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新編-第十章

豪格

第一節武昌首義及各地回應

一 武昌首義成功

武漢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是僅次於上海的城市。武漢既是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重要據點，也是清政府的統治重心之一。隨著資產階級革命力量的迅速發展和革命思想的廣泛傳播，武漢成為資產階級革命的鬥爭前沿。

1904年5月，湖北革命党人成立了名為研究科學，實為倡言革命的科學補習所，在新軍中進行革命宣傳。後因回應華興會組織的長沙起義的密謀敗露而被迫解散。1906年春，劉靜庵重建以日知會為名的革命團體，繼續在新軍中開展工作。湖北革命黨人在新軍中開展活動的經驗，引起了在日本的孫中山及同盟會本部的重視。孫中山對這一作法予以肯定，並派同盟會湖北分會會長余誠以日知會為基礎發展同盟會組織。於是，日知會成員多數加入同盟會。

1908年7月，原日知會會員任重選、黃申薌等發起成立“湖北軍隊同盟會”，以恢復和發展革命力量。這個組織吸取了科學補習所和日知會的教訓，比較注意隱蔽性和保密性，強調會員獨立開展活動。11月份，“軍隊同盟會”因組織鬆散而陷於停頓。為了改變這種狀況，黃申薌對“軍隊同盟會”進行改組，創立了“群治學社”。“群治學社”的組織比較嚴密，它對社員入社有嚴格規定，要求社員遵守宗旨，服從紀律，交納會費，仍然側重對新軍的工作，同時還突破小團體的狹隘範圍，加強與會黨、共進會等組織的聯繫，為湖北革命力量的發展和壯大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1910年上半年，清方探知“群治學社”的名稱並開始偵查。為了避免暴露目標，改其名為“振武學社”。“振武學社”在組織上採取了更適宜於秘密活動的一些措施，它利用湖北新軍的建制，在各標、營、隊中設立代表，負責本單位的社務。學社的重大決策由學社幹部和各標代表開會議決，然後再由標代表分別向所屬營隊的營代表們傳達，營代表再向下傳達。各營隊的社員都在營代表的領導下單獨活動，互不發生橫向聯繫。這樣就大大加強了組織的嚴密性，即使某個營隊出現問題，也不致牽連別的營隊社員，或暴露整個組織。如此嚴密的組織形式，在以往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團體中還不曾有過。

“振武學社”成立後不久，又引起清方的注意。第21混成協協統黎元洪將“振武學社”的主要領導人撤差，或開除，迫使他們離開湖北，使“振武學社”受到重大打擊。這時，蔣翊武出來主持社務。1911年1月30日，蔣翊武約同詹大悲、劉複基等人將“振武學社”改名為“文學社”，大家推舉蔣翊武為社長，各標代表仍是“振武學社”的各標代表，不再改選。會後，文學社更加積極、穩妥地發展組織，新軍中原有的自發革命小團體如將校研究團、武學研究社等也紛紛併入文學社。為了擴大組織和宣傳，詹大悲又協同何海鳴在漢口創辦《大江報》，登載由“文學社”社員採訪撰寫的新聞和言論，並向各營隊義務送報一份，供大家閱覽。隨著組織規模的擴大，劉複基決定出營，建立機關，專門從事“文學社”的組織和聯絡工作。經過長期努力，到1911年5月間，“文學社”在新軍中已發展到3000多人，占湖北新軍總人數的1/5，成為湖北新軍中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文學社”是科學補習所、日知會、群治學社、“振武學社”的直接繼承和發展，它們的成員都以湖北新軍為骨幹力量，具有共同的革命信仰，服從嚴格的紀律，因此能夠經受嚴峻的考驗，已繼續發展。這表明湖北革命黨人不僅在組織上而且在指導思想上趨於成熟。

當時在湖北展開革命活動的，還有另一個重要團體共進會。它是1907年8月由焦達峰、劉公、居正、孫武等人在日本東京發起成立的。其中軍務部長孫武在共進會中起主要組織作用。

孫武是湖北夏口人，早年畢業于武備學堂，曾任湖南新軍教練，參加過科學補習所和日知會的活動，到日本後曾入大森軍事學校學習，社會活動能力很強。1909年春，孫武等人回到湖北，聯絡會黨，準備在鄂湘地區發動武裝起義。後由於軍械缺乏，會黨散漫，致使機密洩露，起事計畫不能實現。這次失敗給孫武以深刻教訓，他認識到“運動官吏，官吏利祿熏心；聯絡會黨，會黨又野性難馴；今後惟有運動士兵，借矛奪盾。士兵自有槍械，是器械足；各有固定糧餉，是糧餉足；每日操練，是有紀律；又曾平匪治亂，是有歷練。與其費資養人，不如運動士兵為妙”。（賀覺非：《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上冊，165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自此，共進會開始著手在新軍中發展革命力量。

1911年春，為了確保黃花崗起義的勝利，同盟會派專人赴南北各地策動回應。譚人鳳受命前往湖北與共進會領導人孫武、居正等商討回應計畫。湖北方面立即著手準備。共進會與“文學社”的部分領導人也開始考慮兩個組織的聯合問題。4月，黃花崗起義失敗的消息傳來，湖北革命黨人義憤填膺，他們決定繼續打起武裝起義的旗幟，變被動回應為主動發難，在兩湖地區舉行起義。與此同時，上海中部同盟會也根據宋教仁提出的方案，議定集中力量首先在長江流域發動革命。這樣，黃花崗起義失敗後，武漢旋即成為大多數革命黨人心目中理想的發難地點。

革命形勢的發展，迫切需要“文學社”和共進會聯合起來，共同採取行動。“文學社”與共進會的政治目標是一致的，這就為他們的聯合提供基礎和可能。兩個團體的基層骨幹和廣大成員，也都期待儘早聯合。雙方經過反復協商，於1911年9月14日達成統一意見：建立一個具有統一領導、統一指揮、統一行動的聯合機構。蔣翊武、王憲章任正、副指揮，孫武任參謀長。劉公擔任總理，孫武任常駐政治籌備員。同時派居正、楊玉如赴上海，邀請同盟會領袖黃興、宋教仁、譚人鳳等來武漢主持大計。“文學社”和共進會真正實現了組織的聯合，並與同盟會聯合起來，為武昌起義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11年9月，四川保路運動進入高潮，全省各地抗糧抗稅鬥爭接連不斷，許多縣的農民自發參加暴動，對清廷造成很大威脅。湖廣總督瑞澂為了鎮壓革命，奉命調駐紮在武昌的新軍第8鎮第31標及32標1營入川鎮壓，另一些營隊也被調往施南、宜昌、襄陽以及嶽州等地駐防。新軍將陸續調出的消息頻頻傳出，湖北革命黨人敏銳地意識到，如不抓緊時機組織起義，已經積聚起來的革命力量就有被分散、被割裂的危險。9月24日，“文學社”與共進會再次舉行聯席會議，各標、營代表均出席會議，討論發動起義的具體方案。會議決定：中秋節(10月6日)起義，推蔣翊武為臨時總司令，孫武為參謀長，明確規定了發難步驟及各標營革命士兵的行動路線、攻擊目標和指揮人員。起義被提上日程。革命黨人按照這次會議的精神，有條不紊地加緊進行起義準備。

