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誌帝曾國藩：如何從憤青到晚清官場達人

沮渠元熙

勵誌帝曾國藩：如何從憤青到晚清官場達人

元熙按：很多人都有少年的時候，滿懷理想，但到社會上，就會發覺社會上有很多壓力、阻力與及助力，如何能掌握與運用，是一部無字天書，身在局中，如魚在水，焉知魚之樂???

曾國藩一生都在變化中。他從“憤青”變為“老奸巨猾”。他早年是一個憤怒青年，因此處處碰壁，動輒得咎。到了中年，經過重重挫折，他才終於認識到，中國社會的潛規則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掃蕩的。隻有必要時和光同塵，圓滑柔軟，才能順利通過一個個困難的隘口。

　　曾國藩晚年的秘書趙烈文：“曾國藩的一生，與農民軍作戰所花費精力不過十分之三四，而與官場作戰所花費的精力卻是十分之五六。”這話說得沉痛而又深刻。這是任何一個想在中國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性格上“分裂”，身上矛盾重重

　　曾國藩身上確實有很多矛盾之處。

　　第一個矛盾是既笨拙又精明。他從十四歲起參加縣試，前後考了七次，到二十三歲才考上秀才，而且還是個倒數第二名。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國藩，屢屢不留情麵地批評他“才短”，“欠才略”。學生李鴻章也當麵說過他太“儒緩”。曾國藩自己也說自己讀書做事，反應速度都很慢：“餘性魯鈍，他人目下二三行，餘或疾讀不能終一行。他人頃刻立辦者，餘或沉吟數時不能了。”但另一方麵，曾國藩又是個極為“精明”的人。他是一個高明的軍事家、戰略家，以超人之膽識創立湘軍，又提出了“以上製下、取建瓴之勢”的極為正確的平定太平軍戰略。他非常善於審時度勢，剿滅太平軍之後，功名事業如日中天之際，他卻在大盛之中察覺大衰的先機，毅然裁撤自己的權力之本湘軍。自古功臣，像他這樣善於把握進退者不多。

　　第二個矛盾是真誠與虛偽。曾國藩平生以誠自命，自稱凡事都本著真誠的原則來處理。確實，在許多情況下，他做事“情願人占我的便益，斷不肯我占人的便益”。他說：“凡人以偽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左宗棠在瑜亮情緒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國藩，始於挖苦打擊終則以怨報德，曾國藩卻終生未還一手。

　　但是關於他的“虛偽”，也有許多證據。他的謀士趙烈文記載了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

　　鹹豐九年，有一個神秘人物帶著數名隨從出現在桐城，他自稱是來自北京訪察各地軍務的大員，行動故作詭秘，說話神神叨叨，有大員對他施以君臣之禮，他也公然接受。他以黃紙為詔，命一知縣送達曾國藩大營。曾國藩洞徹“不生不滅”法的妙處，不想因此“興起大獄”，將此信放在一邊，“置之不問亦不究”。此人見訛詐曾國藩不成，轉而“傳詔”於湖廣總督官文，官文執其人審問，“不得實，亦未深究”，此人“後遂不知下落。”

　　晚年曾國藩也像其他老猾官僚一樣，熟練運用官場之“展”字訣，將許多棘手之事一拖了之。因為糧餉問題，地方財政上出現許多虧空，曾國藩拈用“展”字，來一個“累年相承”，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後年，最後不了了之。有時他還以此訣授之屬下，比如他在致萬啟琛的一封信中說：“累年相承舊債，列入虧空項下，以一‘展’字了之，此官場中之秘訣也。”第三個矛盾是清廉與汙濁。曾國藩可以稱得上是清官，他的“清”貨真價實，問心無愧。在現存資料中，我們找不到曾國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裝入自己腰包的記錄。他終生生活儉樸，“夜飯不葷”。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襪仍由夫人及兒媳女兒製作。及至身後，他隻剩下兩萬兩存銀，在晚清時代確實算得上相當清廉。但另一方麵，曾國藩也極力遵守官場明規則和潛規則，外出視察時天天拜客，日日戲酒，所作所為，與一般官僚並無二致。每年給京官們致送炭敬，出京時給京官們送了一萬四千兩的別敬。甚至為了報銷，還給戶部送過八萬兩“部費”。為了支撐這些開支，他在自己的財政司中建有一個“小金庫”。鹽運司送的“緝私經費”，上海海關、淮北海關等幾個海關送的“公費”，就是曾國藩這個“小金庫”的來源。

沮渠元熙

第四個矛盾則是無神論與迷信。曾國藩多次說：“餘生平不信鬼神怪異之說。”“餘平日最不信風水。”但是更多的文字和記載，卻證明他是一個相當“迷信”的人。他一生進行過大量“迷信活動”。幾乎實踐過所有迷信種類：他精通相麵之術，有過大量相麵實踐。他會算卦，經常自己占卜吉凶。他相信托夢，相信扶乩，他信關公，他禳過災。至於曾國藩言之鑿鑿的“不信風水”，其中更大有曲折。

　　曾國藩身上的種種矛盾，也導致對他的判斷和評價歧義紛呈。有人說他是民族敗類、罪魁禍首，有人說他是內聖外王的絕頂聖人，更多人認為他是一個老奸巨猾、一切為了升官的官僚。

　　從“憤青”到“老奸巨猾”

