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黎元洪

沮渠元熙

我父親黎元洪，號宋卿，湖北黃陂（現大悟縣）人，人稱“黎黃陂”。我父生於1864年(清同治三年)，14歲時，因我祖父黎朝相(系前清的小官)調動差事，隨同至直隸北塘。我父自幼訂婚，母吳氏亦前來，時僅8歲。在北塘我父就讀私塾，勤奮好學。

　　1886年，年22歲，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學管輪。同年結婚。不久我祖父病故，家庭生計艱難，全仗我父在水師學堂津貼9元維持生活，並由我母縫製鞋墊出賣，以補不足，每月共收入10餘元。夫婦困難相依，感情甚篤。

　　1891年，我父在北洋水師學堂畢業，保充守備，仟廣甲炮艦大車(大管輪)。甲午之役，因所駕駛之軍艦被日本海軍擊沈，官兵均棄艦逃命，我父在海中飄流約l0小時，後被大浪打到海灘上遇救。

　　時張之洞署兩江總督，我父遂前往南京投效，派充自強軍翻譯，兼督修獅子山、幕府山炮台。張任湖廣總督後，我父任護軍馬隊營幫帶，曾先後三次被派往日本見習。回國後升前鋒四營督帶。後湖北擴軍，升常備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帶兵5000，月俸500兩，並兼任武昌武備學堂總辦，直到辛亥革命。

　　我父自任協統後，曾在武昌中和門(辛亥革命後改爲起義門)附近建一所中式樓房自住，又建有小房若干出租o，嗣後又在中和門，建築一棟西式四樓四底的樓房，辛亥革命時，我家就住在那裏。當時我父親躊躇滿志，曾對我母說：“此時生活不比北塘，衣食可以考究一些了!”我母親不以爲然，她以爲應當積蓄錢財購置地産，遂在武昌鄉下紙房村買了不少土地出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軍興，下午7時許，起義軍打開中和門，大喊：“起義了!”我們驚恐萬狀，不知所措，竟夜不敢休息，曾有人急叩我家大門，問：“黎統領在家嗎?”是晚我父在兵營未歸。當時有人建議我們爲安全計應到親戚家小房裏躲避一時。不久，我父的親隨樊達貴來家說：“起革命了，殺的旗人很多，街上死屍遍地。”去後又來說；“協統已被請出去當都督了。”還告訴我們說：“大人(指我父)說：要做都督，得依我三個條件：一、開城門；二、不許殺旗人；三、爲了安定民心，市面要照常營業。否則不做。”越日，樊達貴又來告訴我們說：“統領的意思，要我們早日離開城裏，恐怕滿清軍隊過來，對我們不利。”他還說：“起義的當天晚上，張彪和其他軍官的房子都被燒掉，他們都跑了。”當時只開中和門，城門只開二尺門縫，門上插刀，人從刀下過去，如果是旗人便殺掉。我們乘民船，到離武昌 60裏外紙房村暫住。過兩天，樊達貴又到鄉下來，我們才知道我父確已做了都督，開始懸挂五色國旗，並正在聯繫國內各省回應革命，推翻清廷。

　　我父對清朝大小官吏的貪污腐化，肆意捕殺革命青年等行爲，一向不滿，但他身爲清朝軍官，又覺得應該盡忠清廷，因此在辛亥革命時，不肯就任都督，唯恐有負清室，落得不忠之名。但大勢所趨，也沒辦法。我聽說，起義時我父在兵營內，有戴白布標誌的兵士入內報告，請他出來就任都督，他急怒之下，欲拔刀砍之，猛然想到環境如此，大勢已去，遂又以能力不足推辭；後迫于起義官兵壓力，乃就任都督。清兵進攻漢口時，我父吩咐樊達貴轉告我們，要分批逃到上海。我們到了上海以後，在公共租界找到一所樓房，下面住著外國人．我們住在三樓。我母親囑咐我們不得外出，遇人問話時，不要說來自武昌，也莫說姓黎，要說姓吳。在那一段時間中，整天悶在樓上，很少有人來看我們。以後知道，當時那樣做，主要是惟恐時局有變，萬不得已時可以托庇在帝國主義勢力之下苟全性命。1912年元旦，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我父任副總統，仍兼湖北都督。不久，我們才離開上海，但仍未直接回武昌，先住在漢口英租界，半年後，才回到武昌。

　　辛亥革命時，我父發往各省的通電稿，曾經很多人擬稿，其中，我父最賞識的是饒漢祥所擬的電稿。饒系清末舉人，由我父提拔，充都督府秘書，後作總統府秘書長。都督府拍往各處的電報，都出自饒手。

