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與基督教義的非常聯想

嬴武

西方近代崛起的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精神是人人生而平等。平等思想的根源，許多書籍都直指耶穌基督。皮埃爾•勒魯（Pierre Leroux）在《論平等》一書中，抨擊古希臘的奴隸制度，在3、40個人之間，才有一個真正的人；他們既不懂得人權，自然也不懂得公民權；粗暴地踐踏奴隸的平等，對城邦的平等亦缺乏真正的觀念。一直到耶穌基督的教義降臨，才以沒有奴隸的烏托邦，取代柏拉圖奴隸世界的烏托邦。皮埃爾•勒魯讚揚耶穌基督，是西方的菩薩，是社會等級的摧毀者。

神的面前眾生平等

從凡人的角度來看，任何新思想與新主張，都脫離不了個人的立場，尤其是社會出身和教育背景。耶穌基督出生於公元前4年，是猶太木匠約瑟之子；羅馬帝國對猶太人的統治，貧富不均造成的社會壓迫，他自然都有深刻的體會。稅吏與富豪等有錢有勢階級，是耶穌常常抨擊的對象；貧困、疾病、卑微的下階層民眾，則是上帝祝福與拯救的對象。馬利亞受孕以後，曾經歌頌主的權能，《路加福音》裡說：「他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叫饑餓的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耶穌在受魔鬼試探後，回到加利利布道時說：「主的靈在我身上，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來宣告：被擄的得以釋放，瞎眼的可以看見，受壓迫的人得以自由。」有些學者認為，耶穌是個平民革命家；恩格斯則說基督教「最初是奴隸和被釋放的奴隸，窮人和無權者，被羅馬征服或驅逐的人們的宗教」。

耶穌誕生前的500多年，印度迦毗羅衛國的王子悉達多，在社會階級嚴明的種姓制度下，同樣倡導平等的精神。悉達多後來被稱為釋迦牟尼，亦即「釋迦族所出的聖者」。從階級鬥爭的角度來看，公元前六世紀的印度，商品貨幣經濟日漸發達，四個種姓都有貧富分化的現象；日益強大的剎帝利和吠舍上層，對於婆羅門的特權越來越難以忍受，吠舍下層及廣大的首陀羅，更在受盡壓榨和欺凌之苦下，希望自己的處境有所改善。於是，反對婆羅門教種姓制度，主張階級平等的各種教派應運而生。耆那教的筏馱摩那與佛教的釋迦牟尼，皆出身於剎帝利統治階級，他們既反對婆羅門的特權地位，又害怕廣大的群眾起來鬥爭，於是制定一套宗教信條和教規，作為奴隸主階級思想統治的武器。唯物史觀者認為，佛教主張眾生平等，反映被壓迫種姓的願望；但它又贊同婆羅門教「輪迴業報」的理論，要求被壓迫的民眾逆來順受，以符合剎帝利階級的利益。

完全從社會的角度，來闡述佛與基督的平等思想，以印證當時的現實需要；即使說明某些歷史因果，卻未能透徹兩教提倡平等的真諦。除了爭取社會地位、基本人權的平等外，佛與基督都強調要以「平等心」來看待萬物，這是另一種層次的真平等。《舊約•創世紀》記載人的墮落，在於亞當與夏娃吃下分別善惡的果實。一般論者以為，亞當（名字意為「地上的人」，指出他是全人類的象徵）背離對上帝絕對的遵從與信仰，不以自己人類的身分感到滿足，有了冀望成為神的野心（蛇告訴夏娃，吃了樹上的果子，眼睛就會明亮，如神能知道善惡），使自己和後代子孫從神的恩典中墮落，從而感受到「心痛，和千般只要是肉體，就自然會承受的打擊」。耶穌則以道成肉身降臨，接受所有墮落人類最嚴厲的處境，包括各種折磨乃至於死亡，因此除去了墮落的人性。除了人神之間的差異外，我覺得這個寓言還闡釋了平等心。

