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晚清軍事後勤研究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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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後勤，是整個軍事活動的重要環節，是決定戰爭勝敗的重要保障。晚清軍事後勤的研究，是軍事史學術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課題。早在民國時期，軍事界、學術界就對晚清軍事後勤進行了研究，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新中國成立以來，非凡是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來，我國軍事界和學術界對軍事後勤思想、後勤建設和戰時後勤保障等進行了全面的系統的研究，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本文僅對二十幾年來學術界對晚清軍事後勤的研究情況加以整理和概述，以總結經驗，探討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晚清軍事後勤的總體研究二十幾年來，關於晚清軍事後勤的總體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出版了一些專著，如《中國近代軍事後勤史》為記述中國近代軍事後勤的通史性著作，《中國近代軍事後勤史資料選編》在搜集、整理近代後勤資料方面成績卓著，《中國軍事制度•後勤制度卷》、《中國軍事經濟史》也有關於晚清軍事後勤體制和實踐方面的論述。有關的著述中也涉及到軍事後勤，如《中國軍事通史》、《中國近代軍事史》、《洋務運動與中國早期現代化思想》、《中國近代軍事思想史》、《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等等。

有關學術論文則有《試論晚清軍事後勤的變革》、《中國軍事後勤思想述要》、《中國近代軍事後勤史的幾個問題》、《中國古近代後勤思想略論》、《試論近代軍事後勤的發展走向》等。其內容涉及晚清軍事後勤演變的性質、地位、中國近代軍事後勤思想、軍事後勤體制、軍事後勤保障等方面。

（一）晚清軍事後勤演變的性質和地位

近代軍事後勤屬於中國軍事近代化的一項重要內容，其性質、地位和起止時間與整體上的軍事近代化是一致的。學術界普遍認為：晚清是中國軍事後勤發生根本變革的重要時期，後勤思想、後勤建設及後勤體制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注：房立中：《試論晚清軍事後勤的變革》，《中國近代軍事史論文集》軍事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頁。）。

中國近代軍事後勤，實際上處於一個由舊變新，由農業支援轉變為工業支援的大變革時期（注：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後勤史的幾個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頁。）。這充分肯定了晚清軍事後勤的重要歷史地位。

關於中國軍事後勤由古代向近代轉變的起點和結束問題，學術界一致認為：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這是中國軍事近代化的開端，也是軍事後勤由古代向近代轉變的開始；關於這一轉變歷程的下限，有著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清朝末年就在新軍中確立了中國近代後勤體制。「其後中國的軍隊基本上延續了袁世凱所建立的後勤體系，不過常有些曾損變通而已。」（注：房立中《試論晚清軍事後勤的變革》、奚紀榮《蔡鍔軍事思想研究》、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後勤史的幾個問題》均持此觀點。）有人認為這一過程要延續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注：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後勤史的幾個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頁。），也有人認為中國軍事後勤的近代化要延續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注：皮民勇《中國古近代軍事後勤思想略論》，王彥、吳信忠、張雲《中國軍隊近代化的歷史考察》均持此觀點。）。

（二）後勤思想變革的研究

軍事思想是各階級、政治集團及其軍事家關於戰爭、軍隊、國防等一系列問題的理性熟悉，是軍事實踐的理性昇華。軍事後勤思想是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後勤經歷了由古代軍事後勤向近代軍事後勤的轉變時期，在軍事後勤思想領域，傳統的後勤思想自然受到了劇烈的衝擊。

後勤思想的變革集中體現在近代重要軍事思想家、政治家和軍事家的言論中，對這些重要人物的後勤思想進行研究，以揭示近代軍事後勤思想的發展變化，是二十年來關於軍事思想變革研究的主要方式。有關近代軍事後勤思想變革的專著尚未出現，有關的論文有：《林則徐軍事思想特點初探》、《論林則徐、魏源軍事思想》、《試論胡林翼的軍事思想》、《曾國藩軍事思想初探》、《試論曾國藩的後勤保障思想》、《論曾國藩的軍事思想》、《試論曾國藩的軍事經濟思想》、《左宗棠進軍新疆的後勤方略》、《論左宗棠的建軍思想》、《論戊戌維新時期康有為的軍事改革思想》、《袁世凱的軍事思想》等。

在軍事後勤思想方面的變化主要有：在戰爭後勤觀上，普遍認為軍隊後勤在軍事行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注：皮民勇：《中國古近代軍事後勤思想略論》，《軍事歷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13頁。）；在戰爭的物質來源上，主張發展經濟、富國強兵，取之於敵、以戰養戰和開展生產自補；在後勤戰備建設上，大力發展武器裝備，建立充足的物資儲備；重視軍事交通運輸；建立鞏固的後方基地；注重提高後勤效益；進行近代後勤教育，培養近代軍事後勤人才；在戰略戰術上，主張斷敵糧道，鞏固後方（注：楊慶華、劉仁亮；《中國軍事後勤思想述要》，《軍事歷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54頁。）。

（三）軍事後勤保障的研究

中國軍事近代化是從武器裝備的近代化開始的，由於西方先進武器裝備的引進，戰爭手段變得異常複雜，導致了軍隊後勤保障的相應複雜化。關於近代軍事後勤保障研究的主要問題和觀點有：

1.軍費晚清時期，戰爭頻繁，中國的經濟可以說是戰時經濟、國家財政成了軍事財政，軍費開支巨大，根本沒有餘資從事經濟和文化建設投資。由於沒有經濟建設，當然更沒有軍費來源，這就形成經濟上的惡性循環（注：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後勤史的幾個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頁。）。

