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分 6332
爵位二等恩赫侯
榮銜從三品中議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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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歷史上的武舉制度創始於唐代。武則天長安二年（700）“詔天下諸州宣教武藝”，並確定在兵部主持下，每年為天下武士舉行一次考試，考試合格者授予武職。①一般認為，這就是我國科舉制度中“武舉”或“武科”的正式出台。自此以後，武舉考試為大多數封建王朝所承襲，成為封建國家網羅武備人村的重要制度。
唐代武舉偏重於技勇，重點是馬上槍法，而整個制度還不夠完備，只能說是武舉的創制時期。宋代開始，武舉被納入整個科舉體系之中，確定了三組考試的程序和外場考武藝、內場考策論兵書的考試辦法，武舉制度臻於規整。元代武舉廢止不行。武舉的興盛是明清兩代。
宋朝武舉
武舉制度，在宋朝得到了極大的完善，由舉而進身仕途的觀念在宋朝深入人心，影響遠及明、清兩代。武舉是科舉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宋朝武舉在唐朝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
宋朝，首開武舉殿試之先河，形成了解試、省試、殿試的三級考試制度。宋武舉一改唐武舉只重武藝，不問文章的做法，注重考察武舉子的軍事理論素養，欲選拔出才兼文武之儒將。宋朝雖然歷經坎坷，但終將武學制度化，並編訂了教材——《武經七書》。而朝廷頒布《補官差注格法》，又將武舉授官與軍隊建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從選拔軍事人才的觀念看，宋朝武舉更加理念化，更具進步色彩，宋朝文武並重，打破了以弓馬選將帥的傳統，開辟了在和平條件下選拔軍事人才的新路，對從高門貴族子弟中選拔將領的傾向形成了衝擊。
然而，宋朝“重文輕武”的社會背景，“以文制武”、“將從中御”的統兵體制，使宋代武舉難以避免地表現出“錄取人數不多”，“武學規模不大”，“武進士不願從軍或學非所用”等弊端。終宋一朝，名臣、名將中無一人出自武進士。靠武學培養，用武舉選拔優秀將帥以提高軍官素質的理想未能得以充分實現。
一、宋朝武狀元與武進士的人數
據《狀元大典》、《宋會要輯稿》、《續資治通鑒長編》、《續資治通鑒》、《宋會要輯稿補編》、《宋史》等文獻及有關地方志記載，宋朝自北宋仁宗趙禎天聖八年（1030）開設武科，到南宋度宗趙禥鹹淳十年（1274）最後一科武舉，共計開武舉七十八榜，應產生78名武狀元。目前，發現有姓名可考的武狀元人數是8人，其中1名應視為武童試狀元，科分不詳者6人。
需要說明的是，在七十八榜中，本書有四榜列出的是2人，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每榜列出的2人均有出處，需要繼續考證。
從《狀元大典》之《宋代武舉登科表》中可以得知，有四十四科武舉確切記載了武進士的人數，這四十四科產生了1459名武進士。筆者在查找地方志史料時又找到了十八科武舉的188名武進士的姓名。這樣，已知的宋代武進士人數就達到了1647人。但遺憾的是，這十八科中，每科錄取武進士的總人數卻不詳，這個188名的數字，絕對少於這十八科所錄取的武進士的真實數字。對於另外十六科，不但錄取的武進士總人數不詳，且筆者在查找史料的過程中，也沒有發現除武狀元以外的其他武進士的姓名。另外，在此十六榜中，有的榜連武狀元的姓名都不知道。
