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於亮劍的晚清海軍為何擱淺泥沼?

索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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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9月3日，東海之濱的浙江像山舉行了開港儀式，大清國又向重振海軍強國的夢想邁進了一步。
　　  
海上夢想

　　這一天，“風和日麗，景像倍形佳勝”（載洵奏折），24艘新式戰艦和無數的舊式水師炮艇及民船，聚集在海灣內，岸上也聚滿了無數的紳商士庶，一同見證這一振奮人心的時刻。
　　大清國最先進的海圻號巡洋艦是此次開港典禮的旗艦，只見海圻號上紅旗舞動，發出了信號，岸上的工兵便點燃引信，引爆炸藥。大塊大塊的山石崩裂開來，落入海中，激起巨大的浪花。灣內的軍艦，此時一同鳴放21響禮炮，制服鮮亮的官兵們站坡列隊，向黃龍旗莊嚴敬禮。
　　禮炮聲停止後，籌辦海軍大臣、郡王銜多羅貝勒載洵與大清海軍總司令（海軍提督）薩鎮冰在旗艦上領頭高喊：“大清國萬歲！皇上萬歲！軍港永久！”
　　所有在船人員，包括閩浙總督松壽、浙江巡撫增溫，以及圍觀的民眾，此時也一起放聲高喊萬歲。官紳商學、軍民人等，群情振奮。在載洵事後寫給中央的報告中，深深地為百姓“愛戴我皇上而深盼海軍早日成立，藉資衛國以衛民”的殷殷期盼所感動。
　　宣統新朝，古老大清王朝的年輕領導核心，正以巨大的熱情，依托強大民意，試圖在百廢待興、捉襟見肘的窮困財政下，勒緊褲腰帶，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重振當年北洋艦隊名列世界八強的雄風，在這個靠堅船利炮才能獲得發言權的國際政治叢林裡，發出屬於中國的強音。
　　一個月前，雄心勃勃的《重建海軍七年規劃》向世界公布。這個規劃提出，在整頓各洋艦隊舊有各式兵輪的基礎上，在第3 至第7 年的5 年裡，添造頭等戰艦8 艘，巡洋艦20 余艘，各種兵輪10 艘，編制第一、第二、第三各隊水魚雷艇；編定北洋艦隊、南洋艦隊及閩省等各洋艦隊；成立各洋軍港和船塢；設立海軍大學，等等。
　　計劃剛一公布，載洵、薩鎮冰就冒著酷暑，出京巡視沿江沿海各省防備，足跡遍及天津、山東、江蘇（含上海）、浙江、福建、廣東、江西、安徽、湖北等九省，歷時一個多月。這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系統的一次海防江防大檢查。
　　令大清中央政府頭疼的是，重振海軍的雄偉藍圖，卻被困於財政的泥沼之中。根據計劃，重建海軍需籌措1800萬兩開辦經費和200萬兩常年經費，其中，至1909年10月，必須籌得開辦費1134萬兩，常年經費168萬兩。這筆巨款，由中央財政和全國各省分攤，但始終遙遙無期。
　　大清國實在是太窮了。《馬關條約》和《辛醜條約》的兩筆賠款，其數額之巨，創下了人類歷史上戰爭賠款之最高紀錄，大清財政基本成為“賠款財政”。而此時，正在努力塑造國際新形像的大清國，又開始全力推行“禁煙運動”，這雖然是一件從根本上利國利民的大好事，但驟然實施後，造成作為財政收入主要來源的鴉片稅（“洋藥稅”及“土藥稅”）銳減，財政更為拮據。
　　新設立的財政部（“度支部”）由滿清貴族中最為能干的載澤出任部長，但他並不認同中央發展海軍的戰略，而是認為應當首先發展陸軍，才能將有限的資源發揮出最佳的作用。有關陸軍與海軍的發展順序，本是一個見仁見智的話題，自同治年間就一直成為政爭的焦點。但問題在於，既然中央已經形成了同步發展海軍的決議，並且在經費籌措上進行了詳細分解，作為財政部門就該嚴格地執行，而載澤卻表現出了畏難和退縮，甚至要求辭去其所兼任的海軍協辦之職，理由是自己連在頤和園昆明湖開船的經驗都不具備（疏浚昆明湖的一大理由就是開設海軍學校，這被普遍認為是慈禧太後挪用海軍軍費的罪證），哪裡有資格參與縱橫四海的海軍大計。
　　載部長的牢騷自然是相當刺耳的。重建海軍的決策層中，除了薩鎮冰參加過甲午海戰外，攝政王載灃、籌辦海軍大臣載洵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干部，同樣沒在昆明湖裡開過船。載灃裝傻，降旨挽留載澤，但根據當時的報紙披露，在討論海軍經費籌劃時，這位財政部長裝聾作啞，不置一詞。
　　除了中央內部扯皮外，地方大員對重建海軍多是堅決擁護、一毛不拔，表態很積極，行動很遲緩，雖然踊躍認攤，但都帶著“設法騰挪”、“稍寬期限”的前提。地方大員們的陽奉陰違激怒了年輕氣盛的載洵，根據《申報》報道，他提出各省如能切實執行，至少可以節省“糜費”1000余萬兩，足夠海軍開銷。享受郡王級別的載洵，雖有辦事的雄心，畢竟是出身大宅門的公子哥，對官場的水有多深多渾並不了解：那些鋪張浪費、大吃大喝而“糜費”的錢，如果靠一道政令就能節儉起來，大清國早幾年就足以建立起好幾支強大的艦隊了。
　　