不久，消息走漏，武漢三鎮形成緊張氣氛。革命黨人按原定部署加緊籌備，清朝統治集團也在加緊防範。10月3日，瑞澂和張彪召開縣和管帶以上文武官員防務會議，決定調集兵員，嚴防督署、密巡長江，實行全城戒嚴。中秋節即將來臨，瑞澂又下令收繳各營士兵的子彈，提前發放中秋節的犒賞，取消中秋休假，節日期間士兵一律不許外出，發現行跡可疑者格殺勿論。一時間武漢三鎮氣氛恐怖，形勢緊張。鑒於這種形勢，加之黃興、宋教仁來鄂日期尚無確切消息，居正去滬未返，起義指揮部決定將發難時間向後推遲。

10月9日，孫武等人在漢口俄租界趕配炸藥，不慎引起爆炸。其他人還沒有來得及將重要文件拿走，租界裏的俄國巡捕就已聞聲趕來，將準備起義用的旗幟、印信、文告以及革命黨人名冊全部搜走，並逮捕了劉同及劉公之妻，隨後將他們引渡給湖北當局。劉同與其嫂經不起嚴刑逼供，吐露了革命黨人的機關和準備起義的活動情況。瑞澂立刻下令緊閉城門，飛調巡防營、守衛隊，在武漢三鎮進行大肆搜捕。情況萬分危急，蔣翊武、劉複基、彭楚藩、王憲章等立即開會，決定當晚(10月9日)12時發難，以南湖炮隊鳴炮為號，城內外各標營一齊起義。午夜時，清軍突然闖入設在武昌小朝街85號的起義總指揮部，逮捕了劉複基、彭楚藩、蔣翊武。蔣翊武乘敵人不備跳窗逃脫。與此同時，其他幾個革命黨機關也遭查抄，被捕者達20餘人。是夜，革命党人劉複基、彭楚藩及因運送炸彈而被捕的楊洪勝慘遭殺害。此後，新軍各營都在紛傳瑞澂將派巡防營按名冊捉拿革命黨人。雖然起義指揮機關被破獲，革命党人已成群龍無首的狀態，各標、營的革命士兵暗中串聯，準備拼死反抗。

武昌起義的槍聲首先在新軍第八鎮工程營打響。10月10日晚，該營值班排長陶啟勝見士兵金兆龍、程正瀛武裝齊備，正在擦槍，便上前呵斥阻止。金兆龍一面拼力相打，一面向士兵高呼：“再不動手，更待何時!”程正瀛應聲舉槍猛擊陶的頭部，繼發一槍。陶腰部中彈，踉蹌逃竄，革命士兵熊秉坤再打一槍。頓時全營轟動，槍聲大作。熊秉坤立即鳴笛集合，擊斃阻撓起義的軍官，率領人馬直奔楚望台軍械庫。革命党人羅炳順、馬榮等從庫內搬出的兩箱子彈分發給士兵後，他們立即向空中鳴槍以回應工程營起義，監守官見勢不妙，慌忙越牆逃走，楚望台軍械庫遂為革命士兵佔領。接著，步兵、炮隊、輜重各營及陸軍測繪學校的學生齊赴楚望台。

駐紮在城外南湖的炮隊由中和門入城後，立即在蛇山、鳳凰山等制高點佈置炮位。深夜，在炮火的掩護下，起義士兵2000余人分三路猛攻第8鎮司令部和湖廣總督府等軍政中樞。總督瑞澂深恐被圍，急令衛隊在督署後圍牆鑿穿一洞，倉惶逃上停泊在江邊的楚豫兵艦。第8鎮統制張彪率教練隊負隅頑抗，熊秉坤率敢死隊奮勇衝殺，紀鴻鈞懷抱煤油沖入督署門房縱火，大火延燒至大堂，敵兵慌忙逃竄，張彪逃往漢陽，總督署遂為革命軍佔領。經過一夜苦戰，武昌城各官衙、城門均為革命士兵所控制。10月11日清晨，武昌首義成功。

10月11日，漢陽革命士兵得知武昌起義勝利的消息，立即決定回應起義。他們迅速佔領了漢陽鐵廠和兵工廠，並把大炮拖上龜山，設立臨時指揮部，清軍一觸即潰。12日黎明，漢陽宣告光復。漢口也響起了起義的槍聲。11日晚，革命士兵首先在居仁門發難，彙同漢陽革命援軍迅速佔領全城。12日武漢三鎮全部光復。

武昌起義勝利後，擺在革命黨人面前的首要任務，就是儘快建立革命政權，以便鞏固革命成果，1911年10月11日，取得起義勝利的革命党人聚集於湖北諮議局大樓，邀請諮議局議員們共商成立軍政府事宜。會議決定成立湖北軍政府。有人推舉黎元洪為都督，絕大多數人贊成。於是決定派人前往尋迎。

黎元洪(1864～1928年)，湖北黃陂人，原系新軍第21混成協統領，是僅次於張彪的清軍頭領。他早年畢業于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後在北洋海軍中任職。甲午戰爭後投奔湖廣總督張之洞，受到寵信，兩次被派往日本學習軍事，升至協統職位。黎元洪在軍界以軍務嫺熟、為人厚重著稱。保路運動中，他又是湖北鐵路協會中的軍界代表，因而在湖北軍界內外頗受推崇。但黎元洪本人一直不贊成革命。10日晚起義爆發時，他坐鎮第41標3營，親手殺害了前來傳遞起義消息的革命士兵。起義勝利後，黎元洪藏在一個參謀家裏不敢露面。工程營的士兵將其找到，用手槍逼著帶往諮議局。黎元洪被舉為都督，原諮議局議長、立憲派湯化龍被舉為民政部長。為了處理當前急務，蔡濟民等15人組成謀略處。軍政府成立的最初幾天，所有大事都歸謀略處決定。隨著革命形勢的好轉，大批舊軍官、立憲派看風使舵，投機革命。黎元洪也逐漸轉變了態度，黎元洪以都督身份總攬全局。28日，黃興趕到武漢後，只被委任為戰時總司令，受黎元洪掣肘。

湖北軍政府組織和領導了抗擊清軍鎮壓的武漢保衛戰。10月下旬，清政府先後派蔭昌、袁世凱為統兵大員，率領陸海軍進擊武漢，企圖撲滅革命烈火。為了保衛勝利果實，10月15日，湖北軍政府擴編成革命軍5個協，以保衛武昌、漢陽，並開赴漢口前線禦敵。17～27日，革命軍在漢口市區週邊的大智門，劉家廟至灄口的鐵路沿線，反復與清軍爭奪、激戰，終因後援不濟和指揮混亂，被強敵壓縮於漢口市區。28日，黃興由滬抵漢，立即前往前線指揮，但未能挽回頹勢。11月1日，漢口失陷，革命軍退守漢陽。3日，軍政府任命黃興為戰時總司令官，全權指揮漢陽戰事。16日，黃興親率兩湖革命軍主力于漢陽琴斷口架橋反攻漢口，清軍失利。20日，清軍由上游渡漢水進攻漢陽側背，另一部由黃金口強渡漢水。革命軍在漢陽以西的仙女山、美娘山、鍋底山、扁擔山及三眼橋一帶設防，奮力阻擊，戰鬥相當艱苦。24日，佔有絕對優勢的敵軍突破以上防線，向漢陽城長驅直進。27日，漢陽失陷，革命軍退守武昌。從此，革命軍與清軍隔長江天塹對峙。歷時一個半月的武漢保衛戰雖然遭到暫時的挫折，但在政治上影響很大。它有效地保衛了第一個革命政權的存在，並為各省人民樹立了英勇抗敵的榜樣。同時，牽制了清軍主力，使清廷顧此失彼，有力促進了革命在全國範圍的發展。

