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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 清史新編-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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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3-12-7 16:41:34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第一節甲午中日戰爭

一 中日民族矛盾激化

從19世紀下半葉起,世界資本主義開始經歷一個大轉變時期,資本主義列強爭奪原料產地,掠奪資本輸出場所,分割勢力範圍和有經濟戰略意義的地區,藉以保證獲取最大限度的利潤,因而加強了掠奪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競爭。中國和朝鮮則成為列強爭奪的焦點。對外國列強來說,佔領朝鮮既可直接攫取殖民利益,又可把朝鮮變為侵略中國的跳板和稱霸遠東的陣地。因而,自19世紀80年代起,列強對朝鮮的爭奪日趨複雜和激烈。

1868年,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逐漸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日本是資源十分貧乏的國家,國內市場狹小。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迫使日本統治階級積極向外侵略擴張,以尋求國際市場,轉嫁國內的階級矛盾。明治天皇曾說:要“開拓萬里波濤”,使“國威布于四方”。其武力征服世界的野心可見一斑。明治初年,日本又制定了大陸政策:“為了征服中國,我們必先征服‘滿蒙’;為了征服世界,我們必先征服中國。”(龔古今等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帝國主義侵華檔選輯》,第94頁)日本政府為了實現這個侵略計畫,首先把矛頭指向朝鮮。自從明治維新以來,“征韓論”就一直是日本一部分軍閥所奉行的國策,有的軍閥叫嚷:“首先要積蓄實力,把朝鮮置於日本的支配之下,並搶持(控制)中國。”(轉引自[日]井上清《日本的軍國主義》第2冊,第49頁)日本邁出侵略朝鮮的第一步是1876年2月,強迫朝鮮簽訂了《江華條約》,取得了許多特權。條約還特別寫明:“朝鮮為自由之邦”。這是日本妄圖破壞朝鮮與清政府的傳統關係,以達到將來據朝鮮為己有時,可以排除清政府干涉的目的。

19世紀七八十年代,日、美勾結侵略朝鮮。中法戰爭爆發後,日本機強迫清政府簽訂《天津會議專約》,取得干預朝鮮內政的特權。在此後兩年內,日本擬定了《征討清國策》,對侵略中國作了謀劃,甚至提出攻佔北京及中國其他戰略要地,分割中國領土的具體方案,決定要以五年為期,作好發動進攻的準備。

80年代後期,日本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使其本身所固有的國內市場狹小、資源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銳化。從1890年開始,日本的主要工業部門棉紡織業等發生嚴重危機,大批中小工廠倒閉。國際貿易出現嚴重的入超現象。甲午戰爭前,日本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當時日本國內饑荒嚴重,米價飛漲,全國許多縣、市發生了搶米暴動,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為了擺脫國內困境,緩解國內階級矛盾,日本侵略集團加緊策劃侵略戰爭,不惜一切為戰爭做輿論準備和軍事準備。

1890年,日本首相山縣有朋在國會所作施政方針演說中,公然提出“國家獨立自衛之道,其途有二,第一守衛主權線,第二保護利益線”。([日]大山梓編《山縣有朋意見書》,第200頁)所謂主權線是指本國之疆域;所謂利益線,指與主權線的安危密切相關的地區。根據這種強盜邏輯,日本把朝鮮和中國的東北、臺灣都劃在其“利益線”範圍之內。山縣有朋還進一步說:“僅僅守衛主權線是決然不夠的,必須進而保衛利益線。”([日]大山梓編《山縣有朋意見書》,第203頁)可見,日本以後發動侵朝戰爭決不是偶然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日本加緊擴軍備戰,到1892年,提前完成從1885年起的10年擴軍計畫,作好了一切戰爭準備,待機而動。

各資本主義國家從各自利益出發,都程度不等地支持日本侵略朝鮮和中國,這就造成有利於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國際環境,助長了日本的侵略氣焰。

朝鮮是中國的唇齒鄰邦,中國與朝鮮存在著悠久的“宗藩”關係,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繫甚深。1864年,朝鮮國王哲宗逝世,無子,乃以旁支大院君李應之子李熙為嗣。李熙年幼,政權一直掌握在其生父手中。10年之後,以壬妃閔氏為首的閔妃党排擠大院君李應,掌握了最高統治權,而日本則乘機培植親日勢力,逐步控制閔妃黨。1882年7月23日,朝鮮漢城發生士兵和下層民眾反對日本侵略和朝鮮封建壓迫的起義,但起義被利用而變成盲目的騷亂,史稱“壬午兵變”。其時,失勢在家的大院君李應乘機複出,利用群眾造成聲勢,迫使國王下令,軍國大事一切稟決于大院君。兵變發生後,日本一面派兵入朝,一面指令駐朝公使花房義質逼朝鮮賠償損失,並妄圖割占巨濟島和位於符拉迪沃斯托克對面的鬱陵島。

清政府聞知“壬午兵變”的消息,採納了馬建忠、薛福成的建議(時李鴻章丁母憂在籍)的措施,先後派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道員馬建忠以及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等,率軍艦和軍隊入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大院君李應逮捕,迅即用輪船送往天津,將李軟禁於保定,同時,以國王李熙的名義安定民心,一場變亂很快平息下來。

清軍的迅速行動,打亂了日本的計畫,花房義質看到中日兩國在朝鮮的兵力相差懸殊,未敢輕率挑釁。日本原準備利用兵變佔領朝鮮領土和攫取更大特權的企圖未能得逞。雖然如此,8月23日,日本和朝鮮仍然簽訂了《濟物浦條約》,其中規定:“日本公使館置兵員若干備警事”。實際上是以保護使館的名義,獲得在朝鮮的駐兵權。日本在“壬午兵變”中沒有能占上風,竭力拉擾誘騙以洪英值、樸泳孝、金玉均、徐光范等貴族青年為首,帶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性質的“開化黨”奪取政權。

二甲午中日戰爭的爆發

日本軍國主義為了侵略朝鮮,推行其“大陸政策”,作了全面的輿論和軍事上的準備。就在這時,發生了朝鮮東學黨起義。1894年,因古阜郡郡守貪贓枉法,全羅道農民群眾控告無門,走投無路,東學党道徒全准率領數千饑民和道眾在全羅道古阜郡發動武裝起義,起義軍發展到五六萬人之多。起義軍將鬥爭矛頭指向本國當局和日美等侵略勢力,提出“逐滅夷倭”、“盡滅權貴”、“救世安民”(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2冊,第19頁,蔡爾康:《中東戰記本末》朝警記)等口號。1894年6月1日,起義軍攻佔全羅道首府全州,建立了農民政權──執綱所。東學黨起義後,朝鮮統治者派兵鎮壓,但遭到失敗。於是通過清政府駐朝鮮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凱轉請清政府“酌派數隊,速來代剿”。(《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第953頁)但清、朝雙方都擔心日本借此機會出兵朝鮮,故稍有遲疑。東學黨起義爆發後,日本見有機可乘,一方面派了許多軍官去朝鮮活動,同時,又派遣浪人鈴木天眼、內田良平等組織所謂“天佑俠團”,“幫助”東學黨作戰,陰謀改變東學黨“逐滅夷倭”的鬥爭方向,將其變為日本的工具。另一方面日本誘勸清政府出兵朝鮮,以便把清政府引入戰爭陷阱之中。日本駐朝代理公使杉村浚派譯員會見袁世凱,說什麼“貴政府何不速代韓戡亂”,“我政府必無他意”。(《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第949頁)接著,杉村浚再次親自會見袁世凱,敦促清政府出兵。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在得到日本“必無他意”的保證後,於1894年6月4日決定出兵,令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派“濟遠”、“揚威”兩艦赴仁川、漢城保護僑商。令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陸軍1500多人渡海赴朝,鎮壓東學道。7月,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奉命根據《中日天津條約》的規定,將清政府出兵朝鮮的決定通知日本外務相。日本外相陸奧宗光見自己的陰謀得逞,便於當天夜間電令日本駐北京臨時代辦小村壽太郎複照清政府,說日本政府決定向朝鮮派出若干軍隊。其實,日本早在複照清政府之前,就已開始出兵朝鮮。6月5日,日本參謀部決定設立戰時大本營。當天,陸奧命令大鳥公使帶領陸戰隊400餘名,乘“八重山”號軍艦動身赴朝。葉、聶二軍分別於6月8、9日到達朝鮮,而大鳥圭介10日便率領400名日軍進入漢城。13日,日兵1300人至漢城。6月16日,陸軍少將大島義率兵3000多人又至漢城。到6月底,日本先後派往朝鮮的軍隊約12000多人。軍艦達10艘,遠遠超過在朝鮮的清軍。當中日兩國陸續向朝鮮出兵時,東學黨起義軍已與政府簽訂休戰和約,退出了全州,朝鮮內戰實際上已經停止。6月13日朝鮮政府要求中國撤兵。李鴻章得報,即電令在朝鮮的葉志超,準備撤兵回國。朝鮮政府也要求日本同時撤兵。日本置之不理,蓄意挑起事端。6月14日,日本內閣通過所謂“朝鮮內政改革案”,提出日本與中國共同改革朝鮮內政的要求,清政府予以拒絕。6月22日,日本政府照會清政府:“設若有與貴政府所見相違,我政府斷不能飭撤現駐朝鮮我國之兵。”(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2冊,第38頁)6月23日,日本內閣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對中國開戰。

中日戰爭如箭在弦,大有一觸即發之勢,而慈禧太后為了籌辦她的60壽典,盼望從速和解了事。李鴻章這時的政策是力圖避戰,幻想乞求歐美各國對日本施加壓力迫使其同意從朝鮮撤軍。俄國當時對遠東的政策是暫時維持現狀,因為它的西伯利亞鐵路尚未完成,向遠東擴張有困難。俄國不準備“捲入朝鮮糾紛”,對李鴻章表示:“俄只能以友誼勸日撤兵”,“未便用兵強勒日人。至朝鮮內政應革與否,俄亦不願預聞”。(李鴻章:《寄譯署》,光緒二十年六月初七日,李集,電稿,卷16,第12頁)李鴻章轉而希望英國調停。英國為了自身的利益並不希望中日發生戰爭,以防俄國乘虛而入。它明確表示:“英國絕對不願採取威脅手段強迫日本撤兵”,(李鴻章:《寄譯署》,光緒二十年六月初七日,李集,電稿,卷16,第236頁)勸清政府讓步以求得與日本妥協。德、法、美等國也都拒絕調停,支持日本,李鴻章依靠外國干涉日本侵略的幻想完全破滅。

日本清楚地瞭解歐美列強的態度後,決定立即發動戰爭。7月23日,大鳥圭介率兵包圍朝鮮王宮,劫持國王,另立大院君李應為傀儡國王。25日,迫使其宣佈:廢除中朝間一切條約章程:讓日軍驅逐駐屯牙山的中國軍隊;以後朝日善後諸問題,必須與日使協議。在大鳥迫使大院君宣佈各項命令的同一天,日本從海、陸兩方面同時發動對中國軍隊的偷襲。在海路方面,日本探得清政府派艦護送清兵支援在朝清軍這一重要情報,便準備在牙山口外豐島附近截擊清軍。25日清晨,護送清軍的“濟遠”、“廣乙”兩艦返航,行至豐島附近海面遇到日艦,日艦向“濟遠”、“廣乙”進攻。“廣乙”號重傷後擱淺焚毀。“濟遠”艦管帶方伯謙急命“濟遠”向威海衛退去。水手王國成等人發尾炮擊中敵艦,“濟遠”始得脫險。當日艦追擊“濟遠”時,運載第二批清軍之英商輪“高升”號及木輪“操江”號駛至,日艦強迫“高升”號全體清軍投降,愛國官兵堅決拒絕,日艦發炮擊沉“高升”號,殉難者700多人;“操江”號被俘。