從有確切武進士人數的四十四榜看，宋朝錄取人數最多的一榜是董君平榜，61人；錄取最少的一榜是應?然榜，僅錄取2人。宋朝武舉錄取人數每科大多在30人至50人之間，如果將已知的四十四科1459人平均一下，則每科錄取武進士人數是33人。如果假設宋朝每科錄取的武進士人數是30人，那麼，就可以推斷出宋朝七十八科武舉共錄取了2300余名武進士。
同文進士科錄取的人數相比，宋朝錄取武進士的人數實在太少。宋朝共開文進士科一百零八榜，錄取正奏名文進士42457名，文進士的人數是武進士人數的十八倍還多。
二、宋朝對武舉制度的貢獻
第一，宋朝武舉開始了殿試。宋朝的武舉考試分三級進行，即解試、省試和殿試。
殿試的出現顯示出宋朝統治者對武舉的重視程度，其考試周期多為三年一次，亦有四年一次，而第一次武舉殿試與第二次武舉殿試僅差一年。
從時間上看，宋朝解試是六月底於行在兵部報名，八月考試。解試前要有一個資格試，由各路地方官直接考核。其不限人數，只要弓馬合格，即可參加解試。解試由行在兵部主持，所取名額有一定的限制，一般是70人左右。
省試由兵部主持，是真正的“兵部試”。時間在解試後第二年的一月或二月。
每科的殿試時間存在著較大差別，大至在三月至八月之間進行。殿試雖由皇帝親試，但基本上只是一個形式，目的是顯示皇帝的恩典，只要不出大問題，所有參加者都能通過。武狀元是根據考生的成績與皇帝的好惡而產生出來的。
第二，宋朝武舉考試的內容是文武並重。
宋朝武舉一改唐代武舉只重武藝的做法，變為既考武藝，又考策論。武藝以考弓馬為主，弓馬分為兩場，先“步射”，後“馬射”，由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具體承辦。弓馬合格，則參加文章考試，先考策問，後考《武經七書》。宋武舉從整體上表現出一種文武並重的傾向，其目的是為了求得能征善戰的儒將，其結果是宋朝的武進士與武狀元的整體文化素質較高。他們中的不少人，有的在地方上做出了成績，如朱熠、蔡必勝；有的還成為軍事理論家，如華岳、江伯虎；有的在軍事上成為獨當一面的戰將，如程鳴鳳、許思純、張建侯、厲仲方、周虎、薛奕。
第三，宋朝建立了比較完備的為武舉而設的學校——武學，編制了專用的教材《武經七書》，使武舉人才的培養有了較為堅實的基礎。
據有關文獻記載，唐朝曾於玄宗開元年間（713∼724）建立過武學，但卻沒有制度化。這種肇始於唐代的武學，被宋代統治者所借鑒、發展與完善。
宋朝武學經歷過兩次興廢。第一次設立的時間是北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地點是河南開封武成王廟，主管官員叫阮逸，其官職為武學諭。但該校只存在了不足百天。原因是無人願意入學。30年後，即熙寧五年（1072），宋神宗下詔復置武學，規模初定為100名學生，最高時曾達到200人，分為外舍100人、內舍70人、上舍30人，學習期限三年，食宿由國家供給。武學生源自平民、官僚子弟及有武官資格而未正式做官者，這三種資格的人均需兩名中高級官員做保，並經考試合格方可入學。武學生的學習內容有：兵法——《武經七書》，歷代用兵成敗事例，歷代忠義人士事跡。對排兵布陣有興趣的學生，還可得到朝廷撥給的兵卒，以供訓練時使用。北宋滅亡，武學被迫遷至臨安（今杭州）。在那裡，最盛時武學生達到了130人。武學生入仕出官，也要經過武舉（或文舉）考試。由武舉入仕之初，一般要到邊疆或其他地方擔任小頭目或任基層統兵官。
武學這所中國古代專為培養軍事人才而設立的學校，將軍事人才的培養納入教育系統之中，它不僅是對中國古代教育制度的一個貢獻，也是對中國古代武舉制度的完善。它有利於武舉制度的貫徹實施，為武舉考試輸送了較高質量的生源，提高了武舉子的文化素質。