二 各省紛紛響應

在武昌起義的推動下，各省革命黨人紛起回應，積極發動新軍和會黨起義，廣大民眾也掀起自發的反抗鬥爭，革命烈火迅速燃遍全國。

最先響應武昌起義的是陝西和湖南兩省。10月22日陝西新軍起義，起義軍迅速佔領西安城內各官署和鼓樓等軍事要點，巡撫錢能訓聞風逃跑，將軍文瑞在起義軍進攻滿城後投井自殺。27日，秦隴複漢軍政府成立，同盟會會員張鳳被推舉為大統領，錢鼎、萬炳南為副大統領。陝西獨立後，革命軍東渡黃河攻入山西，使清軍南下受到側面威脅，並切斷了清政府和西北地方的聯繫，震動了北方各省。湖南是革命力量較為雄厚的地區，很早就有華興會領導的長沙起義及同盟會領導的萍瀏醴起義，革命黨人活動頻繁。1911年10月22日，焦達峰、陳作新率新軍、會黨攻入長沙，殺了巡防營統領黃忠浩，巡撫余誠格逃跑。革命軍立即成立“中華民國湖南軍政府”(後改稱湖南都督府)，公舉焦達峰為都督、陳作新為副都督。28日，湖南軍政府派王隆中率獨立第1協乘船援鄂。這不僅免去了湖北的後顧之憂，而且壯大了湖北前線的革命聲勢，大大增強了首義地區抗擊清軍的實力。另外，湖南的獨立隔絕了清政府與粵、桂等省的聯繫，有力地推動了各省的起義。

10月23日，駐江西九江的新軍回應武昌起義。次日，起義軍佔領湖口、馬當等軍事要塞，成立九江軍政分府。30日，同盟會會員蔡公時在南昌發動新軍起義，建立江西軍政府。不久，同盟會會員李烈鈞任江西都督。

10月29日，山西新軍中的革命黨人發動武裝起義，殺死巡撫陸鍾琦，成立山西軍政府，同盟會會員、第43協第86標標統閻錫山出任都督。

10月30日，雲南同盟會會員李根源、羅佩金聯合新軍第37協統領蔡鍔發動起義，次日佔領昆明，組成雲南軍政府，蔡鍔為都督。

11月3日，上海同盟會分會發動工人、會黨和士兵起義。4日，攻佔江南製造總局，控制上海。同盟會會員陳其美為上海軍政府都督。駐上海的清朝海軍也宣佈歸附革命。

11月4日，浙江革命党人陶成章、褚輔成等發動新軍和防營中的士兵起義，佔領杭州。5日，成立軍政府，立憲派首領湯壽潛由滬返杭任都督。

11月4日，江蘇巡撫程德全應蘇州紳商的要求，宣佈江蘇“獨立”。他派人用竹竿挑去撫衙大堂屋上的幾片瓦，表示“革命必須破壞”，然後更換了大門前的旗幟，把巡撫衙門改為都督府，程德全自己也搖身一變，由清政府的巡撫成了軍政府的都督。

11月4日，貴州革命黨人發動新軍和陸軍學堂學生起義，成立貴州軍政府，新軍教練官楊藎誠任都督。

11月5日，安徽起義。8日，成立軍政府，巡撫朱家寶被推為都督。後來，同盟會員孫毓筠、柏文蔚先後任都督。

11月6日，廣西巡撫沈秉等在梧州、柳州已經反正，南寧隨時可能生變的情況下，宣佈獨立。此後，廣西提督陸榮廷發動兵變，擔任都督。

11月8日，福建革命党人許崇智等發動新軍起義，佔領福州。11日成立軍政府，推新軍第10鎮統制孫道仁為都督。

11月9日，廣東宣佈獨立。兩廣總督張鳴岐被推為都督。但張鳴岐不敢就任，不等都督印信送到就微服遁走。於是大家又推胡漢民為都督、陳炯明為副都督，于11月中旬成立了廣東軍政府。

隨著各省響應，群眾也紛紛加入到這場革命中。11月下旬，重慶革命黨人起義，川東南就有50多個州縣響應。河南信陽附近的京漢鐵路工人和農民組成民軍，拆鐵路、襲清軍，有力地打擊了清朝勢力。農村中的反封建鬥爭也很激烈。江蘇的常熟、江陰、無錫三縣交界地區爆發了農民武裝暴動，他們燒毀地主房屋，傳帖聚眾，奮起反抗。廣東順德等縣農民包圍局所衙署，勒交餉械，組成各路民軍逼臨省城。陝西的會黨、“刀客”和農民所組織的武裝，長期與清軍搏鬥，西安南關還發生了群眾燒毀教堂事件。內蒙、新疆等地少數民族也爆發了武裝起義。各省紛紛獨立和席捲全國的群眾鬥爭，匯合成巨大的革命洪流，衝擊著清政府的腐朽統治，形成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高潮。

三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及其政策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為成立中央臨時政府的問題，各黨派展開了鬥爭。

1911年11月9日，黎元洪通電各獨立省，要求派代表到武漢商議組織中央政府。12日，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上海都督陳其美以江浙兩省代表名義，也電請全國各省代表來滬會商組織臨時政府。15日，上海方面舉行第一次會議，正式打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的牌子。武昌方面不同意上海方面的意見，派居正等赴上海，力爭各省代表會在武漢舉行。23日，各省代表除各有一人留滬以作後援之外，其餘均赴武漢。這時恰值漢陽失守，代表會議只好放在漢口英國租界內舉行，通過了《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及停戰議和等事項。1911年12月2日，江南重鎮南京被蘇浙革命聯軍攻克。消息傳來，代表們當即決定：臨時政府設在南京，各省代表到南京開會，有10省以上代表出席，即選舉臨時大總統。自此，南京成為新的革命中心。

12月12日，到達南京的15省代表舉行各省代表會議。15日，會議得悉袁世凱所派議和代表唐紹儀已達漢口，並向武昌方面表示袁世凱內閣贊成共和，惟須俟國民會議決議，即可敦促清帝退位。同時，會議又接到武漢方面來電，聲稱袁“極欲和平了結”，要求會議暫緩選舉總統。於是他們設計了一個“虛大總統待北方之英，樹大元帥以順南洋之志”（章太炎：《複孫中山書》，《大中華雜誌》第2卷，第12冊）的臨時方案，並推舉黃興為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此方案遭到武昌方面和江浙聯軍的反對。17日，會議又改舉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並決議大元帥不在臨時政府所在地時，由副元帥代行職權。黎元洪接受大元帥名義，同時委託黃興代行大元帥職權。黃興在代表會議和江蘇都督程德全一再催請下，答應到南京擔負起組織政府的重任，後因得悉孫中山即將回國，未去南京任職。

12月25日，孫中山抵達上海，受到各階層人民的熱烈歡迎。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舉行臨時大總統選舉，出席會議的17個省，每省1票，孫中山以16票當選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職，宣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宣佈改用西曆，以1912年為民國元年。1月3日，各省代表會議選舉黎元洪為副總統，並通過孫中山與黃興擬定的國務員九人名單。這九名國務員是：陸軍總長黃興、海軍總長黃鍾英、外交總長王寵惠、教育總長蔡元培、司法總長伍廷芳、內務總長程德全、實業總長張謇、交通總長湯壽潛、財政總長陳錦濤。在總長中同盟會會員占少數，但孫中山採取“部長取名，次長取實”的辦法，直接任命各部次長、局長和總統府秘書長，這些人多系同盟會骨幹，這樣政府權力就掌握在革命黨人手裏。1月28日，臨時參議院成立。它由各省都督代表3人組成，代表未到之前，由各省代表會議代表暫充。43名臨時議員中，同盟會員33人，立憲派分子8人，其他2人。至此，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政權機構及體制基本確立。