在陸路方面,日軍仍然先動手了。7月25日,日軍對駐牙山成歡驛的清軍發動進攻,聶士成率部英勇阻擊,寡不敵眾,敗退公州,成歡陷落。此時,駐公州為後援的葉志超已先北逃,聶亦追隨葉志超繞道千里,到達平壤。葉志超逃到平壤,謊報軍情,諱敗為勝,騙得賞銀20000兩,還升任駐平壤的清軍總統領。8月1日,中日雙方正式宣戰。

甲午戰爭自8月1日中日雙方宣戰至次年4月馬關簽約議和,海陸戰役,清軍戰無不敗。

平壤戰役 9月15日,日軍分4路進犯平壤,駐朝清軍有衛汝貴、馬玉昆、豐紳阿、左寶貴等部,又有從牙山北逃的葉志超所部,約2萬餘人。當日軍發動總攻時,馬玉昆部在大同江東岸擊敗日軍。左寶貴率軍堅守玄武門,與日軍拼死相戰,大挫日軍。左寶貴不幸中炮陣亡,玄武門失陷,但日軍未敢入城。西路衛汝貴在平壤城西南與日軍相峙,日軍被擊退。清軍本可繼續背水一戰,因葉志超早就想逃跑,被左寶貴制止,此時便在平壤城上遍插白旗,乞求日軍讓路回國,日軍不准。當天夜裏葉志超冒著風雨,棄城逃跑。日軍趁勢截擊清軍於山隘,擊殺2000多名,俘虜數百名,葉志超率部狂奔500多裏,9月21日退至中國境內九連城、鳳凰城一帶,軍輜器械遺失淨盡,從此,朝鮮完全被日軍所控制。

黃海大戰 9月17日,日本聯合艦隊同北洋艦隊發動了世界海戰史上罕見的黃海海戰。平壤危急時,李鴻章命清軍劉盛休部由海路赴朝增援。9月16日,海軍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艦隊護送劉盛休至鴨綠江口的大東溝登陸。17日上午,北洋艦隊正準備返回旅順時,突然發現西南海面有懸掛美國國旗的艦隊駛來,等駛近時,艦隊一律改懸日旗。丁汝昌即刻命令各艦升火,準備迎敵。當時日艦12艘,總噸位數為40840噸;清艦14艘,總噸位數為31366噸。日艦比清艦時速快,速射炮多。海戰從12時50分正式開始,日艦以“一”字豎陣來攻,清艦以“犄角雁行陣”迎敵。(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中日戰爭》第1冊,第67頁,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6年版)日艦避開北洋艦隊中居中的“定遠”、“鎮遠”兩主力艦,專攻右翼“超勇”、“揚威”二小艦,結果“超勇”中炮沉沒,“揚威”負傷擱淺。雙方剛一接火,丁汝昌就從旗艦吊橋上摔下受傷,艦隊改由“定遠”艦管帶劉步蟾代行指揮,不久旗艦上的檣桅、繩索被擊毀,信號旗無法推出,造成艦隊各自為戰的局面。日艦將“致遠”、“濟遠”、“經遠”三艦與主力艦“定遠”、“鎮遠”隔開,包圍攻擊。“致遠”號在戰鬥中受重傷,管帶鄧世昌下令加速向日艦主力艦“吉野”撞去,準備與之同歸於盡,不幸中途中魚雷沉沒,管帶鄧世昌與全艦士兵250余人壯烈犧牲。“經遠”號奮戰中亦中敵魚雷而沉沒,管帶林永升與士兵270多人,除16人遇救外其餘全部壯烈犧牲。“鎮遠”管帶林泰曾率部奮力衝擊,以重炮擊中敵旗艦“松島”號,引起彈藥庫爆炸,死傷百餘人“死屍山積,血流滿船”。(《中日戰爭》第1冊,第241頁)日本主力艦“吉野”受傷也很嚴重,其他如“扶桑”、“赤城”、“比睿”、“西京丸”號等均受重創。下午5時半,日艦向南退去,中國艦隊追擊10餘裏,收兵退回旅順。在5個小時的海戰中,北洋艦隊以鄧世昌為代表的廣大官兵英勇抗敵,擊傷日本軍艦6艘,北洋艦隊沉沒5艘。北洋艦隊的損失較日本艦隊大,但主力尚存。所以海戰以後,如果北洋艦隊重振旗鼓,主動出擊,完全可以掌握黃海制海權,日軍則不敢大舉進犯東北。但李鴻章為了避戰保船,將北洋艦隊藏匿在威海衛港內,不許出戰,從而造成以後北洋艦隊全軍覆滅的結局。

大連、旅順戰役 10月以後,日軍開始大舉進攻中國東北。日軍10月24日分兩軍進兵。第一軍渡過鴨綠江進攻中朝要道九連城。24日,日軍進攻虎山,聶士成、馬金敘率清軍抵抗,力單不支,虎山失守。26日,日軍攻佔了九連城,29日,占鳳凰城,11月18日,占了岫岩,12月13日,占了海城、進逼遼陽。日軍的第二軍進攻的目標是旅順大連,採取的方法是海陸包抄。第二軍於10月24日從海路到金州北面花園港登陸。運輸輜重先後達20天,當地駐軍不聞不問,未作任何阻擊。10月中旬以後旅順日危,丁汝昌赴天津請以海軍全力援助旅順,以與日軍決戰。李鴻章不許,並訓斥說:“汝善在威海守汝數隻船勿失,餘非汝事。”(《中日戰爭》第1冊,第69頁)11月初,日軍抵金州城下,總兵徐邦道孤軍奮戰,並向駐守大連的趙懷益求援,趙懷益正準備逃跑,告以“我奉中堂(李鴻章)令守炮臺,不與後路戰爭”。(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中日戰爭》第1冊,第37頁)徐邦道孤單難支,敗退旅順。11月6日,金州失守。11月17日,日軍進攻大連,趙懷益逃跑。18日,日軍進攻旅順。守軍統帥龔照嶼已在17日逃往煙臺,其他守將紛紛逃走,只有徐邦道率部拼死迎敵。21日,日軍發動總攻,徐邦道部因傷亡過重,不得不突圍北撤,22日旅順失陷。日軍進入旅順後,見人就殺,有的砍掉腦袋,有的割去雙耳;小孩子被釘在牆上,有的挖去雙眼;有的婦女被姦污後剖腹開膛,屠殺持續4天之久,殺我軍民6萬多人,整個旅順陷於血泊中,死屍堆積高達數尺。整個旅順倖免於難的僅36人,都是日軍專用來抬屍體的。旅順慘案遭到國際輿論的譴責。《世界》雜誌指出:“日本是披著文明的皮而帶有野蠻筋骨的怪獸。日本今已摘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了野蠻的真面目。”大連、旅順的失守,是清政府妥協方針的又一惡果。從此,渤海門戶盡失。遼東危急,天津、北京告警。

威海衛戰役 1895年1月下旬,日軍近2萬人在聯合艦隊的25艘軍艦、16艘魚雷艇的掩護下,開始進犯威海衛。日軍在山東成山頭登陸,1月20日,成山和榮成縣城陷落。日軍從陸上向西進犯,清軍屢敗,威海衛後防諸要塞盡失。30日,日軍進攻南幫炮臺。同時,日本聯合艦隊亦從海上發動了攻擊。日軍佔領南幫炮臺後,2月2日進攻北幫炮臺,北幫炮臺士兵潰散,炮臺失陷。日軍利用南北炮臺封鎖東西港口,配合日本海軍行動,集中火力對北洋艦隊及劉公島發炮轟擊。北洋海軍“腹背受敵,勢窮力盡”。北洋艦隊的官兵英勇奮戰,但在日軍的猛烈炮擊下,“定遠”、“來遠”、“威遠”、“靖遠”諸艦先後沉沒。2月7日,日本聯合艦隊發動總攻,其旗艦“松島”受重傷。北洋艦隊魚雷艇12艘擅自逃跑,結果有的被擊沉,有的被生俘。在此關鍵時刻,海軍副提督英國人馬格祿與顧問浩威,煽動士兵嘩變,脅迫丁汝昌投降,遭到丁汝昌拒絕。2月11日,日軍水陸兩路對北洋艦隊夾攻,炮火更加猛烈,形勢危急,北洋海軍已到最後關頭。丁汝昌見大勢已去,遂派人炸沉擱淺的“靖遠”艦。11日,丁汝昌自殺殉國。管帶劉步蟾也用手槍自殺。12日,馬格祿、浩威和一些民族敗類,盜用丁汝昌的名義向日方投降。14日,營務處道員牛昶炳與日本艦隊司令伊東祜亨簽訂降約。劉公島上的全部軍用物資拱手交給日本。17日,日本艦隊開進威海衛,威海衛失陷,北洋艦隊全軍覆滅。

遼河戰役甲午戰爭爆發後,中國屢戰屢敗。清政府遂任命劉坤一、吳大澂等為正副統帥,起用湘軍舊將率領6萬余人出關。由於湘軍將領貪生怕死,軍隊腐敗,3月4日,日軍進攻牛莊,守將魏光燾、李光久棄軍逃竄,牛莊失守。駐守田莊台的吳大澂聞牛莊失守,連夜逃往雙臺子。田莊台在遼河西岸,既是營口後路,又是清軍糧台所在地,駐守營口的淮軍將領宋慶得知吳大澂西逃,便從營口逃往田莊台。3月7日,日軍佔領營口。9日,日軍渡遼河猛撲田莊台,守軍潰退,宋慶棄城而逃,來不及逃走的清軍近2000人被殘殺。日寇縱火燒城,“火焰沖天,終夜不息,田莊台一市,全歸烏有”。(《日方紀載的中日戰史》,《中日戰爭》第1冊,第281頁)至此,遼東半島全部淪於日本侵略軍的鐵蹄之下。日軍佔領遼東半島後,其兵力財力已深感不足,故決定停止進攻關內,同清政府進行談判。

