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秀歷史疑案真相大白

沮渠元熙

中國近代史上備受關注的杜文秀歷史疑案真相大白

——我國史學界5 O餘年討論杜文秀對外關係問題評述

原創：馬穎生

本文轉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1159ff0100emw6.html?retcode=0

從1955年迄今，我國史學界討論杜文秀對外關係問題已50餘載，隨著新史料的發現和研究的步步深入，1 87 1年的劉道衡“使英"謎底已經完全揭開，杜文秀不再爲此“背黑鍋”。在此，筆者將50餘年的杜文秀對外關係問題討論試作一個評述，並求教于史學界各位前輩和同人。  
一、      三種觀點交鋒——杜文秀外交熱烈討論時期(1 955∼1 976年)

杜文秀在清代被視爲“罪大惡極”的“叛逆"④；民國時期，一般人傾向於稱他爲“民族英雄”②或“革命英雄”。解放初期，他和他所領導的這場反清革命運動，幾乎爲所有的中國近代史著作所肯定，1952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還將白壽彜先生編的《回民起義》資料列入其中，正式出版。著名史學家範文瀾先生任該書總編輯之一。但此後不久，此種狀況即發生變化。根據有關記載，“杜文秀問題的起因，是由於中國科學院現代(近代史)研究所一位元年輕研究員根據第三手間接資料，寫成一篇文章，直陳杜文秀意圖出賣雲南給英國帝國主義者而引發"。當時一位領導讀到這篇文章後，“約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範文瀾……等人。在談話中，還把新疆的阿古柏和杜文秀扯在一起”……③受此影響，範文瀾先生在1954年8月修訂，1955年出版的第九版《中國近代史》中，增加了斥責和否定杜文秀的內容，範老說：

    1871年，杜文秀使兒子到倫敦出賣雲南。英國政府……指使愛山到土耳其講具體的出賣條件……杜文秀是中國人，竟敢出賣祖國的雲南和雲南各族居民，從他勾結英國侵略者的一天起，他不再是起義軍的代表，而是祖國和起義軍的叛賣者。④
這就是史學界最早否定杜文秀的論調。此後郭沫若先生在其主編的《中國歷史》(初稿)中發揮道：

    一八六八年，他們(按，指英法侵略者)都派人到大理活動。法國的活動沒有結果，英國則與杜文秀建立了聯繫……給杜文秀大批軍火，幫助建立兵工廠。在緬甸八莫專門設立了政治商務代表處，操縱大理政權。杜文秀在英國侵略者的支援下自稱撒裏曼蘇丹，改年號，造宮室，建立了一個所謂“獨立國”……一八七一年(杜文秀)更派他的兒子訪問英國、土耳其，準備進一步出賣祖國。⑨

兩位史學頂級權威的話，基本上是一錘定音。此後出版的華東師範大學的《中國近代歷史講義》、汪伯岩先生編寫的《中國近代史講話》、《高中歷史第三冊》、《中學中國歷史雲南鄉土教材》，都按范老和郭老的觀點來寫杜文秀及其大理政權，其他近代史著作也基本持同一觀點。