南京臨時政府，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按照西方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改造中國的一次嘗試，標誌著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民主共和國誕生。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宣告了南京臨時政府的建國方針是：“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普利民生，以達革命之宗旨，完國民之志願。”也就是要建設一個民主、富強國家。同時，《宣言》還規定了臨時政府的內政、外交方針。在內政方面，要求實現民族統一、領土統一、軍政統一、內政統一、財政統一，反對民族壓迫和分裂割據；在外交方面，清除清政府辱國舉措與排外心理，持“平和主義”，與友邦益進睦誼，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使世界趨於大同。

南京臨時政府是資產階級共和國性質的政權，它頒佈和實施了一系列有利於民主政治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的政策法令和革新措施。

(1)革除社會陋習。1912年1月2日，孫中山通電全國，改西曆，並以同年元旦作為中華民國建元之始，標誌著萬象更新。此後又下令全國，一律剪去象徵滿清統治的髮辮。勸禁纏足，解除封建綱常禮教對婦女的身心束縛。此外，臨時政府還下令禁止種植罌粟和吸食鴉片，禁止賭博，禁止蓄娼，禁止迎神賽會，擯棄毒害人民的社會惡習。

(2)樹立民主新風。臨時政府視官員之間、官民之間均為平等關係，廢除清朝官場中稱呼“大人”、“老爺”的惡習，提倡公務員以官職相稱，民間交往則稱“先生”、“君”等，廢除跪拜之禮，改行鞠躬禮。提倡“任人唯賢”的組織原則。孫中山帶頭以身作則，廉潔奉公。在他的倡導下，臨時政府無論官階大小，都穿著同樣的制服，享受同等的低薪供給制，顯示出濃厚的民主、平等氣氛。

(3)保障人權平等。臨時參議院通過了承認女子參政權的議案，賦予婦女參與政治的權利。還頒佈了禁止買賣奴婢、禁絕販賣華工，保障“疍戶”的公民權，禁止刑訊、體罰等法令。

(4)保護實業發展。下令保護私人財產和工商業者的經營活動。臨時政府設立實業部，專理全國農工、商礦、山林、漁獵及度量衡，同時要求各省相應設立實業司，隸屬該部。臨時政府還頒佈一系列保護工商業發展的章程、則例，提倡墾殖事業。黃興親自領頭組織拓殖協會，孫中山即令財政部在國家預算中撥款30萬元予以扶助。這些措施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都起了明顯促進作用。

(5)實行教育改革。教育部根據男女平等原則，提倡男女同校、獎勵女學，將各種舊式學堂改為學校，禁止使用清廷學部頒行的各種教科書，禁止講授《大清會典》、《大清律例》等科目，增設自然科學、工商業經營和工藝實用知識方面的課程。為了否定“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教育總長蔡元培發表《對於新教育之意見》一文，提出軍國民教育、實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觀、美育等五項教育方針。從此，仿行西方的近代學制和課程設置在中國逐步確立。

南京臨時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體和政權，宣告民主共和的正義性和合法性。臨時政府先後公佈了許多重要法案，如《修正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許可權》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具有國家憲法效力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臨時約法》於1912年3月11日正式公佈，共分7章56條。《臨時約法》明確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其統治權”，“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財產、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享有請願、訴訟、考試、選舉和被選舉等權利；同時負有納稅、服兵役等義務。《臨時約法》明確規定人民的民主、平等、自由的權利，充分體現了民主主義精神。《臨時約法》還詳細規定中華民國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及其各自的職能。參議院是立法機關，選舉臨時大總統、副總統和行使立法權；臨時大總統總攬政務，公佈法律，接見外國使節，總統受參議院制約。國務總理及各部總長協助總統處理政務；法院為司法機關，由臨時大總統及司法總長分別任命的法官組成，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上級官廳的干涉。《臨時約法》規定的三權分立的政權組織形式，體現了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家推崇的分權制衡原則，它採用內閣制，參議院擁有廣泛的權力，國務員負有實際責任，而臨時大總統的權力則受到多方限制。這是由於孫中山將讓位于袁世凱時，革命黨人力圖縮小其總統職權，以保護來之不易的革命成果。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將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制度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下來。使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在日後捍衛民主共和制度的鬥爭中獲得法律依據和輿論力量；它對人民權力和自由的一系列規定，促進了人民的覺醒，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它開創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新局面，在中國近代法制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豪格

第二節辛亥革命的流產

一 南北議和

袁世凱具有雙重政治野心，既要利用革命運動，向日趨危殆的清皇族要脅全部軍政大權；又準備以軟硬兼施手段，篡奪革命果實。早在袁世凱派兵攻打武漢期間，他就曾派兩名“招撫”代表劉承恩和蔡廷幹來到武昌，要求革命黨人在承認“君主立憲”的基礎上與清軍息戰。當時革命党人未能認清袁世凱的反動本質，反而想勸說他倒戈反正，歸順共和，表示“以項城之威望，將來大功告成，選舉總統，當推首選”。（《辛亥革命》，第8冊，第66頁）袁世凱摸清了革命黨人的意向後，就繼續施展以戰逼和、軟硬兼施的兩面手法，逼使革命黨人就範。他到北京組閣後，發表政見說：“餘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為君主立憲政權”，希望“各党愛國者犧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其寓意為利用清帝要脅革命黨人；又利用革命黨人要脅清帝。他一面猛攻漢陽，一面請列強外交使團出面調停中國戰事。在袁世凱和列強威逼利誘下，湖北軍政府被迫接受停戰條款。12月初，武漢局部停戰，後發展為全國性的停戰。接著開始了南北議和的談判。

1911年12月7日，袁世凱任命唐紹儀為他的全權代表，率領隨員數人南下武漢議和。9日，各獨立省公推當時在上海的伍廷芳為南方議和總代表。13日，唐紹儀入武昌與黎元洪進行了會晤，接著又應東南立憲派的要求，乘船抵上海，在英國租界市政廳正式開始談判。外國列強對南北和談極為關注。20日，俄、英、美、法、日、德六國駐上海總領事，向南北代表致同文照會，公然威脅說：“目前中國的戰事如若繼續下去，這不僅使中國本身，亦將使外國人的物質利益與安全遭受重大的危險”，要求雙方“盡速達成協定”。這個照會實際上是給革命派施加壓力，迫使革命派儘快屈服讓步。而且同盟會內部，妥協的空氣也極為濃厚，黃興早就致函袁世凱，希望他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主張讓袁世凱當總統。在當時，“如袁世凱反正，當舉為臨時大總統”，幾乎成了各省代表會議的決議和南北議和的先決條件。

南北和談期間，孫中山從海外歸來，被選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旦，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如給袁世凱當頭潑了一盆涼水。就在孫中山就職之日，袁世凱授意北洋將領發表通電，主張君主立憲，至死不承認共和政權，叫嚷要以鐵血解決政體，作出開戰的樣子。在北洋軍閥咄咄逼人的氣勢下，前線又趨於緊張。臨時政府接受了孫中山的北伐建議。1月11日，孫中山以總統名義宣佈自任北伐軍總指揮，黃興為陸軍參謀長，制定6路北伐計畫。13日，津浦路上北伐軍首戰告捷，連克宿州、徐州等重鎮。安徽、河南、湖北戰場上，革命軍也先後取得勝利。就在這個時候，支持袁世凱的列強開始對革命派施加軍事恫嚇，英、日、美、德等國軍艦在長江示威，並阻擋革命軍在秦皇島登陸，北京公使團也宣佈不准在京奉路兩側10裏內戰鬥。立憲派乘機在革命陣營內散佈列強干涉會引起亡國危險。在列強的威逼下，革命黨人終於妥協退讓，再一次保證同意出讓政權，袁世凱也做出讓步，以承認共和與逼清帝退位為條件，雙方最終達成政治交易。

