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突厥喪葬風俗漢化的歷程

沮渠元熙

提要：漢化是突厥喪葬風俗發展變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其興起後的數百年中，突厥與中原地區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先進的漢族文化對其長期的影響促使突厥（特別是阿史那和阿史德兩個核心部族）在喪葬風俗的發展變化上走過一條漢化的軌迹。本文主要從時代的角度，以東西突厥相比較的方式，試圖分析論證突厥喪葬風俗在中原漢族文化影響下逐步演化的歷史進程。


作爲中古時期最爲強盛的草原民族之一，突厥在其活躍於東方歷史舞臺的前後數百年中，與漢民族之間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社會文化各個層面的相互影響。由於漢族先進文化的極大優勢，突厥的漢化成爲主要趨向，而喪葬風俗又是其中十分突出和重要的一個方面。對於突厥民族的漢化這一問題，薛宗正等先生已有論述，然而如果具體到喪葬風俗方面，則至今有待專文勾沈和論述。筆者擬在現有成果基礎之上，進一步深入探討突厥喪葬風俗的漢化進程，以冀勾勒出一條清晰的線索。

縱觀整個歷史進程可見，突厥喪葬風俗的漢化不僅歷時悠長，程度深刻，而且是突厥本部葬俗發展的主要趨向和歸宿。另一方面，其進程在各地區不太平衡：以天山南北爲主的西部突厥地區較早出現漢化的迹象，但中途轉而走上伊斯蘭化的道路。以蒙古高原爲主的東部突厥地區漢化開始較晚，進程也緩，然而最終演進得更爲徹底。

號稱藍突厥的突厥本部主要包括阿史那和阿史德兩個核心部族，大部分居住在從大興安嶺到阿爾泰山之間的廣大地區。隨著與中原地區關係的日漸加強和密切，其葬俗漢化的趨勢和程度逐步加強和明顯，並分階段突出呈現出來。

第一，墓地立碑，初步沾染漢文化色彩階段。這一階段大致在西元6世紀中葉到7世紀初，相當於中原西魏至隋。突厥自金山崛起之後，很快稱雄漠北，掃滅柔然，版圖迅速擴大，從此不但與中原王朝邊地相接，而且政權之間始有頻繁往來。從這時候起，先進發達的中原文化便以強勁優勢對突厥産生了不可避免的影響。

考查突厥墓地文化的發展史，可知其傳統上流行“立石建標”的做法，成行排列的殺人石、環墓林立的紀念柱以各種形式遍佈從大興安嶺到七河流域廣闊範圍內的突厥墓地。此外，還有一種特殊的巨形石條，往往在某一端面上刻有可能是族徽的標記。這些東西在外形上類似碑刻，有些甚至被外國考古工作者誤認爲是“沈重的石碑”[1]，但是它們沒有任何銘文，與墓碑有著本質的區別。從突厥建立強大汗國時起，在中原文化的影響之下，突厥墓地中才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碑刻，從而進入突厥喪葬風俗沾染漢文化的最初階段。

1956年，前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聯合考察隊在蒙古高原深處的布古特河岸一帶發現了一座大型墓葬。墓主是突厥汗國早期的一位名叫“myn tykyn”的王子，死于佗缽可汗在位期間，約在西元581年前後。墓地上殘存著碑亭建築的遺迹，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至今尚存的一塊墓碑。碑體用微呈褐色的砂岩打造而成，高1.99米，厚0.2米，底部寬0.7米。碑面三側都刻有粟特文碑銘；第四個側面刻有一篇用婆羅迷文寫的梵語碑文。粟特文部分記述了伊利可汗締造突厥汗國到佗缽可汗在位共約30年的歷史。尤其令人稱奇的是，石碑上部雕刻了一幅母狼與人相交的畫面，以敍說族源神話的方式濃郁地體現了突厥民族氣息；然而在石碑的下面，與雕刻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塊龜形碑趺，與中原的墓碑形制簡直一般無二。[2] 無庸置疑，這明顯是一塊在漢文化影響下已較成熟的墓地碑刻。