第四，在武舉中設置絕倫科，是宋朝武舉的一個特點，也是宋朝武舉的一個創新。
冷兵器時代，士兵武藝的高低對軍隊的戰鬥力影響很大。軍隊和民間都有很多文章作得不出色而武藝出眾且有韜略的人才。為了不使這些有專長的武士有失落感，並發揮他們的特長，宋朝武舉特為他們設立了絕倫科。這種開始於北宋的絕倫科並不獨立於武舉之外，它只是在武舉子們之間的部分考試內容中存在著一定差異。絕倫科舉子的考試內容也考“策對”，只是在錄取時放低了文章的標准，但又加大了對武藝考試的難度，要加試步射和弩踏，且所使弓力也大大高於其他參試者。北宋武舉絕倫科對文章要求極低，但到了南宋，絕倫科性質也變為文武並重。
第五，南宋孝宗於淳熙六年（1179）頒布了《補官差注格法》，大幅度地提高了武進士的授官階別，對鼓勵武進士從軍起到了一些積極的作用。
三、宋朝武舉的地域性
從現有的資料看，北宋武狀元的籍貫多為不詳，武狀元的地域性，主要表現在南宋時期。自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起，到南宋末年的48科武舉中，共有14榜的武狀元產生於今浙江省的平陽縣，比例超過了四分之一。由此，平陽被譽為武狀元之鄉。另有八榜的武狀元產生於福州，比例占到了六分之一。
在南宋，武進士的產生也表現出了很強的地域性。據1991年出版的《平陽縣志》第608頁記載以及筆者的統計，在已知的南宋1182名武進士中，平陽縣共產生了276名武進士（其中武榜眼5名，武探花6名），其比例占到了南宋已知武進士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三以上。此外，今福建省的閩縣及長樂等地也產生了不少武進士。
平陽為什麼能夠產生出如此多的武進士、武狀元？這當然離不開平陽縣的物質基礎與人文背景。
首先，平陽經濟富庶，為練武習文者提供了優越的物質條件。
平陽地域遼闊，其面積占據了今天整個溫州地區總面積的1/3。它地處東海之濱，氣候宜人，風光旖旎，具有優越的自然條件。鰲江橫穿全縣，流入東海。該地區的南麂島是浙江最好的漁場之一，而肥沃的萬全平原更是糧食作物生長的天堂。這些使平陽成為富庶之地，魚米之鄉。
平陽豐富的物產，繁榮的經濟，頗有發展的空間，使其成為移民的理想場所。平陽縣有戶籍記載，始於宋朝。據記載，北宋哲宗紹聖年間，平陽縣有65000多人。其時，溫州尚屬“僻遠下州”。後宋室南渡，人口隨之大量南徙。高宗建炎年間（1127∼1130），平陽人口增加了218%，在兩宋之際人口銳減的背景下，這個數字顯得尤為突出。
其次，平陽有著比較深厚獨特的人文背景。
平陽縣的人文背景可以用三句話概括：一是濃厚的尚武之風，二是鼎盛之學風，三是平陽人將自身價值的實現與國家命運聯系在一起。
平陽地處今浙江省南部，西鄰福建，東面大海，擅山海之勝，所謂“面海負山，實維甌閩疆”，成為“兩浙咽喉，八閩唇齒”。從北宋起，因禁止海上商販非法貿易的需要，有關方面在當地招募壯年男子，組成精銳部隊，據險立柵，設立了蒲門、南監兩寨，以防御海盜、外寇。士兵的本土化，使當地形成了較為濃厚的尚武風氣。宋室南渡後，平陽作為閩浙交通要道的作用更加突出，且因臨近南宋都城杭州，拱衛京師的責任日漸重大，朝廷也更加重視當地軍隊的建設。歷史的淵源與現實的需要使當地民風頗為強悍，也使他們較注意學習武藝，時至今日，當地還流傳著“男壯皆練武，村村有拳壇。”的民諺。
高宗南渡，使宋朝的統治中心發生位移。人口大量南遷，一些社會精英來到平陽，使平陽的人才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對平陽的人文環境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平陽由北宋時文化相對落後的地區，一躍而成為南宋學風鼎盛、人才輩出之地。終宋一朝，平陽不僅出了14名武狀元，眾多武進士，還出了3名文狀元，1名文榜眼，2名文探花，406名文進士。愛國詩人林景熙，著名學者陳經正、陳經幫、宋之才均出自平陽。