解決了革命派的問題，袁世凱便回過頭來，對清政府施加壓力。清政府的部分權貴反對清帝退位，袁世凱便指使部分北洋將領，再次聯名發表通電威脅清政府，要求立刻同意共和，否則將帶兵入京。他自己也親自登場逼宮，代表全體內閣成員向隆裕太后辭職以施加壓力。清政府終於無可奈何地接受了皇帝稱號不廢，每年由民國政府撥給400萬元，暫居皇宮以後移居頤和園，原私有財產由民國特別保護等優待條件，於2月12日宣佈正式退位。

當清政府接受退位條件後，袁世凱便又回過頭來要脅臨時政府，他向孫中山等人提出，南京臨時政府在清帝宣佈退位後48小時內即行取消，由他在北方重建臨時政府以接管全國政權。

因此清帝退位的第二天，袁世凱便正式聲明“贊成共和”，孫中山也向臨時參議院辭職。

二袁世凱篡奪革命勝利果實

袁世凱是當時中外反動勢力寄予厚望的唯一人選。在清朝統治階級內部，他有著別人無法取代的優勢。第一，他訓練出來的新軍──北洋六鎮是國內實力最強的部隊，無論從軍餉、軍備、戰鬥力等各方面來說，都遠遠超出各省新軍。而且各鎮軍官也基本上是他提拔上來的舊部，一向“只知有袁宮保，不知有大清朝”。因而袁世凱控制著清政府的軍事實力。第二，袁世凱多年擔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調京後又出任外務部尚書，長期掌管清朝的對外交涉事務，同列強建立了異常密切的關係。深得外國勢力的器重。第三，袁世凱同資產階級立憲派之間的關係也很密切。他在直隸總督任上，積極推行新政，興辦鐵路、航運、電報、煤礦等事業，提倡興辦新式學堂，並支持過立憲活動。頗得立憲派人士的好感。事實表明，袁世凱是清廷中八面玲瓏、舉足輕重的人物。

1909年初，袁世凱被載灃逐出朝廷，回到河南彰德“養病”。在此期間，他仍然朝夕窺伺時局，力圖東山再起。他的住宅設有專門的電報房，經常與中外各方勢力保持密切聯繫。通過其黨徒部屬，瞭解時局變化，遙控清廷軍政實權。早在四川保路風潮方興之際，列強的報刊就催促清廷啟用袁世凱。武昌起義前夕，清廷內閣總理奕劻、協理大臣徐世昌和那桐也以辭職相要脅，敦請袁世凱出山。武昌起義後，中外反動勢力更是相互呼應，迫不及待地要求清廷立即啟用袁世凱。美國公使曾在外國駐華使團會議上公開倡議啟用袁世凱，得到各國公使的贊同。在中外反動勢力的鼓噪下，載灃被迫於10月14日下詔啟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督辦剿撫事宜”。但袁世凱卻以“足疾未愈”為由不肯赴任，繼而又通過徐世昌提出出山的六個條件：(1)明年即開國會；(2)組織責任內閣；(3)寬容參與此次事變諸人；(4)解除黨禁；(5)須授予指揮水陸各軍及關於軍隊編制的全權；(6)須予以十分充足的軍餉。在袁世凱的六項要求中，一、三、四項是用以麻痹革命黨人，收買立憲派為其效勞。二、五、六項是為廢除“皇族內閣”，迫使清政府把全部軍政大權交給他。這些條件暴露出袁世凱的雙重政治野心。對此，清皇室起初予以拒絕，但由於湖北革命黨人乘勝進擊，蔭昌指揮的清軍無所作為，湖南、陝西、江西等省又相繼宣告獨立，故被迫再次退讓。10月27日，清廷委派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制湖北水陸各軍。同時任命袁的親信部屬馮國璋和段祺瑞為第一、第二軍統帥，負責進攻武漢。10月30日，載灃下罪己詔，解散皇族內閣，宣佈解除黨禁。11月1日，又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全權籌組新內閣。袁世凱攫取權力的要求如願以償後，便立即前往湖北督戰。

11月7日，袁世凱派人在石家莊刺死清軍第6鎮統制吳祿貞，瓦解了革命黨人密謀策動的北洋新軍起義。13日抵京就任內閣總理，16日責任內閣宣佈成立，載灃退居私邸，不再預政。從此，清廷的全部軍政大權落入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官僚集團手中。

孫中山初回國內，他表示“總統當推定黎君。聞黎有請推袁之說，合宜亦善。總之，隨宜推定，但求早鞏國基”。（《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47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南北議和時，在立憲派的促使下，孫中山明確答復“如清帝實行退位，宣佈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佈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因此，清帝宣佈退位的第二天，即2月14日，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辭職。15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不久又選黎元洪為臨時副總統。孫中山在辭職時，為了限制約束袁世凱，防止其獨裁，提出定都南京，新總統到南京就職和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等三項條件，並表示袁不南下，他不解職。為促使袁世凱儘快南下，孫中山派蔡元培等為專使北上迎接。袁表面上對專使歡迎，暗中卻指使其親信部隊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製造暴亂。列強也分別向北京調集軍隊，製造緊張局勢。這時，立憲派、舊官僚甚至大多數革命党人反對定都南京。孫中山只得再次退讓，同意袁世凱在北京就職。4月1日，孫中山宣佈解除臨時大總統的職務，次日，參議院決定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南京臨時政府就此夭折。辛亥革命失敗。

三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及其經驗教訓

辛亥革命是孫中山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一次變革社會制度的偉大革命。它把中國人民反封建鬥爭推向一個新階段，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近代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的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辛亥革命雖然沒有打倒封建主義，然而推翻封建帝制，卻是對封建主義致命的一擊。民主主義已成為中國社會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統治，是對外國資本主義侵華勢力的沉重打擊。

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給予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以新的推動力。民國成立後，國內掀起興辦企業的熱潮，短短幾年內，資本主義經濟實力迅速增長。

辛亥革命使人們的精神和思想獲得空前的解放，民主主義思想得到廣泛傳播。先進的中國人把愛國同革命相結合，把反對清政府的鬥爭同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理想相結合。辛亥革命是在20世紀初年半殖民地國家爆發的革命運動，它打亂了殖民主義在亞洲的統治秩序，對於亞洲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產生了巨大影響。

辛亥革命的失敗，有其深刻的原因，封建主義在軍事實力、政治經驗及社會基礎等方面，都大大超過了革命派，這是其失敗的客觀原因。而資產階級革命派政治上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則是革命失敗的主觀原因，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革命黨人沒有明確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綱領。同盟會的綱領是反滿、反君主政體，沒有正確認識革命的任務和革命的物件，放過了主要敵人。因此，在清帝退位後，革命就失去前進的目標。他們不敢和外國資本主義進行正面鬥爭，幻想以妥協和退讓來得到外國資本主義的同情與支持，結果革命卻被外國資本主義所絞殺。他們只關注建立“共和”政權，沒有認識到必須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結果讓袁世凱篡奪了革命果實。第二，革命派沒有形成統一的、堅強的領導核心。領導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政黨──中國同盟會，從它成立那天起，思想上就缺乏統一信仰，組織上也不夠鞏固。很多官僚政客及投機分子也被拉入黨內。這樣的政黨，是不可能領導革命走向勝利的。第三，辛亥革命沒有觸動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不能充分發動和依靠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他們曾經利用過會黨、新軍，而不發動廣大農民，在革命的高潮時期，他們不但不領導農民進行反封建鬥爭，反而站在反對農民的立場上，鎮壓農民的反封建鬥爭。沒有發動廣大農民，壓制農民的革命積極性，就不可能觸動封建勢力。第四，革命党人沒有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裝，以推翻舊政府，保衛新政權。雖然革命派從一開始就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但他們依靠的是清軍士兵和民間秘密反清會黨。武昌起義後，各地都建立了民軍，但大部分也是由原來的舊軍和會黨改編而成，而領導權又掌握在立憲派和舊官僚手裏。沒有自己的武裝，就無法完成革命任務，其革命目標也就化為泡影。

