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國封建社會販賣私鹽

陳闊川

揭秘:中國封建社會販賣私鹽
  發表時間： 2008-09-18  【 查看評論 】 【大 中 小】 32

    在鹽業專賣之下，“官鹽”是政府經營，或者由政府授權私人經營，且交納各種稅費的鹽。與之相對，私鹽是違背鹽業專賣法，個人經營且不納稅交費的鹽。在實行鹽業專賣時，販賣私鹽成爲一個暴利行業。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都敢上斷頭臺，何況走私販鹽呢？

    西漢漢武帝之前鹽業是放開的，此後實行越來越嚴的鹽業專賣，私鹽也就越來越倡狂。許多農民起義領袖，如唐末黃巢、元末張士誠和方國珍，都是私鹽販子。他們所從事的非法行業決定了他們對政府的敵視態度，他們的起義不是要均貧富，救國救民，而是政府傷害了他們走私的巨大利益。中國歷史上實行最嚴格的鹽業專賣制度，所以，私鹽問題特別突出。梁啓超先生說：“各國無梟而獨産於我國。”這裏的“梟”就是鹽梟。在清代，私鹽販子們已經發展出勢力相當強大的黑社會。

    中國歷代對私鹽打擊的力度是相當大的。漢武帝時，對私鹽販子“鈦左趾沒入其器物”。“鈦左趾”是在左腳趾挂上6斤重的鐵鉗，“沒其器物”是沒收生産工具，煮鹽的工具當年也相當值錢。唐代“自淮北置監院十三”，捕私鹽者。私鹽販子要殺頭，連相關官員都要連坐。五代時，鹽法最酷，販私鹽一斤一兩就可以正法。宋代略寬了一點，無非是殺頭的標準放到三斤或十斤而已。元明清以後，這種對私鹽的打擊和懲罰從未放鬆過。讀這些法律和案例，至今都可以感到血腥氣。

    這麽嚴厲的打擊爲什麽沒能有效地制止私鹽呢？嚴厲的打擊並不一定是制止犯罪的最有效方法。明代朱元璋對貪官的打擊爲歷史之最，動輒殺頭，甚至“剝皮”、“夷十族”，但貪官並沒有消失。對那些受巨大利益誘惑而不怕死的貪官來說，沒錢比死還可怕。必須從制度上去尋找犯罪的原因，並從制度改革入手來消除官場腐敗。私鹽問題與此一樣。對政府而言，鹽業專賣的確有必要。統治者要增強國力，又要滿足自己的奢侈生活，錢是少不了的。但封建社會經濟不發達，稅收來源有限，僅靠土地、人口稅遠遠不能滿足需求，橫徵暴斂又怕激起民怨。因此，對食鹽這樣的生活必需品進行壟斷經營，不是最優，也是次優的選擇。在中國封建社會中，鹽業專賣帶來的各種收入，總體上占財政收入的一半左右。這還不包括官員們從中獲得的利益。如此巨大的財源，政府豈可放棄？

    有鹽業專賣就必然有私鹽，鹽業專賣越嚴，私鹽越好賣，利潤越高。這是一個客觀規律。私鹽泛濫首先是利潤奇高，據私鹽研究專家估算，鹽的零售價格要高於産地價格十幾倍乃至幾十倍。鹽價奇高的原因之一是沈重的鹽稅負擔。以兩淮鹽課而言，鹽課清單包括奏銷正課共二十五項、考核正課共九項、不入奏考正課四項、不入奏考雜項三十項、不入奏考雜費二十五項。以兩淮到漢口的鹽爲例，一引鹽的正課是一兩一錢七分零，但即使在道光年間經過清理整頓後，陸續加上各種雜課後已達十二兩。除了這種正規或非正規苛捐雜稅外，還有各種養活龐大鹽政人員的支出要鹽商交納。康熙年間，曹雪芹的祖父江甯織造曹寅曾向康熙彙報，兩淮鹽政的浮費包括各衙門所取共計每年20多萬兩銀子。

    鹽商除了以上支出外，還要用捐贈、捐官等形式向官府行賄。儘管這樣，鹽商仍然是天下最富有的。讀讀清人李鬥的《揚州畫舫錄》中所記載的鹽商們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就知道他們多有錢了。乾隆七次下江南主要由鹽商出資接待。鹽商們固然爲了巴結皇室而不惜工本，但也要有錢才能如此。鹽商們經營官鹽，做的是合法買賣尚且如此賺錢，如果非法販鹽，不用交各種正規與非正規費用，不用巴結官府皇家，這些錢豈不都留給自己了嗎？由此可以推斷出私鹽利潤之高。儘管風險很大，但與暴利相比，這個險還是值得冒的。