六十年代湘淮軍等勇營軍隊的裁撤，欠餉問題嚴重也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注：翁飛：《曾李交替與湘消淮長》，《軍事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56頁。）。關於清朝軍費的來源，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主要靠清廷的農業稅收，它佔有清廷的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並主要用於軍隊和戰爭的開支（注：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頁。）。其他收入有漕政、鹽政、關稅、厘金和捐納等等，與清前期的變化主要是：鹽政和關稅的收入和厘金收入在軍費收入中的比重增加（注：童超主編；《中國軍事制度史•後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頁。）。

解協餉制度是清王朝軍費收支的重要途徑，也是中心控制地方軍事、經濟、政治的主要手段。

晚清時期，它的實行雖步履艱難，但在籌集軍費的過程中，仍發揮重要作用。解協餉制度在晚清日漸衰落，有人從財政角度分析指出，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清朝的財政體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財政權逐漸下落到地方督撫的手上，地方財政日益發展，導致協餉趨於瓦解，這標誌著高度中心集權的財政體制無可挽回地走向了沒落（注：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頁。）。

一方面是經濟因戰爭遭到破壞，再就是地方實力的增強及其與中心的抗衡，這一制度的演化，反映出晚清中心與地方權力的此消彼長（注：郭太風：《解協餉制度的演化對清朝統治機制的影響》，《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第3期，第29頁。）。厘金制度作為清軍軍費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在鎮壓太平軍、捻軍等晚清農民起義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這項制度破壞性是顯而易見的，它嚴重地束縛了國內市場的開拓，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的產品不僅失去了關稅的保護，還失去了在國內市場上與外國產品進行公平競爭的可能（注：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頁。）。

2.武器裝備中國軍隊武器裝備的改進主要通過購買和仿製兩種途徑。鴉片戰爭中，林則徐就主張購買和建造西洋武器裝備，並採取了實質性的行動（注：何錫榮：《清軍水師裝備近代化的先聲》，《社會科學》1983年第6期，第75頁。）。

戰後魏源更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於六七十年代興起的洋務運動，其目的也是力圖改變清軍武器裝備落後的局面。關於晚清軍工業發展的動力問題有人指出，晚清軍工業發展是一種互為條件的「合力運動」，這種「合力運動」具有突發性和被動性。促使它的形成和發展至少有四種互為條件，又相互矛盾著的社會力量，即封建政府、資本列強、民族資本、人民群眾。這四種力量是「多方向、多目的」的相互制約（注：牛俊法：《論晚清兵工業發展的動力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12-113頁。）。

晚清軍工建設是軍工現代化建設的開端，它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能抹殺和低估的（注：劉申寧：《論晚清軍工建設》，《軍事歷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03頁。）。但也存在著嚴重的缺點，主要由於工藝落後，中國工業基礎差，資金浪費驚人等原因，中國的軍工產不但產量少，而且品質低劣、價格昂貴（注：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後勤史的幾個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頁。）。

鑒於此，清王朝還得從國外大量進口武器裝備。其積極作用表現在清軍的武器裝備得到了改善，提高了戰鬥力，反侵略的能力有所增強。但也不能忽視大量進口武器所帶來的消極影響，表現在，花費巨額金錢；上當受騙；貪污受賄；種類繁雜，極不統一，給練習、作戰和後勤保障帶來嚴重困難；在武器的購買和引進上盲目性很大；在武器裝備上存在著利益集團傾向；在武器裝備的治理上缺乏科學性；（注：李國華：《清末發展武器裝備的心理預備》，《軍事歷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5頁。）。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受到外國控制，損害了國家主權（注：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後勤史的幾個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4頁。）。

有人指出，中國原本能成為軍事強國的，因為中國具有實現裝備近代化的經濟能力，而且具有領先日本一步的條件，但心理上預備不足，主觀上存在著一股排斥力，在內外壓力下，表現出很大的被動性。即先是漫不經心，後是急於求成。因此，中國在發展軍工方面，要注重心理建設和相關的文化建設，提高把握與使用武器人員的素質，這是關鍵性的問題（注：李國華：《清末發展武器裝備的心理預備》，《軍事歷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9-90頁。）。

3.軍事交通與通訊輪船、鐵路、電報、電話等近代化交通、通訊手段運用於軍事領域，是軍隊近代化的重要標誌。中國軍隊在改進武器裝備的同時，也開始引進近代化的交通、通訊工具。近代以來，傳統的運輸方式逐步瓦解，而代之以輪船、火車為工具的近代運輸方式。關於輪船運輸，有人指出，以輪船為主要運輸手段是19世紀60年代從洋槍隊開始的，中法戰爭和甲午戰爭，中方都有輪船參加運輸，雖然運力很小，但卻標誌著中國水路軍事交通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注：房立中：《試論晚清軍事後勤的變革》，《中國近代軍事史論文集》軍事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頁。）。

對於鐵路運輸的重要性，李鴻章、左宗棠、劉銘傳等疆臣在七十年代就已熟悉，並多次上奏清廷修建鐵路，但由於守舊勢力的反對，終不能實行。中法戰爭以後，清廷才熟悉到鐵路運輸在軍事中的重要性，迫於軍事上需要，清廷將一些修路計畫付諸實施。至1911年，全國完工的鐵路有30餘條，鐵路運輸已被列為軍事交通的主要手段。在戰爭中，鐵路也成為敵對雙方攻擊的主要目標。

電報、電話等先進的通訊手段隨各國商人的遷入而傳入中國，並首先應用於軍事。在洋務運動中，清廷在各地設電報局，並設電政大臣，同時還廢驛行郵。在中法、甲午戰爭中，清軍已使用電報、電話，作為資訊傳遞的主要手段。雖然晚清的近代軍事交通運輸還比較落後，但當時這一系列變化是帶革命性的（注：陳崇橋、張田玉：《中國近代軍事後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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