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上述弱點，是他們所代表的階級自身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決定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由於受列強的壓迫和本國封建主義的束縛，有反對外國資本主義反對封建的革命要求，但他們又同外國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而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異常軟弱。資產階級革命派幻想不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而獲得民族獨立，不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而建立民主政治，這就決定了辛亥革命必然失敗的命運。

辛亥革命的失敗，給中國革命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教訓，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點：第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徹底推翻外國列強和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不可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第二，半殖民地半封建制中國不能重走西方的老路，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救國方案，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豪格

第三節民國初年社會風尚的演變

一 社會習俗的變化

清末民初是中國社會風尚急劇變化的歷史時期。辛亥革命的風暴，猛烈地衝擊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及其意識形態，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形成一代新風。

革新潮流首先衝擊的是髮辮。滿洲貴族入關後，強迫漢族男子發留辮，以此作為漢人臣服的標誌。這種髮辮曾被外國人蔑稱為“豚尾”。晚清以來，許多進步人士把辮子視為半殖民地民族的恥辱。在辛亥革命以前就有人指出：“髮辮之由來，由於滿族之中原”，“髮辮之消除，亦與滿洲而俱盡”。所以，早在武昌起義前，已有許多愛國青年和革命党人自動剪去辮子，“斷發易服”，立志革命。武昌起義後，各地革命黨人立即動員群眾剪除髮辮。1912年3月5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發佈《命內務部曉示人民一律剪辮令》，以法令形式，要求人們剪辮易服。各地人民或者出於自發，或者遵照政府的法令，紛紛起來剪辮。據當事人回憶，“無數的漢人，都興高采烈地剪去這條奴隸標誌的辮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選擇吉日，拜祭祖先，然後莊重地剪除，把辮子燒了。更有聯合多人同日剪辮，並燃放爆竹，舉行公宴來慶祝的”。“不剪發不算革命，並且也不算時髦，走不進大衙門去說話，走不進學堂去讀書”。（忍虛：《辛亥革命在貴陽》，《越風》半月刊，第20期）男子剪不剪辮子，成為其政治態度的標誌；而女子剪去長髮，改留短髮一時成為時髦。時男子固不剪辮者“非譏之為豚尾，即詈之曰滿奴，甚欲削奪其選舉權，以實行強迫手段”。（《大公報》，1912年11月20日，“閑評一”）留辮者，已成為社會輿論所不齒者。剪辮一時轟轟烈烈，反映出民眾反滿愛國情緒的高漲及社會風尚的變革。

服飾變化是民初社會風尚演變的又一顯著特徵。在中國封建社會，服飾可反映出每個人的身份、地位。統治階級通過封建禮制，控制民眾的社會生活，形成君臣、官民、士庶“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的行為規範。清政府被推翻後，服飾上的等級、尊卑作用，開始被生動活潑的變化所取代，千百年來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作法被廢棄。

辛亥革命後，中國服飾進入新舊交替時期，從人們服裝色彩上看，“洋洋灑灑，陸離光怪，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暇給”。（《夢遊民國》，《申報》1912年9月14日，“自由談”）；從式樣上看，“西裝東裝，漢裝滿裝，應有盡有，龐雜至不可名狀”。（《大公報》，1912年9月8日，“閑評二”）人們在擇衣、裝束上，不受身份貴賤的束縛，追求別致、美觀、新奇。當時有人描述各地出現的時髦情形說：“綢傘高擎足踏革履之女界學生華麗煞”，“馬鞭高揮身穿軍服之將弁人材氣焰煞”，“草帽高戴口銜雪茄之少年學生時髦煞”，“襟褂白蘭嬉遊道旁之浮蕩子弟頑皮煞”。（《看我們女子被人家恥笑啦》，《大公報》1912年6月27日）“婦女衣服，好時髦者，每追蹤上海式樣，亦不問其式樣太半出於妓女之新花色也。男子衣服，或有模仿北京官僚自稱闊佬者，或有步塵俳優，務趨時髦者”。（《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篇卷三，江蘇）甚至出現“中國人外國裝，外國人中國裝”、“男子裝飾像女，女子裝飾像男”、“妓女效女學生，女學生似妓女”（《改良》，《申報》1912年3月20日，“自由談”）的情況。人們從封建服制束縛下解放，可以隨心所欲地展現自己的審美情趣和對服裝式樣的追求。

1912年7月9日，臨時參議院提議、臨時大總統交議《服制草案》，提出，民國初建，亟應規定制服以期整齊劃一。今世界各國趨用西式，自以從同為宜。……便服暫聽人民自由，不加限制。（《申報》，1912年7月15日）當月，臨時參議院公佈了男女禮服制式。男式禮服以西式為主，分大禮服與常禮服。大禮服無論晝、晚，均用西裝。常禮服有中西兩式，中式用長袍馬褂。女式禮服則規定為上衣下裙。

禮服制式公佈後，反映強烈。持異議者有之，擁護者為多。孫中山認為西式服裝“適於衛生，便於動作，宜於經濟，壯予觀瞻”。（《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62頁）更有贊同者認為“古衣服、古裝束，寬綽腐敗不適於用，合古今中外而變通之，甚難改易西裝，以蘄進於大同，西裝之精神，在於發奮蟬曆，雄武剛健，有獨立之氣象，無奴隸之性根”，倡西裝不僅是對滿清冠服所體現的等級觀念的否定，而且還體現了愛國和革命。婦女“拋棄本國服飾，募仿外國”，在於“寧願挨咬受凍亦不甘再受束縛”，（《都市叢談》，時裝，第40頁）擺脫封建禮教枷鎖。

清末民初，隨著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興起，纏足之俗受到大張撻伐。辛亥革命時期，不纏足運動在“風氣久郁之餘，複漸開拓”，（《記杭州放足會》，《浙江潮》第二期）出現新的高潮。不纏足運動波及到廣大地區，各種不纏足團體，從城市深入到鄉村；有關禁纏足宣傳，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有新的發展，各種宣傳遍及全國。其中，最為有名的是《安徽俗話報》刊登的《十恨小腳歌》。它採用生動、通俗的方式，宣傳纏足給婦女、家庭及社會帶來的危害。（《安徽俗話報》第三期，第25～27頁）並在第19期上刊登《放腳的法子》，在欲放足的婦女中，產生很大影響。

1901～1911年間，是中國近代不纏足運動高峰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派、立憲派、部分清政府官員及地方士紳積極倡導不纏足，形成一股合力，不纏足運動向前發展，使不纏足運動呈現出新特點。