　　其實，矛盾中的曾國藩，呈現多種麵相的曾國藩，才是一個真實的、活生生的曾國藩。曾國藩是政治家或者軍事家、思想家，但首先是一個人，是一個生活在柴米油鹽中的人，是一個終生掙紮、糾結、衝突和矛盾的人，是一個既有靈魂又有體溫的人。通過觀察他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如何俯仰揖讓，我們可以切身感受曾國藩在種種艱難麵前的猶豫與堅定、拘執與圓通、笨拙與精明，更深入地分辨他的“天理”與“人欲”，更真切地領略他的人格和魅力。

　　曾國藩一生都在變化中。他從“憤青”變為“老奸巨猾”。他早年是一個憤怒青年，單線思維、唯我獨尊、憤世嫉俗、矯激傲岸。做起事來手段單一、風格強硬、純剛至猛、一往無前。因此處處碰壁，動輒得咎。不光是對同僚，就是對自己的親兄弟，他也成天一副“唯我正確”、“你們都不爭氣”的神氣，處處批評教訓，弄得當年國荃、國華到北京投奔他，結果都呆不了多久就返鄉了。到了中年，經過重重挫折，他才終於認識到，中國社會的潛規則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掃蕩的。隻有必要時和光同塵，圓滑柔軟，才能順利通過一個個困難的隘口。隻有海納百川，藏汙納垢，才能調動各方麵的力量，達到勝利的彼岸。經過這次反思，他從一個憤怒青年變為老莊信徒，他努力包容那些醜陋的官場生存者，設身處地體諒他們的難處，交往時極盡拉攏撫慰之能事，必要時“啖之以厚利”。以至胡林翼則說他“漸趨圓熟之風，無複剛方之氣。”這套儒道融糅的老練莫測的神態在官場上如魚得水。

　　曾國藩身上的“笨拙”與“精明”，其實也並不矛盾。正是與眾不同的“笨拙”，成就了曾國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他的哲學是，直線是最短的距離，簡單是最有效的方法，最笨拙其實就是最精明。因此，他創建湘軍，選拔將領，專挑不善言辭的“鄉氣”之人，蓋因其敦實淳樸，少浮滑之氣。曾國藩一生善打愚戰、笨戰。他花極大心血去研究敵我雙方情況、戰鬥的部署、後勤供應、出現不利情況如何救援等等，直到每個環節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決心。因為“笨”，曾國藩在一切知識麵前都十分謙虛，不敢稍有成見。他不被什麼定論先入為主，總是要親身嚐試了，親眼見到了，才下結論。他由迷信風水相麵，晚年轉信了天命。他早年之所以信風水，是因為祖母入葬之後，家中接連發生了幾件大喜事。他後來又不甚信風水，則是因為又經曆了幾次風水“理論”與“實踐”不符的事實。實事求是的思想方式，使他的思想保持著流動、敏銳、積極的狀態。

　　表裏不一的官場中人

　　至於曾國藩身上的清與濁，則更容易理解。海瑞等“典型清官”的長處是表裏如一，致命缺點是毫無彈性，在官場上注定處處行不通，隻能成為官場上的一種擺設。而曾國藩最終卻成就內聖外王之大業，這與他性格中“和光同塵”、穩健厚重的一麵直接相關。善於與不合理的現狀妥協，推動曾國藩一生繞過多重障礙，直達自己的最終目標。

　　學者吳方對曾國藩的複雜性有過精彩的分析：“曾國藩的成功主要在於他把握住了傳統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則也有靈活性，亦即宗經而不舍權變。他有‘兩手’、‘三手’而不是隻有‘一手’”，“降及晚清，這種‘兩手’式的格局（儒學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裏），又由曾國藩來實踐了一回。說他那理學姿態是假的也罷，情況確實壞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國藩又可以說‘真誠的偽飾’。這大概是中國政治思想史的一種尷尬的真相。”

　　雖然後世史家揪出了曾國藩許多“作偽”的證據，但是平心而論，我們不得不承認，曾國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對朝廷最忠誠的。在絕大多數時候，他對上對下，都貫徹了以誠相待、以拙勝巧的原則。在涉及國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貫不計自身利害，以身報國。比如在處理天津教案過程中，他為了國家利益，就不惜負起“賣國”罪名，甘當“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毀於一旦。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後，醇親王奕托好友轉來一封信，信中對曾國藩大加恭維，意圖結好。醇親王乃是慈禧的親妹夫，與慈禧關係極為親密。長期以來，他一直欲與奕一爭高下，所以主動拉攏曾國藩，以增強自己的政治實力。一般人對這樣的核心親貴，主動奉迎唯恐不及，曾國藩卻沒有給他複信。奕不甘罷休，同治九年春又托曾國藩的另一好友黃倬轉寄詩文，希望曾國藩應和。曾國藩仍然沒有回信。除了對奕之才略用心不甚感冒之外，曾國藩如此風骨棱然，主要是從“避內外交通之嫌”這個中國政治大原則出發。曾國藩晚年的秘書趙烈文說過一句話：

　　（曾國藩）曆年辛苦，與賊戰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戰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說，曾國藩雖然以平定洪楊永載史冊，然而他的一生，與農民軍作戰所花費精力不過十分之三四，而與官場作戰所花費的精力卻是十分之五六。

　　這話說得沉痛而又深刻。這是任何一個想在中國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代價。與一般中國人不同的在於，大部分方正之士被中國社會的“特色”磨得一事無成。曾國藩卻沒有被挫折打垮，他達到了他那個時代所能達到的頂峰。

　　(本文來源：《文史參考》)

http://bbs.big5.voc.com.cn/topic-3783164-1-1.html

陳闊川

曾國藩一開始練兵時都很不順利
憤青的成長應該是在丁憂回鄉時開始

胡林翼早早就離開中央
下了地方,雖然仕途來說是差,
可是他做事卻比曾國藩更快開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