人若能像神一樣判斷善惡，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嗎？為何神要反對人吃知識樹的果子，還把人驅逐出伊甸園呢？老子說：「智慧出，有大偽。」這是我聯想到的第一句話。《哥林多前書》亦說：「如同經上所記：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端憑人的智慧，無法真正認識神，還會顯現愚拙。一旦人有判斷善惡的知識，卻無法像神一樣完全行善，不僅會變得虛偽狡詐，還會陷入「區別善惡」的執著。既然無人可以純善，一旦「以己為善（是），以人為惡（非）」，人我的爭論衝突就會持續不斷，真正的善惡亦會因此而模糊。人若要內心寧靜自在，並且與外界和平相處，就必須擺脫善惡的執著，以平等心來看待事物。耶穌基督說：「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的禱告。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祂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上帝並非不辨善惡，而是要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凡人通常做不到這一點，神就以慈愛來包容其錯誤。《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保羅闡述愛的真諦，這是最美、最感人的經文之一，他在結尾裡說：「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能夠用慈悲的愛，來關懷不論善人或惡人，這種神一般的胸襟，才是真正的智慧。

講求眾生平等的佛教，同樣提倡無上正等正覺的智慧，並以此作為成佛的標竿。在「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這六種度過生死苦海的方法中，「般若」義為智慧，旨在救度人的癡愚。人的癡愚即是無明，也就是執著於「自我」，從而產生的「貪、瞋、癡、慢、疑」等五思惑，以及「身見、邊見、見取見、邪見、戒禁取見」等五見惑。這都是人的智慧不圓滿，緊抓著自己的欲望和見解不放，才惹來這麼多的困惑和煩惱。拿三毒之一的「瞋」來說，韋恩•戴爾（Wayne W. Dyer）博士的《鑽出牛角尖》，在〈告別憤怒〉一章中告訴我們：生氣會使人僵化，這通常是現實世界和其他人的表現，不符合自己期望的結果。不以平等心對人而導致瞋心起，從現代心理學的角度也說得通。《金剛經》第十八品「一體同觀分」，告訴我們顯示心機的雙眼，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之分。法眼觀一切眾生平等，非空非有；佛眼不只是平等，而是觀一切眾生只有慈悲，只有慈愛。神愛世人、佛度眾生，這種超越私心、一視同仁的關懷，不僅是高貴的情操，也是真正的智慧。唯有觀萬物皆平等，師心自用的墮落人性才能提升，爾虞我詐的險惡環境亦可改善。

人人必須遵守的戒律

以平等心對待萬物，是慈悲與愛的表現，必須拿來「寬以待人」；世間言行的是非善惡，必須「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則要用來「嚴以律己」。佛與基督都有「賞善罰惡」的教義，即使善惡在今世未報，佛教有來世、基督教有「最後的審判」，都對善惡賞罰做最後的把關。兩教皆明言禁止，不准人們做壞事，而有人人必須遵守的「戒律」。佛教的戒律名目繁多，一般而言，居士五戒、沙彌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五十戒，菩薩則有十重四十八輕的戒法。摩西在西奈山受神傳授的「十誡」，則是猶太─基督教最根本的戒律：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當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

拿佛教最基本的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來作比較，不殺生、不偷盜、不姦淫，幾乎是兩教完全相同的戒律；不妄語就是不亂說假話，可比擬不可作假見證害人，說謊害人同為兩教所不容。佛教以身、口、意衍生出來的十業，其中「貪、瞋、癡」等意業，若拿來與基督教的「傲慢、貪婪、淫亂、慍怒、暴食、怨恨、怠惰」等七原罪相較，就會發現貪婪與憤怒，都是足以讓人下地獄的罪過。另外，佛教的五思惑裡的「我慢」即是傲慢；六度裡的「精進」旨在防止懈怠偷懶，告訴我們懶惰者超脫不了生命的苦海。若說不同的時空背景，會產生不同的道德教訓，何以毫不相干的佛與基督教，竟產生如此類似的戒律規範。顯示人類的文明發展，有一致的人性價值和社會需求。這些宗教道德與戒律，在人類進入文明社會後，亦往往是世俗法律的基礎，藉以維繫整個社會的和諧與秩序。

佛教的戒律有遮戒、性戒的差別。遮戒指因時間、地區不同，可以權宜變更的戒條；永遠不能違犯的戒條，像殺、盜、淫這三大戒則屬於性戒。飲酒屬於遮戒，以現代觀點而言，喝酒並非什麼罪過，但是酒後開車，則是違法行為。喀爾文教派主張信徒過嚴肅的道德生活，不僅根絕奢侈、懶散等不良習性，更嚴禁跳舞、賭博、酗酒、看戲、穿著華麗服飾。至於姦淫、褻瀆上帝、巫術惑人、信仰異端者更視同叛逆，一律處以死刑。移民北美的清教徒，在喀爾文信仰的基礎下，亦視飲酒為罪惡而長期鼓吹禁酒。美國西部婦女在1870年代初期，開始推展「禁酒運動」，她們以歌唱或禱告的形式，「奉上帝神聖之名」要酒店關門。禁酒運動到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已經取得相當的成果，1919年，美國更通過第18條憲法修正案，禁止一切酒類的釀造、出售及運送。完全禁止人們飲酒，很快引起種種社會問題，並且造成越來越多人不滿，最終只好以1933年第21條憲法修正案廢除禁酒令而宣告結束。從佛教將飲酒列為遮戒來看，美國憲法的禁酒及解禁亦饒富趣味。