第一，廣大民眾對禁纏足認識，有新的提高。當時中國輿論界提出新“國民”概念。即“備有人格，享有人權”，“自立於天地”的“新民”。（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休》第4冊）婦女自然是“國民之母”，肩負著“種進所由來”的社會責任。中國人“體魂脆弱，非由國民之母皆纏足之故哉”!“欲鑄造國民”要從國民之母開始，須解除國之母纏足惡習。並大力宣傳男女同生天地間，“同有天賦之權力，同有爭存之能力”。但纏足使女子成為“廢人、病人，乃愚乃頑，乃怯乃惰”。（《女子世界》第7、3、4期）根本談不上什麼女權、民權。把纏足提高到侵犯民權的認識高度，是當時思想界的進步。

第二，婦女投身不纏足運動的人數激增。戊戌時期倡導和組織不纏足團體及活動的，主要是男子，廣大直接受纏足之害的婦女，受封建禮教的束縛，只有個別人認識到自身解放的重要。1901年始，一大批知識婦女走向社會，參加民主革命，倡導不纏足。1902年山東濰縣召開不纏足會議，到會女賓達400余人，婦女發表演講，“痛陳纏足之苦之害”。（《記埭溪發蒙學堂女學生蔡愛花放足紀念會會事》，《警鐘日報》，1902年12月21日）1903年由婦女自辦的“杭州放足會”成立。1904年秋瑾發表《敬告二萬萬女同胞》等文，號召婦女對纏足惡俗“興師問罪”。（《白話》雜誌，第二期）1905年天足會在上海召開大會，與會者中三分之一是婦女。大批婦女參與，不纏足運動才真正成為婦女運動。

第三，對婦女纏足危害的認識日趨科學化。隨著近代自然科學知識的輸入與傳播，一些知識份子開始用遺傳學來說明纏足對後代體質的危害；用生理學、衛生學知識說明纏足是如何損害人的健康，造成婦女難產及易患疾病；展示X光片證實纏足如何使腳骨折斷變形。這些有力的說明，使人們以科學的眼光來認識纏足的危害，推動不纏足運動的發展。

第四，政府及其官員參與、支持不纏足運動。戊戌時期，官方公開支持不纏足運動，為數甚少。1901年後，清政府頒佈戒纏足諭令。各地方官員，均以不纏足倡導者自居。四川總督岑春煊刊印《不纏足官話淺說》5萬本，發至所屬官紳。直隸總督袁世凱、湖廣總督端方，均撰文勸戒纏足。到1904年“中國十八省總督，皆有戒纏足之示，所缺惟閩浙與陝甘而已”。（《臨時政府公報》第37號，《近代史資料》1961年第1號《辛亥革命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61年版）不少政府官員參加不纏足團體召開的集會，以示支持。不少官員讓自己妻子、女兒率先放足，帶頭示範。這些特殊身份與社會地位的達官貴人的言行，對放足、禁纏足產生一般人無法比擬的社會影響。

1912年3月13日，南京臨時政府頒佈《令內務部通飭各省勸禁纏足文》，指出，“當此除舊佈新之際，此等惡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國本。為此令仰該部速行通飭各省一體勸禁。其有故違禁令者，予其家屬以相當之罰”。（《臨時政府公報》第37號，《近代史資料》1961年第1號《辛亥革命資料》）全國各地再次出現放足高潮。浙江定縣“光復以後，城市中年以下率皆放足”。（《定海縣誌》，《風俗志第十六》）河北薊縣“放足之說興，少女纏足者日形減少”。（《薊縣志》卷三，《風俗》）安徽無為縣“纏足者近風氣漸開，二十以下小腳已稀見”。革除纏足惡習，使“女子裹腳從此解放了，已裹的放掉，已經裹小的也放大，社會上很自然地一致認定，民國紀元以後生下的女兒，一概不裹腳”。（《辛亥革命回憶錄》一，第68頁）纏足陋習得到一定改變。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初，並未提出禁煙問題，在《政府公報》中規定，廢除各項惡稅，土膏和煙、酒、糖一起，都要向國家納稅。（《近代史資料》，1961年第1號，《辛亥革命資料》第21頁）1912年3月孫中山提出要嚴禁鴉片問題。南京臨時政府以孫中山的名義發佈《嚴禁鴉片通令》，“鴉片流毒中國，垂及百年”，“流衍遍於全國”，“其禍蓋非敵國外患所可同語”。“方今民國成立”，“為此申告天下”，“重申種吸各禁”。“其有飲鴆自安”者，“不可為共和之民”。“當咨行參議院，于立法時剝奪其選舉、被選一切公權，示不與齊民齒”。（《大總統令禁煙文》，《近代史資料》1961年第1號《辛亥革命資料》，第214～215頁）並下令內務部轉咨各省都督嚴厲禁煙，“務使百年病根，一旦拔除，強國保種，有厚望焉。切切此令”。（《大總統令內務部通飭禁煙》，《近代史資料》，1961年第1號《辛亥革命資料》，第243頁）1912年3月14日內務部成立禁煙公所，孫中山委任總理，發佈《內務部咨各省都督及衛戍總督禁止鴉片文》，通知各省督府禁煙。（《近代史資料》，1961年第1號《辛亥革命資料》，第284頁）由於南京臨時政府積極推行禁煙政策，各地紛紛成立禁煙聯合會等組織，同時，許多團體均將禁煙寫進章程，要求會員促進社會生活方式改變。如湖南民間組織社團改進會章程，就規定“要革除舊習：嫖賭洋煙，實為首惡，如不決絕翦除，實屬甘心墮落，喪失其會員資格矣。凡我會員，應有互相勸勉，發憤自強精神，舊染汙俗，咸與維新，有厚望焉”。（《文史資料選輯》第34輯，第142頁，中華書局1963年版）民眾之中對禁煙問題，反應也很強烈。當時有人上書政府，提出嚴禁鴉片的必要性：“共和國民首要人格，若鴉片未絕，於政府教育皆成污點”。（《電請強迫禁煙》，《申報》1912年3月13日）“鴉片流毒至烈至深，耗精損神，為害極巨，苟不急行剷除，……則民間前途，不堪設想矣”。（《收回禁煙至權獻議》，《申報》1913年7月15日）禁止鴉片在中國的氾濫，剷除惡習，已成為民眾所關心之事。

清末民初，改革不適於民主共和制度的舊社會習俗，蔚然興起。“改良”成為人們的口頭禪。（《改良》，《申報》1912年3月20日，“自由談”）當時，有人在《時報》上描寫這種鼎新革故的社會潮流，“共和政體成，專制政體滅，中華民國成，清朝滅，總統成，皇帝滅，新內閣成，舊內閣滅，新官製成，舊官制滅，新教育興，舊教育滅，槍炮興，弓矢滅，新禮服興，翎頂補助滅，剪發興，辮子滅，盤雲髻興，墮馬髻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愛華兜興，女兜滅，天足興，纖足滅，放足鞋興，菱鞋滅，陽曆興，陰曆滅，鞠躬禮興，拜跪禮滅，卡片興，大名刺滅，馬路興，城垣卷柵滅，律師興，訟師滅，槍斃興，斬絞滅，舞臺名詞興，茶園名詞滅，旅館名詞興，客棧名詞滅”。（《新陳代謝》，《時報》1912年3月5日）事實上，辛亥革命後，社會風尚新舊並存，但是，這股革命新潮流涉及領域廣泛、氣勢之大是中國近代史上少有的，必然給中國社會帶來一番新氣象。