　　1913年冬，袁世凱要先父進京，並令段祺瑞到湖北督促。我父雖不願離開武昌，迫於環境沒有辦法。到京後，全家都住在中南海瀛台。袁世凱是大總統，我父是副總統，後又兼參政院院長，月薪5萬元。每日除散步、讀書、閱報、寫字外，無公可辦。

　　1914年春，袁世凱請我們一家到他家座客。袁世凱把他的兒子、女兒都叫出來，見我父親。袁說：“我們兩家要交換，你給我一個女兒做兒媳，我也給你一個。”我父說：“我先給你一個吧！”並問他要哪一個。袁表示不計較，只要是黎家的女兒就行，我父遂決定以大妹黎紹芳許配給袁的九子袁克久(鑄厚)。紹芳那年才8歲，我母對此婚事非常不滿。我父說：“沒辦法!這是政治婚姻，不然他(指袁)不會和我合作。”我母堅決不願意，他們多年的和睦夫妻，竟因此失和，一月之內互不理睬。不久袁家來要八字合婚，我父向我母詢問，她閉口不談，後來還是由嬸母口中探聽出來的八字。訂婚時，我母不出來招待親友賓客，後經衆人一再勸解，才勉強出來應付。袁家送來的聘禮中，吃的東西多，綢緞有幾匹，首飾有一些，聘禮不重，翡翠、珍珠、鑽石都沒有。8歲的大妹，什麽也不懂，長大後對這件婚事很不滿意，精神抑鬱，終日悶悶不樂。她總覺得前途無望，在南開大學預科唯讀了一年就退學呆在家中。我留學美同時，曾寫信勸她到國外玩玩她也不肯去。她曾要我和我父商議退婚，但我父認爲既經訂婚，不能反悔，斷然拒絕。從此她更加抑鬱，精神開始失常。我父去世後，袁家來催娶，1930年2月我母病故，我弟重光即請劉鍾秀(曾任先父秘書)向袁家講明“紹芳精神已不正常，是否還準備迎娶?”袁家答復是肯定要娶，並說：“婚後老九陪她玩玩就會好的。”袁鑄厚曾對我說：“我是爲我的父親才答應和令妹結婚犧牲我自己的。”準備結婚時，袁克桓 (即老六)請劉鍾秀對我大弟重光說：“我嫁個妹妹花了20萬，你可別小氣啊!”舊俗正式迎娶前一日，先過嫁妝，據陪嫁的女傭人說：袁母當日夜間，即把陪嫁箱籠全部打開過目，認爲嫁妝不豐，臉上呈不悅之色，婚後一年余，袁鑄厚納妾，紹芳被送入北京瘋人院，直到解放後才病故。

　　袁世凱要袁、黎兩家結親的目的，是因爲帝制在進行中，以姻婭關係既定，可避免我父反對，但未能如願。當袁稱帝後，命其子袁克文(老二)親送“武義親王”金字匾到瀛台，並謂：“遵父命給大叔道喜。”我父不受。不久，帝制派的急先鋒、籌安會梁士詒等來了，我父避到我的書房中，淚流不止。我大驚，問他爲什麽?他良久不語，後謂：“他們逼我，人來了，總得見。”相見後，我父指大廳一柱說：“你們如再逼我，就撞死在這裏。”梁等始離去。這是我親眼看到的。海軍總長劉冠雄，也是籌安會的人物，劉子結婚時，我父派我去道喜，在場的人都說：“親王格格來了！”(滿族稱女兒爲格格)。我很生氣，飯也沒吃，就走了，歸家告知我父，父謂：“可惡！”

　　帝制失敗，袁世凱不久死去，袁家來報喪，我父疑袁又弄陰謀詭計，不敢去吊喪，乃派我爲代表前去探喪，看袁世凱是否真死了。當時我並不知個中內幕，只記得我父叫我去看看袁家有人穿孝沒有?棺材停在什麽地方?我去後，見袁世凱屍體停在懷仁堂，蓋黃緞陀羅經被，還沒入殮。袁家的男女都穿孝。回報我父，始信袁世凱真死了。

　　袁世凱死後，某日，我父帶兩衛士到總統府後金匱石屋，去取袁世凱生前留下的總統繼任人選名單。有人(忘記是誰)提醒我父注意，怕石屋附近埋有炸彈，遭其陷害。我因好奇，跟隨在我父身後，因而遭到斥責，但我仍在暗中尾隨。後見取出—紅色硬紙卷．即匆匆走回我母房中。我看到白底黑字，第一名是黎元洪。我說：“第一個名字是您，當然是您應該做大總統!”我父說：“副總統當然繼任大總統。”

