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懷

豪格

    盛宣懷逃亡了，藏進了美國駐華使館，這一事件，迅速轟動了整個世界。這位67歲的大清國正部級幹部，成為全球各大報紙爭相報道的焦點人物。


　　這是1911年10月27日，距離那場日後被稱為“辛亥革命”的暴動，僅僅17天，其受關注程度卻絲毫不亞於在遙遠的華中地區正在進行的血腥戰爭。


　　一、逃亡者


　　《華盛頓郵報》的報道繼續說，據傳，盛宣懷逃入了美國使館，隨後在10名外國士兵的護送下前往天津。但在該報向美國使館查證時，使館參讚愛德華對此予以否認。


　　1911年10月27日，大清國國會(“資政院”)通過了一份特殊的決議，要求中央政府對郵傳部部長盛宣懷“明正典刑”。


　　堂堂國家立法機構，在證據闕如的前提下，以“人民”和“憲政”的名義，不經審判程序，以100多人投票表決的方式，要求處決一位政府高級領導人。這無疑是世界議會史上的一個奇觀。


　　此前2天(10月25日)，資政院還隻是要求政府罷免盛宣懷的部長職務。路透社從北京發出的電文說，資政院此舉，給大清政府出了道難題：要麼服從資政院的要求，趕走一位“忠誠的官員”；要麼否決資政院的要求，但這相當於向宣稱代表大多數人民的資政院開戰。這篇電文被次日(26日)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曼徹斯特衛報》等廣泛援引。《紐約時報》甚至認為，這是資政院對政府下達的“最後通牒”。


　　第二天(26日)，似乎並沒有經過多少掙紮的大清政府，接受了資政院的“最後通牒”，下令將盛宣懷“雙開”。上諭宣布： “盛宣懷受國厚恩，竟敢違法行私，貽誤大局，實屬辜恩溺職”，“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同時，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副總理(“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並行處分。


　　國際媒體繼續跟進報道。10月27日的《華爾街日報》，標題就是《中國皇室屈服以圖避免革命》，可謂一針見血。與《華爾街日報》所用的字眼“屈服”(yield)相似，同日《紐約時報》的標題用的是“投降”(surrender)，《華盛頓郵報》則用的是“屈膝”(bow)，來描繪政府的妥協。


　　與這些相對中立的報道不同，在西方享有盛名的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則發出了傾向性十分明顯的報道。他認為，在壓力脅迫之下解除盛宣懷的職務，實在是中國政府的恥辱，代表著這個政府的“虛弱和恐懼”。《紐約時報》在轉載莫理循這篇報道時，將標題幹脆改成了《這是可恥的法令》(Calls it a shameful edict)。


　　有意思的是，莫理循認為，被解職一事，對盛宣懷本人來說或許並不壞，因為他的身體虛弱。這是當時幾乎所有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獻中，唯一提到盛宣懷健康狀況的。在盛宣懷1916年去世後，其子孫為其撰寫的《盛宣懷行述》中，才披露了一些當時情況，似乎盛宣懷的確麵臨健康問題，但並不嚴重。看來，作為大清官場通，有著“北京莫理循”綽號的這位英國記者，或許有特殊渠道接觸到更深的內幕。


　　而此時擔任內閣總理大臣的慶親王奕劻，卻對自己被申斥並不在意，《紐約時報》說，根據接近慶親王的人士透露，這位總理並無不悅，甚至還期望著自己也能被離職，早日逃離這個左右為難的工作。


　　《華盛頓郵報》還刊發了盛宣懷及政府軍前敵總指揮蔭昌、被革命黨炸死的廣州將軍鳳山，已經卸任和即將上任的駐美公使張蔭桓、施肇基等4人的照片，題目則帶有相當的調侃成分：《中國亂局中的主演們》(Chief actors in China’s troubled affairs)。