行政泥沼

　　其實，真正困擾著大清海軍的，除了經費困難的財政泥沼外，更為根本的還是政令不通的行政泥沼。
　　自太平天國運動以來，清政府下放給地方的，不僅是財政權，而是以財政權為核心的幾乎所有行政權力。中央權力所賴以運行的，只留下組織人事權的杠杆，而這一杠杆的運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賴決策者的個人威望和手腕，否則難以對抗地方大員的本位主義與離心傾向。鹹豐三年，河南地方官就敢截留路過河南地界的陝西協餉，儼然收取買路錢的山大王，四萬九千兩的銀子只還給中央一萬四千兩，最後也還是不了了之，而此時，鹹豐皇帝還在世呢。在晚清有關財政的上諭中，經常能發現諸如要求地方督撫們“發現天良、力顧大局”之類的“軟話”。曾國藩也曾指出：“戶部之權日輕，疆臣之權日重”。《泰晤士報》著名記者、後來擔任袁世凱顧問的澳大利亞人莫理循也指出：“在中國，財政無疑像一塊礁石，而國家這只航船很可能觸礁沉沒。”這其實成為晚清包括財政權在內的“資源控制地方化”的最好寫照。
　　“財政散漫”造成“一切政治皆有空言而無實效”，成立度支部就成為宣統朝改革的重要內容，不僅是預備行憲的關鍵環節，更是“綜理全國財政”的要端。度支部將全國稅收分為國稅和地稅兩部分，國稅必須無條件上繳中央，並據此編訂全國預算，其核心為軍費預算。應該說，這是建立一個高效、統一的國家財政的必由之路，並非所謂的“腐敗的滿清政府”的“垂死掙扎”。但軍費開支一直成為地方與中央博弈的焦點，甚至在新設立的准議會“資政院”內，由地方督撫選拔推薦的多數議員也要求緩辦海軍，令中央政府十分尷尬。
　　“尾大不掉”實際上成為大清國致命的頑疾。地方大員們以地方利益為重，往往自行其是，乃至以鄰為壑，大規模改革開放帶來的新增經濟實力，並沒有能集中服務及服從於國家的整體建設，相反卻為根基於天下觀念和鄉土意識的地方離心傾向提供了堅強的經濟基礎。中央財政日益枯竭，無法為社會提供足夠的公共品，甚至連重建海軍這樣得到民意支持的國防大計也難以實施。
　　在重建的海軍中，因大量官兵來自福建和廣東，在軍內形成了濃厚的“同鄉會”地方勢力。根據未被後世修正過的原始記錄，辛亥年間大清海軍集體“投奔革命”，主要並非意識形態上的追求，而只是因為革命黨人中多有廣東福建老鄉，老鄉見老鄉，就跟著一起反政府、“干革命”了。何況，作為當時最現代化的武裝力量，海軍自身也在全社會的“靠山吃山”氛圍中，成為一個獨立的利益追求者，要在這風雲詭譎的亂世中實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一支強大的海軍，必須要有大到政治體制、小到財政體制的“深水良港”的配套支持。晚清海軍，雖有亮劍南海的勇氣、巡航美洲的實力，但終究還是擱淺在了財政枯竭和地方離心的泥沼中……

索額圖

對。
所以此文章的確有一定程度的見解可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