三《馬關條約》與戰後民族危機

中日開戰後,在清軍屢戰屢敗情況下,清政府乞求停戰議和。平壤、黃海之戰失敗後,慈禧太后更急於求和。1894年9月底,重新起用被罷黜的恭親王奕主持總理衙門。奕立即同李鴻章一起請求英、俄兩國出面調停中日戰爭。英國鑒於日本擴大侵略會危及英國在華利益,於10月6日向俄、德、法、美等國提出聯合調停的建議。該建議遭到列強特別是美國的拒絕。美國駐華公使田貝認為,日本充分勝利而中國徹底戰敗時,才是外國干涉的好時機。此時,日本也拒絕他國調停。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向首相伊藤博文明確表示:“外國干涉之端已開,故我軍行動尤須特別迅速,在外國干涉尚未到達十分棘手以前,不論佔領何地,皆為必要。”日本加快了對中國的侵略步伐。11月初,日軍侵入遼東。清政府迫於形勢危急,又轉請美國公使田貝出面調停。美國政府感到對清政府訛詐的時機已到,便表示願意調停,並於11月6日派駐日公使譚恩,根據美國政府訓令,通知日本政府,戰爭行動要適可而止,否則,英、法、德、俄等強國,將以維持秩序為名,瓜分中國,從而給日本帶來不利。此時日本經過幾個月的戰爭,已是財政空虛,軍備匱乏,加之遼東人民的英勇抗擊,日本也想趁勢結束戰爭,因此,表示接受美國調停。清政府急於求和,選派擔任天津稅務司的德國人德璀琳前往日本探商議和條件。日本政府以德璀琳非中國大員為由,拒絕談判,並要求派出“具有正式資格的全權委員”。1895年1月,清政府派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和曾任臺灣巡撫的邵友濂為全權大臣,並聘請前美國國務卿科士達為顧問,赴東京求和。日本藉口求和代表“全權不足”,拒絕談判,張蔭桓和邵友濂被驅逐回國。2月2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公開指定要李鴻章任全權代表,並且提出,必須有割地、賠款的許可權,否則不予接談。清政府求和心切,無奈只得任命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前往日本辦理談判事宜。行前,李鴻章得到慈禧太后允許給予他割讓土地的權力,並分別拜會了英、美、俄等國駐華公使。1895年3月14日,李鴻章組織使團前往日本議和。1895年3月20日,中日雙方在日本馬關春帆樓交換了全權證書,開始談判。日本政府以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陸奧宗光為全權代表,並由美國人端迪臣任顧問。李鴻章提出停戰議和,伊藤則提出必須等到中國軍隊退出山海關、大沽和天津並由日軍佔據以後,才能開始停戰議和。李鴻章要求伊藤提出議和條件,伊藤不肯,但表示要佔領臺灣。此時發生李鴻章被刺事件,國際輿論譁然,日本不得不宣佈暫時停戰談判。30日簽訂停戰條約6條。4月6日,伊藤拿出只譯出數條中文的條款開始談判,並對李鴻章聲明:“此次節略,但有允、不允兩句而已”,“只管論辯,但不能減少”,(蔡爾康輯:《中東戰紀本末》,見《中日戰爭》第5卷,第408頁)並限李鴻章三日之內請旨決定。在談判過程中,日方還恫嚇中國代表說,如談判破裂,日本將派重兵重新開戰,直搗北京,那時,“中國全權大臣離開此地,能否安然出入北京城門,恐亦不能保證”。(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2卷,第317頁)當李鴻章電報奏請清政府定奪是否簽約時,清政府遍請各國公使出面主持公正,各國均不肯。經過四次談判,日本政府提出的割地、賠款兩項仍極為苛刻,李鴻章雖一再乞求減輕勒索,但均被日方拒絕。最後日本政府發出通牒,揚言停戰期將滿,如不簽約,將舉兵進攻北京。4月17日,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的主要內容有:(1)朝鮮完全“自主”,中國承認日本對朝鮮的完全統治權;(2)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全島及附屬島嶼和澎湖列島給日本,並規定“將該地方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永遠讓與日本”;(3)賠償軍費白銀二萬萬兩;(4)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通商口岸,日船可以沿內河駛往以上各口岸;(5)允許日本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工廠,其產品運銷內地時只按進口貨納稅,並准在內地設棧寄存;(6)條約還規定日本軍隊暫時佔領威海衛,俟賠款付清和通商行船條約批准互換後,日本才撤退軍隊。

《馬關條約》是繼《南京條約》簽訂以後最苛刻的不平等條約,給中國社會帶來嚴重後果,它加劇了列強瓜分中國的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程度。中國承認日本控制朝鮮,使日本實現了其侵略擴張的目標,並把朝鮮變成它侵略中國的橋頭堡和戰略基地。巨額戰爭賠款,加上贖買遼東半島的款項,共23億兩,相當於清政府年財政收入的三倍。清政府無力償還,只得大借外債。而日本憑著中國的巨額賠款,實現了資本主義工業化,加速了軍國主義的進程。條約中割地的規定,使中國喪失了臺灣省等大片領土。

條約規定允許日本在華投資設廠,各國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國條款,使列強對中國的資本輸出“合法化”。這樣,外國侵略者不僅以商品輸出侵略中國,而且可以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料供給,就地生產,就地銷售。外國侵略者大量的資本輸出,不僅打擊了正在萌芽的中國民族工業,而且給列強控制中國經濟命脈創造了條件。

新的通商口岸的開放和內河航行權的攫取,使各國勢力從沿海深入到內地,外國侵略者加強了在長江流域進行資源掠奪和傾銷商品。

中日《馬關條約》公佈後,英、德、俄、法等列強反映均很強烈,導致了一場在遠東地區的激烈爭奪戰。英國獲悉日本提出的媾和條件之後,英國政府及其資本家立即發現:這些條款對英國不僅沒有損害,相反,有關商業的若干規定,英國還可根據在中國的最惠國地位,予以享受。同時,遼東半島的割讓直接威脅俄國的利益。所有這些,都是英國政府所夢寐以求的。因此,英國內閣決定不在遠東採取行動。

俄國對中日戰爭的結局非常關注。俄國一直企圖侵佔中國東北地區,而《馬關條約》中有關日本割占遼東半島的規定,無疑嚴重妨礙了俄國獨佔東北的野心。在條約簽訂當天,俄國便向法、德兩國建議:三國聯合勸告日本退回遼東半島,如日本不應允,則三國將聯合對日本採取軍事行動。俄國這一行動決不是為了中國,而是考慮“這樣我們就成為中國的救星,中國會尊重我們的效勞,因而會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我們的國界”,俄國這一建議得到了法、德兩國的回應。

德國從其自身利益出發,支持俄國要求日本還遼,企圖將俄國的視線引向東方,減輕俄國對德東部邊境的壓力;同時削弱俄、法同盟,增強德國對法國的抗爭能力。並且,此舉又能使中國“感激”它,從而可取得一塊地方作為軍事基地。

法國是俄國在歐洲的盟國,它希望“干涉還遼”之後,既能向清政府邀功請賞,擴大在華利益,又能與俄國勾結以對付長期與其爭奪的德國。於是,4月23日,即《馬關條約》簽訂後的第6天,三國駐日公使各奉本國政府訓令,分別照會日本政府,“勸告”日本政府將遼東半島還給中國。

三國聯合干涉,給日本政府以巨大的壓力。經過8個月的侵華戰爭,日本已是人困財乏,自知與三國為敵,決非對手。但它也不願輕易將到口的肥肉吐出來,於是企圖爭取英美的支持,並設法緩和三國的干涉。而這些努力均告失敗,最後只得對三國讓步,而“對於中國一步也不讓”。5月5日,日本向三國聲明,願意接受勸告,放棄對遼東半島的永久佔有,但清政府必須交付日本一筆贖金。日本堅持必須按期換約。俄、德、法干涉的目的已經達到,反過來又幫助日本,迫使清政府換約。8日,中日雙方代表在煙臺換約。10日,三國與日本商定:中國向日本交付退還遼東半島補償賠款3000萬兩白銀;自中國付清補償賠款之日起,三個月內日軍撤出遼東半島。根據這個協定,11月8日,中日雙方訂立了《交收遼南條約》。三國干涉還遼成為外國列強開始瓜分中國的標誌。

《馬關條約》簽訂後,外國列強都爭先恐後地掠奪在華利益,以強佔“租借地”和劃分“勢力範圍”為中心,展開激烈的爭奪和角逐。

1896年6月3日,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俄國代表羅拔諾夫等簽訂《中俄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即《中俄密約》。主要內容有:(一)日本如侵略俄國遠東領土、中國或朝鮮,兩國應派海陸軍互相援助,軍火糧食亦盡力互相接濟;(二)戰時中國所有口岸均准俄國兵船駛入,有需要,地方官應盡力幫助;(三)中國允許俄國于黑龍江、吉林等省建造鐵路以達符拉迪沃斯托克,無論戰時或平時,俄國都可在鐵路運送軍隊及軍需品;(四)一國不能單獨與敵議立和約。俄國通過《中俄密約》,奪取了在中國東北築路的特權,進而準備獨佔東北,稱霸遠東。9月,中俄又簽訂《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12款,攫取了在中東鐵路沿線地區的行政權、員警權、採礦權和貿易減免稅厘等特權,把鐵路沿線變成自己的勢力範圍。俄國這些侵略行為,加劇了列強之間對在華利益的爭奪,掀起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1897年2月,英國強迫清政府與之訂立《中緬條約附款十九條》及《專約一條》,其主要內容有:英國取得雲南猛卯三角地區的中國領土;雲南鐵路可與緬甸鐵路接軌;開廣西的梧州、廣東的三水等地為商埠。由此,英國對西南的控制大為加強。法國對英國南侵極為不滿,隨之迫使清政府聲明:海南島絕不割讓予他國,以防再被英國佔領。

德國以干涉還遼“有功”,於1897年初便提出租借膠州灣,雖未得逞,但它卻在漢口、天津開闢了租界。同年11月,德國以兩名德籍傳教士在山東巨野被殺為藉口派兵強佔了膠州灣。1898年3月,德國強迫清政府和它簽訂《膠澳租界條約》,規定將膠州灣租借給德國,期限99年,膠州由德國全權管轄;德國在山東境內自膠州灣修築南北兩條鐵路,鐵路沿線兩側15公里以內礦產,德國均有權開採。這樣,山東便成為德國的勢力範圍。

膠州灣事件之後,俄國便迫不及待地派軍艦於1897年12月強佔旅順口和大連灣,將魔爪伸到遼東半島。1898年3月和5月,中俄分別簽訂了《旅大租地條約》和續訂條約,其中規定:(一)俄國租借旅大,租期25年,其間由俄國全權管轄;(二)旅大以北自蓋平河至大洋河口劃一地區,該地區中國無權駐兵;(三)允許俄國從中東鐵路修一支線連接旅順、大連,支線所經之地不得讓與他國。次年,俄國擅自將租借地改為“關東省”,並設行政長官。這樣,整個東北為俄國佔領。

德國、俄國首開以武力侵佔租借地先例。法國乘機迫使清政府於1899年11月6日訂立《廣州灣租借條約》,強租廣州灣及其附近水面,租期99年。同時,法國照會清政府不得將雲南、兩廣割讓他國,允許法國修築從越南邊境至昆明和從廣州灣赤坎至安浦的鐵路及承辦中國郵政等特權。從此,滇、桂、粵三省淪為法國的勢力範圍。

英國早就預謀擴大香港界址,以此作為侵華基地。1898年6月,英國以法國租借廣州灣威脅香港安全為藉口,迫使清政府訂立《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占了從深圳灣到大鵬灣的九龍半島的全部,連同這兩個海灣的海面,以及北緯22.9度以北,東經113.52度和114.30度之間的全部海面和島嶼,為期99年。同時,英國又以防止俄國南下為藉口,於1898年7月強迫清政府簽訂《訂租威海衛專條》,強租威海衛。英國還迫使清政府保證不將長江沿岸各省租借給他國。

日本佔領臺灣後,1898年4月,又強迫清政府宣佈不把福建讓與或租借他國。福建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

1899年2月,義大利政府也提出租借浙江三門灣的照會,並派遣6艘軍艦來中國威脅,激起中國海軍艦隊官兵的強烈憤慨,紛紛請戰。因此,清政府沒有同意義大利的侵略要求。

從1896~1899年,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機日益嚴重,其在華勢力範圍也已大體確定:俄國租借地為旅順、大連,以東北為勢力範圍。英國租借地為威海衛,以長江流域為勢力範圍的重點區域,並謀求向其他地區發展。法國租借地為廣州灣,以雲南、兩廣為勢力範圍。日本以福建為勢力範圍。德國租借地為膠州灣、青島,以山東為勢力範圍。

