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述中國古代佛經向日本流通的幾種方式

子寅

淺述中國古代佛經向日本流通的幾種方式

文摘： 本文從古代中國佛經向日本流通的貢賜貿易、遣唐使、學問僧、日僧來到中國“購買”佛經、中國僧人到日本傳經送法帶入、商船貿易、日僧來華抄寫等五個流通方式，以佛經流通這個文化交流的縮影，來在說明日本文化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中日兩國文化交流源流長。
   中國與日本兩國一衣帶水，自古以來中日兩國就保持著從未間斷的文化交流，古代日本人民的生活（包括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因中國文化的輸入而豐富起來。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佛教佔有重要地位。
   中國的佛教源於印度，但佛教傳入中國後，經過中國人的大面積的移植、吸收和改造，經過再理解，與中華文化的因素特質相融合，遂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這種帶有中國文化氣派和風格的中國佛教，後又傳到日本等中華文化圈內諸國，對它們的歷史和文化產生了極大影響。而佛教的傳入主要依於佛經的對日本的流通，佛經的大量的對日本的流通帶動了日本佛教的發展，佛教從此在日本生根、發芽，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佛教系統。那麼佛經流通到日本有幾種方式呢？筆者認為主要有：貢賜貿易方式、遣唐使、學問僧、日僧來到中國“購買”佛經、中國僧人到日本傳經送法帶入、商船貿易流入日本、日僧來華抄寫等方式。
1、“貢賜貿易”方式。
   圖書以貢賜方式向外國流通，是一個傳統的做法，即外國使者來華獻上禮品，我國古代封建王朝回賜包括書籍在內的禮品給他們的，一種類似官方貿易方式。 我國對日本貢賜貿易始於唐朝。
     唐朝時，中國文化發展到高潮，中日文化交流也在唐代形成高潮。日本使者來唐頻繁，日本在630-897年這264年間，曾派15次遣唐使來唐學習文化，遣唐使到唐後，先朝見皇帝、進獻貢物，唐政府也給予相應的回賜（包括有佛經在內的書籍），並派專門的大臣陪同他們參觀文物場所，特別是參觀朝廷藏書樓。 唐朝末期到五代結束，由於戰亂紛紛，日本停派遣唐使，這時期沒有貢賜貿易。
   宋元時期，中日之間雖沒有正式使臣互聘，但是民間貿易和僧侶往來卻十分活躍，兩國也通過這些途徑進行官方聯繫和文化交流，尤其是僧人，在宋元時代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充當了重要角色。其中較著名的有：北宋時期的奝然、成尋。據《宋史.日本傳》載，太宗太平興國元年（983），日本著名僧人奝然來華，謁見太宗，獻上他攜來的中土佚書《孝經鄭氏注》1卷，太宗大悅，特地賜贈開寶年間敕版印刷的《大藏經》和新譯經286卷；北宋熙寧（1072年）日本京都大雲寺僧成尋率弟子7人來到開封，晉謁宋神宗，奏請賜給新刊印的佛經，詔准，得到顯聖寺印經院的印本新譯經278卷及其他佛書，如《景德傳燈錄》等，共計413卷冊。
   南宋至元時期，日本僧人來華的人數雖多，但大都是單身搭乘船往來，不帶使者色彩，因此沒有貢賜貿易。到明時，明廷對日本的貢賜貿易，僅占官方貿易的極小份額。在《明史》中有關貢賜貿易的記載有兩次，一次是永樂五年、六年（1407-1408年）日本頻入貢，並且還獻上所獲的海盜，明廷賜給日本使者《勸善》、《內訓》二書各百本，另一次是成化十三年（1477年）九月，日本來使求《佛祖統紀》、《法苑珠林》諸書，明廷“詔以賜之”。 佛經流通的貢賜貿易形式，雖然在佛經的流通至日本的份額占得不是太大，但它是中日兩國友好的見證，有效地促進漢譯佛經在日本的流通。