不論性戒或者遮戒，凡是對人危害的行為，都必須戒除。這是宗教信仰的根本。佛家將「持戒」列為六度之一，意即防非止惡，使人循規蹈矩。釋迦牟尼臨涅槃的時候，弟子們都很悲傷，日後要依靠什麼來修行呢？阿難把弟子們的疑惑請示佛陀，佛陀說：我涅槃以後，你們應該以戒為師。戒律是佛教「戒、定、慧」三學之首，由戒才能生定，由定才能證慧，故「持戒」是一切功德的根本，所以又名為「福田」。

耶穌基督亦說：「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當耶穌在安息日治病，惹起毀壞律法的爭議時，他將律法從僵化的外在約束，進一步轉化為內在的自覺。把律法形式化的法利賽人，即被耶穌批評為假冒為善的人。不論施捨、禱告還是禁食，都不是做給人看的，而是要誠心誠意地實行。當耶路撒冷來的文士質疑耶穌的門徒飯前不洗手時，耶穌回答道：「入口的不能汙穢人，出口的乃能汙穢人。」「豈不知凡入口的，是運到肚子裡，又落在茅廁裡麼。惟獨出口的，是從心裡發出來的，這才汙穢人。」除了心的意念會化為行動，使惡念引發惡行外，耶穌基督還說：「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裡已經與她犯姦淫了。」似乎在起心動念之間，人的善惡已經下了決定。

佛教的修行裡，亦講求一種「念戒」。就是隨時要看住自己的思想、念頭，只能起至善的念頭；至於壞念頭、惡念頭，絕對動都不能動，以免犯戒。《金剛經》裡，須菩提長老起來提問，稱佛陀為「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咐囑諸菩薩」，「善護念」即好好照應自己的心念，起心動念沒有任何邪惡的思想。這是一切修行的起步，也是一切佛的成功與圓滿。足見人的心念有個「動能」，是「誠於中，形於外」的根本，不論行善或者作惡，皆在起心動念的一瞬間。因此，修行的根本在於修心，心念不僅是行動的指南，更具備不可思議的力量。
信心與願力的能量

從心裡產生的信念，能有多大的力量呢？耶穌基督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他也必挪去。」似乎是這句話，讓穆罕默德產生移山的信心，可惜穆罕默德失敗了，只留下一句「如果山不向我們走來，我們就向山走去」的名言。芥菜種是植物中最小的種子，用此來比喻即使種下很小的信心，就可以長出比各種菜都大的結果。可是，當耶穌與門徒在海上遇到暴風，船甚至被波浪給掩蓋，門徒充滿恐懼叫醒沉睡中的耶穌，耶穌說：「你們這小信的人哪，為什麼膽怯呢。」於是起來斥責風和海，風和海就大大的平靜了。如果只要有芥菜種般的信心，就能夠移山倒海，門徒們的小信就比芥菜種小，可能幾近於零。但是，穆罕默德的信心夠大了吧，還是無法讓山移動分毫，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佛教《華嚴經》首先就提到「信」，指出「信為道源功德母」。不過，信是非常不容易的，人們做不到的原因，往往因為「愚癡」沒有智慧，以及「我慢」不肯相信別人，不但對他人如此，對佛菩薩也是如此。從這個角度說，耶穌的門徒擺脫不了愚癡和我慢，於是心生懷疑而沒有信心。佛教義理認為，物質世界是虛妄偶然的，心的力量生成這些形象，一切「唯心是道，心物一元」。信心的能量，可以改變物質現象。

耶穌在迦百農遇到一位百夫長，求耶穌治療其僕人的癱瘓病。百夫長對耶穌說：「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當。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好了。」耶穌對跟從的人說：「這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沒有遇見過。」轉過頭來又對百夫長說：「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給你成全了。」那時，他的僕人就好了。有兩位瞎子求耶穌醫治，耶穌問：「你們信我能做這事嗎？」瞎子回答：「主啊，我們信。」耶穌就摸他們的眼睛，瞎子即重見了光明。