總之，從1955年到1960年，史學界對杜文秀基本上是四面夾擊，“否”聲一片。   
事情的轉折發生於1961年，就在史學界對杜文秀一片“聲討”聲中，有人站出來說話了。早在20世紀30年代即攻杜文秀史實，抗戰期間作爲史學名家邵循正先生的研究生，時任昆明師範學院歷史系主任的吳乾就教授不懼打擊報復，在雲南《學術研究》創刊號上，以一篇近3萬字的《關於杜文秀的評價問題》，把上述“新論”駁得體無完膚。   
關於英國支援杜文秀建立“獨立國”問題，吳乾就指出：   
我們認爲，1 868年，杜文秀並沒有在英國侵略者的慫恿和支援下，自稱蘇丹，改年號、造宮室，建立了一個所謂的“獨立國"。安鄴在東京問題裏，稱杜文秀作“大理的蘇丹”或“蘇丹”；克拉克在《貴州與雲南省》裏，稱杜文秀作“王”，我們只要舉一件實物就可以駁斥了英法侵略者這種讕言。杜文秀失敗後，法國侵略分子羅舍曾在馬如龍那裏見到杜文秀的赤金方形帥印，他是準備送繳軍機處銷毀的。這方印中分爲兩部分：右半是篆文“總統兵馬大元帥杜’’，左半是阿文“一切回人的領袖"。羅舍曾蓋了幾個印樣，後來影印在他所著的《中國雲南省》的扉頁上c實則杜文秀一直稱“大元帥”，在雲南已是常識了。所謂“王”、“蘇丹”都是外國侵略者想當然地送給杜文秀的徽號……@   
而法國侵略者安鄴，當時的確稱大理政權做“回族王國”或“王國”；英國侵略者安德遜等則稱他作Panihays王國，但安鄴接著就解釋說：“此項名稱是英人給予這省回教人的。”④此，吳乾就認爲：   
說杜文秀1868年在英國侵略者的慫恿和支援下，建立了一個“獨立國"這論點是沒有依據的，從而認爲評價杜文秀，應以1868年爲分界線，分前後兩個階段的論點，也是站不住腳的。   
同時，吳氏還認爲，英國侵略者並沒有“給杜文秀大批軍火，幫助建立兵工廠。”他承認，大理政權從緬甸輸入武器是事實，最初是購買“緬刀、蠻鑼和自來火槍"，後來又購得“燧槍，其中有英、德、法制的，他們久已爲歐洲所廢而不用的過了時的武器，由英國人賣給緬甸人，再由緬甸人賣給杜文秀"。後來大理政權又有了火藥槍、火繩槍、後膛槍等，也是從緬甸進口的。“但是這些軍火，如法國侵略分子羅舍說的，都是些過了時的落後武器，是大理政權通過商隊從緬甸人那裏轉手買來的。我們在迤西調查時，也還沒有聽到過英國侵略者‘給杜文秀大批軍火’。遲至杜軍圍省時(1 868∼l 869年)，杜文秀花了一百兩黃金的高價，才從一個來歷不明的騰沖人尹朗然那裏買來一支英制左輪手槍……"這足以證明，遲至大理政權晚期，杜文秀未得到英國的任何軍火。吳氏指出：   
“英國侵略者既然連一槍一彈都沒有供應杜文秀，說他‘幫助杜文秀建立兵工廠’就更成問題……無論在中外文獻或調查材料裏，我都沒有看過或聽過這樣的說法。恰好相反，清政府倒是從法國侵略者那裏得到了大批軍火和技術人員的支援，在昆明辦起兵工廠來了……我們認爲，法國侵略者給清政府大批軍火，幫助他建立兵工廠是真，英國侵略者‘給杜文秀大批軍火，幫助建立兵工廠’是假，千萬不要張冠李戴才好。”⑧至此，此問題實際上已經得到徹底澄清。   
關於所謂杜文秀遣使到英國和土耳其“乞援"問題。吳乾就指出：   
第一，“被派到倫敦和君士坦丁堡乞援的不是杜文秀的兒子，而是劉參軍，名道衡，字濟卿。"   
第二，劉道衡出使意圖，吳乾就從劉道衡《上杜公書》中分析，系劉主張“遣使至英法，誆騙他們出兵，共同推翻清皇朝，然後再把英、法侵略者趕走，杜文秀遂得坐收其功以有天下。”吳氏又引《上杜公書》中的“彼英法，不過假其手以亡清朝，爲帝王之驅除耳，安能逆理拂人，以夷變夏耶?”認爲“這就是劉道衡出使的主觀意圖。由於英法侵略者自l 860年以後，早已決定支援清政府這只破船，事實上他這一策必然落空……”   
第三，劉道衡“出使"與杜文秀的責任問題。“回族老人認爲大理政權的領導集團中，存在著‘江裏派’和‘江外派’的矛盾，在大理政權的末年，這反映在杜文秀和楊榮二人的關係上。從而懷疑劉道衡出使，是楊榮背著杜文秀搞的。"   
第四，杜文秀對劉道衡主張求援英法的《上杜公書》作“奇文"欣賞，當時大理就有人認爲是書生之見。“杜文秀顯然以他l 5年軍政首長的經驗，覺得這計劃的實效怕渺茫難期。因此，杜文秀批語對劉道衡的具體建議反而不贊一詞，他是把《上杜公書》僅僅是當‘奇文’欣賞的……所以，劉道衡走後，杜文秀並沒有把這回事放在心裏。也就是說，沒有把他看作有關大理政權的興亡大事來考慮。我們還沒有看到大理政權此後的措施有那一件和這回事有什麽聯繫的。”   
第五，關於劉道衡訪英的後果：空手而歸。“他沒有得到，也可以說，大理政權從來沒有直接得到英法侵略者一槍一彈的援助；他沒有和英國侵略者簽訂任何出賣民族利益的條約。說杜文秀出賣民族利益，在客觀上是子虛烏有的事情。如果要作‘誅心’之論，他又非真心賣身投靠，而是‘佯’爲這樣，‘僞’作那樣。因此，把動機和後果統一起來看，杜文秀並沒有什麽叛賣的行爲。如果僅據邏輯上的推論，並非據客觀的存在，給杜文秀遽作出‘叛賣者’，‘民族分裂主義分子’的結論，是不是言之過早，說得太隨便一些?因爲可能性和現實性之間，到底還有一定的距離。”   
第六，關於範老所言，英國指使劉道衡到土爾其講具體的“出賣條件"。吳氏指出，劉道衡在英國所得到的是失望，“他才不得已去君士坦丁堡試看，這倒無需英國的指使。劉道衡送上門來而英國侵略者不要，卻指使他‘到土耳其講具體的出賣條件’，而土耳其又非英國的殖民地或附屬國，這是令人難解的，難免有故入人罪之嫌。”   
