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滅亡之鑒

子寅

隋朝滅亡之鑒

據《隋書•食貨》記載，在隋朝滅亡之前：“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牣，吏皆懼法，莫肯賑救，由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于葉，皮葉皆盡，乃煮土或搗槁為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意思是說，隋朝滅亡之前老百姓的生活已極為困難，但國家的倉庫仍然非常殷實，官吏們卻因為害怕國家的嚴刑峻法，不敢發放糧食賑濟百姓。開始的時候百姓們還能吃樹皮、樹葉，後來就吃土、吃稻麥的秸稈，最後甚至發展到人吃人的悲慘程度。

　　有史家指出：“隋之亡也，民困苦而國未貧。”就是說，隋朝滅亡的原因，在於國家聚斂了太多的財富，而老百姓卻因為統治者的苛政，失去了維持生存最起碼的條件。財富集于國庫，百姓卻無以生存。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呢？這和隋朝的兩位統治者隋文帝、隋煬帝有直接關係。據記載，隋文帝還算是一個比較有作為和注意節儉的君主，而隋煬帝則是一個十足的驕奢淫逸的昏君。範文瀾在《中國通史》中如此評價：“隋文帝是歷史上少有的節儉皇帝。因為節儉，剝削比較減輕，民眾得以安居從事生產，開皇年間，戶口和財產都有巨大的增進。”“隋煬帝是歷史上少有的奢侈皇帝。因為奢侈，民眾被剝削到無法生存的地步。民眾只有起義推翻隋統治，才能找到生路。”

　　作為開國之君，隋文帝為了鞏固隋王朝的統治，採取了不少措施。為了發展生產，儲備糧食，隋文帝命人在各地興修水利灌溉工程，派遣水工巡視各地水源，還減免賦稅、安定百姓等。這些措施，促進了隋朝經濟的發展，到開皇十七年（西元597年），全國人口大量增加，皇宮和外地的倉庫都堆滿了糧食，京城國庫中的錢財充滿了房間，以至於都堆積到了走廊上。

　　如何處置這些日益增加的積蓄呢？隋文帝的做法是：在全國各州置倉積谷，遇水旱荒年，便開倉賑給。此外，命令各州民間設置義倉，義倉可防小災，官倉可防大災。他還提出一個明智的方案：“甯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面對殷實的積蓄，隋文帝想到了普通的老百姓，將國家的部分財物發放給了比較貧困的農民。據《資治通鑒》記載，開皇十二年（西元592年），因人口增長，關中平原和河南、山西等地的一些老百姓受田不足，“衣食不給”。隋文帝便派遣使者到各地去“均田”，以使老百姓有田耕種，能養家糊口。開皇十四年（西元594年），關中大旱，老百姓饑饉難耐，隋文帝派遣官員去察看民生疾苦，他們從老百姓那兒拿回一些摻雜著糠的豆粉獻給了隋文帝。隋文帝把老百姓吃的食物展示給朝中大臣，並以此自責，據說有一個多月的時間裏不沾酒肉。

　　由於隋文帝勤於政事，還能勤儉節約，愛護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再加上其他一些促進生產的措施，所以在不長的時間裏，隋朝經濟就出現了繁榮景象。隋文帝即位之初，府庫還很空虛，十多年後，國庫就已容不下各地徵調的絹帛，而需新建府庫。到隋文帝末年，西京和各地的倉庫都裝滿了糧食，多的達千萬石，少的也不下數百萬石。

　　隋文帝為隋煬帝留下了豐厚的物質積累，隋煬帝在原來倉儲的基礎上，又繼續置倉儲糧，府庫之財也堆積如山。但在充沛的財富面前，隋煬帝卻走上了一條窮奢極欲、殘暴百姓的道路：他大興土木、為自己營造宮殿；四處巡遊、尋歡作樂；誇富鄰邦、炫耀武力。

　　在隋煬帝為首的隋朝統治者們極盡揮霍之能事的時候，老百姓的生活已是朝不保夕。關於當時饑饉嚴重到人相食的地步，《資治通鑒》也有記載。儘管這時隋朝的積蓄還非常充實，但這些糧食或堆積在倉庫之中，或由官吏豪紳據為己有，或運到邊境以供戰事，總之都沒老百姓的份。隋文帝時期設置的義倉，這時也早已收歸官有，在老百姓遇到災荒時，也起不到救濟的作用了。

　　賦稅沉重，官吏大肆貪虐、殘暴苛剝百姓，使得老百姓生活極度困頓，居家只有死路一條，反抗還可活命。走投無路的百姓迫不得已只能揭竿而起，各地的農民紛紛聚眾起義。從大業七年（西元611年）齊郡鄒平(今山東鄒平縣)人王薄聚眾於長白山(在今山東鄒平縣南)，號召民眾起義始，起義就接連不斷，一直到隋朝滅亡。而隋朝國庫中堆積如山的糧食，也成為起義軍或割據者號召百姓的物質基礎，他們紛紛以“開倉賑糧”為號，聚集百姓。

　　禮部尚書楊玄感起兵失利的時候，他的謀士李子雄對他說：“東都援軍益至，我軍數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意思就是讓楊玄感佔據永豐倉，以圖再起。

　　馬邑鷹揚府校尉劉武周起兵，這樣宣導百姓：“今百姓饑饉，僵屍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恤，豈為民父母之意乎！”於是把民眾的憤怒都轉移到了太守王仁恭的身上。他又以“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來激勵起義者。這樣就輕而易舉地將馬邑太守王仁恭捉拿斬首。然後“開倉以賑饑民，馳檄境內屬城，皆下之，收兵得萬餘人”。

　　隋末最大一支起義軍瓦崗軍的盛衰也與隋王朝的倉儲有很大關係。比如當時的將領李密向翟讓提議：“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去都百里有餘，將軍若親帥大眾，輕行掩襲，彼遠未能救，又先無預備，取之入拾遺耳。比其聞知，吾已獲之，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他們商議佔據洛口倉，然後放糧賑濟百姓來收攏民心，從而達到強盛的目的。也正是由於瓦崗軍連克洛口、回洛、黎陽三倉，開倉賑糧，隊伍才迅速猛增，“一旬之間，勝兵二十萬余”，最盛時達到百萬；也正是因為瓦崗軍掌握了隋王朝三大糧倉，才成為隋末農民戰爭中舉足輕重的力量。後來的唐高祖李淵起兵時，也是通過開倉賑濟貧苦百姓來招募兵卒的，而且在爭奪天下的過程中，也多次通過開倉放糧來拉攏民心。

　　在各地民眾的起義討伐和官員的反叛中，隋朝逐漸土崩瓦解，直至最後滅亡。它所積儲的糧食，也成為促使它滅亡的催化劑。對此，唐朝初年有一位大臣馬周曾這樣總結說：“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敵也。”明清之際的一位學者唐甄也曾指出：“立國之道無他，惟在於富。自古未有國貧而可以為國者。夫富在編戶，不在府庫。若編戶空虛，雖府庫之財積如丘山，實為貧國，不可以為國矣。”意思就是說，民眾是國家的根本，只有人民豐衣足食，生活富裕，國家的政權才能鞏固。這可以作為隋朝滅亡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