宋朝武舉，不單考較武藝，更注重考核武舉子的軍事理論素養，推行“以策問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研討兵書，離不開必要的文化知識，如果平陽只有尚武之風，而無鼎盛之學風，那麼，平陽產生的將不是具有一定文化功底和軍事理論素養的武進士、武狀元，而是四肢健壯、頭腦簡單的武夫。在平陽的武進士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文進士，他們有的是先考文舉，再考武科，有的是先中武舉，入仕後再換文科。有不少人雖為武進士，卻任職州、縣，如薛萬石知陽朔縣，朱尚志知梧州，楊夢飛知滕縣，楊鏞知貴州，薛應龍知惠州，薛文煥知慈利縣，而其中頗有政績者，又以武狀元朱熠、蔡必勝為最。
南宋一朝飽經戰亂之苦，眾多的平陽移民有著太多的國仇家恨，現實的殘酷使平陽人知道，只有保國才能治國。當此之時，國家最為需要的是統兵打仗的將帥之才。正如平陽兄弟武狀元陳鶚、陳鰲的父親陳文教導他們所說：“世治尚文，世亂尚武，建功報國，正此時也。”所謂“寧為百夫長，不為一書生”是也。對於收失地，雪國恥，迎請二聖還朝，文人雅士的坐而談，自不如鐵血之士的起而行。南宋末年，平陽不少武進士喋血疆場，以身殉國。將社會現實需要與實現自身價值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不能不視為武狀元多為平陽人的原因之一。濃厚的尚武之風給平陽人以較高的武藝，鼎盛之學風又賦予平陽人以深厚的文化功底，加上南宋社會的現實需要對平陽人的影響，使平陽人占盡武舉的天時、地利、人和，使平陽人在推行文武並重、以選拔儒將為己任的宋朝武舉考試中得以一展身手，獨領風騷。
四、宋朝武舉的局限性
有宋一朝的武學與武舉，確實培養、選拔出了不少軍事人才，如許思純、熊安上、周虎、程鳴鳳、張建侯、歷仲方、江伯虎、蔡必勝、華岳、薛奕等。但從整體上講，宋朝的武舉並沒有選拔出，也沒有培養、造就出十分優秀的將帥。宋朝一些優秀的軍事將領，如岳飛、韓世忠、狄青等人，均非武舉出身。如果探其原因，不外以下二點。
1 武舉錄取人數太少，武學規模太小，且武學是武舉的附庸。
就制度本身而言，宋朝的武舉無疑是先進的。然而，它並不是宋朝統治者求取軍事將領最常用的辦法。從整體上講，宋朝最盛行的仍是以世襲或行伍升遷為軍官的制度。與之相比，武舉的份量實在是太輕。在北宋三十科武舉中，有不少科武舉錄取的人數僅10余人，最少的僅為2人、6人。眾所周知，量是質的前提，沒有量的基礎，難有質的飛躍。如此少的幾榜，如此少的幾個人能在軍隊建設中起多大的作用？相信人們不難得出結論。南宋錄取的武進士雖然多一些，但也大多不過是30至50人，與文進士的錄取人數相比，武舉錄取的人數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宋朝武學本是培養軍事人才最理想的場所，那裡既可以研討兵書戰策，排兵布陣，又可以演練刀槍，諳熟弓馬，理應成為將帥的搖籃。但它不是因為重文輕武的社會背景導致生源不足而停辦（北宋時），就是因為規模太小、入選嚴格而導致不少頗具天資的人難以涉足其中。試想，全國只有這麼一所學校，且這座學校三年招一期，每期僅100個名額，要由中高級官員保薦，還動不動就停辦。與太學相比，可以說武學更像是一所實驗學校。武舉是選拔制度，武學是教育制度，兩者本應是一個重選拔，一個重養成，但武學生只有通過武舉才能進身仕途，武學從其誕生之日起，就淪為武舉的附庸，就是為武舉而設，武學的教育成為應試教育，武舉制約著武學的發展。