吳先生以研究杜文秀30餘年的功力寫出的此長篇駁論文，基本澄清了所謂“獨立國"問題和英國操縱大理政權問題，猶如平地驚雷，引發了．全國史學界對杜文秀外交的討論。   
緊接著，青年史學工作者李青先生發表了《談談關於杜文秀的幾件史料》，該文徵引雲南史學前輩的調查資料，證實劉道衡不是杜文秀的“兒子"；而最重要者李青舉出兩項杜文秀拒絕部下建議“稱王”的史料和“先攻省垣、出師桂林、直趨武漢、大舉北伐"的戰略思想，證明杜文秀沒有獨霸一方、偏安小就、稱王稱帝的糊塗思想。文章最後說出，杜文秀沒有絲毫的建立“獨立國”的意圖和行動，《中國近代史》等書的編著們“對杜文秀的歷史地位的評價是顯得過早和草率的。"⑩   
吳、李兩篇文章發表後，引起了媒體關注。1961年8月23日，《雲南日報》以《就清代雲南農民起義中的一些問題，我省史學界展開初步討論》爲題，報道了討論情況。緊接著《人民日報》以《雲南省一些歷史工作者對杜文秀提出新的評價》爲題，作了以下報道：   
“l868年，英帝國主義是曾經派遣特務到大理一帶活動的，但是杜文秀並沒有和英國侵略者勾結…一·也沒有發現過英國侵略者直接給杜文秀軍火以及幫助杜文秀建立兵工廠的事實。"並認爲，杜文秀在起義後期雖然“派過人到英國，但是他未得到外國的任何幫助。”@因此應該肯定杜文秀。   
1961年12月1日和1 2月1 9日，《光明日報》以較大篇  幅分別刊出吳乾就《試談杜文秀的評價問題——一些外國資料的的辨僞和剖析》和李青《談談杜文秀的幾件史料》，基本上是雲南《學術研究》刊登吳、李文章的重點部分。《人民日報》報道和上述兩文在中央媒體上發表後，從而在全國範圍內基本澄清了所謂“獨立國”問題，英國供給“杜文秀大批軍火，幫助建立兵工廠”和“操縱大理政權"問題，在全國引起了巨大反響。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中央媒體從未轉載否定杜文秀大理政權的文章，可見國家在處理這個問題上的慎重。   
以上即從20世紀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我國史學界否定和肯定杜文秀的兩種觀點。    但事情並不是到此爲止。1962年，中國人民大學馬汝珩先生在《民族團結》發表論文：《關於杜文秀的評價問題》，提出了第三種觀點，即對杜文秀“基本肯定，部分否定”。他說：“既要指出杜文秀在起義後期，由於派人去英國求援而造成民族分裂傾向的錯誤，也要看到他領導雲南各族人民堅持十八年反清鬥爭所作出的貢獻。而且認爲杜文秀在反清鬥爭中的功績是主要的，過錯是次要的。”這第三種觀點還爲一些人所接受。   
就在史學界三種觀點激烈交鋒之際，真正到英國調查過劉道衡“使英”全過程，掌握劉道衡致英國政府的信函，並作過科學考證、辨僞的人出現了，他就是復旦大學著名人類學家、史學家田汝康教授。   
田汝康，昆明人，漢族。早在20世紀40年代留學英國期間，即跑遍英國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認真收集有關杜文秀起義的史料。正當史學界爲杜文秀的“問題”爭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他並未置身世外，而是在思考。   
他認爲國內學者外文資料掌握太少，對劉道衡“使英"全過程更是缺乏瞭解，因而難以得出正確結論。於是田先生將上世紀40年代在英國留學時收集到的杜文秀對外關係的外文資料作了系統研究、整理，寫成了《有關杜文秀對外關係的幾個問題》一文，發表在《歷史研究》1 963年第4期上。當時，史學界搞“影射史學”之風愈演愈烈，田先生的文章剛好與戚本禹批判羅爾綱“李秀成是學蜀漢大將姜維故智僞降曾國藩"的學術觀點，把李秀成打成“叛徒"，整羅爾綱的文章——《評李秀成自述》發在同一期上，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是要冒很大風險的，何況田先生是所謂“海歸”派。但他以一個正直的史學家的良心，不怕被扣上“替叛徒辯護”的帽子(吳乾就、李青先生已被人扣了此頂帽子)，不怕打擊報復，毅然將文章發出。文章分“杜文秀與英法侵略者的接觸"、“騰越的通商”、“回教國”的問題、“劉道衡‘使英’問題"、“有待研究的問題"5個部分。僅l萬余言的文章，用了近40種外文記載，包括英國印度事務部檔案、英國官員《治緬回憶錄》、《倫敦每日電訊報》、《英國地理雜誌》、《近代緬甸史》、《上緬甸的政治制度》、《印度支那探險記》、《印度支那和清帝國遊記》、《李希霍芬中國旅行報告書》、《滇西探險記》等……   
第一部分，田氏認爲：   
從1 855至l 871年，除去李國綸在騰越同英國斯萊頓談過通商問題外，杜文秀從未同英法侵略者建立過任何關係。到過大理的僅有安鄴所率領的探險隊，但立被杜文秀所驅逐。顯然，由於雲南回民起義的結果，在杜文秀直接的抗拒或起義間接的影響下，英法侵略者窺探雲南的陰謀受到嚴重的打擊，蠶食雲南的打算被迫延遲了十八年。   
第二個問題，田氏指出：   
l868年大司空李國綸曾允許英國‘探險隊’進入騰越，並同意通商問題。這是唯一被允許入雲南境內的外國探險隊，而且是雲南回民與英國唯一的一次正式發生關係……不管英國侵略者的打算如何，就整個談判過程和談判結果來說，李國綸並沒有接受任何不平等的待遇和做出任何喪權辱國的事情來。   