　　但局勢的發展，並沒有《華盛頓郵報》標題那樣輕鬆。資政院對“雙開”盛宣懷，仍不滿意，他們還想更進一步——要了盛宣懷的命。


　　對此，《華盛頓郵報》似乎建立了特別的新聞管道，刊登了遠較其他媒體更為詳細的報道。


　　該報記者在27日發出的電文(28日見報)中說，資政院的議員們為未能處決盛宣懷而頗感悲憤，通過了一項新的議案，要求判處這位部長死刑並立即執行。在見報稿中，該報用了一個長長的副標題：“下野的內閣部長盛宣懷，已經逃離北京，以避免暗殺，據信他已獲得外國外交機構的庇護。”


　　《華盛頓郵報》的報道繼續說，據傳，盛宣懷逃入了美國使館，隨後在10名外國士兵的護送下前往天津。但在該報向美國使館查證時，使館參讚愛德華對此予以否認。


　　記者繼續挖掘說，當天先是盛宣懷的一名追隨者，緊急造訪了美國使館，隨後，美、英公使進行了磋商，並召集了美、英、法、德四國公使的聯合會議，會後立即集體覲見中國總理慶親王，對盛宣懷的安危表示強烈關注。報道說，四國之所以出麵，是因為盛宣懷是與四國銀團進行鐵路貸款談判的主要參與者，盛宣懷如今的處境，與此談判極有關聯，各國有道義上的責任對他給予保護。


　　《華盛頓郵報》的報道事後被證明屬實。當天(27日)，在得悉了資政院要求處死盛宣懷的消息後，英國公使朱爾典、美國公使嘉樂恒、德國公使哈豪孫、法國代理公使斐格威緊急磋商，決心采取聯合行動，保護盛宣懷。


　　朱爾典在10月28日發給英國外交大臣格雷的急電中說，四國公使在27日聯合覲見慶親王，得到了慶親王的承諾，絕不加害盛宣懷。而在更為詳細的郵遞報告(11月17日到達倫敦)中，朱爾典彙報了更多的細節：


　　“近來盛宣懷因爭鐵路政策以救危亡，於北京腐敗政府各大員中，實為傑出之人(雪珥注：原文是盛宣懷成為這個‘衰弱政府的肩膀和頭腦’，此處從舊譯)……資政院未知詳情，而嘩然爭辯之彈劾，盛決不料其結果，遽至革職。但盛被此次猛擊，猶照東方習慣，頗為鎮靜。起行之前，於夜間(26日)料理交待。然次日(27日)事勢忽更大變。因資政院已傳布印就之決議，請速殺此年老之大員。”


　　報告說，盛宣懷得知了資政院的動向後，立即尋求美國使館的幫助，美國使館又通告了英國使館，於是決心采取四國聯合行動。在四國公使覲見總理慶親王時，慶親王表示，資政院已經將殺盛的要求提交給了攝政王載灃，但載灃認為盛宣懷的處罰已經夠了，應該不會同意資政院的要求。


　　雖然慶親王擔保，盛宣懷絕不會有什麼危險，但朱爾典認為，慶親王在談話時，其實表露了相當的不安，擔心圍繞鐵路問題的爭論將繼續惡化。於是，朱爾典表態說，資政院這種要求處決盛宣懷的決定，是十分野蠻的。


　　在美國使館，盛宣懷向各國公使表示，對自己的生命安全極為擔心，希望經由天津前往上海避難。各國公使決定，每個使館各派2名軍人共8人，全副武裝，由英、美使館的漢文秘書丁家立和巴頓陪同，護送盛宣懷前往天津租界。


　　沒有任何資料記錄表明，對於列強武裝協助這位下崗高級幹部“逃亡”，大清政府是何種態度，但顯然，“多國部隊”並沒有受到任何阻礙。唯一的麻煩，隻是來自日本人。


　　根據10月29日《華盛頓郵報》的報道，27日當天，盛宣懷正好在一家日本銀行談事，得知了資政院的“死刑決議”後，他就滯留在了日本銀行內，隨後離開該銀行，來到了美國使館。


　　但根據日本的資料，盛宣懷其實從25日資政院通過罷免他職務的決議後，就已經藏身在了橫濱正金銀行“支店長”(支行行長)的宅邸內。


　　顯然，開始“逃亡”之後的盛宣懷，已經成為各國爭相獵取的寶貝。此後，圍繞對盛宣懷庇護權的爭奪，各國尤其日美之間，還上演了更為激烈的秘密戰爭。


　　當夜(27日)，盛宣懷在美英德法“多國部隊”的嚴密保護下，離開了北京。《華盛頓郵報》(29日)記載說，此時的北京城內已經謠言滿天，有的說滿清政府決定對漢人進行種族屠殺，有的則說皇室也在準備逃亡，但被各國外交使團勸阻……