美國是唯一沒有佔據中國領土或從中國取得和租借地及勢力範圍的國家,但並不等於美國對中國沒有侵略野心,是因為當列強在中國謀劃勢力範圍的時,美國正忙於同西班牙爭奪古巴和菲律賓,無暇東顧。美國奪取關島和菲律賓後,中國已被列強瓜分完畢。美國採用政治影響作為突破口,以經濟實力逐步滲透的辦法,於1899年9月,由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分別向英、俄、德、日、意、法等國提出“門戶開放”宣言,希望6國在對華政策上遵行以下3項原則:(1)對於列強在中國的所謂“勢力範圍”或租借地內的通商口岸或投資事業,絕對不得加以干涉。(2)中國之現行關稅率,對於不論何國,一切“勢力範圍”內均為適用,稅款應由中國政府徵收。(3)列強在“勢力範圍”內,對他國入港船泊所征碼頭稅應與本國船泊所征相等;所征鐵路運費,對他國貨物也應與本國相等。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並沒有損害列強的在華勢力範圍,但卻能保證美國的金融資本勢力在不受排擠的情況下侵入中國業已劃分完畢的各個勢力範圍中去,進而利用自己的經濟實力排擠他國。也就是說,美國在表面上未在中國取得勢力範圍,而實際上到處都是它的勢力範圍,整個中國市場對它的商品自由開放。由於各資本主義國家均無力獨佔中國,且“門戶開放”政策在遵行“機會均等”、“利益均沾”的條件下,各國都可以從中獲利,所以該政策在首先得到英國的贊同後,先後取得其他各國的首肯。“門戶開放”政策是美國根據當時本國經濟發展實際和國際形勢而採取的一項新的對華侵略政策,它滿足了美國金融壟斷資本對外擴張的要求,雖然客觀上暫時緩和了列強爭奪中國的矛盾,但決不是美國資產階級所宣稱的什麼“保持中國的領土和行政完整”。(《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1輯,第452頁)

四臺灣人民的反割台鬥爭

割讓臺灣的消息傳出後,全國人民奔走呼號,悲憤交集,迅速掀起反割台的鬥爭。可是李鴻章等人加緊出賣臺灣的活動。李鴻章一面派伍廷芳到大沽口迎接日本駐天津領事,密告其速電東京催促清政府換約,一面積極活動清廷從速批准他經手的《馬關條約》。1895年5月8日,清政府派出專使到煙臺和日本換約。19日,清政府委派的“割台大臣”李經芳,由美國顧問科士達陪同,前往臺灣辦理交割手續。6月2日,李經芳在基隆口外日艦上會見日本“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將臺灣全島、澎湖列島以及臺灣的所有兵工廠、公物財產等清單交給日本。清政府如期交割臺灣的決定公佈後,全國人民憤怒抗議,發出了“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君可玩,而我民不可玩”的正義呼聲,顯示了中國人民維護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

當臺灣人民聽到割台消息時,“若午夜暴聞轟雷,驚駭無人色,奔相走告,聚哭於市中,夜以繼日,哭聲達於四野”。憤怒的臺灣人民相繼“鳴鑼罷市”,抗議清政府的賣國罪行。臺灣各階層人民聯名發佈檄文,怒斥李鴻章,表示“桑梓之地,義與存亡”,誓“與倭人決一死戰,不願將全台歸於倭人,眾志成城,有死無二”,(《申報》1895年5月15日)表達了誓與臺灣共存亡的堅強決心。

1895年5月27日,日本主力近衛師團從沖繩中城灣出發,分兩路進攻臺灣。面對日本侵略者的進攻,曾經表示要守衛臺灣的巡撫唐景嵩和一些地主豪紳,紛紛內渡逃命,日軍佔領臺北。台中的一些守將也都棄地不顧,相繼帶兵或攜帶庫銀財物內渡。在台南地區,原有劉永福的黑旗軍駐守,但兵力單薄。在這樣極端不利的形勢下,不甘當亡國奴的臺灣人民自發地組織義軍,以徐驤、姜紹祖和吳湯興等為首領,痛擊日寇,成為臺灣人民抗日鬥爭的主要力量。6月中旬,日本近衛師團分兩路進犯通往台中的門戶新竹。抗日義軍在徐驤等人的領導下,據險阻擊,大量殺傷敵人。新竹抗戰堅持到6月下旬,義軍由於軍械不繼,糧食繼絕,被迫後撤。新竹失陷後,吳湯興於7月10日聯絡各軍進行反攻。雙方在新竹城東十八尖山和虎頭山展開激戰。義軍因寡不敵眾,反攻失利。此後,徐驤部義軍仍不斷向新竹的日寇發動攻勢,大小十二戰,牽制日軍達兩月之久。新竹爭奪戰得到台南劉永福的支持。劉永福是這時留在臺灣的清朝最高官員。臺北失陷後,劉永福發出佈告,表示要和臺灣人民一起堅持戰鬥。6月中旬,日艦進攻台南門戶平安口,劉永福親自燃放重炮,痛擊敵人,指揮黑旗軍會同海防各軍英勇作戰,日夜巡防海上,多次擊退敵艦進犯。因此,日軍只能在陸上一步步由北向南推進。義軍在新竹失守後,退往大甲溪、台中一帶。劉永福派吳彭年率黑旗軍前往增援。8月下旬,日軍南犯大甲溪,遭到吳彭年和徐驤義軍的伏擊,日軍大亂,紛紛落水,遺屍累累,義軍與黑旗軍多次聯合擊退敵人的進攻。最後由於奸細帶路抄襲,大甲溪才陷於敵手。徐驤、吳彭年率軍退往彰化,以大甲溪為天然屏障,整軍佈防。8月27日晚,日本侵略軍集中兵力向彰化城東八卦山猛撲。徐驤、吳湯興居高防守,乘夜間反攻,殺傷日軍甚多。第二天,日軍由收買的奸細帶領,從山路包抄八卦山,義軍揮刀拼殺,頑強地堅守陣地。這時防守大甲溪的吳彭年亦急速揮師上山,與敵人展開肉搏戰,擊斃了日本近衛師團1000餘人,打死敵少將山根倍成。在這場悲壯的血戰中,義軍與黑旗軍也傷亡很大。吳湯興中炮犧牲,吳彭年英勇戰死,徐驤率領極少數義軍殺出重圍,退往台南。

彰化失陷後,劉永福急派王德標率軍守衛嘉義,並派楊泗洪帶兵反攻彰化。臺灣高山族人民也紛紛起來抗戰。抗日軍民經過近一個月的連續戰鬥,收復雲林一帶,進逼彰化,殺敵近千人。抗日軍民經過多日苦戰之後,缺少餉械,清政府不但不予接濟,連劉永福派人到大陸募集的捐款也被扣留,甚至對去臺灣的船隻也嚴加檢查,不許大陸人民支援臺灣同胞。臺灣人民憑著滿腔義憤,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繼續頑強戰鬥。9月上旬,彰化日軍得到增援,倡狂南犯。徐驤又組織義軍,在鬥鎮、刺桐莊、雲林一帶,與日軍血肉相拼,由於彈盡糧絕,只好且戰且退。10月中旬,日寇集中兵力進攻嘉義。守將王德標在城外暗埋地雷,誘敵深入。日寇被炸死700多人,倉惶撤退;半路又被伏兵截擊,死傷甚多。日軍近衛師團長北白川觸久中將也在這次進犯中重傷斃命。第二天,日軍用大炮轟塌城牆,竄入城中。王德標率軍浴血巷戰,由於眾寡懸殊,只得殺出城外,退往曾文溪。日軍奪取嘉義後,接著進犯曾文溪。曾文溪距台南府城僅20公里,是防禦台南的最後一道防線。徐驤率高山族700勇士趕來增援。日本侵略者將侵台全部陸軍集結于曾文溪戰場。日寇炮火猛烈,槍彈如雨。義軍士氣高昂,與侵略者展開殊死決戰。徐驤、王德標相繼陣亡,大批義軍戰士也為保衛臺灣流盡了最後一滴血。曾文溪失陷後,日軍水陸夾攻台南。由於彈盡糧絕,孤立無援,劉永福被迫乘英輪內渡廈門。10月21日,台南陷落。

1895年11月,日本宣告“平定”臺灣,但日本侵略者從來沒有也無法征服臺灣人民。在日本統治臺灣的50年間,臺灣的反抗鬥爭此起彼伏,連綿不斷,如著名的義軍領袖有臺北的林大北、陳秋菊,台中的劉德杓、柯鐵,台南的林少貓等,他們率領臺灣人民用鮮血和生命在歷史上譜寫了一曲曲保家衛國的悲壯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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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戊戌維新運動

一 維新運動的醞釀

甲午戰後,清政府為了向日本支付巨額賠款,便向廣大農民攤派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殘酷地壓榨農民。為了反抗清政府的經濟剝削,全國許多地區的農民發動了規模不等的武裝暴動。規模較大的有:1895年開始的甘肅回民暴動,參加者十幾萬人;1898年安徽渦陽農民大起義,震動了蘇皖鄂豫四省;1898年廣西天地會在侯成率領下發動起義,先後攻佔了梧州、陸川等許多州縣。在這些農民起義中最有影響的是帶有反帝色彩的四川餘棟臣起義。

餘棟臣,四川大足縣人,哥老會首領,在早年發動過反教會鬥爭。1898年夏,餘棟臣在四川大足縣再次發動起義,發佈檄文揭露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罪行。檄文中說,外國侵略者“既占上海,又割臺灣,膠州強立埠,國土欲瓜分”。檄文還說,“本義民但戮洋人,非叛國家”。他們自稱為“大清國義民”,說“官是朝廷之官,兵是朝廷之兵,役是朝廷之役。如能見容,一切不敢犯”,“倘若視為仇讎,反戈相向,則兵下官役皆洋人,並非我朝臣子,于國法在必誅,於義民理難容宥”。(《余棟臣四川農民反帝運動》,《近代史資料》1955年第4期)表明他們以“順清滅洋”為鬥爭宗旨。餘棟臣率眾東下,軍至永川,蔣贊臣率眾西上,軍至安嶽,四川全省震動。許多州縣如壁山、江津、合川、南充以至重慶等地的起義隊伍,也打起了餘棟臣的旗號。湖北西部施南、宜昌等地的哥老會也起來鬧教,聲稱與餘棟臣會師。餘棟臣率領義軍屢敗清軍。1899年起義軍在龍水鎮被清軍包圍,餘棟臣被清軍俘虜,歷時數年的餘棟臣起義被清朝殘酷鎮壓。

甲午戰爭之後,反洋教鬥爭仍在繼續。湖南臨湘、福建古田、四川成都等地都發生了驅逐教士、焚毀教堂的鬥爭。山東單縣二十多所教堂均被大刀會所毀。山東義和拳遍立義民會,發佈傳單,號召反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湖北沙市、廣西永安、浙江溫州、江蘇松江和上海等地均發生群眾愛國鬥爭,其中以上海、沙市尤為激烈。

甲午戰後,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開始走向革命。

孫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逸仙,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在甲午戰爭之後才產生革命思想。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前,孫中山悲時憂國,趕到天津,通過鄭觀應上書李鴻章,提出四點建議,要求清政府變法自強。他希望中國能夠做到“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孫中山:《上李鴻章書》,《孫中山選集》上,第7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李鴻章斷然拒絕了孫中山的建議,也沒有接見他。這次上書的失敗使孫中山認識到“和平之法無可複施,……不得不稍易以強迫”。(孫中山:《倫敦被難記》,《孫中山選集》上,第19頁)於是,孫中山放棄和平改良的幻想,走上革命道路。

1894年11月孫中山來到檀香山,聯絡一部分思想進步的華僑籌建了興中會。次年初,孫中山來到香港,與當地的社會團體──輔仁文社合作,成立了興中會總部。興中會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創立的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的宣言,斥責清政府“政治不修、綱維敗壞”,並指出外國資本主義滅亡中國的危機。會員在入會時的秘密誓詞明確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意願。(《興中會章程》,《孫中山選集》上,第14頁)興中會成員大部分是中小華僑資本家,還有少數知識份子和工人等。興中會在國內的影響雖然不很大,但其鬥爭目標和方式被確定為武裝推翻清政府,標誌著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正式形成,也反映了中國這個時期社會階級關係的變化。