第三個問題，田氏指出：   
歐洲人所謂的大理回教國，根據僅來自一張傳單。據說這種傳單是杜文秀在1 866年前後在西藏、四川等地少數民族地區散發的，英屬印度政府從尼泊爾得到這種傳單，玉爾上校曾獲得l份，以之贈與安鄴，在他的《印度支那探險記》裏作爲附錄文件發表……傳單中聲稱在大理建立了回教國，杜文秀被稱爲蘇丹蘇萊曼(即梭羅門，也譯蘇來茫)，這便是所謂大理回教國的來源……一份傳單上的內容和一個政權的性質畢竟是兩回事，一個政權的性質可以在一份傳單中得到反映，但單憑一份傳單來判斷一個政權的性質仍然有問題。   
第四和第五個問題：   
這一部分，田先生對劉道衡使團的人員、到緬的時間，赴英的時間，在英國的活動作了具體的考證和論述。他指出，(一)劉道衡帶去的所謂杜文秀向英皇稱臣的表文，所注年月是“辛未年十月"，約l 871年11∼12月，而據英國駐八莫代表的行政日誌所載，“大理使臣”過緬甸是l 87 1年9月，並且在八莫一直停留到11月才離開，甚還特別注明“顯然即正來印途中的大理使臣”。這樣看來，這份表文要不是劉道衡抵緬後，大理才另派人送出，另一個可能便是劉在緬甸自己弄的；(二)這份表文的筆迹同劉在倫敦致印度事務部的兩封信的筆迹很相似；(三)劉道衡帶去的那一張作爲“獻土稱臣”表示的所謂“大理所管之地”的地圖，據稱“由東至西人走1 8日，由南至北人走22日"的範圍，其實是一幅《大理蒼山十九峰的風景畫》；(四)作爲貢獻土地人民山川城池象徵的四箱大理石，體積“龐大笨重”，火車輪船載運尚嫌困難。據倫敦《巴瑪爾報》報道，當時清軍和上緬甸搜查甚嚴，劉道衡是化妝逃出來的，途中經歷許多驚險才到達下緬甸，在這種情況下，攜帶這樣體積的物品，不僅載運困難，而且等於自我暴露來自大理的身份，這是不可想像的。根據以上四項考察，劉道衡“使英”完全是騙局，是劉道衡的個人行爲。“所搞的花樣不止無恥，而且也幼稚可笑，無怪乎在倫敦不只整個使團的身份受到懷疑，甚而劉道衡個人的來歷也認爲不大可靠。”   
田先生認爲，大理政權時期，杜文秀在處理對外關係上是正確嚴肅的，在他的抗爭下，英法殖民主義者窺探雲南的陰謀受到嚴重打擊，蠶食雲南的打算被迫延遲。最後階段出現的劉道衡事件，“這確是一樁可恥的行爲，但究竟杜文靂應負什麽責任以及其原因何在，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⑩   
這是一篇很重要的論文，田先生以大量的外國文獻證實，劉道衡“使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局，與杜文秀無關。但鑒於當時的政治氣氛，田先生還是給杜文秀留了一個尾巴。據瞭解，田汝康先生這樣做，是“爲了提防挨整而故意在這篇文章中留下一漏洞，以便將來能爲自己辯護。"⑩    田汝康先生文章發表後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大陸學術界討論杜文秀對外關係就此冷落，而臺灣學術界卻熱鬧起來。1968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王樹槐先生出版了系統介紹杜文秀起義的《咸同雲南回民事變》一書。該書第四章在寫杜文秀“聯外的闕略"中認爲：   
劉道衡以文秀義子名義，率領杜文秀的外甥，及馬來翻譯1人，隨從5人，于同治十年底到達緬甸，由英屬印度政府之安排，經加爾各答至倫敦。劉在緬時雖受英人重視，但到倫敦則不然，和他接談者僅是印度事務次官凱依。時北京已風聞此事，向英公使威妥瑪抗議。威妥瑪請英外交部勿與杜文秀議約……於是英政府將劉道衡等遣歸。⑩   
王樹槐先生雖然未給杜文秀扣什麽帽子，但很顯然，他認爲劉道衡是杜派的。   
1976年，同樣爲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的黃嘉謨先生又出版了《滇西回民政權的聯英外交》一書，此書引用了大量外文資料，內容豐富。他同時認爲田汝康先生的學術觀點，是一種“有趣的說法"。但問題是，作者太過相信外國資料，沒有結合雄厚的中國文獻進行辨僞考證，而是外國人怎麽說，他就怎麽寫，這就使人不得不懷疑這本書的可靠性。他寫道：“時當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十月，杜文秀終於依照劉道衡的建議，仿石敬瑭稱臣於契丹的故事，修備上英王表文一道……”   
黃氏認爲：   
滇西回民政權方面以缺乏世界知識，也不甚瞭解當時的國際形勢，即錯過了聯外的有利時機，臨到危急關頭，才匆遽遣使赴英乞援，已是爲時過晚；而對英法互相猜忌與競爭的形勢，未能善爲利用，致其聯外活動終歸無效，殆屬勢所必然；反之，假如滇西回民政權當局懂得此中奧妙，早日取得英國的支援，競與滿清官府長久對抗，戰禍蔓延不絕。甚或說服英國出兵侵佔中國，杜文秀競成爲歷史上稱臣于契丹的石敬瑭，在英王卵翼下當一個‘兒皇帝’，其結果也不一定是中國地方之福。   
本書認爲，劉道衡的“出使”，完全系杜文秀“派遣”，杜文秀“竟成爲"石敬瑭一樣的“兒皇帝"。   
以上便是從1 955∼1976年，我國史學界對杜文秀否定、肯定、基本肯定、部分否定三種觀點激烈交鋒時期。