　　1916年，我父繼任總統後，逐漸與國務總理段祺瑞意見不和，形成歷史上所謂“府院之爭”。當時我年幼，不知爭執的詳情，僅記得段祺瑞在參戰問題發生後，每次到總統府來議事，臨走時總是表現出很生氣的樣子，我父對參戰問題，因英、日結爲同盟，日本已參戰，原來並不反對段的主張，當參戰咨請國會通過時，總統府監印官系大弟重光之岳父唐浩鎮，他因德國富強，參戰必敗，竭力反對，咨文蓋印時，拒不蓋印，我父強之，他還堅持己見，因系至親，不便施加壓力，遂親自動手蓋印，因此唐浩鎮一怒而去廣東，兩人從此未再見面。

　　1917年7月1日張勳復辟後，通知我父于24小時內離開中南海。我父囑我母：“要連夜收拾東西，只拿箱子，其他一概不動，到法國公使館去，要分批走。”旋由蔣作賓開車，把他帶出中南海，到法國醫院。大弟重光乘汽車帶著首飾等，隨著離開中南海，路上被步軍統領江朝宗截住後扣留，追問我父下落；經他和我父聯繫後，方將其放行。事後江朝宗妻在天津向我母道歉，謂事出不得已。我們其餘的人，另作一批直接到法國公使館，常見一些書上謂在此期間內，我父躲在日本公使館，其實不是，我們分別到法國公使館和法國醫院躲避，是容齡的關係。容齡是慈禧太后的一個女官，他父是清親王，母親是法國人，由於我的推薦，她在總統府禮官處做女交際官，並認我母爲義母，她和法國公使館的人很熟，故能聯繫。

　　1922年6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直系勝利，王承斌奉曹錕、吳佩孚命，來津請我父回京，複任大總統。我父自張勳復辟後，在政治上很灰心，認爲政治複雜不好搞，不肯答應。後來王承斌幾次來津糾纏，請他複任，最後竟跪在地上苦苦地懇求，才勉強答應去北京。到京後住在東廠胡同一號，每天到總統府居仁堂辦公。此次複職後，未曾支領月俸，因此較清閒，冬天常去溜冰，爲時僅一年，曹錕要當總統，逼先父下臺，甚至切斷東廠胡同一號水源電路。那時我們都住在天津，只有我父之妾危文繡(很多人稱她爲黎本危，是錯了)陪同進京，我母只在招待外賓或有大型宴會時，才由容齡來迎接去京。

　　我父被迫返津，事前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後來家裏管事的來報告說：“總統已回津，在北站被兵截住。”那時我正在南大讀書，我母叫我去看看，遂帶了一些點心，乘車去天津北站。到北站後，看到專車周圍持槍兵士密密層層。我上車後，見車廂裏僅有三人：我父，《泰晤士報》主筆熊少豪，美國顧問福開森。我父看到我後，即說：“你們看看，一國元首，竟被困了!在國外，元首被困，大家都要保護。……”言下不勝感慨，嗣即示意我到各國領事館聯繫，以便設法保護，我即找到美國領事，向他說明當時的情況，請他幫助，美國領事答應一定想辦法，盡力幫助。去訪英國領事時，適不在，只和領事館內工作人員談了，但他們並沒有採取具體行動。我父回家後，美國領事館曾來慰問，當時來看他的人很多，他精神很好地對人們說：“我問心無愧，讓我做總統是他們，苦苦地請我去，現在不讓我做總統也是他們。”這件事，如果不是王承斌等把印信劫走，我父是準備回津後，在租界裏號召全國，並利用外國勢力來反對曹錕的。

                                          (二)

　　我父兩任總統，思想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不同於他人的情況。特就我所知，加以介紹，其中大多是在津閒居時的事情。

　　我父早年就讀于北洋水師學堂，教材都選英文書籍，所以使他早期接受西方的資本主義教育，崇拜西方民主自由和物質文明，佩服西方領袖人物，如華盛頓、林肯等等。1923年至 1927年間，我就讀於美國哥倫比亞太學，由於我是一個中國總統的小姐，曾由美國參議院長埃瑞斯夫婦陪同，在華盛頓做客，參觀了美國的國會，到白宮曾爲美國總統哈定接見。接見時，他表現得非常和藹近人，不像我在中南海看到的那些北洋軍閥官僚。由於我是我父比較鍾愛的女兒，平日也常代表他去辦事，他多年想去歐美的願望，又給我先行一步，所以他總要我寫信給他介紹美國的一些情況，因此，他崇拜英、美的思想，我是起了一定程度的推動作用的。