2、遣唐使、學問僧、日僧來到中國“購買”佛經。
   日本向中國購買佛經始于隋朝。隋朝統一全國後，政治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當時由日本正聖德太子攝政，他勵精圖治，銳意改革，為了直接吸取中國的先進文化，派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小野妹子帶回了遣隋使從市面購回來的儒家經典、佛經和各種佛教的宣傳品，受到日本朝野的重視並加以模仿。
   唐朝時，中日文化交流進入黃金時期，日本曾派15次的遣唐使來唐學習優秀的文化及典章制度。遣唐使中的留學生、學問僧佛經流通的主要承擔者。據日本現存最早的史籍《日本書紀》載，在唐代，日本先後派到中國學習的學生和學問僧有一千多人次。他們臨行前，日本朝廷都賜給布、帛和黃金，作為入唐後的生活費用和購書費用，如：學問僧圓仁、圓載等入唐學習的年代較長，日本朝廷各賜共金二百兩；日本名僧靈仙參與唐朝的譯經，淳和天皇先後兩次共賜黃金二百兩，朝廷並給予各種方便，施加恩惠。來唐的日本留學生、學問僧把節約下的錢物，主要用於購買書籍、經卷、佛像、佛畫等。當時交通不便，搬運這些物品要付出很多的辛勞和犧牲。因此並不是順手隨便搜集的，而全是精心挑選，所以其中包括許多尚未傳到日本的新譯經卷、優秀的著作、珍奇的詩集等。這些帶回的物品，對於日本文化的發展必然給與清新的刺激。

     五代時，由於中原戰亂不斷，日本來華學習的留學生和僧侶大為減少，這時佛經流入主要是商船貿易形式流入日本。北宋時，日本僧人來華的人數較唐代大為減少。史上留名的僅有20餘人，著名的有奝然、寂昭、成尋等。在宋太宗時，然除帶去宋朝廷賜予的經藏外，還購買了十六羅漢畫和新譯經本。北宋景德元年（1004），其國僧寂昭等八人來朝，晉謁宋真宗，進獻金字《法華經》，獲賜圓通大師稱號，他留宋31年。日本的藤原道長給他捎來一百兩黃金，作為購買一切經論、各宗章疏和文化典籍的費用。他的弟子念救等人把購到圖書陸續帶回日本。 南宋時期，日本僧人來華的人數增多，有文獻可考的入宋僧人達一百多人。入宋僧或多或少都購買一批佛經及其他圖書回國。南宋刊刻的《大藏經》每藏500函、6000餘卷，通過日僧至少向日本輸出10藏以上。其中有福州版、湖州思溪版、蘇州磧砂版等。日僧還在臨安、蘇州、明州、泉州等地購買一大批經論章疏、禪籍等運回日本，有的購書超過千卷。例如：日本名僧不可棄俊芿，於嘉定四年（1211年）來華購去佛教典籍、儒書、雜書、法貼等2013卷。他的弟子聞陽湛海來華，也購去各種經論、圖書數千卷。 元代時的中日文化交流，雖然受到蒙元兩次進攻日本戰爭的影響，但日本僧人入元不在少數，甚至超過前代，有姓名可考的達220人以上。他們從蒙元購回若干部《大藏經》。
     據估計，至今收藏日本京都、奈良等地大寺院的宋版和元版漢文《大藏經》約在10部以上，日本僧人除帶回宋、元版《大藏經》和各種語錄、年譜、僧傳（如《五燈會元》）等禪籍外，還帶回許多中國文人所寫的詩文集，並在日本複刻流通，擴大了漢文書籍在日本的流通，促進了日本的刻書業的發展。 大明時期，盛況不減前代，此時僧侶以充當使節的特殊身份訪華，在明代訪華僧人達110余人。這些僧侶主要目的是來大明學習禪宗，這些僧人中尤其是聞名的高僧， 一般都懂漢文，喜舞文弄墨，鑽研佛經、禪宗、儒學，所以他們回國時帶去從大明市面購買的有關佛經、禪宗等典籍，當不在少數，對日本文化也發生了一定的影響。 日方來華“購買”購買佛經，是佛經流通至日本的一個重要方式，它對促進日本文化及日本刻書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3、中國商船到日本貿易，佛經流通到日本。