二、      深入討論時期(1 979∼2000年)

這一時期由於“四人幫"被粉碎後，史學界開始撥亂反正，學者們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學術觀點，而不必擔心遭到報復。1979年4月，上海《學術月刊》發表了錢昌明先生《杜文秀是雲南回民起義的傑出領袖》一文，該文認爲，現實生活中有冤案、錯案，在歷史人物身上就何嘗沒有。作者覺得，近代史上對杜文秀的評價即一例。杜文秀是清代雲南回民起義的傑出領袖，他領導的這次大起義，幾乎爲所有的中國近代史著作所肯定，而他本人確沒有得到公正的評價。他說：“歷史上杜文秀究竟出賣了祖國什麽主權，哪一塊領土?”對杜文秀的評價太過苛刻。他認爲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先行者都還向外國“求援"，“我們又何能苛求農民起義的領袖不受歷史局限。"   
而同年5月出版的《中國近代史》，卻提出不同看法，認爲杜文秀在劉道衡“使英”問題上“喪失立場，是一個嚴重的汙點。"⑩   
同年的《昆明師院學報》，刊登了楊維駿先生的《杜文秀的晚節》一文，也考證了劉道衡“使英"，與杜文秀並無關係。楊氏認爲杜文秀的晚節無虧，沒有什麽可以指責的。   
1980年，太平天國研究專家、史學大師羅爾綱先生在上海《學術月刊》發表《杜文秀“賣國"說辟謬》。事情還得從頭說起，1963年，田汝康先生的《有關杜文秀對外關係的幾個問題》發表後，爾綱先生正在撰寫《太平天國史》，寫《杜文秀傳》，他看到田先生文章後，“深爲(杜文秀)這樣一個熱愛祖國，反抗侵略，胸襟廣大，深明大義的傑出人物，橫遭‘賣國’的污辱而不平……"他認爲“……多年來竟把捏造當作真，把騙局看爲可信，遂使杜文秀橫遭誣衊，幾成定論，以至於今，令人痛心!”於是羅先生在幫派人物以所謂“李秀成問題"，對他進行“口誅筆伐"的時候，強忍著巨大的精神壓力，以田先生文章披露的外文資料，結合雄厚的中國文獻，對劉道衡“使英”問題進行了全面、系統、深入的考察和辟謬，並作了劉道衡“使英”與杜文秀絲毫無關的結論。他認爲：   
(一)“所謂‘大理回教國’系出自外國侵略者的捏造"   
關於杜文秀是否“建國"問題，中文文獻上，筆者僅見過何慧青先生《雲南杜文秀建國十八年之始末》一文中所稱的“平南國"，但其舉不出依據，筆者在《杜文秀若干史實考辯．“平南國"問題考》一文中予以駁正。而歐洲人所謂的“大理回教國”問題，根據也僅來自一張阿拉伯文傳單。據稱這種傳單是大理政權於1 866年前後在西藏、I~l J l l等地少數民族地區散發的，英屬印度政府從尼泊爾得到這種傳單，法國人安鄴在他的《印度支那探險記》中作爲附錄文件發表。田氏認爲，“顯然，散發這份傳單的目的是爲了煽動其他地區回民共同反抗清的統治，其內容代表了極少數阿訇的看法和趨向……”   
羅爾綱先生不同意田先生的看法，他除了引當時到達大理的外國人的記錄外，還舉出一份杜文秀施政的重要文件予以否定。這份文件是l 861年冬(一說l 864年)，杜文秀拒絕文武官員聯名具稟，請他進位稱王的建議的批示。批示表明起義的原因：“良因妖官誤國殃民，陷生靈於水火，是以本帥興師舉義，救世道之顛危。正期除暴安良，保全萬姓，敢望推尊加號，媲美三王。”   
羅先生指出，杜文秀在文中表示要“祖述于唐堯虞舜"，“效法于漢祖明宗”，“這表明杜文秀要建立的是一個繼承唐虞三代以來傳統的中華文化的中國，他與裂地割據的大伊斯蘭教主義的所謂‘大理回教國’是不相容的。杜文秀這一份重要的文件，完全粉碎了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捏造和誣衊。”至於田先生認爲傳單“代表了極少數阿訇的看法和趨向”的觀點，羅先生說：“我不同意這個論斷。如果確實如此，則這張傳單應該散發在雲南、陝西、甘肅、新疆等回民聚居的地區，而不應散發在西藏和四川藏族地區。他出現在西藏、四川地區，正說明瞭這是英國殖民主義者在印度幹的勾當。"   
(二)所謂“大理使臣"乃劉道衡的騙局   
187 1年，劉道衡“出使"英國，在英國進行的一系列活動，劉道衡是否爲杜文秀派遣，是評價杜文秀的關鍵所在，也是羅先生研究的重點。首先羅氏對劉道衡《上杜公書》‘‘批語"的考證，他認爲是一篇對文章的評語，而不是處理政事的批示。   
羅先生進一步指出，這個可恥的勾當，考出的事實有4項。第一項，“他帶去的所謂杜文秀向英皇稱臣表的年月是‘辛未年十月’相當於l 87 1年11月13日至12月11日。而據英國駐八莫代表的行政日誌所載，‘大理使臣’過緬甸是1 87 1年9月，在八莫停留到11月才離開，並且還特別注明，‘顯然正在來印途中’的‘大理使臣’。由上可見這份表文，是劉道衡在緬甸假造的。"   
第二項，“這份表文的筆迹同劉道衡在倫敦致印度事務部的兩封親筆信的筆迹很相似。”   
第三項，那一張作爲“獻土稱臣"表示的所謂“大理所管之地"的地圖，據稱“由東至西人走十八日，由南至北人走二十二日"的範圍，其實是一張《大理蒼山十九峰的風景畫》。"   
第四項，“作爲貢獻土地人民山川城池象徵的四箱大理石，體積‘龐大笨重’，火車輪船載運尚嫌困難。據倫敦《巴瑪爾報》的報道，當時清軍和上緬甸搜查甚嚴，劉道衡是化妝逃出來的，途中經歷許多驚險才到達下緬甸。在這種情況下攜帶這樣體積的物品，不僅載運困難，而且等於自我暴露來自大理的身份，這是不可想像的。根據上面事實，可見劉道衡搞的‘使英’勾當，完全是騙局。"   
他嚴肅地指出：“衆所周知，人事審查，必須核實材料，一一對證，方才定案。對歷史人物何嘗不是這樣，斷不能有書皆信，有聞必錄，否則就會陷於誣衊古人而不知。”④   
羅先生的文章史料宏富，辨析微茫，4月25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摘要，影響全國。   
接著，《學術月刊》198 1年第5期刊登了慧君女研究員的《評杜文秀的外交》一文。該文認爲，杜文秀關鍵時刻，派人赴英求援，“這是違背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也是違背了廣大回族人民利益的……對杜文秀的評價，應基本肯定，部分否定。”@此文與該女士一貫的觀點大相徑庭。   
1981年，雲南《民族學報》創刊，田汝康先生應摯友雲南民族學院院長馬曜先生和王叔武先生、汪甯生先生之約(時筆者常求教于叔武先生，故知其事雲)，搜集大量外文資料，再度發表了《杜文秀對外關係以及劉道衡“使英”問題的研究》一文，再次對劉道衡“使英"問題作了詳細考證。此文使用外國文獻達lOo餘種，史料之宏富，論證之嚴謹，見解之獨到，堪稱雲南近代史論著之典範。   