    當然，私鹽得以盛行的原因還在於供求關係。以清代爲例，一方面，人口激增，乾隆二十五年，人口達2億，30年以後，人口突破3億。鹽爲生活必需品，人口增加，食鹽的需求也大增。另一方面，鹽的生産能力也提高了。據《清鹽法志》記載，這時沿海已將煎鹽改爲曬鹽，工本減少，産量大增，鹽的産區擴大了。但由於鹽業專賣，政府控制了鹽的運銷，人爲地造成了鹽的供求失衡，價格上升，本來供求可以平衡的鹽業由於受政府控制而失衡。既有需求，又有供給，這樣私鹽就有了發展的條件。官府無法控制的鹽經走私渠道進入市場。有許多官鹽沒有進入或不願進入的偏僻地區成爲私鹽的目標市場，即使有官鹽的地區，私鹽仍可以憑藉價格優勢進入。私鹽的動機與條件都具備，當然就越禁越活躍了。

    不同時期私鹽的形式也不同。從清代看，主要是産地的鹽未經納稅進入銷地，以及官鹽越出指定銷售範圍成爲私鹽。當時參與私鹽活動的包括産鹽的竈戶私産私銷；鹽商夾帶私鹽（據記載，有鹽商每年銷售定額鹽引70余萬引，獲利60余萬兩，而夾帶的私鹽獲利竟達160萬兩）；官員與兵弁販賣；武裝販私鹽的鹽梟；承擔漕運工作的漕船私帶。這簡直有點“全民皆私鹽”了。

    私鹽的規模有多大呢？清雍正時的盧詢認爲私鹽“數倍於引鹽數目”，道光年間兩淮鹽政鍾靈在奏摺中指出“總計私鹽倍於官額”。學者包世臣則認爲“兩淮綱食引地，無論城市村莊食私者什七八”。日本的中國鹽業專家左伯富的判斷是，“在清代，人民食鹽的消費量基本有一半來自私鹽。”可見私鹽最少與官鹽平分天下，甚至要大於官鹽。

    我們當然不能把私鹽泛濫簡單地歸結爲人性的貪婪。在任何一個社會裏，市場調節的力量都可以實現供求平衡。如果政府以行政甚至暴力破壞了這種平衡，走私活動就會自發地彌補供求缺口，實現平衡。20世紀初當美國實行禁酒法以及1960－1970年代蘇聯政府實行禁酒時，酒業成爲一個暴利行業，並催生暴富的走私集團和爲之服務的黑社會。從古至今，政府都無法改變自然的經濟規律，這就是中國歷史上鹽業專賣留給我們的教訓。  

http://www.sgnet.cc/topic/2008-09/18/content_64290.htm

本文章轉貼自大清帝國 http://www.kenhk.org/qingshi/　原帖網址：http://www.kenhk.org/qingshi/viewthread.php?tid=12001

索額圖

簡體字有點兒看不懂ＸＤ＂
大概是關於私鹽嗎？？？

沮渠元熙

那我做一下傳譯吧。

揭秘:中國封建社會販賣私鹽
  發表時間： 2008-09-18  【 查看評論 】 【大 中 小】 32

    在鹽業專賣之下，“官鹽”是政府經營，或者由政府授權私人經營，且交納各種稅費的鹽。與之相對，私鹽是違背鹽業專賣法，個人經營且不納稅交費的鹽。在實行鹽業專賣時，販賣私鹽成爲一個暴利行業。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都敢上斷頭臺，何況走私販鹽呢？

    西漢漢武帝之前鹽業是放開的，此後實行越來越嚴的鹽業專賣，私鹽也就越來越倡狂。許多農民起義領袖，如唐末黃巢、元末張士誠和方國珍，都是私鹽販子。他們所從事的非法行業決定了他們對政府的敵視態度，他們的起義不是要均貧富，救國救民，而是政府傷害了他們走私的巨大利益。中國歷史上實行最嚴格的鹽業專賣制度，所以，私鹽問題特別突出。梁啓超先生說：“各國無梟而獨産於我國。”這裏的“梟”就是鹽梟。在清代，私鹽販子們已經發展出勢力相當強大的黑社會。

    中國歷代對私鹽打擊的力度是相當大的。漢武帝時，對私鹽販子“鈦左趾沒入其器物”。“鈦左趾”是在左腳趾挂上6斤重的鐵鉗，“沒其器物”是沒收生産工具，煮鹽的工具當年也相當值錢。唐代“自淮北置監院十三”，捕私鹽者。私鹽販子要殺頭，連相關官員都要連坐。五代時，鹽法最酷，販私鹽一斤一兩就可以正法。宋代略寬了一點，無非是殺頭的標準放到三斤或十斤而已。元明清以後，這種對私鹽的打擊和懲罰從未放鬆過。讀這些法律和案例，至今都可以感到血腥氣。

    這麽嚴厲的打擊爲什麽沒能有效地制止私鹽呢？嚴厲的打擊並不一定是制止犯罪的最有效方法。明代朱元璋對貪官的打擊爲歷史之最，動輒殺頭，甚至“剝皮”、“夷十族”，但貪官並沒有消失。對那些受巨大利益誘惑而不怕死的貪官來說，沒錢比死還可怕。必須從制度上去尋找犯罪的原因，並從制度改革入手來消除官場腐敗。私鹽問題與此一樣。對政府而言，鹽業專賣的確有必要。統治者要增強國力，又要滿足自己的奢侈生活，錢是少不了的。但封建社會經濟不發達，稅收來源有限，僅靠土地、人口稅遠遠不能滿足需求，橫徵暴斂又怕激起民怨。因此，對食鹽這樣的生活必需品進行壟斷經營，不是最優，也是次優的選擇。在中國封建社會中，鹽業專賣帶來的各種收入，總體上占財政收入的一半左右。這還不包括官員們從中獲得的利益。如此巨大的財源，政府豈可放棄？