     中國商船進入日本貿易始于隋朝。隋初，由朝廷特許的商船開展了對日本等國的港口貿易。到唐代，商船貿易有了進一步發展，而圖書是對日本出口貿易的重要品種。
     據《日中文化交流史》載：“唐朝的商船主要的是從事貿易。每次來日本，必載很多貨物……至於貨物的品種，固然不大清楚，但似乎是以當時人們信仰的經卷、佛像、佛畫、佛具以至文集、詩集、藥品、香料之類為主。”《中國商業史簡編》也提到：“當時唐船運往日本的貨物，主要有經卷、佛像、佛具、文集、詩集、藥品、香料等，回船載運日本貨物為砂金、水銀、錫、絲、綿絹等”。唐船有時也受貨主之托代運書籍。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婺州人李達曾受日本僧侶圓珍之托，攜帶黃金及日方書信去長安大興善寺，購求闕經，共百二十卷。然後，交張蒙的商船運送到日本。 五代時期，中原戰亂不斷，日本來華學習的留學生和僧侶大為減少，對日出口圖書的貿易也處於低潮。但仍有商船往來。特別是吳越對日本的貿易較多，也有一些佛經書籍行銷日本。
   兩宋期間，中日兩國的商船往來頻繁，年年不斷。中國輸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有香藥、絲織品、瓷器、佛經等書籍和文具。中國商船到達日本港口，仍沿襲前代制度，先與太宰府進行交易，然後准許與普通商人或市民買賣。買書的多為日本的貴族。 大明後期，經官府批准，中國商船到日本長崎港進行貿易的絡繹不絕。有些商船也將儒、佛家圖書作為商品之一運往日本。
   明後期至南明時期，中國商船赴日本從事貿易的有600多隻，其中仍有販運名人書畫和儒、佛圖書的。 明末清初，日本開入長崎作這唯一的對外貿易港。隨清廷對海禁的逐漸入松，中國商船駛往長崎出售貨物日益頻繁，其中就包括書籍和書畫。清代前期，中國商船輸入日本長崎的圖書還很可觀的。據統計，從1693-1803的110年間，共43艘船輸出圖書到長崎港，出口圖書達4781種，冊數不詳，書目不詳，估計有有關佛經的圖書。商船貿易的形式佛經的流通，是中日民間友好的表現，有效地補充了官方貿易不足，促進了漢譯佛經及禪學書籍在日本民間的流通。
    4、我國僧人到日本傳經送法帶去佛經。
   中國漢譯佛經流傳到日本始于魏晉南北朝時，此時，佛經主要是由朝鮮傳入日本的，西元552年，朝鮮百濟聖明王遣使將佛像和漢譯經典佛經奉送日本；此時，江南地區，漢人司馬達東渡日本，帶佛經到日本去宣傳佛教。日本佛教逐漸發展起來。
   唐時，中國佛教鼎盛，高僧如林，這些對日本的佛教界有極大的吸引力。日本佛教界一方面不斷派遣學問僧入唐學法取經，另一方面不斷邀請唐朝僧人前去傳經授法。唐進入日本傳經授法的僧人最著名的是鑒真和尚。鑒真和尚六次東渡（前五次因各種原因，都失敗了，最後一次是在他66歲時隨遣唐使東渡成功），帶去的物品有如來、觀世音等佛像八尊，舍利子、菩提子等佛具七種，華嚴經等佛經84部300多卷。鑒真東渡後即在日本傳授戒律，始創日本佛教的律宗。 在日本流行的各佛教宗派中，最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是禪宗。在遣唐使時期，一些日本留學僧也曾有問禪學禪，把禪宗傳入日本，但在當時的日本並沒有受到多大重視，並被看成是佛教的一個異派。直到12-13世紀，禪宗才被大規模傳入日本，受到日本朝野的廣泛歡迎。日本羡慕南宋的禪風而入宋者絡繹不絕，與此同時，中國的一些禪僧為東鄰日本的禪學的興起而激動，遂產生“遊行化導”之志，赴日講禪。因此，兩國禪僧交往頻繁，形成佛教在日本傳播的又一個高潮。