　　他很喜歡騎馬、種花，但沒有嫖、賭、鴉片嗜好，也很願意和美國人做朋友。如美國壟斷資本家木材大王羅伯特·大來就是其中的一個。大來在國外就很欽佩我父，認爲是一個革命元勳，他每次來到中國，都來看望我父，還說過要我父幫他25年的話。究竟是在哪方面幫忙，，怎樣幫忙，我弄不清楚，不過據我所知，我父的確幫過大來的忙。我們在津蓋房時，曾買大來木行的木料。大來抓住這件事大肆宣傳，說中國總統私人蓋房都選用大米木材，足見大來木材如何如何的優異等等。美國的鋼筆大王派克也專程拜謁我父，來時，事先特製了一支朱砂色的金筆送給我父，並要求用這支筆給他簽字，他回國後，將我父親筆簽名製成廣告，到處宣傳。另外，英國報業巨子北岩公爵也曾來訪問過。他們這些人，有無政治上企圖，我是莫測高深。世界青年會來津時，約共2000人之多，我父不僅熱情招待，而且還準備了茶點，每人一份，這樣舉動對於一個在野的總統來說，是否還有一些另外作用，當時我止在國外，無法知道。

　　在對子女的教育方面，早先他是不主張我們到外面去讀書的，理由是怕沾染上社會上不好習慣，因而在家中設館。這種館，既讀古漢文，也學數理化，尤其注意學英文。當時華鳳閣(天津八大家之一)教漢文，孫啓廉教英文，南開中學的數理化教員教數理等課程。四年學完後，由唐賓如(我父的副官)和南大校長張伯苓商議，發給南開中學的文憑，這種特權，在當時是不多見的。大弟重光曾在日本貴族學院讀書，由張之洞第十一子張燕卿陪去，隨身帶了一個日文秘書和聽差、廚師各一人。後來我準備去美國時，我父仍要我帶隨從人員，我認爲帶那麽多人去美國會鬧笑話，結果改爲資助南大同學周淑清一同出國留學，實際是爲我作伴。到美國後，起初由美國參議院議長埃瑞斯介紹入威斯列神學院，去後才知是神學院，又經過杜威博士的幫助，才轉入哥倫比亞大學。

　　我回國時，我父十分高興，他認爲在當時軍阿官僚的女兒當中，能出國留學，並得到哥倫比亞研究院的碩士學位回來，太不簡單了，因而要大弟重光夫婦、二弟仲修和大妹紹芳，遠端到日本橫濱去接我。到津後，並舉行歡迎會。他對於西方男女平等，社交自由及對尊重女性這一套很欣賞，便把多年來不准我們和男客講話的規矩取消了。本來我父準備在武昌成立學院，基地已經打好，等我回國後負責主持女生部，因1926年唐生智攻武昌時被毀，未能如願。

                                          (三)

　　我父在武昌當協統時，月俸500兩銀子，生活很富裕。當時文武官僚們都納妾，我父和我母感情很好，初期有人勸他納妾，他說：“我太太跟我受過苦，不能對不住她。”後來我姑祖母爲他找了一個陶姑娘，辛亥革命後，又以3000元買了一個，便是後來人們都說的如夫人危文繡。危文繡爲陶姑娘所不容，陶姑娘遂負氣自動離去。雖然有了危文繡，但每逢正式宴會或招待外賓時，向例由我母出面，不要危出場。房産地契一類貴重東西，只把法律上不生效的副本放在危文繡那裏。

　　我父下臺後，在天津做寓公，在中興煤礦投資40萬，實交20萬，久大精鹽公司、水利堿廠、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金城銀行、天津華新紡織公司等都有投資，另外還有中國輪船公司，是與朱桂馨、周叔濂、錢訓之等合資經營，開始時船不大，目的是運中興煤礦的煤到上海，後來增加設備，改爲近萬噸輪船，跑香港、上海。在津房産只有今河北路和解放南路的兩所，北京東廠胡同一號房産早以30萬元賣給日本某東方文化團體，天津河北路房産因投資向金城銀行押款，以後欠息積累太多，遂以20萬元賣給宋哲元。

　　北伐時，副官唐賓如向我說：“蔣介石的軍隊已到臨城，要沒收中興煤礦。”當時我父受了很大刺激，派大弟重光到南京，由譚延闓向蔣介石疏通。蔣介石說：“別人的我沒收，黎黃陂的我不能沒收。”雖然如此，始終不放心，因中興煤礦是他投資最多的企業。1928年初夏，他因煩悶，到馬場去看賽馬，因素患高血壓和糖尿症，忽然昏迷，經醫治無效，於1928年6月 3日，病逝津寓。1933年運回武昌，1934年舉行國葬。

作者：黎紹芬  
出處：《中華文史資料文庫》


本文轉自：http://www.hbdawu.gov.cn/about/mingren/lsmr/11318.html

關二哥

黎元洪在民初的眾多人物之中，
算是比較「正派」的一位，
但其人識見有限，難成大器。

平鏡

不過他也為了不讓段祺瑞的陰謀得逞
與段祺瑞硬碰硬 不是安然答應對德宣戰的要求
可見他繫天下百姓的安危為大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