興中會成立不久,孫中山就與會員鄧蔭南、楊衢雲、陳少白等人在廣州設立農學會作為起義的掩護機關,積極籌畫武裝起義。因所運槍械被海關扣押,不能按時到達,起義計畫被人洩露。兩廣總督譚鍾麟命令加強廣州防衛,起義尚未舉行就遭到鎮壓。起義機關被破獲,78人被逮捕,陸皓東等人英勇就義,孫中山被清政府以“亂黨”罪名通緝。自此以後16年,孫中山一直被迫流亡海外。

外國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加緊侵略所造成的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以及清政府腐朽統治所造成的國內階級矛盾的尖銳化,成為直接促成變法維新運動發生的主要社會條件。

甲午戰爭以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發展。據不完全統計,1895~1900年,全國各地創辦的萬元以上的私人企業共有104家,資本總額估計約2300多萬元。如果除去直接受官府控制的“官督商辦”企業,私人資本的工廠共有79家,其資本額為1700多萬元。從新辦的廠礦數目看,等於甲午戰前20多年的總和,其資本額,則為戰前的23倍。戰後資本主義發展最快的是棉紡織業。1899年中國自辦紗廠紗錠總數達336700多枚,其中1895年以後為174500多枚,五年內增加近一倍。(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98頁)其他部門也出現了一些民族資本近代企業,較著名的有張裕釀酒公司(1895年)、蕪湖益新麵粉廠(189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1897年)、長沙和豐火柴廠(1897年)等。冶煉方面有長沙湘裕公司和大成公司、廣西貴縣的三岔銀礦、福建邵武煤礦。

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種社會政治力量逐漸成長起來,雖然它仍未達到成熟的地步,但已開始走上政治舞臺。民族資產階級不滿意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也不滿意封建勢力的壓抑,要求改善它所處的地位,取得參與國家政治的權力。由於這個時期投資創辦新式企業的主要是一些官僚、地主、商人,他們屬於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因而他們發展資本主義、挽救民族危機的要求便通過比較緩和的方式反映出來,即在政治上提出維新變法的要求。康有為等人便是這一階層的政治代表。

近代中國的維新思想又是伴隨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日益加緊和清朝封建統治的危機不斷加深而發生和發展的。鴉片戰爭後,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社會開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因而出現了一批要求學習西方,抵抗外國侵略的地主階級改革派人物。隨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加深和清政府的更加腐敗,70年代,出現了一批早期維新思想家,如薛福成、馬建忠等,他們努力向西方尋求真理,提倡工商業,主張改革政治,嚮往君主立憲政體等,對救國道路作了許多探討。早期維新思想家所宣傳的政治主張,成為戊戌維新運動的思想基礎,早期維新思想是戊戌維新的思想先驅。戊戌維新派繼承和發展了這一思想,並把這種思潮變成一次改革社會的政治活動。

維新派的代表人物有康有為、梁啟超、嚴複和譚嗣同等人。康有為(1858~1927年),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康有為早年受過嚴格的封建傳統教育,到過香港,接觸到一些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和社會現象。1882年,康有為去北京應試路經上海,對這個半殖民地城市的物質文明和社會秩序有所嚮往,便“大購西書以歸講求焉”,(《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第4冊,第116頁)從而獲得比較系統的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社會歷史和自然科學知識。經過幾年的學習與探索,康有為產生了按照西方資本主義模式改革中國政治的變法維新要求。1888年,康有為去北京應試,鑒於中法戰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伸入中國西南邊陲,民族危機嚴重的局面,康有為第一次向清政府上書,請求變法。《上清帝第一書》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張。由於受到“大臣阻格”,此次上書未能上達光緒皇帝。於是,康有為回到廣東講學。他用維新派的思想觀點對儒家學說作了重新解釋,寫成了《新學偽經考》(1891年)、《孔子改制考》(1894年)等書。《新學偽經考》認為,東漢以來的經學多出自劉歆偽造,故謂之“偽經”。劉歆“飾經佐纂,身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學,與孔子無涉,故謂之“新學”。《新學偽經考》在學術意義上推翻了古文經學的“述而不作”,在政治上針對頑固派“恪守祖訓”進行駁斥。梁啟超在其《清代學術概論》中說,此書一出影響有二:第一,使清學正統派之立腳點根本動搖。第二,一切古書皆須重新檢查估計。“此實思想界一颶風也”。《孔子改制考》指出,孔子以前的歷史是孔子為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託的宣傳作品,都是茫昧無稽的。孔子為了改變當時的社會狀況,遂按照自己的主張假託堯舜等人的言論行事而制定六經,作為實現社會改革的根本。康有為提出孔子托古改制的論點,即指出研究儒家經典的目的,乃在體會孔子創法立制之精意,而漢學宋學恰恰違背了孔子之真意。《孔子改制考》屬建設性的著述,書中主張“通三統”、“張三世”,即夏商周三代制度不同,而隨時因革,愈改愈進步。康有為這兩部著作為變法維新從歷史上找到根據,為變法運動奠定了理論基礎。

甲午戰後,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瓜分危機日趨嚴重。康有為趁入京應試之機,於5月2日聯絡各省應試舉人1300人聯合上書請願,建議皇帝實行“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戊戌變法》第2冊,第131~154頁)四項大計。康有為認為前三項是“權宜應敵”的策略,第四項才是“立國自強”的根本。變法著重應在於實行“富國”、“養民”、“教民”之法,並主張實行“議郎制”,以府縣為單位,每10萬戶公舉一議郎,輪班入值,以備顧問,“上駁詔書,下達民詞,凡內外興革大事,籌餉事宜”,均由議郎討論決定,2/3多數通過後,付諸實施。此即有名的“公車上書”。這是康有為的第二次上書,也是資產階級維新派登上政治舞臺的序幕。對康有為此次上書,都察院以清政府已在《馬關條約》上簽字,無法挽回為理由,拒絕接受。因而光緒皇帝沒能看到上書。但這次上書廣為流傳並衝破了清政府規定的士人不得干預政治的禁令,提高了康有為的政治聲望,初步確立康有為在變法維新運動中的領袖地位。

“公車上書”的次日,會試發榜,康有為得中進士,授工部主事。《馬關條約》簽署後月餘,國難日重,清廷無絲毫振作。康有為夙夜憂懼,他憤然於5月29日第三次上書光緒皇帝,提出變法步驟。但此次上書頑固派又拒絕代呈。

康有為一方面不斷上書皇帝,以爭取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同時又組織學會和創辦報刊,進行宣傳,廣交有志變法之士,與禦史楊深秀、給事中高燮曾、內閣中書楊銳、林旭以及刑部主事劉光第等人過從甚密。康有為認為,“思開風氣,開知識,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後力厚也”。(《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第4冊,第133頁)1895年7月,康有為在北京創辦《中外紀聞》,報導時事,倡議變法。該報由梁啟超等人編輯,隨“邸報”分送王公大臣,以擴大影響。8月,由康有為發起,翰林院侍讀文廷式出面,在北京組織強學會,獲得帝党官僚支持。一些官僚軍閥如劉坤一、張之洞出款資助,袁世凱也混跡其中。11月,維新派在上海設立強學會,還創辦《上海強學報》宣傳變法,變法維新的聲勢越來越大。由於禦史楊崇伊的彈劾,1896年1月,清廷查封了強學會,並將其改為官書局。這時康有為南下廣東講學,並去廣西與唐景嵩、岑春煊等在桂林開“聖學會”,購置圖書,刊行報紙,宣傳維新思想。

梁啟超(1873~1929年),廣東新會人,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17歲中舉。1891年,他慕名到萬木草堂就學於康有為,改學新學。他曾協助康有為撰寫《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等書。公車上書時,梁啟超奔走聯絡,表現了出色的政治活動能力。北京強學會成立後,梁啟超擔任強學會的書記員,並任《中外紀聞》編輯,上海強學會被查封後,梁啟超積極籌備創辦《時務報》(旬刊)。1896年8月,《時務報》由汪康年任報館經理,梁啟超任主筆,負責撰文和編輯。《時務報》宣傳變法,影響極大。它改變了以往“無敢輕掉筆墨譏時政”的沉悶局面,深受愛國士人歡迎。梁啟超以犀利的筆鋒直刺清朝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先後在《時務報》發表了《論報館有益於國事》、《西學書目表》、《古議院考》、《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說群自序》等宣傳維新思想的論文。數月間,《時務報》行銷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梁啟超也因此成為全國聞名的維新思想宣傳家。

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一文裏寫道:“夫變者,古今之公理也……上下千歲,無時不變,無事不變”。他說從稅制到軍制,各種制度都在不斷變化,即使清朝入關後的曆法、文字、刑法等都有所變化。尤其到了今天“大地既通,萬國蒸蒸”的情況下,要爭取變的主動權。只有積極變法圖強,才能保國保種,日本的明治維新即為例證,否則就會亡國滅種,士耳其、印度就是殷鑒。他認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他反對洋務派只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的荒謬做法。在《古議院考》、《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和《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論文中,梁啟超發揮了“民權”學說。他認為個人都有自己自主之權,在上者不得以“防弊”為藉口而干涉個人之權利和自由。他還提出,國家政權並不是“君相之私產”,而是“國民之公器”。梁啟超受到西方資產階級民族觀念的影響,他把“群”這一辭彙代替“民族”概念,因此他又強調所謂“合群”。“以群為體,以變為用”,這樣然後能合“內部因有之群,以敵外部來侵之群”,才能求得自己的獨立和生存。在這裏,梁啟超和西方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思想家一樣,用民族主義作為建立統一獨立的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張本。根據這種觀點,梁啟超認為,“今策中國者,必曰興民權”,(梁啟超:《上陳寶箴書論湖南應辦之事》,《戊戌變法》第2冊,第551頁)也只有興民權,才能使國民以自己的國家民族為念,才能“合千百萬人為一身、為一心,國始能強”。“故能興民權者,斷無可亡之理”。(梁啟超:《湖南時務學堂課藝批》,《戊戌變法》,第2冊,第548頁)梁啟超雖然鼓吹民權,但嚴格區分“民權”與“民主”的不同,認為中國只能學習英、日等有君主的資產階級民權國家,而不能仿效法、美等無君主的國家。這是因為,“我國民智未開,明自由之真理者甚少,若倡革命,必不能如美國之成就……故革命者最險之著而亦最下之策也”。(梁啟超:《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飲冰室合集》之一,第80頁)因此,梁啟超宣傳民權,就是為“滿漢不同、君民同治”的政治主張而奔走呼號,並借此來抵制革命、取消革命。他認為,民權取決於民智的高下。“權者生於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權,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權,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權”,(梁啟超:《上陳寶箴書論湖南應辦之事》,《戊戌變法》第2冊,第551頁),要開民智必須興學校,廢科舉,育人才,必先從“興紳權”開始。他認為,“紳權因當務之急矣,然他日辦一切事,舍官莫屬也。今日欲開民智,開紳智,而假手於官者,尚不知凡幾世。故開官智又為萬事之起點”。(梁啟超:《上陳寶箴書論湖南應辦之事》,《戊戌變法》第2冊,第556頁)把開紳智、官智作為開民智的起點,實際上把實現民權政治推到遙遠的將來。興紳權實質上是為資產階級爭取參政權。梁啟超的民權思想主要是針對清朝的封建專制,對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有啟蒙作用,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有著一定的進步意義,它推動了變法維新運動的發展。