   蒙元時，赴日高僧有確切姓名的共13人。其中最著名的兩位，一位是普陀山住持一山一甯，於1296年受元成宗派遣到日本，先後在京都、鐮倉傳法20多年，日本朝野皈依者甚多；另一位是清拙正澄，他於1329年受北條氏之聘前往日本傳經受法，並在日本禪宗開創了“清拙派”，在日本各階層影響甚大。這兩位高僧都隨身帶去佛經和各種禪籍到日本。大明僧人如喜東、靜山、文溪禪師等都入了日本籍，住在日本寺院。他們從中國帶去不少在日本尚未流傳的佛家經典。清初，日本重要佛教宗派黃檗宗創使人隱元（福建福清人），於1654年，應日本長崎興福寺住持逸然長老之邀，率弟子30余人，隨帶佛經多種，赴日講學，受到了日本幕府官員、僧俗信眾和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日本黃檗宗建立。 我國僧人到日本去傳經送法，帶去佛經，有效地推動了日本佛教的發展。
5、日本僧人來華抄寫佛經，把抄寫佛經帶入日本。
   抄寫佛經帶入日本，是漢譯佛經流入日本的一個重要形式，主要集中在唐朝前期，雕版印刷未普及之前。唐朝時，日本不斷派出遣唐使來華學習先進的文化，遣唐使中留學僧居多，據記載，先後來唐的日本僧人有一百人左右，他們主要活動是分別到各個寺院去拜師求法，參加佛事活動，抄寫、購買經卷、佛象等佛事器物，同時也學習漢文化。這些學問僧分佈在全國各地，較集中的是在長安、揚州、洛陽、五臺山、天臺山等地，投拜名師。如日本僧人道昭、智通、智達等在長安從玄奘學法相宗，最澄在天臺山從道邃學習天臺宗，空海在長安龍泉寺從惠果學密宗等。他們留唐期間，努力學習漢文化和中國佛教經典，並成為名僧，較著名的有最澄、空海、常曉、圓行、圓仁、惠運、惠珍、宗睿等人，被稱為日本平安時代的“入唐八大家”。留學僧來唐留學時間長短不一，有些是隨使船來回，時間不長，所以來唐後便到處收集書籍，從事儒佛經典和佛像、佛具的搜購、抄寫和複製，回去時都帶回大批漢文書籍，成為漢文書籍輸往日本的重要仲介人。在唐代，日本僧人究竟抄寫了多少經卷，具體數字已無從考證，僅《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日文化交流史話》裏的記載可以看出，當時日本僧人入唐抄寫並帶回日本的經疏數量是相當多的。據《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日文化交流史話》載，僅日本僧人玄昉就帶回經論176部，共5048卷；日本僧人慈覺大師帶回他雇人抄寫的經論章疏、傳記等共584部，802卷，全部帶到日本；最澄在台州利用台州刺史贈給他的紙張，雇用經生數十人抄寫經論，共得230部、455卷，全部帶到日本；空海在長安時，曾雇了二十多個經生抄寫密教經典共186部，322卷，全部帶到日本；圓仁到揚州開元寺、五臺山等地方抄寫經疏傳記585部794卷，全部帶到日本。 抄寫佛經是印刷術未普及之前，佛經流通的最主要形式，有效地複製並傳播了漢譯佛經，並保留了部分複本較少的中國的漢文佛經典籍，出現中日兩國佛經互流現象。如：五代十國的吳越國第五代王錢俶，篤信佛教，因吳越寺院保存的《法華經》經疏已殘缺不全，所以他花五百兩黃金托人到日本求寫，然後運回杭州，這可能是最早從日本進口的圖書。
   結束語：
     佛經流通到日本是佛教傳入日本的主要方式，中國佛教傳到日本以後，經過日本人吸收、消化，改造成適合於日本文化的佛教，成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中國佛教在東傳日本及其日本化的過程中，對日本的歷史和文化發生了重大影響。直到今天，佛教在日本社會上仍有相當大的勢力。據有關資料統計，日本現有佛教徒8100余萬人，寺院76000餘座，遍佈全國各地，同時還有許多佛教組織活動。從中國傳到日本的、浸染著中國文化色彩的佛教文化仍然在廣泛意義上影響著日本人的思想、觀念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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