藥師佛起的第七大願為：「若諸有情，眾病逼切，無救無歸，無醫無藥，無親無家，貧窮多苦；我之名號，一經其耳，眾病悉除，身心安樂，家屬資具，悉皆豐足，乃至證得無上菩提。」南懷瑾先生說，唸藥師佛的道理與耶穌摸痲瘋病人的道理一樣。生病求佛沒有感應，是自己沒有救自己，沒有真懂藥師佛的道理，真懂了立刻有感應。主要關鍵仍然在於信心。雖然宗教經典如是說，信心治病畢竟神秘不可知，生了病還是要看醫生，切不可迷信於怪力亂神，以免落入假神之名的詐財圈套，還會貽誤治療且毀損健康。

個人心念的力量誠然有限，發願行善則可以擴而充之。佛教說，法術敵不過神通，神通敵不過業力，業力敵不過願力。成佛的第一要素，必須先發下拯救眾生的宏願。地藏王菩薩說：「地獄不空，誓不成佛。」藥師佛許下12個大願，都是成佛得道的因地。一般人學佛常常為了「我好」，只求自己的功名富貴不是大願，而是私心。然而，不論利他的願力，或者利己的私心，都會產生業力。佛教徒常說：「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即在累積身、口、意的善業。社會人群共同製造的業，稱之為「共業」。共業的好壞，會影響國家社會的運途，再大的神通都無法改變。佛教說「轉輪聖王」出世，就能有個太平盛世。但要一切眾生修一切善法，才產生一個太平盛世，才出現一個轉輪聖王。如果人人師心自用、物欲橫流，那麼，安和樂利的社會將不可得，也產生不了一個像樣的國家領導者。孫中山說：「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人心如何，國家即如何。民主社會流行說：「有什麼人民，就有什麼政府。」與共業說似乎也頗契合。

政治對宗教的拉攏與打壓

上述宗教的神奇說法，以及筆者天馬行空的聯想，或許有人會斥為荒謬；但其中若有些道理在，諸君亦不妨姑且聽之。接著，我們回歸到現實的歷史。耶穌縱使會顯現神蹟，卻逃不過政治的魔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猶太祭司指控耶穌褻瀆神明並自稱猶太王，羅馬總督彼拉多定耶穌叛亂罪，都是畏懼耶穌的言行和影響，會威脅到他們的統治與權威。在宗教和言論自由不受保障的年代，任何違背統治階層利益的信仰和觀點，都會遭到無情的迫害。反之，若宗教信仰或學術思想有利於對人民的統治，當權者就會想盡辦法挪為己用。

羅馬帝國多神信仰的傳統，原先對其他宗教採取寬容態度；基督徒起初亦被平等對待，甚至受到省長及官員們的保護。拒絕參與異教的獻祭，讓基督徒顯得與眾不同；秘密聚會則引起懷疑，基督徒私下舉行不當祭典的謠言四起。公元64年，羅馬城發生大火，民間謠傳皇帝尼祿唆使屬下縱火，好讓他興建更豪華的宮殿。為了消弭這個謠言，尼祿指控基督徒是焚城的禍首。一批批基督徒遭到迫害，有的被各種方式絞死以供人取樂，有的被蒙上獸皮讓獵犬活活撕裂，有的則被釘在十字架上，待夜晚降臨時被當成火把點燃。教會的磐石彼得與外邦人的使徒保羅，即可能在此時或不久之後喪命。尼祿對基督徒的迫害，是個明顯的意外插曲，卻使基督徒貼上反帝國的標籤，成為一種信念傳播開來。到了圖密善（Domitian, 51∼96）統治時期，為了測試他們對帝國的忠誠，下令人民必須向皇帝的雕像膜拜，拒絕者一律處以死刑。拒絕向偶像膜拜，堅決一神信仰的基督徒，自此更遭到接連不斷的迫害。