譚嗣同(1865~1898年),字複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鑒於甲午戰爭之後時勢之艱危,譚嗣同大聲疾呼《馬關條約》“直合四百兆人民身家性命而亡之,此約不毀,聖人無能為矣”,(譚嗣同:《興算學議》,《譚嗣同全集》,第288頁)積極倡導變法。他在湖南參與陳寶箴的時務學堂,他與唐才常在長沙創辦南學會和《湘報》,積極宣傳變法維新主張,推動了湖南維新運動的發展,著有《仁學》及《壯飛樓治事》等。1896年以後,譚嗣同在南京作候補知府時寫成《仁學》一書。《仁學》用很大篇幅講“仁”的道理,他認為,仁是“乙太”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東西,“乙太”充滿天地之間,即“仁”充滿天地之間。因為“乙太”是物質的,所以世界也是物質的,他還認為物質世界在變,人也在變,人的身體面貌顏色每天都在變。每晨照鏡,面目沒有一天是相同的。《仁學》中反映出譚嗣同的思想裏具有一定樸素的唯物論與辯證法因素。譚嗣同主張沖決一切封建網羅,他說“網羅之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沖決利祿之網羅,次沖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教之網羅……”(譚嗣同:《仁學》自序)譚嗣同運用資產階級國家觀對封建專制主義政治制度作了猛烈抨擊。他說,“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非君擇民而民擇君也……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賦稅之取之於民,所以為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義也”。(《譚嗣同全集》,第339頁)這種將國家解釋為自古就是“全民”所有的超階級觀點,雖然是錯誤的,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卻是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爭取民主權利的銳利理論武器。譚嗣同比同時代之維新派更為出色的地方,就是他勇猛抨擊封建禮教綱常,熱烈嚮往個性解放,譚嗣同的一些言論往往超出改良主義範圍,不僅倡導維新而且憧憬革命。他認為變法維新必須有鬥爭、有流血。他說,“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復興之望,不然,則真亡種矣”。(《譚嗣同全集》,第303頁)譚嗣同後來的實踐更加說明他是維新派中最激進的人物。

嚴複(1853~1921年),字又陵,一字幾道,福建侯官人。14歲時入福建船政學堂,1877年赴英國學習海軍,1879年,他學成回國,曾任天津水師學堂總辦。嚴複直接受西方高等教育,對於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說、自然科學和哲學觀點有著較為深刻的理解,他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比較系統地介紹西方資產階級學說的啟蒙人物。甲午戰後的數年間,嚴複陸續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爾的《群學肄言》等書。《天演論》原名《進化論與倫理學》,是一本論文集。這本書用達爾文關於生物進化的原理來解釋社會發展的規律和人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作者用自然界的規律來解釋人類社會,認為人類也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亡,即優勝劣敗說。《天演論》的翻譯敲響了中國救亡圖存的警鐘,激發了人們的愛國熱情。《原富》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的經濟理論;《群學肄言》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觀點。與此同時,嚴複還在天津《直報》上先後發表了一些重要政治論文,如《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論世變之亟》分析了甲午戰爭以後如何挽救民族危機的問題。他認為,中國應該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和制度,同時他還批評了頑固派反對一切外來事物的態度。《原強》進一步宣傳變法維新,認為中國欲與西方各國競爭以圖生存,最根本的辦法有三:第一,鼓民力,即提高人民體質,提倡醫學,禁止鴉片和纏足等。第二,開民智,即提高人民智慧,主張講西學,提倡自然科學。第三,新民德,即提高人們的思想認識,反對封建專制主義,提倡西方的資產階級自由與平等,開設議院。嚴複的“三民”主張反映了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辟韓》是批駁韓愈《原道》一文的。韓愈在《原道》中說:“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財貨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財貨以事其上則誅。”嚴複依據資產階級的國家學說批判了《原道》中所闡述的君臣民的關係。他認為,“國者,斯民之公產也,王侯將相者,通國之公僕隸也”。(嚴複:《辟韓》,《戊戌變法》,第3冊,第79頁)嚴複這種以民為“天下真主”的觀點,遠遠超出歷史上“民貴君輕”的思想範疇,在那時是有進步意義的。

戊戌維新之前嚴複的社會活動一是在北京辦通藝學堂,學生有四五十人。他通過辦學堂提倡西學、宣傳維新。二是在天津創辦《國聞報》,這是北方宣傳維新思想的重要報刊。

綜上所述,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的思想特色是:在哲學思想方面,以進化論為依據,主張“變”、主張革新;在政治思想方面,宣傳資產階級國家學說,要求民權,實質上是在保存封建統治的前提下,為資產階級爭取一些政治權利;在經濟方面,主張發展資本主義。

在維新派的積極活動下,議論時政的風氣日開。維新思想衝破了封建專制主義鉗制言論自由的成例,在一些地區擴大了社會影響。當時的湖南,維新變法輿論就相當高漲。湖南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等傾向維新。在譚嗣同、唐才常等人的鼓動下,湖南的維新風氣頗稱一時之盛。1879年春,長沙首創《湘學報》,宣傳新學,鼓吹變法。是年夏又設時務學堂,聘請梁啟超為總教習,講述“民權”學說,力倡變法。林圭、秦力山、蔡鍔等人就是時務學堂的學生。梁啟超到湖南時,譚嗣同等人正在倡設南學會,集合維新人士,相與講述“新學”。陳寶箴、黃遵憲、譚嗣同、皮錫瑞等先後作過講演,並準備以南學會作為籌畫湖南變法事宜的機構。次年春,唐才常等人又創辦了《湘報》。據不完全統計,從1896~1898年全國各地成立各種學堂、學會131所,報館91所。這些學會、學堂、報館對變法維新運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維新派的活動觸及了封建頑固勢力,引起他們的極大恐懼。封建頑固派與洋務派糾合在一起向維新派進行反撲。大官僚孫家鼐奏請把康有為《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兩書的原版銷毀。大學士徐桐和禦史褚成博準備上奏彈劾康有為。頑固派剛毅則狂叫“寧可亡國,不可變法”。李鴻章對慈禧太后說,此曹皆書院經生、市井訟師之流,不足畏。奕臨終前還對光緒皇帝說,聞有廣東舉人主張變法,當慎重,不可輕信小人。由於這些新貴權臣力阻變法,使維新運動遭遇不少的困難。湖南維新運動興起後,頑固派王先謙、葉德輝在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唆使下,糾集地主豪紳起來攻擊維新派,他們說維新思想是無父無君之邪說,這種邪說誘惑人心,維新派是亂臣賊子等等。他們還毆打《湘報》主筆,逐散時務學堂,用恐怖手段對維新派加以威脅。

同時,頑固派製造輿論,對維新派進行“圍剿”。當嚴複的《辟韓》一文發表後,張之洞就“見而惡之,謂之洪水猛獸”,急忙命令幕僚屠守仁寫了一篇《辟韓駁議》,嚴複為此竟“幾罹不測”。(《嚴複年譜》,《戊戌變法》第4冊,第183頁)變法前夕,張之洞還親自出馬寫了《勸學篇》一書,竭力攻擊維新派的主張,宣揚封建倫理綱常。慈禧太后看到《勸學篇》後即令刊印,並分送各省官員,西方報紙也有所譯載。《勸學篇》對維新思想起了相當的瓦解作用。湖南頑固派王先謙令其弟子蘇輿編的《翼教叢編》、葉德輝的《覺迷要錄》也起到同樣的惡劣作用。

維新派與頑固派進行了三個方面的思想交鋒,可歸納為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要不要變法,即要不要改變封建專制制度。頑固派反對變法,認為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神聖不可侵犯,認為專制制度深合聖人治國之道,改變這種制度就是禍亂國家。維新派則依據進化論的觀點提出,“變者,天下之公理也”。(梁啟超:《論不變法之害》,《戊戌變法》第3冊,第18頁)康有為認為,任何事物都是“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腐;新是活,舊則板;新則通,舊則滯”,“觀萬國之勢,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戊戌變法》第2冊,第197頁)康有為宣稱人類社會是按照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進化規律發展變化的。他還進一步指出,作為國家政治制度的法,是用以保護國家疆土的,現在祖宗創設的法已不能保護祖宗開闢的疆土,而且將使國家走向滅亡,空守祖法則毫無意義。為守祖法而捨棄國家疆土,更是本末倒置。

第二,要不要設議院、興民權、實行君主立憲制。頑固派極力維護地主階級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反對民權,反對君主立憲。他們認為實行立憲制度,使民有權而君無權,不合君為臣綱的綱常倫理,是離經叛道。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攻擊維新思想是“邪道暴行,橫流天下”,叫嚷“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綱紀不行,大亂四起”,甚至會遭到外國的干涉而亡國。維新派認為,君主制度根本不是天經地義的,實行君主立憲政體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在這個問題上,維新派並不敢直接批判封建倫理道德、綱常名教,而是把孔子打扮成一個改革派,從古代經書裏為變法尋找理論根據。梁啟超附會中國古史,認為議院在中國是古已有之的,實行君主立憲並不是“用夷變夏”。所有這些,都說明維新派對頑固派的批判是軟弱無力的。

第三,要不要廢科舉興西學。頑固派極力反對廢科舉,倡新學。他們把一切不合“聖人之道”的言論和行動都斥為“異端”、“邪說”。維新派認為,只有學習西學才能有利於中國的獨立和富強。他們對八股考試制度深惡痛絕,發表了大量文章進行批判,認為這是一種愚民政策,只能使人脫離現實、閉塞聰明,不可能培養出有用的人才。嚴複在幾篇政論文章中批評八股取士是“謬種流傳”,有錮閉智慧、敗壞心術和助長遊手好閒三大害,而其中任何一害都足以滅亡中國。因之,維新派把廢科舉、興新學列為變法的重要內容之一。嚴複認為宋學、漢學、詞章之學無實無用,無補於國家政策,均應束之高閣。他指責洋務派僅僅襲用西方資本主義的皮毛而排斥西學,是盜用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實弊,不僅使中國貧弱不已,而且加速中國的滅亡。因此,維新派主張在中國普及教育,要求設立新式學堂,學習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政治學說,希望通過這種辦法造就人才,挽救危亡局勢。

維新派在同頑固派的思想鬥爭中,表現出了很大的不徹底性,有些問題並未擊中頑固派、洋務派的要害,但這次思想交鋒在中國近代史上卻有著重大的意義。這次鬥爭,實質上是要不要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並使之走上獨立富強的資本主義道路的根本問題在思想領域的反映,也是資產階級思想文化與封建思想文化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正面交鋒。在論戰中,維新派反復申明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就要學外國的道理,批判了封建專制制度,提出君主立憲的要求,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在封建傳統文化的銅牆鐵壁上打開一個缺口。許多封建知識份子不同程度地開始接受西方思想文化,形成了中國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在這種潮流的激蕩下,維新運動走向高潮。

二 百日維新

1897年11月,德國強佔膠州灣,外國資本主義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嚴重的民族危機推動維新運動迅速發展。康有為聽到德國強佔膠州灣的消息後,從上海趕到北京,於1898年1月呈遞《上清帝第五書》。在這次上書中,康有為再次強調列強瓜分中國危機的嚴重性,認為內憂外患已將大清帝國推到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他警告清朝政府,若不及時變法,革舊圖新,“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為此,康有為提出三點具體建議:(1)采法俄日以定國是;(2)大集群才而謀變政;(3)聽任疆臣各自變法,並且再次提出設國會定憲法。這次上書遞到工部,被淞桂所壓。但這個上書的內容卻在京師廣為傳抄,天津、上海的幾家報紙也給予轉載,影響很大。都察院給事中高燮曾閱讀過這次上書的內容,認為康有為書中提到的問題事關重大,便上奏光緒皇帝,請求召見並重用康有為。但是,封建頑固派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員不能召見”為藉口,反對召見康有為。1898年1月24日,光緒皇帝命李鴻章、翁同龢、榮祿等在總理衙門接見康有為,雙方進行了激烈辯論。翁同龢因《馬關條約》割台一事而深感民族危機的嚴重,傾向維新派。他對康有為的主張極為賞識,並向光緒皇帝推薦康有為:“康有為之才,過臣百倍,請皇上舉國以聽。”此時,康有為的第五書已達光緒皇帝手中。光緒皇帝閱後,頗受感動,遂下令對康有為的條陳隨到隨送,不得延誤。光緒皇帝詔令康有為將其變法主張詳細奏陳。1月29日,康有為上《應詔統籌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書》),並呈遞《日本變政考》一書。