二思想觀念與社會交往的更新

辛亥革命成功後，南京臨時政府發佈《令內務部通知各官署革除前清官廳稱呼文》，以法律形式，要求民眾革除前清腐朽的生活習俗，革新禮儀稱謂，廢除清朝實行的叩拜、作揖、請安、打千、拱手等舊式禮節，改行鞠躬禮為主，平時以“脫帽、鞠躬、握手、鼓掌”（《新北京》第二編，第十五類，“風俗時尚”）為“文明禮儀”，同時也採用了“洋式名片”的方式，進行禮貌交往。甚至，對於人們在書信往來中的應酬禮節，也進行了改革。辛亥革命前，一般人的書信落款有“百拜”、“頓首”等語；“迨光復以後，……維新者有書立正，有書脫帽、免冠，有書鞠躬、舉手”，“名目繁多”，“趨新一時”。（《規定書信後禮式》，《時報》1912年9月11日）資產階級的平等思想，開始滲透到人們生活的細枝末節。在婚喪禮節上也進行了改革。婚禮禮節刪繁從簡，“其儀式簡而易行，用費亦少”。（《瀘縣誌》，禮俗志），“縉紳之族損益繁縟，酌劑中西儀節，謂之文明結婚”。（《奉天通志》卷98，禮俗二，婚嫁）婚姻儀式中，逐漸以奏樂、入席，“宣讀婚約，互換約指，才一鞠躬，即攜手同歸，無嬪相催請跪拜起立之煩”，（《首都志》下，第1136頁），代替舊式婚姻的坐花轎、拜天地、鬧洞房的落後禮俗。對喪禮也進行改革，“民國以來，效西俗者，則以黑紗纏臂為服，一掃歷來斬衰期功緦麻之制”。（《自由女子之新婚談》，《申報》1912年9月19日）新式喪禮，不請僧道超度，焚燒靈車馬樓庫等迷信儀式，採用贈送花圈、挽聯，佩戴白色紙花，鞠躬致哀等方式，代替披麻帶孝、跪拜等舊禮俗。辛亥時期，新禮節對落後的封建禮俗是一個猛烈衝擊。

辛亥革命後，在稱謂上也有顯著的改變。清朝時，平民對貴族，百姓對官員，奴才對主子稱“大人、老爺”。在平等、民主思想傳播的影響下，民國後，一律改稱“某某先生”、“某某女士”、“某某君”。革除前清官廳稱呼，不許再稱“大人、老爺”；廢除賤民身份，許其一體享有公民權利。這是民主制度對封建等級制的衝擊。辛亥革命後，傳統社會觀念發生了深刻變化，新觀念逐漸建立。它在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都有所體現。

在西方資產階級人生觀的影響下，更多人對於人的價值，有了新的認識。人們開始認識到，長期在封建君權、神權、族權、夫權壓抑下，造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更談不上個人的人格。辛亥革命後，資產階級革命黨人以西方自由、平等、博愛為依據，力求打破封建枷鎖，給人民平等權利和地位，呼籲民眾重新認識自己的價值。南京臨時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恢復了疍戶、惰戶、丐戶、優娼隸卒的公民身份和權利；取締買賣人口及賣身契約。在政府倡導下，人們逐漸認識到，封建等級制度及傳統觀念把人分為尊卑貴賤是錯誤的，每個人都應有自己的社會地位，都應該維護個人的尊嚴。一時，全國上下反對賣淫納妾，要求實行一夫一妻制度，要求有財產獨立權，個人自立，不苛待庸工等呼聲強烈。各種以人道主義、解放人權為宗旨的社會團體紛紛建立；廣大男女青年，為謀求人格獨立，生活自主，沖出家庭，走向社會；離開鄉土做事、出國留學的人數劇增；婦女走上社會，要求男女平等，並且創辦學校、習藝所。這些現象表明，辛亥革命打破了禁錮人的個性發展的封建枷鎖，啟發人們去認識自己，重新認識人的價值，提高自己的地位與尊嚴。

隨著人民政治、社會地位的提高，更多的人對國事政事發生濃厚的興趣，開始把民族利益與自身利益聯繫到一起。各種集會、結社、選舉活動成為人們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各處會所如林，黨員如鯽”，（《申報》，1912年3月13日，“清談”）“士大夫對於集會大有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之勢”，（《集會》，《申報》1912年2月26日）“鄉曲措大，市井鄙夫，或則濫竽工會，或則側身政黨”，（《時報》，1912年3月28日，時評三）“甚至電車賣票者，學校看門人，亦複自附於社團之列”。（《時報》，1912年9月12日，時評三）一些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婦女開始投身于政治，“於是有所謂女子北伐軍、女子敢死隊；有所謂女子同盟會、女子參政團、女子自由黨，……不特自古所未見，抑亦環球所罕聞”。（《大公報》，1913年1月14日，閑評一）僅1901～1911年間女子團體達40餘個，創辦女子報刊30餘份。一批知識女性為女子參政進行了激烈鬥爭。人民群眾對政治的關心和參與，婦女運動的發展是一個國家進步的標誌。

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建立後，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要求，人們更加重視工商業的作用，提出“欲興中國，非振實業不可”。（《政治家之實業思想》，《時報》1912年8月16日，時評二）因而，辛亥革命後，一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打破四民之序觀念，為發展實業殫心竭慮，投資設廠，建立組織。人們逐漸把從事實業視為救國救民的高尚職業，全國各地出現工商業大發展趨勢。由於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人們開始把學習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知識，提高技能，與實用性聯繫起來。民初，新學大倡，“英年時彥，銳志科學，講求實用”。“公私學校的設立，一時風起雲湧，而鎮鄉各私人興學者，亦比比皆是”。（《湖南各縣調查筆記》下，文化類）學生選擇專業，首先考慮其實用價值及利益。當時，由於律師、議員地位較高，法政科“招三百則千人至，招百人則數百人至”。（《吾為民國一喜一憂》，《時報》1913年2月27日）而“作詩填詞者，千無一人，習經讀史者，萬無一人，躬行實踐為身心性命之學者，曠世無一人也”。人們趨向於重視經濟利益和實際效果。

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上出現追求奢侈浮華的風氣，及時行樂的消費觀開始流行。一些男女青年在生活上帶頭“洋化”。奢侈、崇洋導致社會各類消費性行業的發展，並對中國封建社會傳統道德倫理觀念進行衝擊。

辛亥革命，劇烈地動搖了封建道德觀念及倫理思想的傳統地位，人們開始以自由、平等、博愛作為新道德規範，無論言行舉止，為人處事，家庭、社會、個人的倫理關係都有明顯的變化。民初，風氣開通，時興社交，男女接觸不避嫌疑，自由戀愛屢見不鮮。許多革命志士、有為青年，不避物議，自由擇偶，使傳統道德規範失去約束力。許多婦女不甘俯首貼耳，充當男子的奴隸。很多人離家遠出，自由於世。由於上海學校多和工廠多，“內地婦女之妄思自由誤用自由者，遂相率至滬，父母丈夫不能阻也”。“吳中自民國以來，風氣大開，女子多挾書入校，亦有北至燕冀，南遊閩越”。更有婦女為爭取平等、幸福，提出離婚，反抗夫權和世俗偏見。隨著封建家長制的解體，青年人獨立精神的增強，社會上出現反對師道尊嚴的學潮，及孝情澆漓、子違父命的現象。中國傳統道德觀念受到衝擊。

民初社會風尚的變化，是辛亥革命的直接結果。由於辛亥革命未能剷除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對舊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也未給予有力改革和批判，因此，新社會風尚與傳統惡習陋俗的抗衡，是長期、艱巨的。民初，新的社會風尚興起，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以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理性思想武器，革除舊的陳規陋習，為社會發展開闢道路的願望。先進必將戰勝落後，文明必將戰勝愚昧，新的社會風尚以時代發展需要，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吸取更大活力，產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