2 武進士的自身弱點。
宋朝武進士中有不少忠義之士，僅入《宋史》之《忠義傳》者就有8人。但是，南宋社會也曾出現過一個很奇怪的現像，就是武進士不願從軍，即使是江伯虎、林?這樣有才華的武狀元也視從軍為恥辱。武舉本是朝廷求取軍事人才的有效手段，如果被朝廷選中、錄取的所謂軍事人才不願意服務於軍隊，效忠於國家的國防建設，那麼，武舉的意義和初衷就打了折扣。人們可以設想，一個不願意成為軍人，不願意將自己的平生所學應用於沙場之上的武進士，無論如何是成為不了名將的。當然，武進士自身的這些弱點，同樣也是宋代重文輕武的大背景造成的。
宋朝武舉雖有著歷史的局限性，但它對選拔軍事人才所做的有價值的探索，它對公平競爭、擇優錄取的追求，無不充滿了先進的理念色彩。它雖未能使宋朝人到達理想彼岸，但其進步的思想、先進的理念所閃爍出的智慧之火，卻對後人不無裨益。
明朝武舉
明朝武舉是唐、宋武舉的發展。雖然開科較晚，且遲遲不設殿試，但大明王朝長達一百八十年的武舉歷史仍為人們留下了很多有益的啟迪。
關於明朝武舉的起始年
洪武元年即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大明帝國的同時即下詔，令設文、武科取士，以“廣求天下之賢”。洪武四年，文舉如期開科，取中吳伯宗等一百二十名進士。而武舉卻一直杳無音信，其中原委不言自明。當初，朱元璋之流在馬背上奪得天下，自然不希望再出一個什麼馬元璋、牛元璋之輩，而立國之初的詔令，不過是籠絡人心，掩人耳目罷了。所以，洪武二十年，當禮部奏請“立武學，用武舉”時，朱元璋一反常態，嚴詞訓斥禮部“是析文武為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武學、武舉遂被打入冷宮。
明成祖朱棣(1402年)便以“徒有其名而無實效”,取締了建文帝在京衛設立的武學。直到英宗即位(1435年)詔告“天下衛所皆立學”。正統六年(1441年)五月，英宗正式批准“開設京衛武學”，並決定在兩京各辦一所，“武學”始開禁，而武舉之立一直等到了天順八年(1464年)。也就是大明朝建立後的第九十六個年頭。當年一月，英宗病逝，其長子朱見深登基，是為憲宗。憲宗無法忘記自己兩歲時父皇被蒙古瓦刺擄去的恥辱，無法忘記“土木之變”明軍慘遭覆滅的歷史。這時的大明帝國，早已不見洪武、永樂朝的威風八面，也沒有了“仁宣盛世”的四野承平。但見盜賊蜂起，邊患頻仍，而這一切都是“武”運不盛造成的。於是，戶部郎中龐勝上書慷慨陳言：“文武並用，古今通義，國家之於文,三年一大比，而武舉獨未行。”“今天下之大，豈乏人才，但拘於世襲，限於資格，雖有異才無由自見，乞敕在京大臣、在外方面各舉諳曉韜略、或明習戰陣、或長於騎射、或臂力過人、或有克敵應變之才、或有守土安邊之策，具名聞，會官考試,庶武備不隳而真才出矣。”太僕寺少卿李侃也大聲疾呼：“武舉之科不可不設”。此時憲宗還算開明，即位伊始，便於十月批准公布了明朝第一部《武舉法》，天順八年也就成為明朝武舉的起始年。
誠如《春明夢余錄》所言：“明初‘飭武之道，惟重世官；養材之方，惟練應襲。故令官舍隨營操備，無所謂武舉也。天順八年，始開武舉。’弘治，正德年間形成定制。”
關於明朝武舉殿試
縱觀明朝武舉，若從天順八年(1464年)計，至崇禎十六年(1643年)止，也有一百八十年的歷史。但真正的武舉殿試只開過五科，即從崇禎四年(1631年)至崇禎十六年(1643年)。然武舉開殿試的呼聲一直不絕。
首先在武舉法公布的前一個月(天順八年九月)，太僕寺少卿李侃在疾呼“武舉之科不可不設”的同時，就曾言道：“乞敕天下各舉通曉兵法，武藝絕倫者一人，禮送至京，與兩京武臣子弟通試。於文武群臣內舉通兵法武藝者為考試官，揭榜、賜宴亦如文場之制，然後進大廷以奉大對身品第有差，如此則人皆爭先效用，豪傑由此而進矣。”