　　二、急先鋒


　　盛宣懷無論對內對外，都是個強勢的人。他不屬於任何派係，卻“總攬大政”，自然成為眾人眼紅的目標，再加上其在推行鐵路國有時，辦事刻板，實際上給自己種禍不淺。


　　這一“逃亡”事件，顯然大大出於所有人包括盛宣懷本人的預料。


　　此時距離盛宣懷出任郵傳部部長，僅僅10個月。郵傳部是個大部，綜合鐵道部、交通部、電信部、郵政部四大功能，而尤以鐵路為大，盛宣懷則自1896年執掌鐵路總公司起，一直是這個大部所管轄的範圍內的“一哥”。


　　但在這個超級大部正式掛牌的時候，盛宣懷卻在內部的權力傾軋中落敗，被發配到了上海，以副部長(“侍郎”)的身份談判對外商約。直到1910年的8月份，他才回到北京，卻依然是個副部長，更尷尬的是，部長(“尚書”)居然是他以前的下屬唐紹儀。於是，兩人都隻好稱病。


　　幾經周折，唐紹儀勉強幹了幾個月，終於離職，而盛宣懷也得以在1911年的1月份坐上了郵傳部部長這個早就該屬於他的位子。


　　這個自視甚高又久被壓抑的人，終於握上了向往已久的印把子，便以雷霆手段開展工作，刀鋒首先指向的便是他最熟悉也是國家戰略資源投放最多的鐵路。


　　當時全國17家“商辦”鐵路公司，雖然政府放手不幹預，並且給予各種特殊政策，包括準許他們通過征收特別稅的方式收集股本金，實際上就是用公權力做保障，在民眾中強行集資。但是，這17家公司卻比之前的國有企業更為不如，家家腐敗叢生、問題成堆，鐵路建設毫無推進，巨額資金倒是不見了蹤跡，實際上已經沒有一家能夠繼續維係，不僅大大影響了作為國家戰略布局的鐵路網建設，而且弄得民怨沸騰。


　　中央急於挽回這種被動局麵，急於辦事立功的盛宣懷正是合適人選。在他主持下，中央在1911年5月份宣布，鐵路一律收歸國有，對商辦公司或給予經濟補償、或換發國家鐵路公司的股票。這一“鐵路國有政策”，贏得了絕大多數為路所困、切盼中央出手“救市”的省份一片喝彩。美國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在5月31日報道了盛宣懷的這一改革，並認為：“這是中國穩步發展的又一證據，這一法令的頒發，受到了那些真心愛國的人士的歡迎。”


　　但是，廣東、湖南、湖北三省的商辦鐵路公司，因為完成集資額巨大，高管們實際上在其中已有巨大利益，一旦國有，其利益必將受損，而且之前的花賬、壞賬、爛賬也將在審計中曝光，因此竭力反對。而虧損最為嚴重的川漢鐵路四川公司(“川路公司”)，其高管在歡呼國有的同時，提出一個附帶要求：希望中央財政為他們在上海違規炒股而虧損的350萬兩白銀埋單，遭到盛宣懷強硬的拒絕。


　　川路公司高管們喪氣之餘，惱羞成怒，加入了廣東、湖南、湖北三省商辦鐵路既得利益者的行列，開始猛攻鐵路國有政策、猛攻盛宣懷本人。一時間，帽子滿天飛、棍子遍地打。此即所謂的“保路運動”的肇始。


　　但是，光為了填補自己的財政窟窿而對抗中央，顯然出師無名。不久，一個極好的“抓手”出現了：國有詔書發布11天後，中央與美、英、法、德四國銀行簽訂了借款合同，引進1000萬英鎊的巨額外資，投入鐵路建設。畢竟，鐵路建設是資金密集型產業，而中國無論是國有資本還是民營資本，都實際上難以支持這一個巨大的投資，引進外資幾乎是唯一的選擇。幾家商辦鐵路公司的高管欣喜若狂：這下子可以上升到“愛國”還是“賣國”的高度，來和中央討價還價——盡管這些所謂的“保路運動”者們，後來也偷偷地與外資談判。