    有鹽業專賣就必然有私鹽，鹽業專賣越嚴，私鹽越好賣，利潤越高。這是一個客觀規律。私鹽泛濫首先是利潤奇高，據私鹽研究專家估算，鹽的零售價格要高於産地價格十幾倍乃至幾十倍。鹽價奇高的原因之一是沈重的鹽稅負擔。以兩淮鹽課而言，鹽課清單包括奏銷正課共二十五項、考核正課共九項、不入奏考正課四項、不入奏考雜項三十項、不入奏考雜費二十五項。以兩淮到漢口的鹽爲例，一引鹽的正課是一兩一錢七分零，但即使在道光年間經過清理整頓後，陸續加上各種雜課後已達十二兩。除了這種正規或非正規苛捐雜稅外，還有各種養活龐大鹽政人員的支出要鹽商交納。康熙年間，曹雪芹的祖父江甯織造曹寅曾向康熙彙報，兩淮鹽政的浮費包括各衙門所取共計每年20多萬兩銀子。

    鹽商除了以上支出外，還要用捐贈、捐官等形式向官府行賄。儘管這樣，鹽商仍然是天下最富有的。讀讀清人李鬥的《揚州畫舫錄》中所記載的鹽商們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就知道他們多有錢了。乾隆七次下江南主要由鹽商出資接待。鹽商們固然爲了巴結皇室而不惜工本，但也要有錢才能如此。鹽商們經營官鹽，做的是合法買賣尚且如此賺錢，如果非法販鹽，不用交各種正規與非正規費用，不用巴結官府皇家，這些錢豈不都留給自己了嗎？由此可以推斷出私鹽利潤之高。儘管風險很大，但與暴利相比，這個險還是值得冒的。

    當然，私鹽得以盛行的原因還在於供求關係。以清代爲例，一方面，人口激增，乾隆二十五年，人口達2億，30年以後，人口突破3億。鹽爲生活必需品，人口增加，食鹽的需求也大增。另一方面，鹽的生産能力也提高了。據《清鹽法志》記載，這時沿海已將煎鹽改爲曬鹽，工本減少，産量大增，鹽的産區擴大了。但由於鹽業專賣，政府控制了鹽的運銷，人爲地造成了鹽的供求失衡，價格上升，本來供求可以平衡的鹽業由於受政府控制而失衡。既有需求，又有供給，這樣私鹽就有了發展的條件。官府無法控制的鹽經走私渠道進入市場。有許多官鹽沒有進入或不願進入的偏僻地區成爲私鹽的目標市場，即使有官鹽的地區，私鹽仍可以憑藉價格優勢進入。私鹽的動機與條件都具備，當然就越禁越活躍了。

    不同時期私鹽的形式也不同。從清代看，主要是産地的鹽未經納稅進入銷地，以及官鹽越出指定銷售範圍成爲私鹽。當時參與私鹽活動的包括産鹽的竈戶私産私銷；鹽商夾帶私鹽（據記載，有鹽商每年銷售定額鹽引70余萬引，獲利60余萬兩，而夾帶的私鹽獲利竟達160萬兩）；官員與兵弁販賣；武裝販私鹽的鹽梟；承擔漕運工作的漕船私帶。這簡直有點“全民皆私鹽”了。

    私鹽的規模有多大呢？清雍正時的盧詢認爲私鹽“數倍於引鹽數目”，道光年間兩淮鹽政鍾靈在奏摺中指出“總計私鹽倍於官額”。學者包世臣則認爲“兩淮綱食引地，無論城市村莊食私者什七八”。日本的中國鹽業專家左伯富的判斷是，“在清代，人民食鹽的消費量基本有一半來自私鹽。”可見私鹽最少與官鹽平分天下，甚至要大於官鹽。

    我們當然不能把私鹽泛濫簡單地歸結爲人性的貪婪。在任何一個社會裏，市場調節的力量都可以實現供求平衡。如果政府以行政甚至暴力破壞了這種平衡，走私活動就會自發地彌補供求缺口，實現平衡。20世紀初當美國實行禁酒法以及1960－1970年代蘇聯政府實行禁酒時，酒業成爲一個暴利行業，並催生暴富的走私集團和爲之服務的黑社會。從古至今，政府都無法改變自然的經濟規律，這就是中國歷史上鹽業專賣留給我們的教訓。  

http://www.sgnet.cc/topic/2008-09/18/content_64290.htm

陳闊川

感謝~~已修正。

直至民國初年,鹽也是國家主要收入
北洋的收入很多都是由鹽稅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