其次是成化十四年(1478年)，當時權傾一時的太監汪直為給自已撈名譽，首請開武舉鄉、會、殿試悉如文舉。沒想到正因為此言出自太監汪直之口，一班文武重臣皆以為恥。兵部尚書余子俊不得已草擬了一個武舉科條，且像模像樣地詳細規定了鄉試、會試、殿試的日期，但最終還是讓汪直碰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軟釘子。內閣以皇帝的口吻“票擬”：“武舉重事，未易即行，令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學等官具奏起送。”武舉鄉、會、殿試遂被擱置。
第三次，發生在弘治十五年(1502年)八月，南京戶部右侍郎鄭紀上疏，請三年一試，再次提出殿試問題，並作了細致描述：“請於內院設教場，聖駕親臨御幄，文武大臣分侍，先試以弓馬，次及陣勢，拔三人為一甲……”，如此“則人人自奮，將才不必舉薦而可得矣”。對鄭侍郎之疏，兵部大不以為然，冷冰冰地回道：“武舉已有舉行之典，亦足以激勵人心，不必輕易紛更。”武舉殿試再次流產。
僅隔兩年，即弘治十七年，兵部尚書劉大夏上奏，建議改武舉六年一試為三年一試。他還進一步提出改變武舉的規格：“茲當武舉再開之時，欲仿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將武舉豫期行移兩京，各省有講究韜略精通武藝者，許赴所在官司投報，禮送兵部。請於次年開科，初較騎射，二較步射，三試策論，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尚書畢竟是高人，如此變通，皇帝當然滿意，遂改定三年一試，雖不行殿試，卻也出榜賜宴。正德三年(1508年)兵部制定武舉條格時，將劉大夏的合理部分更加細化。規定：“會試完畢，將有事於場屋官員及中式之人，梓其姓名，錄其弓馬，策論之優者為《武舉錄》進呈。仍張榜兵部門外。次日引見畢，預事官俱赴中府，用樂宴，並請命內閣重臣一人主宴。畢，該營備鼓樂，職方司二員送武舉第一人歸第。”如此這般,方滿足了武官和武舉子們的虛榮之心，殿試之說從此沉寂了百余年。
天啟二年(1622年)給事中甄淑又舊話重提，非要將天子的龍體從金鑾殿移至教武場。他建議“十月上旬過堂，令(武舉子們)各陳所能，先期演試。即於是月望日，皇上臨軒策問，閣臣與兵部尚書侍班，皇上欽定一甲三名授都司僉書，二甲三十名授守備，三甲百余名以次各授出身。”皇帝無奈，只得同意，但卻未見執行。
天啟五年(1625年)，御史陳朝輔就武闈中的問題提出四條：一、監射宜公；二、試題宜秘；三、磨勘宜嚴；四、遺才宜收。御史石三畏也忽發感慨，緊步其後呈上四款：曰查代替，曰嚴監射，曰擬試題，曰創廷試(即殿試)。於是，殿試議題沉渣泛起。兵部對二位大臣的條陳逐一答復，其中對廷試的解釋可謂空前。“創舉廷試比擬文科一節，亦是鼓舞將材之意，但武科重在弓馬而兼取其策論，原與文科不同，若比例廷試則習記聞而疏弓馬者得以爭先，似於設武科選將才之真意未協。況祖制武科不廷試，應遵往例為便”。這是迄今為止，對明朝為何遲遲不開武舉殿試最為權威也最堂而皇之的解釋，武舉殿試仍不見曙光。
六年後，即崇禎四年(1631年)，朱由檢終於耐不得寂寞，要親自披持上陣，到武舉第一線，選拔能匡復祖業的將材。適逢此科武舉不公，輿論大嘩，給了崇禎帝一個把柄。於是朱由檢親執殿試，欽定一甲三人，並按文舉程式和規模，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傳臚大典，著實過了一回武舉殿試癮，明朝殿試遂呱呱墜地。
關於明朝武舉“三元”