《應詔統籌全局折》實際上是維新變法的綱領。康有為列舉了日本、俄國諸國變法而強、守舊而亡的史實,駁斥了頑固派“祖宗之法不能變”的謬論,說明中國進行變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康有為請求光緒皇帝仿照日本明治維新,即速實行變法。他指出變法的根本要義有三:“一曰大誓君臣以定國是”。即要求光緒皇帝在天壇大廟或乾清門召集群臣,宣佈變法維新,“詔定國是”。也就是請皇帝向臣民表示變法決心,借皇帝之權以推行變法新政。“二曰立對策所以征賢才”。即在午門設立“上書所”,派禦史二人監收。准許人民上書,不須由堂官代轉,以免中阻。“稱旨”者,則由皇帝召見察問,量才錄用。其目的是使維新人士由此參與政事。“三曰開制度局而定憲法”。即在內廷設制度局,選天下通才十數人,入值其中,參酌大政,訂立新章。制度局下設法律、度支、學校、農、工、商、鐵路、郵政、礦務、游會、陸軍、海軍十二局。制度局為變法的中樞機構。十二局分別負責推行各項新政的工作。至於地方,則每道設一民政局,縣設民政機構,掌握推行新政的領導權。另外,康有為還提到派員出國遊歷考察、翻譯西書、改變科舉、發行紙幣、徵收印花稅等問題。《應詔統籌全局折》的基本精神是依靠皇權,吸收維新派參政,自上而下地進行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改變,逐步建立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聯合的君主立憲政體。2月,康有為呈遞《上清帝第七書》,同時又呈交《俄彼得變政記》,並附上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所著的《泰西新史攬要》等書。康有為第七次上書的主要內容是建議皇帝以彼得大帝為榜樣,出國考察,借鑒外國,變法圖強。

康有為在上書要求變法的同時,又創設學會,團結維新志士,推行維新主張。是年1月,康有為邀集廣東旅京人士20余人,在廣東會館成立粵學會、知恥會。與此同時,林旭成立閩學會,楊銳成立蜀學會,傾向維新的陝籍禦使宋伯魯、總署章京李嶽瑞等人聯絡其他旅京陝籍官員在北京成立“關西學會”,回應康有為的變法主張。此後不久,各省舉人到北京會試,由康有為等人倡導在粵東會館成立保國會,與會者二百多人,包括在京應試的各省舉人和傾向維新的官員。保國會擬定章程30條,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入會者必須“激勵奮發,刻念國恥”。在成立大會上,康有為發表了痛切激昂的演講,座中有人為之下淚。保國會在北京、上海設立兩個總會,各省府縣設分會。繼保國會之後,又有保滇會、保川會、保浙會等帶有地域性的維新團體成立。保國會對總會和分會的組織許可權、領導關係以及入會手續、會員權利等問題,在章程上都有規定。這說明保國會有比較明確的目的和宗旨,是具有相當規模的資產階級政治團體。

保國會的成立引起了頑固派的仇恨。他們上疏誣告,撰文攻擊,說什麼保國會是保中國不保大清,還組織了所謂“非保國會”,專與保國會作對。軍機大臣剛毅擬查究保國會,榮祿更是殺氣騰騰,公開宣稱:“康有為立保國會,現放許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國,尚不勞他保也。其僭越妄為,非殺不可。你們如有相識入會者,令其小心首領可也。”(《清廷戊戌朝變記》,《戊戌變法》第1冊,第350頁)但光緒皇帝卻認為,“會能保國,豈不大善,何可查究耶?”(《戊戌政變記》,《戊戌變法》第4冊,第417頁)不主張對保國會加以取締。保國會終因受到頑固派的非難和限制,名存實亡,僅開過三次會,到5月底便停止了活動。但保國會終不失為一個愛國團體。總之,維新派的宣傳和組織活動得到光緒皇帝的同情和一部分官僚士大夫的贊助。帝党骨幹翁同龢等力圖通過變法為光緒皇帝爭得實權。光緒皇帝也讓慶親王奕劻轉告慈禧太后,表示“我不能為亡國之君,如不與我權,我寧遜位”。(《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第4冊,第143頁)5月29日,恭親王奕死去,變法維新少了一層障礙。維新派利用這個時機,催促翁同龢請求光緒皇帝立即變法。

在維新派和帝党官員的積極推動下,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正式頒佈《明定國是詔》。詔中說,“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挺以撻堅甲利兵乎?朕維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于時政毫無補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經博采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竟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堅定了變法的決心。梁啟超認為:“一切維新基於此詔,新政之行開於此日。”(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第20~22頁)

6月16日,光緒皇帝在頤和園仁壽殿召見康有為,命康有為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許其專折奏事。19日,康有為又上《敬謝天恩並統籌全局折》,再次陳述“大誓群臣,統籌全局,開制度局”的主張。同時,康有為還上呈《波蘭分滅記》、《列國比較表》、《法國革命記》等書,並且不斷撰寫廢八股、開學堂、厲工藝、裁綠營等折,或自己呈遞,或交禦史宋伯魯、楊深秀代奏。

從6月11日到9月21日政變止,在103天中,光緒皇帝頒佈了一百多道新政詔令、諭令,歸納起來,其內容大體上可以分為:

經濟方面:保護和獎勵工商業。京師設立農工商局,派原山東按察使端方為督辦,負責農工商局事務。令各省府州縣開辦農學會、農學校,翻譯西洋農書,培育農業人才。又令各省督撫在各省會設立商務局,創辦工廠、講求商務。修築鐵路、開採礦藏。京師設立專門負責鐵路礦務總局,派王文韶、張蔭桓負責路礦事務。獎勵科學發明和著作,頒佈了獎勵章程。發明者授給執照,除獎賞之外另有專利。編制預算決算,整理國家財政,整頓厘金、漕運。令旗丁各習四民之業以資治生。

政治方面:鼓勵創辦報紙,允許大小臣民上書言事,都察院不得以任何藉口拆閱或積壓。廣舉各類人才,詔選宗室王公遊歷各國,考察各國政治經濟情況。裁撤一些閒散衙門,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太仆寺、鴻臚寺、大理寺等歸併內閣及禮、兵、刑部辦理,裁撤督撫同城的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澄清吏治,提倡廉明公正的作風。

軍事方面:裁汰綠營練勇,各省軍隊一律改練洋操。仿照西洋兵制,更定八旗章程,改刀、矛、弓、石為新式槍炮武器。嚴查保甲,實行團練。令沿海各省籌款設立海軍,擴大水師學堂,培養海軍人才,籌造兵艦。

文教方面:廢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試策論,開經濟特科。提倡西學,改書院為新式學堂或專門學堂,京師設大學堂,派孫家鼐總其事。各省設中學堂,州縣設小學堂。鼓勵翻譯外國新書,由官書局編譯中外要書,以供所有中小學教學使用。上海設立譯書局,培養翻譯人才。各省選派留學生出國留學。

百日維新期間光緒皇帝頒佈的詔令,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各個方面,範圍很廣。維新派的主要目的,是想通過這次改革救亡圖存,這種改革是進步的,同時也表現了維新派的愛國主義精神。但是,這次改革也有很大局限性,它沒有觸動封建統治基礎封建土地制度,在政治方面的改革也很不徹底,如對康有為等人奏請開國會、開制度局、議行憲法等,光緒皇帝因受制于慈禧太后和他對開放民權、實行君主立憲的制度有所疑慮,因而並未發佈上諭,也不可能付諸實施。同時,由於中央和地方頑固派官僚的反對,新政法令除京師大學堂之外,基本上都是一紙空文。

三戊戌政變與變法運動的失敗

在百日維新的全部過程中,帝党與維新派為一方,後黨與頑固派為一方,雙方或明或暗進行激烈的鬥爭,其中正面衝突就達四次。

第一次衝突是翁同龢被革職和榮祿的被擢用。光緒皇帝決心變法維新,後黨並不甘心帝党和維新派得勢,於是,慈禧太后便強迫光緒皇帝頒佈了三道上諭:第一,免去翁同龢軍機大臣等一切職務,勒令回籍。同時,汪鳴鑾、長麟、文廷式平素與皇上甚為接近,“忠於皇上”,而均被革職。翁同龢等人被革職,使光緒皇帝頓時失去了左膀右臂。當光緒皇帝看到革翁同龢職的詔令時,“戰慄變色,無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肱頓失矣”。(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第62頁)“凡皇上所有親信之人,西後必加遣逐”。(《新黨某君上日本社會政府論中國政變書》,《戊戌變法》第2冊)第二,凡新任命的二品以上大員均須向慈禧太后謝恩。這就公開宣佈,慈禧太后雖然身在頤和園,卻控制著朝廷大權,光緒皇帝無權破格擢用維新派,從而限制了光緒皇帝的用人權。第三,以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榮祿署理直隸總督,統率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同時,慈禧太后又派親信嚴密控制北京城和頤和園的禁衛,派人秘密監視光緒皇帝、帝党官僚和維新派的活動。這次後黨與頑固派的反撲,結果是削弱了帝黨,而後黨更掌握了軍政實權。

第二次衝突是宋伯魯、楊深秀奏劾許應騤“庸妄狂悖,腹誹朝旨”、“守舊迂謬,阻撓新政”。早在6月17日,宋伯魯疏請廢八股,而許應騤卻想將經濟科歸併八股,從而多方阻撓宋伯魯上疏。當光緒皇帝看到宋伯魯、楊深秀的劾奏後,即命許應騤明白回奏。許應騤在回奏中對所參各節,儘量掩飾,而對康有為則肆意詆毀。說什麼康有為“終日聯絡台諫,夤緣要津,托詞西學,以慫觀聽”。他認為,如果對康有為不“罷斥驅逐回籍”而允其“長住京邸”,他必然會“勾結朋黨,快意排擠,搖惑人心,混淆國是”。(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總第4099~4010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許應騤公然叫嚷與康有為不共戴天,表示後黨不甘屈服。而對後黨的示威,光緒皇帝只在回奏批諭:“該尚書嗣後遇事務當益加勉勵,與各堂官和衷商榷,用副委任”。可見,帝黨對後黨的這次反擊極其軟弱無力。

第三次衝突是文悌嚴參康有為被光緒皇帝斥退。在保國會成立時,文悌擔心維新派“聚集匪徒”,招納黨羽,犯上作亂。他為了竊取維新派內部的有關情報,還假意與康有為交往。當瞭解到維新派的目的之後,便看准宋伯魯、楊深秀奏劾許應騤的機會,替許應騤辯護。他認為宋、楊二人“誣參朝廷大臣”,許應騤對康有為的駁斥卻“深合大臣之體”,並且一再指責康有為“任意妄為,遍結言官,把持國是”。結果光緒皇帝在上諭中寫道:“台諫結黨攻訐,各立門戶,最為惡習,該禦史即稱為整飾規範起見,何以躬自蹈此。文悌不勝禦史之任,著回原衙門行走。”(朱壽朋:《光緒皇帝朝東華錄》,總第4116~4121頁)在這個回合的鬥爭中,文悌被撤職,後黨輸了一著。

第四次衝突是懷塔布、許應騤等阻撓主事王照條陳,光緒皇帝將懷塔布、許應騤革職。9月1日,王照曾上條陳請光緒皇帝遊歷日本及各國,並請立商部、教部,而懷塔布、許應騤不予代遞。他們二人認為要求皇帝“巡曆中外”的建議是別有用心。於是王照具呈彈劾懷、許二人。而許應騤也具折彈劾王照“咆哮署堂,藉端挾制”,指出,“其折請皇上遊歷日本,日本多刺客”,“王照置皇上於險地”,故不敢代遞,王照“居心叵測,請加懲治”。(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第44頁)9月4日,光緒皇帝諭令將懷、許等禮部六堂官革職,對主事王照大加獎褒,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以示鼓勵。9月5日,光緒皇帝為了加強與維新派之間的聯繫,正式任命維新派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等四人以四品卿銜,擔任軍機章京,參與新政事宜。這是帝黨對後黨的反攻和示威。