田氏考出：   
(一)鎮守騰越烏索的杜文秀部屬甯西大將軍柳映蒼，自作主張地在同治十年(187 1年)九月派遣一個由兩個人組成的回民代表團去緬甸活動，爲首的是柳映蒼的岳父馬似龍，另一個是由柳映蒼“培植扶養大的"劉道衡。代表團的主要任務是請求英國政府幫助打通從緬甸通往騰越烏索的商道，以取得英國對柳映蒼的支援、援助。代表團在緬甸八莫租曼德勒活動了將近4個月，一無所獲，於是馬似龍返回騰越，劉道衡則繼續在緬甸活動。   
(二)對筆迹。田先生將劉道衡於l 872年6月14日在倫敦致英國印度事務部大臣的兩封信，以及l 873年2月13日在仰光致阿吉爾公爵和凱約翰爵士的兩封信和所謂杜文秀《上英皇書》的筆迹進行核對，“我們發現彼此是相同的。《上英皇書》末的年月是辛未年十月(即l 87 1年11月1 3日∼12月1 1日)，這正是馬似龍由八莫動身往曼德勒之前不久和他在曼德勒遊說失敗返回八莫之前的時期。既然這些書信出自一人之手，從烏索帶出來或是在曼德勒製作的都完全可能，沒有什麽爭辯的必要……《上英皇書》的印章與羅歇所描述不同。我們姑且假定大理政權文書中所使用的不僅一個印章。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緬甸(特別是在曼德勒)有刻中阿文印章字很好的人，這恐怕和回民所經營的玉石業有關。”    ’   
(三)“使英”的結果：劉道衡獲利    劉道衡回到緬甸後，靠英帝國主義的豢養生活，最後竟然當了印度莫臥兒王朝的女婿。田先生指出，“從l 872年到1878年短短六年內，劉道衡從杜文秀‘義子’到莫臥兒末代王朝的女婿，以各式各樣的手段從政治到經濟滿足了欲望。事實說明，劉道衡的‘使英’究竟對誰有好處——對回民起義事業呢?還是對劉道衡自己?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②   
此文系對1963年文章的深化和補充。文中最重要者乃考出，劉道衡“使英”乃系甯西大將軍柳映蒼派遣，非杜文秀派遣，從而徹底洗涮了杜文秀的罪名，震動整個學術界。1984年，雲南省人民政府將杜文秀墓列入第二批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撥款重修；此後不久，杜文秀帥府也列爲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田先生引用大量外國文獻寫成的此文發表後，贏得了史學界普遍讚譽。1989年出版的《雲南回族史》，即採用田先生的觀點。同年筆者發表《杜文秀若干史實考辨》一文，其中《杜文秀與劉道衡的關係考》，以大量史料，澄清了劉道衡是杜文秀的“兒子"、“義子”、“部屬"等不正確說法。同時也對《上杜公書》的“批語"、《上杜公書》的版本提出質疑。筆者認爲《上杜公書》“批語"，“不是杜文秀批的，而是劉道衡蓄意添上的。"@    199 1年11月，雲南著名歷史學者荊德新先生在其所著《杜文秀起義》一書中也採用田先生的觀點，他說，“從目前已見到的中外文資料看來，柳映蒼派出說比較可信……劉道衡的使英問題既然與大理帥府無關，那種認爲杜文秀有什麽‘賣國’的行爲，錯誤或嚴重錯誤的說法，只能被視爲是一些並不正確的見解。"   
1998年7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慶成研究員出版了新著《稀見清世史料並考釋》一書，在第六部分“造反者文書"中，收錄了《劉道衡攜致英國“杜文秀表"等四件》。王慶成先生寫道：   
1870年秋，大理已四面受敵，劉道衡向杜文秀上書，建議借英國力量以推翻清朝。一年後他到達緬甸……劉道衡的活動沒有實際結果，但這件事對杜文秀和劉本人的歷史評價卻有重要關係。有認爲劉的行爲背叛而杜並不知情者，以上文件爲研究提供了直接的依據。我得到的這些文件是英國友人贈給的反轉片印件，“杜文秀表"鈐有阿、漢文合璧印，印文爲“總統兵馬大元帥印。”據目驗報告，原件質地黃絹，墨筆楷書，印正方形，每邊長12．8公分，可以判斷這件表文不可能出於劉道衡製造。劉道衡上杜文秀書有很多議論，而以借助英法以圖天下爲中心，杜文秀批語贊劉爲“亂世奇才”，並無反對的意思。所以這次活動不能看作是劉個人的行爲。當然這次活動是完全錯誤的……英國如果發兵入華，杜文秀求爲石敬瑭式的兒皇帝恐亦不可得。③   
按王氏認爲劉道衡的信表，爲杜文秀評價的“直接的依據"，杜文秀求當英國的所謂“兒皇帝”，話說得重，但因文收於史料集內，見到的人不多。直到2000年，該文觀點在《歷史研究》第二期刊出後，才使得杜文秀評價問題再掀波瀾。就在王慶成先生大著出版後不久(12月)，高鴻志教授的《英國與中國邊疆危機》亦面世。高鴻志先生筆者並不陌生，早年曾讀過他的《略論杜文秀》大作，深知高先生對杜文秀的一貫看法。高氏在書中稱：   
……大理政權迅速倒向英國一邊，助長了英國殖民主義者的侵略兇焰……杜文秀是贊同劉道衡主張的。杜文秀不僅讚賞劉道衡的建議，而且的確曾將這建議付諸實行……(杜)印爲正方形，同英國檔案館所藏杜文秀上英王表文上的帥印形狀一致……杜文秀上英王表文系官方文書，用正方形官印是合乎規範的。至於上英王表文何以同劉道衡其他信件筆迹相似，究竟是誰的手筆，這是無關緊要的……杜文秀派遣劉道衡出使英國，正是他在政治上動搖的表現。這一嚴重錯誤的産生並非偶然，如果我們回顧一下大理政權同斯拉登“探險隊”的談判情況，英印政府通過緬甸同大理政權的勾結，以及杜文秀在劉道衡建議書上的批語不難看出，杜文秀犯此錯誤，確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了。   
以上兩君文章，前者對劉道衡《上英皇表》真僞未進行科學鑒定就下結論；後者硬說“大理政權迅速倒向英國一邊，"也舉不出具體事實，想當然而已。   
國際方面，筆者見到美國費正清先生所編，2006年12月版的《康橋中國晚清史》，該書下卷第四章寫道：   
杜文秀派了一個異想天開的使團去英國。1872年4月，他的使臣劉道衡以“班賽蘇丹”的名義，向英國-k-Y-．獻上了四大箱--X-南大理石塊，表示貢上的是杜文秀所統治的土地及其臣服英國的意思。杜文秀的事業，那時已快要完全失敗，因此主管印度事務的國務大臣阿吉爾公爵只能把這些禮品送往倫敦博物館，聲明它沒有政治意義。   