所謂“三元”即鄉試第一(稱解元)，會試第一(稱會元)，殿試又第一(稱狀元)。有資料稱明代文武“三元”只兩人：文舉“三元”為商輅，他是宣德十年(1435年)浙江鄉試解元，正統十年(1445年)會試會元，殿試又狀元。武舉“三元”為王名世，他是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順天鄉試解元，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會元，狀元。
而據考證，明代文武“三元”應為四人，文舉“三元”還有一個黃觀，此人又名許觀，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以鄉貢解元奪會試第一，殿試又第一(見拙作《中國歷代狀元傳略》，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頁)；武舉“三元”也還有一個尹鳳，他是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鄉試解元，二十六年會元、狀元，詳見後文。
需要說明的是，武舉“三元”，在明崇禎四年前本不當有，但因此前沒有殿試，故會元即可稱狀元，所以王名世、尹鳳均沾了這個光。
明朝武狀元知多少
明代學者王世貞的《弇山堂別集》為明代武狀元辟出一個欄目,曰“武舉首至通顯”，.列出尹鳳、王世科、許泰、安國、王佐共五名狀元名字,尤以後三人名位最顯。
附：成化十四年（1478），根據太監王直的建議，以文科為例，設武科鄉、會試。弘治六年（1493），定武科六年一試，先策略，後弓馬，策不中者不准試弓馬。後又改為三年一試。考試內容主要是馬步弓箭和策試。萬歷末年曾有過一次實行改革的議論，有朝臣主張設“將材武科”，初場試武藝，內容包括馬步箭及槍、刀、劍、戟、拳搏、擊刺等法；二場試營陣、地雷、火藥、戰車等項；三場各就其兵法、天文、地理所熟悉者言之。顯然易見，這是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提議，可惜並沒有引起朝廷重視，只是說說罷了，否則將會產生極為深遠的歷史影響。
崇禎四年，參加武會試的舉子中，能運百斤大刀者只有王來聘、徐彥琦兩人，發榜後徐彥琦榜上無名，議論騰起。當時正“銳意重武”的崇禎帝認為有人作弊，將考官、監試御史等一大批官員下獄、撤職，令倪元路、方逢年等主持復試。復試後選取百人，依照文榜例，分三甲傳臚賜宴。崇禎親自調閱前三十名試卷，欽定一甲三人，王來聘居一甲第一名，也就是武狀元，授副總兵職。明代武舉一直沒有殿試，也沒有設立一、二、三甲的區分和鼎甲名號。正式有武狀元之設，王來聘是第一人。
明代武職多半由世蔭承襲，加上由行伍起家者，武舉只是個補充形式，所以，明代武舉出人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明末名臣熊廷弼，他是一位難得的文武通材。《明史》本傳說他“身長七尺，有膽知兵，善左右射。”據清人王應奎說，熊廷弼先中萬歷某科湖廣武鄉試第一名，後棄武就文，又中萬歷丁酉（二十五年，1597）湖廣鄉試第一名，明年登進士。“於是榜其堂曰：三元天下有，兩解世間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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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9-10-14 18:0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