此後,8月6日光緒皇帝下諭申斥因循觀望、推行新政不力的兩江總督劉坤一和兩廣總督譚鍾麟。

在此前後,光緒皇帝先後諭令維新派譚嗣同、黃遵憲、熊希齡、湯壽潛等人迅速來京,準備擢用。而榮祿上奏保舉30餘人,光緒皇帝卻一律不予批准,表示對頑固派的疏遠和厭惡。由這些衝突中可以看出,帝黨在一定程度上雖然具有草擬上諭、任用新人、頒行新政的權力,並向後黨發動反攻,但作用畢竟有限。而後党黜退翁同龢,重用榮祿,則對維新派是一個下馬威。後党通過文悌嚴參康有為進行試探之後,即暫告緘默,充分準備,伺機以待。懷塔布等人得到慈禧太后的默許,趕赴天津,與榮祿密謀政變,並要求慈禧太后立即採取措施,進行干預。當時有人問榮祿,“皇上如此妄為,變亂祖制,可奈何?”榮祿回答:“姑俟其亂鬧數月,使天下共憤,罪惡貫盈,不亦可乎?”(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第63頁)後党積極策劃政變。

當慈禧太后命榮祿為直隸總督率北洋三軍時,就諭知軍機大臣秋間去天津閱兵。天津閱兵是慈禧太后同榮祿等商妥借機廢除光緒皇帝的預謀,維新派亦知此系“廢立之舉”。8月23日,光緒皇帝到頤和園請訓問安,遭到慈禧太后的訓斥。次日,被迫頒佈10月19日到天津閱兵的上諭。京津一帶盛傳慈禧太后同光緒皇帝去天津閱兵時,榮祿將發動兵變,逼迫光緒皇帝退位。

天津閱兵日期漸近,維新派日憂夜慮。康有為向光緒皇帝提出三點解危之方:第一,仿日本參謀本部以掌兵權,選天下虎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於左右,上親擐甲胄而統之。第二,改維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變衣服而易舊黨之志。第三,遷都上海,以擺脫頑固派之挾制。光緒皇帝均加以採納,但天津閱兵期日近,改元、遷都、收回兵權的措施不是短期內可以做到的。萬般無奈之時,康有為認為只有聯絡一個有兵權的人保護皇帝,以求度過危機。維新派把目光集中到在天津小站編練新軍的袁世凱身上。

維新派認為袁世凱曾經去過朝鮮,知外國事,講求變法,又曾加入強學會,思想較新,而且袁世凱與榮祿有隙。便讓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上書保薦袁世凱,請光緒皇帝召見。9月11日,光緒皇帝下諭,命榮祿傳知袁世凱即行來京陛見。16日,光緒皇帝召見袁世凱,詢問練兵之事,並下諭擬升袁世凱以侍郎候補,專辦練兵事宜。袁世凱見光緒皇帝對他這般優遇封賞,知道帝党有意利用他。帝後兩黨的明爭暗鬥,他瞭若指掌,而且非常清楚新舊勢力的懸殊。袁世凱被光緒皇帝召見後,遍謁剛毅、王文韶、裕祿等守舊官僚,說自己無功受賞,意欲力辭,並且探聽這班權貴的態度,以看風使舵。

光緒皇帝召見袁世凱並且加以擢升的意圖,後黨當然心中有數。榮祿首先把聶士成武毅軍從蘆台調到天津,屯駐陳家溝,扼住小站到北京的通道,以防袁軍西行。又調董福祥的甘軍駐紮在北京週邊的長辛店,以備鎮壓維新派和帝黨。慶親王奕劻、端郡王載漪等相繼到頤和園請慈禧太后訓政。政變的風聲越來越緊,光緒皇帝深感形勢的急迫。15日,光緒皇帝寫密詔給康有為等人:“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7日又傳出第二次密詔給康有為,命他赴上海督辦官報,要“迅速出外,不可遲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上諭》,《戊戌變法》第2冊,第92、97頁)光緒皇帝的第一次密詔交給楊銳帶出,楊銳嚇得不敢帶出。18日早上,才由林旭將密詔帶出,康有為等人見到密詔後,相對大哭,不知如何是好。最後決定由譚嗣同去“說袁勤王”,率勇士數百人扶光緒皇帝登午門,殺榮祿,除舊黨。當晚,譚嗣同往訪袁世凱寓所法華寺。袁世凱見譚嗣同“突如夜訪”,知朝局將變。譚嗣同對袁說:“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將有以圖報,上方有大難,非公莫能救。”又說:“榮某近日獻策,將廢立弑君,公知之否?”譚嗣同要袁世凱出兵勤王,殺榮祿,除舊黨。袁世凱假惺惺地說:“你以為我為何如人?我三世受國恩深重,斷不至喪心病狂,貽誤大局,但能有益於君國,必當死生以之。”(袁世凱:《戊戌紀略》,轉引自榮孟源編《中國近代史資料選輯》,第459頁)並且表示說,“若皇上在仆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第108頁,中華書局1954年版)袁世凱騙走譚嗣同後,反復籌思,他看到光緒皇帝沒有實權,變法維新不過是紙上空談,而慈禧太后卻控制朝政多年,勢力很大。若投靠光緒皇帝,自身難保;投靠慈禧太后,高位易得。於是,袁世凱在20日上午請訓後,立即乘車回歸天津向榮祿告密,出賣了維新派。當晚,榮祿入京,把袁世凱告密內容稟告給慈禧太后。9月21日,慈禧太后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收了光緒皇帝玉璽,將光緒皇帝幽禁瀛台。並以光緒皇帝名義發佈籲請太后訓政的詔書,宣稱經再三籲請,西太后允許即日起訓政。她以“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的罪名,下令捉拿康有為和康廣仁等維新黨人。康廣仁被捕,康有為則於政變發生的前一天以辦報為名從北京前往上海,次日中午在天津乘英商太古公司輪船“重慶號”南下。英國政府在百日維新期間曾注意到康有為等人提出的聯英拒俄的政治主張,認為有必要繼續扶植中國的某種政治勢力,以與俄國相抗衡。英國駐上海總領事白利南便派兵艦護送康有為逃到香港。

後黨通緝捉拿康有為的同時,又下令逮捕梁啟超,梁啟超避入日本使館。後在日本人的掩護下,乘日軍艦逃到日本。梁啟超等人曾勸譚嗣同一起去日本,譚不肯,他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第109頁)表示了以死來殉維新大業的決心。他連日奔走設法營救光緒皇帝無效。24日,譚嗣同與張蔭桓、徐致靖、楊銳、林旭、楊深秀、劉光第等人同時被捕。28日,未經審訊,譚嗣同、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等6人被殺害於北京菜市口。刑前,譚嗣同神色坦然,憤慨地說:“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現了他為改革而勇於犧牲的精神。史稱他們為“戊戌六君子”。

在英、日等國的干涉下,後黨頑固派不得不稍稍收斂,僅將其他參與新政和傾向變法的官員陸續罷免、戍邊、監禁,以示寬大。慈禧太后也不敢立即廢黜光緒皇帝,以免引起列強干涉。“戊戌政變”暫告平息。

政變後,清廷下令廢止一切維新法令,舊機構、舊官吏一律恢復,查禁《時務報》,禁止民間自由上書。除保留京師大學堂外,其餘新政一掃而盡,戊戌維新運動宣告失敗。戊戌維新運動是資產階級改良派,試圖挽救民族危機,改革政治,發展資本主義的一次嘗試。

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在於:首先,維新派代表的是資產階級上層和開明紳士的利益,他們和封建頑固勢力既有矛盾又有聯繫,不可能提出推翻封建制度的主張。資產階級維新派利用康有為的“孔子改制”和《公羊》“三世”學說,攻擊宋明理學,起到打破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但是,維新派要“改”封建之“制”,卻又托“封建”之“古”,推行維新變法。維新派主張向西方學習,改封建的中國為資本主義的中國,卻又和封建勢力相聯繫。這就決定他們用來“救中國”的辦法,不是採取推翻封建專制制度的革命辦法,而採取在不根本動搖封建專制制度基礎上進行政治改革的改良辦法。

在現實鬥爭中,維新派僅依靠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作號召,沒有堅強的組織和明確的綱領及嚴格的組織紀律。

維新派的變法綱領要求“定立憲開國會”,變農業國為工業國,他們不從根本上觸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基礎上謀求資本主義的發展,使資產階級上層得到一些參政權,他們主張建立的是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相互妥協的統治──君主立憲制。他們沒有也不敢提出摧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問題,只希望把“農國”變為“工國”。

第二,維新派企圖挽救瓜分危機,沒有反對外國資本主義的勇氣,希望通過外國資本主義的幫助實現其維新主張。他們沒有認識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本質,及外國列強力圖控制清政府,染指維新運動和帝後兩派的鬥爭的目的。

資產階級維新派具有先天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既不敢和封建主義決裂,又對外國人抱有幻想,脫離群眾,僅僅依靠一個無權皇帝,在力量對比、政治經驗上,帝黨不及後黨,他們經不起反對勢力的一擊,終於在頑固勢力強大的攻勢下,走向失敗。

但是維新派發動的變法運動的歷史意義不能低估。首先,戊戌變法具有強烈的愛國性質,運動是在19世紀末外國侵略者瓜分中國的狂潮下發生的。外國資本主義是中華民族兇惡的敵人,維新派一開始就把“救亡圖存”當作變法維新的一個響亮口號,他們指出,“俄北瞰,英西,法南瞬,日東眈,處四強鄰之中而為中國,岌岌哉!”(《強學會敘》,《戊戌變法》第4冊,第384頁)號召人民奮起救國。維新派希望通過變法挽救民族危機,這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人民群眾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反對封建統治的要求,激發了群眾愛國熱情。“救亡圖存”在當時,有救地主階級之亡和救中國之亡的思想。維新派反復申述亡國危機,號召救亡圖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宣傳保衛民族獨立,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積極作用。

其次,維新派主張用變法維新方法改造封建制度,實行君主立憲,主張保護獎勵農工商業,工礦築路,獎勵科技,這些主張體現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要求,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發展趨勢。從而,清政府不能不放寬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限制。

第三,維新運動對封建制度和封建主義思想文化進行了一次衝擊,對後來的民主革命發展起到積極作用。維新派提出興“民權”、“開議院”、“君民共主”的主張,為資產階級上層爭取了參政權。維新派運用西方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政治制度為變法維新提供理論根據。維新派倡西學、辦報紙、立學會,批判封建文化思想,引導人們打開眼界,重新認識世界,使閉塞的中國社會透進一點新鮮空氣和陽光,為中國人接受新思想創造了條件。戊戌維新之後,人們的民主要求增長了,知識界懷疑舊學,歡迎新學的人逐漸多了起來。

第四,戊戌變法的失敗證明,如果不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即使是皇帝支持的維新運動也註定要失敗。中國經歷了幾千年封建社會,封建主義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根深蒂固。中國資產階級雖然提出改革政治,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但他們自身並沒有強大到足以戰勝封建主義的程度。他們提出的點點滴滴的維新主張不能挽救中國於危難之中,而且也為封建頑固勢力所不容。戊戌維新的失敗還證明,中國的任何進步事業,外國資本主義都要干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變法維新的路行不通。中國要獲得獨立,必須走革命的道路。戊戌維新運動是中國資產階級從事政治活動的第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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