根據注釋，本文主要根據臺灣黃嘉謨先生的《滇西回民政權的聯英外交》一書寫成，黃先生說劉道衡是杜文秀tt派"，本文也即說“派"，這不奇怪。但文中所雲“班賽蘇丹"，黃嘉謨先生並未提及。且劉表文爲：“中華總統兵馬大元帥"，並非蘇丹。   
三、《上英皇表》辨僞，謎底完全揭開(2006年)   
從20世紀50年代到21世紀初，史學界討論杜文秀對外關係問題，已曆50餘載。但大多是根據二三手間接資料，或是道聽途說，人云亦云。除田汝康先生對《上英皇表》、“大理所管之地地圖"等作初步辨僞外，其餘史學工作者均未進行此項重要工作，辯來辯去，猶如隔靴搔癢，未觸及要害。而像事涉所謂杜文秀“賣國”這樣大的“案子”，不經科學鑒定，不一一核實材料，不作嚴肅認真的考證，就妄下結論，是極端不負責的，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而雲南漢族學者林荃研究員，作爲研究杜文秀50餘年的資深專家，做的正是這方面的工作。他在近著《杜文秀起義研究》一書中，作了以下考證：   
第一，劉道衡並非大理政權派遣的“使團”。表現在  (一)繁雜不一的稱呼，表明劉道衡沒有確定的“使臣身份和  正式頭銜；(二)劉道衡沒有杜文秀大理政權授予的“出使"  英國的使節的正式委任狀及大理政權授予的官員職銜，他不  具有大理委派的“使臣"的合法身份；(三)劉道衡所遞交英  國印度事務部的《上英皇表》，不是從大理政權帶出的，而是  在緬甸形成的；(四)劉道衡不是由大理派往，而是騰越杜軍  甯西大將軍柳映蒼派去緬甸的使團成員；(五)劉道衡脫離  柳映蒼使團後，既不受命柳映蒼，更不理會大理政權。   
第二，最重要者乃所謂杜文秀《上英皇表》系僞造。(一)林氏考出，印章是假的。迄今杜文秀的帥印，共發現兩顆。一顆爲1873年法國侵略分子羅舍在馬如龍處獲睹，準備上交清廷軍機處銷毀的鐫刻有“總統兵馬大元帥杜”的大印。羅氏很驚奇，於是隨手蓋了幾個留作紀念，這枚印章即杜文秀本人使用的帥印，而不是大理政權處理El常軍政事務的帥印。《上英皇表》，既然以“中華總統兵馬大元帥杜”出現，就應蓋“總統兵馬大元帥杜"金印，而不應蓋帥府處理日常軍政事務的“總統兵馬大元帥篆"印章。   
另一顆爲大理政權帥府用印，即“總統兵馬大元帥篆”印章，此印印樣共有4個，今存故宮明清檔案館，系雲南巡撫岑毓英于同治六年(1 868年)攻佔澄江、呈貢後，“取獲逆匪金包銀僞印一顆，銀包銅僞印四顆，並僞劄四件，隨摺進呈禦覽。99此印章即所謂“僞答0"上的用印。這4枚用印來源清楚，其真實性無可置疑。而與劉道衡《上英皇表》用印相比較，真假就出來了。其一，故宮所藏杜文秀用印爲“12·5釐米正方形印，《上英皇表》帥印據黃嘉謨先生記述，‘作正方形，每邊長十二公分八，邊寬一公分有奇’，此帥印略大；其二，更明顯的差異是字形的差異，筆畫佈局、刻畫粗細、轉折筆觸都不相同，阿文刻制形態也不相同。“總統兵馬大元帥篆"8個字，無一字相同。“總”字左半“蠡”近似，但帥府真印筆畫轉折呈直角，《上英皇表》筆畫轉折則稍圓頓，且右半部“息”的形態則明顯不同，就是字形最相近的·大，字，帥府真印的筆畫勻稱，而《上英皇表》的筆畫橫粗直細，轉折處筆觸濃重而增粗。當然，最突出的是“兵"字，形體完全不同，帥府真印的“兵”字與《上英皇表》的“兵"字，完全是兩種寫法，筆畫根本不同，因此可以斷定，“杜文秀大理政權帥府公務使用的真印與《上英皇表》上的帥印不是同一顆印。99現存文獻證實，杜文秀本人就只有前述兩顆帥印，不可能再鑽出第三顆合法的帥印。因此，劉道衡《上英皇表》中用印，只能是他在緬甸爲僞造《上英皇表》而私自僞造的帥印。劉道衡雖然知道真印的形制、內容，卻造不出相同的帥印，而是造了一顆形似但卻並不相同的僞帥印。林氏強調：   
因此，可以判定劉道衡在《上英皇表》中使用的帥印  “總統兵馬大元帥篆”，是劉道衡僞造的假印，使用假印的  《上英皇表》是劉道衡假冒總統兵馬大元帥杜文秀的名義  僞造的假文表，劉道衡在假文表中以杜文秀的名義向英皇  稱臣求援，以及隨後向印度事務部補送的信函中“獻土稱  臣’，的行動都與杜文秀大理政權無關，更與總統兵馬大元  帥杜文秀無關。劉道衡的賣國罪責不應該由杜文秀來承  擔，由劉道衡僞造《上英皇表》及其相關的活動而強加在杜  文秀身上的歷史責任應當徹底澄清。   
爲了進一步弄清事實真相，林荃先生還作了以下稽考：   
一是《上英皇表》爲“黃絹質"，但大理政權崇尚的卻是  白色，“取純潔之義(意)”。黃色則是清廷崇尚的色調。  tt使英’’那麽大的事情，如果確是大理政權所派，必然用白  色，以圖吉祥，用黃色的可能性不大。   
二是按表文所雲“中華總統兵馬大元帥、臣杜文秀”是不通的。林氏指出，從鹹豐六年(1 856年)拜帥，到1 872年大理政權失敗，杜文秀沒有例外，均稱“總統兵馬大元帥"o這從他的帥印和《興師檄文》的開頭語：“總統兵馬大元帥杜，爲興師五路……"可以看得出來。   
三是劉道衡致英國阿吉爾公爵的信中自稱“大理國總理軍機偉略大參軍"，更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因爲段氏在宋代建過大理國，而杜文秀從未建過國。“大理國”一說，無任何文獻根據。致於偉略大參軍，大理政權確有此種官銜，但偉略大參軍乃蒙化陳廷用，非劉道衡。   
四是林氏考出，《上英皇表》日期不全，表末日期是“辛未年十月口日”，有年、月份，卻沒有發文的日子。這絕不是填寫日期時的疏漏，按照大理政權發文的程式，要先書寫好年、月份，在核准發出文表時，經審批劃圓圈認可，然後再以墨書填寫發文日子，日子均爲草書後來填寫，字體有別于正文；同時，核發文件還蓋有核發的封章，封章爲騎縫章，正文的印章爲半印，另半印留存核對真僞，這才是完整的核批發文手續。現在見到的以馬似龍、劉道衡署名的《上英皇表》，只有正文的年月，而無審批核准發文後填具的日子，更沒有發文時的核發印章。這是因爲劉道衡《上英皇表》是在緬甸炮製的，無法經過大理政權的審批程式。另外，筆者補充一點，過去林荃、楊光楣兩位史學界前輩，在故宮明清檔案館見到的被岑毓英“繳獲”的杜文秀帥府下發的4份文件，每份都有編號，如給大司治張元林的委任狀，編號是“聰字五十九號”；給定西大將軍楊萬莊的兩劄(文件)，編號分別爲“光字八十八號"、“明字五十八號"@而《上英王表》根本沒有編號。概括起來就是，這份表文，第一，印信是假的；第二，沒有文件編號；第三，沒有簽發日子；第四，沒有防僞的騎縫章；第五，經查對，是劉道衡的筆迹。因此可以斷定，這是一份劉道衡在緬甸僞造的文件，與杜文秀大理帥府無關!至此劉道衡“使英"真相大白於天下，全部事實完全可以攤到桌面上講。史學界同人應充分尊重林荃先生的這一研究成果。