　　盛宣懷無論對內對外，都是個強勢的人，在他的主持下，與四國銀團的貸款談判“磋商數月，會晤將及二十次，辯論不止數萬言。於原約稍可力爭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數事，實已無可再爭”，貸款合同的條款不斷地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不僅年利率依然維持在5%，不到國內錢莊和票號貸款利率的一半，而且所貸款項的半數可以存在交通銀行與大清銀行，這等於為這兩家國有銀行提升了頭寸，而原合同規定隻能存在四國銀行。同時，合同還刪除了原定四國有權參與建造若幹支路的條款，並規定所用鐵軌必須使用漢陽鐵工廠的國產品，其他原材料則進行國際招投標，不再由外方指定。盛宣懷堅信，根據這一合同，資金到位後，粵漢鐵路三年內就能全線接通，十年內可以開始還本。


　　但是，這一完全平等簽訂的借款協議，遭到了“賣國”的指控。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李鴻章的嫡係人馬，在李鴻章去世10年之後，盛宣懷其實沒有任何過硬的政治靠山。而此時的大清官場，十分講求門派。


　　顯然，並不屬於任何派係的盛宣懷，卻“總攬輪船、銀行、鐵政、煉冶、煤礦、紡織諸大政”，自然成為眾人眼紅的目標，再加上其在推行鐵路國有時，辦事刻板，實際上給自己種禍不淺。


　　在中央的竭力化解下，湖南、湖北、廣東三省的“保路遠動”見好就收，迅速地偃旗息鼓，既得利益者們退居二線去享受幸存的勝利果實。但四川卻因為炒股虧損實在過於龐大，隻能選擇與中央死磕，並且越演越烈。在成都的中心舞台上，一場“變臉”大戲越演越熱鬧。以川路公司高管為代表的既得利益群體，不惜高高舉起民族主義的大旗，無中生有、激化矛盾。而各級政府官員，抱著自己的小九九，試圖渾水摸魚，利用民眾運動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各種力量最後導致保路運動失控而成為顛覆大局的風暴潮，而盛宣懷成為矛盾的原點和焦點。


　　盛宣懷對此保持了充分的自知之明。9月30日他在發給岑春煊、解釋川路國有補償方案的電報中，就說自己“於此事，已為眾矢之的，即犧牲身命，何裨絲毫？”


　　三、替罪羊


　　盛宣懷在體製內更趨孤立：一是得罪了一大群大清國的“太子黨”；二是他推薦的袁世凱，本來就算是他的政敵；三是薦袁之舉，令那些對袁深惡痛絕的“太子黨”更為惱怒。


　　在對付四川的保路運動中，盛宣懷是堅定的鷹派，而以年僅28歲的攝政王載灃為核心的中央政府，也試圖振作一番，他們堅信自己占著情、理、法，與“保路運動”爭鋒相對。端方受命率領湖北新軍入川平亂，導致了武昌空虛，10月10日，武昌暴動成功。事態進一步惡化。


　　武昌暴動之後，盛宣懷雖沒有帶兵出征，卻成為“平亂”的總調度，為了保護鐵路橋梁、調集車輛船隻、運送軍需民用，可謂殫精竭慮。


　　甚至，為了及早實現“平亂”的目的，他還在10月20日一天內，為攝政王親信、度支部大臣載澤代擬3份“麵奏節略”(與中央核心彙報談話的要點)：


　　一是《代載澤擬進兵遲速關係大局之緣由節略》，認為亂軍勢孤，“平亂”軍事行動必須快；二是《蔭午樓宜電旨促其親督進兵節略》，蔭午樓即正在前敵的總指揮蔭昌，盛宣懷指責他一味觀望，坐失良機，並建議中央立即撤換；


