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與「蘭學」（清涼院）

那塔拉和易

德國文化是我近年自身不能忽略的部分，尤其是受到歐陸哲學的薰陶之下，我越來越對這個歷史悠久、嚴謹、深邃的文化感興趣。擱筆很久的普魯士系列明顯是我對德國歷史一種理解的嘗試，而寫著寫著，就發現自己要理解清楚的部分要比我一開始想像的多很多，所以，我必須浸淫更多才能再重新開始。
蔡慶樺的面書是我近年吸收德國文化的其中一個途徑，透過他的文字能夠得到一種人文角度的剖析，而不只是一種旅遊書程度那種較浮淺的飲飲食食介紹。上次遊德的時候，剛好看到他介紹在法蘭克福的古騰堡紀念雕塑（Gutenberg Memorial），也特意走去觀摩一下。

蔡慶樺，高雄出生，苗栗、臺南長大，後移居臺東，曾在政大外交學系、政治學系及德國魯爾波鴻大學哲學研究所求學，曾獲政大補助研究生赴國外短期研究、國科會／德國學術交流總署博士生赴德研究進修、國科會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等學術獎助，以研究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政治思想獲政大政治學系博士學位。
現任職外交部，曾派駐德國，對於德國思想、文化、語言、政治、文學、社會議題是著迷的閱讀者及書寫者。

這本《萊茵河哲學咖啡館：康德、黑格爾、馬克思、韋伯、海德格、高達美、鄂蘭……的心靈地圖》是他2019年在聯經出版的散文集，而我經常和另一本同時期在春山出版出的《美茵河畔思索德國：從法蘭克福看見德意志的文明與哀愁》搞亂，以致我好幾次都因為怕買多而沒有買後者。不過讀完這本書之後，終於能夠分得出這兩本的分別。
相比起《美茵河畔思索德國》以法蘭克福一城市作為主軸，《萊茵河哲學咖啡館》的重心在於哲學。什麼是哲學，不同的哲學家來看都意義或者都不一樣，但都是「試著回答可能無最終答案的問題」。尼采在《善與惡的彼岸》有著這樣一個名言：「永遠不停止問『什麼是德意志？』這個問題，這正是德國人的特徵」。什麼是德意志，可說是理解德國文化的一個切入點，而在導言裡頭，蔡氏就提及德意志帝國作曲家華格納在《拜羅伊特月刊（Bayreuther Blätter）》上對於這個問題的回應 — — 在地、傳統、自由、非民主。

華格納引用法學家Jakob Grimm 的說法，強調歷史上沒有所謂的德意志民族，「德意志」（deutsch; diutisk）本指人民的、在地的，包括原始母語（Urmuttersprache）和原鄉（Urheimat），而德意志與「呈現意義」（deuten）有著同一個字根。可見「德意志」並非如當時德國人般理解為深沉或是嚴謹，而是有著明確的意義，「如可信賴的、我們所習慣的、從父輩繼承而來的、從我們的大地上滋生出來的」。
不過德國文化在發展的過程中，卻出現一些與「德意志」相違背的潮流。例如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要透過羅馬教廷加冕才能被承認（雖然哈布斯堡王朝掌權期間這個程序漸被忽略），其「德意志」本質就注定被拋棄，以治理帝國內的非德意志民族。華格納認為，德意志的權柄被羅馬褫奪的同時，遷徙到不同地方的德國人亦被不同文化的人視為壓逼者、外來者，並遭受憎恨。華格納認為，只有神聖羅馬帝國瓦解時，「真實的德意志本質才能真正發展起來」。
傳統的意思，不是今天所理解的保守主義，而是對傳統的保存。華格納認為，德意志精神對於世界文化的貢獻，在於以德意志的方式，保存並發揚非德意志的價值。例如基督教文化作為外來文化，都是因為德國人的貢獻，才能使得世人所認知。所謂的古代（Antike），亦依靠萊辛、歌德、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等德意志人的努力，才能得以再現。德意志人使得純粹的人類文化其原初意義 （Originalität）得以存續下去。這種既具有特殊性，亦備有普遍性的意志。以蔡氏之言，就是一種黑格爾式的揚棄(Aufhebung)，取消自身特殊性，但不至消逝，而是保留並昇華至更普遍的領域。這種歌德、康德等人所擁有的普遍性靈魂其存在，才能得以制約蠢蠢欲動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直至普魯士軍國主義的出現。

「德國人是保守的：德國人的豐富財產是來自一切時代的結果；他會保存，並知道善用這些老東西。對他來說，維持遠比獲得來得有價值：獲得的新東西只在對於老東西能夠增益時，才有價值。他不欲求外在的東西，但是他要求內在必須自由」

這裡的自由指的是「內在的自由」，而德國人亦一直抵抗對這種內在自由、最本己本質的干預。例如當法國文化成為歐洲的主流時，巴哈其代表的德國本質 — — 枯燥、拘謹、學究 — — 反而創造出令人驚訝的音樂形式。德意志人與世界的相處方式，就是從內在自由的保存，追求偉大價值的保存。
這種內在自由，令得德國即使政治上比其他國家統一得較遲，其文化上的德意志卻早就出現，以使「德意志民族」能夠在文化上能夠有一種德國人的認同。德國即文化國（Kulturnation）。

「我們可以將國家（Nation）分為兩種：文化國與政治國，文化國就是主要以共同文化財產作為繼續而產生的，政治國就是主要以共同的政治歷史及憲法之統一力的繼續而建立的」 — — 德國思想史學家 Friedrich Meinecke

即使作為政治國家失靈時，文化國亦能重新召喚德意志人的國族認同，甚至有德國文人對於德國再次成為強大的政治國感到不安，認為只要維持文化國就足夠。德國詩人 Stefan George 則以秘密的德國（geheimes Deutschland）來形容這種他認為真正的德國精神。到了德國納粹時期，Claus von Stauffenberg 等人對希特拉進行暗殺的『女武神行動（Unternehmen Walküre）』以失敗告終，其被槍決之時，有傳高喊著：

秘密的德國萬歲！（Es lebe das geheimes Deutschland/Es lebe unser heimliches Deutschland）

對內在自由保存的堅持，亦是引致非民主的原因。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宮廷代表歐洲最高雅的文化，普魯士的腓特烈二世據說其法語甚至比母語好。但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普魯士宮廷的親法派消退，因為革命和共和民主對於德國，是一種必然要警惕的外來文化，華格納作為保守主義者，當然就不信任當時共和國民主這種非德國的深層文化，而其相信的是普法戰役之中的「力量與決斷」。

一個高舉內在自由的國家，同時是一個最納粹法西斯的國家，華格納（又或是之後的海德格）作為代表，反映出德意志文化令其他非德意志人，甚至是德意志人本身又愛又恨之處。華格納尚武、反猶，令人難以認同，但他的音樂卻是有著一種普世性的影響力，使人不得不佩服。這種永無止境的糾結，就由哲學這種被認為無用的「蘭花之學（Orchideenfacher）」，去不斷尋求無涯的答案吧。

或者，就如哲學家高達美和其學生Alfonso Gomez-Lobo 長辯之後，高達美回應學生為其打擾的抱歉：
啊，你一定知道：一個柏拉圖主義者，從來就不會對另一個柏拉圖主義者造成什麽困擾。

我也希望世間一切爭辯也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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