注釋：

  ①《岑毓英致李信古、楊樾齋書》，見《近代史資料》1958年第3期。

  ②何慧青《雲南杜文秀建國十八年之始末》，見1936年《逸經》第13期。

  ③房漢佳、林韶華《中國愛國學者田汝康教授》，第247頁。馬來西亞，2004年出版。

  ④範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第162頁，人民出版社，1955年9月版。

  ⑤郭沫若《中國歷史》(初稿)》第7冊，轉引自吳乾就《關於杜文秀的評價問題》，1961年雲南《學術研究》創刊號。

  ⑥⑧⑨吳乾就《關於杜文秀的評價問題》，同上。

  ⑦安鄴《東京問題》，見中國史學會主編《中法戰爭》第1冊，第41 2頁。

  ⑩李青《談談關於杜文秀的幾件史料》，雲南《學術研究》，1961年第5期。

  ⑩見1961年1 O月14日《人民日報》。

  ⑩見《民族團結》，1962年第3期。

  ⑩以上引文均見田汝康《有關杜文秀對外關係的幾個問題》，《歷史研究》1963年第4期。

  ⑩房漢佳、林韶華《中國愛國學者田汝康教授》第246頁。馬來西亞，2004年出版。

  ⑩王樹槐《咸同雲南回民事變》第305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8年出版。

  ⑩黃嘉謨《滇西回民政權的聯英外交》第178、250頁。台=l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出版。

  ⑥上海《學術月刊》，1979年第4期。

  ⑩中國近代史編寫組《中國近代史》，第147頁。中華書局1979年5月出版。

  ⑩楊維駿《杜文秀的晚節》，《昆明師院學報》1979年第4期。

  ③上海《學術月刊》，1980年第4期。

  ①上海《學術月刊》，1981年第5期。

  ②田汝康《杜文秀對外關係以及劉道衡“使英"問題的研究》，見《民族學報》1981年第1期。

  ②見《回族史論集》第348∼354頁。雲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

  ①荊德新《杜文秀起義》第302頁。雲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③王慶成《稀見清世史料並考釋》第549∼550頁。武漢出版社，1998年出版。

  ③高鴻志《英國與中國邊疆危機》第110∼119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美]費正清、劉廣京編《康橋中國晚清史》下卷2l O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

  ③林荃《杜文秀起義研究》第250∼277頁。雲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出版。

  ②見林荃《杜文秀起義研究》扉頁“四劄”圖片，雲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出版。

(作者系昆明市地方誌辦公室副主任、編審]

    (責任編輯：田維揚)

虛無飄渺

同治十一年大理陷落..他自己吞食鴉片後投往清營..請求以自己一死換取清軍免殺他的部下及跟他起義的回民..但最終...還是..羊入虎口...自己被殺.下屬也召滅

沮渠元熙

原帖由 虛無飄渺 於 2010-4-20 20:43 發表
同治十一年大理陷落..他自己吞食鴉片後投往清營..請求以自己一死換取清軍免殺他的部下及跟他起義的回民..但最終...還是..羊入虎口...自己被殺.下屬也召滅

杜文秀羊入虎口???
我記得他好像是服毒自殺的??? ^ ^

虛無飄渺

杜文秀不是被岑毓英所殺的嗎..厄...我去查一下資料  免得誤人子弟  呵呵

[ 本帖最後由 虛無飄渺 於 2010-4-20 21:04 編輯 ]

虛無飄渺

他服毒  就是他自己吞食鴉片或孔雀膽 這兩種其一  然後被送到清軍那..
當時帶領清軍的是岑毓英...最終  他是死在岑毓英那裡  
只不過  是死後被送到岑毓英那  還是吞食鴉片或孔雀膽 還沒死  然後岑毓英再送他一程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