　　三是《袁世凱宜明降諭旨催其赴鄂節略》，盛宣懷建議中央起用袁世凱，代替蔭昌。


　　這3份節略，其實令盛宣懷在體製內更趨孤立：一是得罪了自視甚高、在德國學習軍事回來的蔭昌，而蔭昌的背後，是一大群大清國的“太子黨”；二是他推薦的袁世凱，本來就算是他的政敵，當然也不會領他的情；三是薦袁之舉，令那些對袁深惡痛絕的“太子黨”更為惱怒。


　　10月23日，盛宣懷再度親自上奏，要求中央降旨嚴飭蔭昌親臨前敵，加派袁世凱為欽差大臣，並建議對前線將領實行“重賞嚴辦”的問責製度。


　　而此時，已經實際上成為孤家寡人的盛宣懷，也遭到了別人的“問責”。


　　10月16日，禦史史履晉彈劾盛宣懷，一方麵承認鐵路商辦出現大量問題，另一方麵卻認為盛宣懷的國有方案隻是為了其滿足其“獨攬利權、調濟私人”的目的，並且“未經閣議”。


　　10月26日，又一位禦史範之傑上奏，他指控，盛宣懷之所以對不同地區的鐵路國有采取不同補償方式，是為了進行股市的內幕交易：在鐵路國有宣布之前，盛宣懷已經派人到廣州低價收購了大量的粵路公司股票，所以粵路商股十足償還，盛宣懷大撈一把；而川路公司的股票，盛宣懷未能收得，因此才不斷打壓。當然，這又是風聞而已。


　　這位禦史提出，盛宣懷目前隻是一個部長，如果他處在副總理的位置上，“盜玉竊鈞，何事尚不可為？”“方今主少國疑，而有大臣奸橫如此，苟不宣布罪狀，明正典刑，恐君權陵替，後患更何堪設想。”將盛宣懷的問題，上綱上線到篡班奪權的高度。


　　危險在一步步地逼向盛宣懷，並終於在10月25日的國家議會“資政院”的會議上，達到了頂點：資政院通過決議，要求政府罷免盛宣懷的一切職務。


　　當晚，盛宣懷居然還在寫長篇辯護詞，逐條反駁議員們的指控，並“自請解職，以避嫌疑”。作為在官、商兩界廝混了一輩子的人精，作為一直以來行走在風口浪尖的“急先鋒”，盛宣懷居然在這關鍵時刻顯示了自己幼稚的一麵：畢竟，政治遊戲和權力博弈，從來不需要真相與真理，從來都是隻講實力而不講道理。


　　果然，盛宣懷自請辭職、體麵退場的要求沒人理睬，中央毫不猶豫地將他拋了出來：革職、永不敘用。這在大清國的紀律處分中，是最為嚴厲的一檔，再往上就是追究刑事責任了。而資政院的議員們依然不放過他，直接訴諸最嚴厲的刑罰：死刑。


　　至此，盛宣懷徹底走入了裏外不是人的“豬八戒困境”：在“革命者”眼中，他是最為凶悍而堅定的反革命者，甚至比蔭昌、載澤這些皇族貴戚都要凶悍而堅定，這令他的資產在民國成為最容易被瓜分的肥肉；而他不惜鞠躬盡瘁試圖挽救的這個政權，卻短視而冷血地將他作為替罪羊拋出，希圖以此遲滯大廈崩潰的速度。


　　在清末民初的世代交替中，甚至在中國曆史上的各種改朝換代的關頭，能如盛宣懷這般、走到如此絕境的人物，其實並不多見。如果沒有那些自稱還講些“義氣”(honor bound)——《華盛頓郵報》說，四國聯合營救盛宣懷，就是為了這個honor bound——的老外們，盛宣懷恐怕也要如同端方、趙爾豐一樣，成為辛亥年祭壇中的一灘血泊。


　　盛宣懷的兒孫們記錄到，在流亡日本的第一年，盛宣懷一直住在神戶的鹽屋山地，穿的和服上掛了顆小印，上刻“須磨布衲”四字。每天，他都要寫點日記，令後人好奇的是，逃脫了絕境的盛宣懷，究竟都在為自己寫些什麼呢？

問題：
1.請簡單陳述盛宣懷由急先峰變成代罪羊的經過
2.發表自己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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