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2022年對左派人士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那塔拉和易

為何2022年對左派人士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文：Todd N. Tucker and Marshall Steinbaum（兩位作者皆是羅斯福學院的研究員）
譯：劉松宏

對於全美國的革新人士來說，已經等不及迎接2020年的到來。自從水門事件以來，國會佔據席位最多的民主黨掀起藍色浪潮之後，數十名民主黨人正在為接下來的總統競選做準備。於參議院中擊敗共和黨的對手後幾天，俄亥俄州的參議員謝羅德・布朗宣布他正在「考慮」參加競選。貝陀・歐洛克也是如此，他以些微差距輸給了德克薩斯州的保守派泰德・克魯茲。去（2018）年秋天，伊麗莎白・沃倫和伯尼・桑德斯不約而同地發表了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講——這是參與總統競選的共同前奏。這些候選人中的其中一個可能將會站在下任民主黨總統的左邊。

但美國的革新人士可能覺得仍不滿足。雖然下一屆美國總統大選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墊腳石，但更重要的一年也迫在眉睫：2022年的到來。到那時，主要的歐洲國家將舉行全國大選，而革新人士可能會有一個難得的機會能夠取得勝利。法國的第一輪投票將於2022年4月舉行，而英國的投票則會在2022年5月前。德國選舉相關的民意調查將在2021年10月之前舉行。在英國，保守黨不受歡迎的「脫歐主張」和「普遍信用」政策令傑瑞米・科賓的工黨聲勢大漲。在法國，處在經濟邊緣的人民正在抗議馬克宏的緊縮政策，這給予讓・呂克・梅蘭雄（Jean-Luc Mélenchon）一個機會嶄露頭角，梅蘭雄這位社會主義者本來可以在2017年的選舉中獲得第一高票，且其選票也沒有分流到其他志趣相投的候選人上。在德國，綠黨在上個月的地方選舉中獲得了顯著的收穫，而社會民主黨的青年聯盟正在推動他們的黨派大老向左傾。在歐洲之外，巴西的選舉也計劃在2022年進行，而現在加拿大、墨西哥和紐西蘭都已建立了革新政府。

如果這些改變成真，那麼2022年可能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讓革新人士推動國際體系的重大變革，而國際體系往往會阻礙國內的進步。畢竟，左派想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本來就不分國界。

以聯合國關於氣候變化的最新預測為例。該機構估計：儘管溫室氣體污染在未來十年已經減少了一半，但最快在2040年仍會出現大規模糧食短缺和森林大火。這種快速的能源轉型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先例，如果沒有這種具備國際制衡能力的機構干預和支出遠超出《巴黎氣候協定》所預設的金額，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

避稅同樣是一個全球問題——而且比人們想像的要嚴重。國家稅法對經濟自由的金融資本主義來說就像是笑話。商業公司雇用狡猾的會計師製造越來越荒謬的方法來企圖掩蓋他們賺取利潤的來源。超過8.7萬億美元——超過全球收入的10％——被儲放在避稅天堂，成為全球菁英剝削而來的暴利戰利品。為了讓富裕的公司和少數人吐出這筆資金，將需要徹底改革國家稅法和廣泛的聯合執法行動。

美國國內的監管機構通過推行前所未有的企業集中化和經濟金融化的程度，並提出經驗無效的設想，即這種企業權力集中是「有效的」。相反地，自1980年以來，企業規範和競爭政策等必須要素構成經濟方面「效率」的同時，企業利潤在國民收入的比例從5％上升到15％。在競爭激烈的經濟市場中，公司賺取的利潤不應超過其資本成本。但在同一時期，資本成本在這段時間中一直在逐漸降低。正如高盛集團在2016年投資者報告中所說：利潤上升意味著「有關資本主義效力的問題會變得更廣泛」。

現在，像矽谷這樣在美國具有主導地位的科技巨頭正試圖出口他們的掠奪性商業模式：在海外壓榨供應商和工人，以及保護其反競爭商業模式的反壟斷放任政策。高度抬升的金融機構使整個全球經濟面臨無法負荷的風險，這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顯得非常明顯。隨著商業利益利用其影響力獲得有利的立法和司法待遇，經濟學為政治注入了新的泉源：限制這些企業的增長將需要瓦解其龐大的全球業務，並重新調整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和其他全球機構的優先事項，以促使中產階級得以維持生計，而非讓跨國公司及其股東獨佔所有商機。

但是如果主要民主國家的領導人不統一陣線，並讓全世界開始體認到必須為這些意外情況預先做準備，那麼這一切都將付諸東流。11月30日，來自佛蒙特州的民主黨參議員伯尼・桑德斯與歐洲盟國展開了一項名為「革新國際」的新計劃。該組織由前希臘財政部長雅尼斯・瓦魯費克斯共同領導，目的在解決全球不平等加劇和民族威權主義帶來的兩大威脅。短短幾天該組織已經得到了紐約市長比爾・白思豪和冰島總理卡特琳・雅各斯多提爾的支持。

桑德斯的努力並不是這類國際關係網的首例，這類關係網各有各的挑戰。1920年代，歐洲中左翼政黨成立了社會主義工人國際，承諾國際合作以避免戰爭，但最終都沒有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該組織被簡化為社會主義國際，此組織在1970和1980年代在推動南歐和拉丁美洲民主制度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現今則因管理不善而備受譴責。此外，它從未有過美國主流的參與。在1990年代開始，比爾・柯林頓和東尼・布萊爾的「第三條道路」概念成為推動中左翼轉向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助力，這些政策不僅在處理金融危機方面無顯著效益，而且在選舉中也成效不彰。

右翼勢力也試圖跨境合作。去年，史蒂夫・巴農與一個名為「運動」的比利時團體合作，促進了美國的川普主義者、英國的脫歐三巨頭和其他雜亂無章的歐洲極右組織之間的聯繫。此後，這項努力得到了法國民族主義者瑪琳・勒朋和義大利反移民聯合政府的支持。雖然該組織已宣布打算在明年3月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幫助整個歐洲的右翼分子競選，但新聞報導表明選舉法和巴農的猜疑將會阻礙該組織在這方面的努力。

要知道桑德斯議題的成功、或者它是否會成為對班農主義的適當制衡，現在還為時過早，但可以肯定的是桑德斯仍會繼續努力。桑德斯議題的揭幕顯示了任何龐大的國際企業難免都會有一些固有風險，而非美國公民瓦魯費克斯表面上擁護桑德斯為總統，但其他發言者卻質疑其他美國民主黨人的誠意。需要更多的革新民主黨人加入或建立他們自身的國際合作成果，以讓此活動不被視為只是一位參議員的業餘愛好。而瓦魯費克斯與維基解密創辦人朱利安・亞桑傑——因涉嫌幫助川普而讓許多民主黨人感到厭惡——互動密切，該現象表明在一個國家通過「革新」得以進步，而在另一個國家可能會適得其反。

儘管如此，正如西班牙諺語所言：路途是透過一步一腳印來實現的。只有透過現在齊聚並制定更好的貿易、環境和其他政策的共同方法，才能使革新份子能夠在任職和上任時實施大膽的變革。畢竟，2022年末所進行的美國期中選舉，很可能會削弱原先較有革新理念總統的支持基礎。具有實現目標能力、還有雄心壯志的革新人士無法浪費2022年前的所剩無幾的執政時間，畢竟他們的理念早該為大眾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