪宗達摩來華的故事當成是整個佛教南派始傳來中國。五四那一代的新青年，因反對宗教迷信、提倡科學，以致對宗教事務並不十分熟稔，發生這類失誤，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除了這些偶可商榷者外，本書確是一本簡要清通之中國史讀本，我很希望所有關心中國史的朋友都能仔細讀讀它！

轉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808ed010008a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