長達200多年的政治迫害，基督教視死如歸的殉道者，常使旁觀的民眾感動，信徒的人數不減反增。教士塔杜良（Tertullian）即說：「殉道者的血，成為教會的種子。」強調男女平等及對窮苦受壓迫者的關懷，亦吸引為數眾多的婦女及下階層群眾。盛行於羅馬的斯多噶與伊比鳩魯學派，缺乏心靈的慰藉與來世的希望，基督教則成功地迎合了這個需求。基督徒之間團結、慈愛的精神，每逢災難或瘟疫侵襲時，總能不顧自身危險，拯救危急病痛的同胞；異教徒面對出乎意料的恐怖襲擊時，不論他們的祭司或者哲學家，都不能提供可靠的保護，就很容易被「永世折磨說」給嚇倒。這種恐懼極有助於他們改信基督教。上述因素都使基督教會不斷茁壯，有錢、有知識、有地位的入教者亦日益增多，羅馬當局只好改變方針，對基督教採取寬容政策。公元312年，傳說君士坦丁在戰爭前夢見太陽上方出現十字架，一個來自天空的聲音告誡他，記住這個符號便可以取勝。他把軍旗綴上十字架符號，果然在沙場上取得勝利；隔年，君士坦丁發布「米蘭敕令」，宣布基督教為合法宗教。從此，基督教擺脫被壓迫的命運。基督教在廣泛的傳播過程中，教義及組織上的不統一，產生了激烈的教派爭端。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召開「尼西亞會議」，確定「三位一體」為基督教的正統教義，並且規定了教會組織條例；在羅馬帝國的庇護和控制下，基督教蛻化成當權者的統治工具。公元392年，狄奧多西皇帝頒布法律，宣布關閉一切異教神廟，禁止一切獻祭活動，確立基督教為國教。基督教與政治權力結合，從被迫害的宗教搖身一變，進而成為迫害其他異端的宗教，尤其對「殺害耶穌凶手」的猶太教徒，在手段上更是毫不留情。正如伏爾泰所說：「我們為什麼自尼西亞會議以來，就一直不停地互相殘殺呢？」「向人民灌輸最多寬容的基督教，卻是所有人中最不寬容的人。」歷史不僅充滿變數，也常常出現深刻的諷刺。

日耳曼人消滅西羅馬帝國後，在中世紀分崩離析的封建制度下，基督教會擺脫封建君主的控制，取得世俗行政、司法、軍事等權力，加上當時虔信的宗教意識，使教會比起封建國家更占有絕對的優勢。華特金斯（Frederick Watkins）在《西方政治傳統》中說，教會勢力使基督教精神和道德，凌駕於國家政權的目的之上，在中古末期形成雙元的人類社會觀。國家的功能在於維持社會的秩序，並且保障基督徒不受外在暴力干擾；教會則以信仰和道德的力量，指導國家完成上述的目標。於是，「社會」與「政府」明確劃分開來，並且取得比政府更高的道德權威；這是古代社會不曾有過的觀念，西方文明的基礎至此確立。於是基督教的平等精神與倫理觀念，得以深入人心並具體實踐，進而改變西歐近代的政治面貌。教會的世俗化權力，掌握在神職人員手裡，仍然逃不過「權力使人腐化」的命運，乃有十六世紀後的宗教改革。這或許是墮落的人性，一直無法超越的障礙吧！

佛教曾在印度盛行一時，亦對當時政治產生深遠影響。公元前三世紀，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篤信佛教，在佛法的感召之下推行許多仁政，創造印度史上文學、藝術的一個盛世。公元四世紀建立的笈多王朝，大乘佛教盛行於世，佛塔和寺廟到處可見，農工經濟迅速發展、對外貿易繁榮興盛，並且築有公眾醫院等慈善機構，直可媲美古希臘伯利克里的黃金時期。足見統治者若有慈悲心，把宗教的理想化為政治的力量，亦可創造安和樂利的社會。然而，佛教「眾生平等」的理想，還是難敵根深柢固的種姓社會，終於逐漸沒落進而在印度銷聲匿跡。過於強大的政治社會現實，往往會讓高尚的理想鎩羽夭折。

佛教傳播到中國以後，與儒、道同為中國文化的主流。然而，統治者需要的時候就大力提倡，其勢力過於龐大的時候就極力打壓，根本無法像中世紀的基督教會，形成一股與政治互相抗衡的道德力量。這麼一來，佛教主張「眾生平等」的精神，就很難在中國的政治社會現實上紮根落實。

陳闊川

基督教的排他性太強，因為在文化來看很有侵略性，基督教一神之餘，也容不下其他宗教，像希臘的神，北歐的神，都成了惡魔了。

有朋友是佛教徒，他說，有人說過佛教不像宗教，而是比較像哲學。佛教都是自身修為，個人為主，不太犯到別人，因此在中國比較好流行，儒釋道三者也可以共存。

說起眾生平等，聽說基督教不把動物看成有靈魂的，因此可以大口大口的吃肉。

嬴武

基督教好像說過其他宗教的神本是基督教的...但因為成了惡魔...便有其他宗教

陳闊川

只有一個神，其他都是天使，就是使，不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