從布古特碑可以看出兩個問題，一是至遲在佗缽可汗時代，突厥喪葬文化已經沾染到漢族文化的氣息了。二是突厥喪葬風俗所受漢文化影響的層面還很狹窄，僅局限於其汗廷貴族之中。

至於爲何喪葬風俗的漢化最早從突厥貴族開始，筆者認爲由兩種原因造成。一種原因在於最早給突厥文化造成重大影響的是追隨和親公主深入突厥並落戶漠北的中原王朝和親者隊伍。早在突厥立國時期，可汗土門因與柔然反目轉而求婚於西魏，並得到許可。“（大統）十七年（西元551年）六月，以魏長樂公主妻之”[3]（卷50）。沙缽略可汗在位時，又於大象二年（西元580年）請婚於北周，北周以趙王宇文招之女爲千金公主，嫁于突厥。開皇十七年（西元597年）七月，“隋安義公主出降染幹（後爲啓民可汗）”[4]（卷978）。安義公主卒後，開皇十九年十月，隋“複遣（長孫）成持節送義成公主以妻之”[5]（卷178）。隋大業中，“突利年數歲，始畢遣領其東牙之兵，號泥步設。隋淮陽公主之北也，遂妻之”[6]（卷194）。頻繁的公主和親，使大批的漢人（包括漢化鮮卑人）以公主隨從的身分深入突厥腹地，並隨公主落戶漠北，直接對突厥人施加影響。另一種原因在於最早到中原內地直接目睹和體驗漢文化的也是突厥貴族。在突厥中衰並爲隋王朝離間制服之後，啓民可汗率部款塞而降，並帶領大批貴族朝拜京師。這些部落、氏族酋帥在最爲繁華的城市直接目睹到輝煌燦爛的中原文明，不由此羡慕之至，因此曾幾次集體“上表請變服，襲冠帶”[4]（卷974），要求改行漢地風俗。儘管一些學者認爲這種請求“不過是一種政治姿態，實行上是行不通的”[7]（P498），但是突厥貴族們欽慕華風、心尚漢化的事實是不可抹煞的。並且有充分的迹象表明，突厥的漢化已在進行，啓民之請絕對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姿態，漢化之事也決非行不通。總之一句話，在雙方文化交流之初，因以和親、朝拜等爲主渠道，能夠較早受到漢文化影響的當然是突厥貴族。

比此稍後一段時期，墓地立碑的漢文化因素以突厥民衆的大量南下和流入漢地爲契機而滲透到突厥一般民衆中間。就在啓民款塞請降的當時，其部衆移居邊塞，並有不少流入漢地。由於直接面對漢地文明，突厥民衆尤其流入漢地者便以更廣的文化層面和更快的演進速度發生著漢化。近世在洛陽北郊的邙山發現了一塊隋末突厥人碑銘，制于大業十二年（西元616年），死者名字叫澈，屬於普通的百姓。岑仲勉先生爲此感歎到：“突厥自開皇十九年（西元599年）啓民可汗南來附塞以後，突厥人即源源入居內地，不十餘年，邙洛地方便留下時代最早突厥人澈墓誌銘，其感受漢化，不可謂不速。”[8]

第二，墓起封堆，對漢文化進一步模仿階段。這一階段相當於隋末唐初東突厥汗國時期，隨著隋政權急劇衰落，中原群雄遍起，天下一片大亂。這時候有大批大批的中原人爲逃避戰禍而紛紛湧入漠北，加上不少邊地漢民在突厥的抄掠中被擄去爲奴，他們很快充斥了突厥社會的各個階層。其中有些書生士人躋身到統治階層，在突厥倡導最力，影響最巨，對突厥社會漢化的促進作用尤其顯著，以至形成“中國之禮，並在四夷”的現象。在此背景下，中原文化以更猛的勢頭湧入突厥。

具體表現在喪葬風俗上，最爲突出的一點是突厥人漢化的文化層面擴大了，從墓地樹立碑刻、製作墓誌銘，到葬穴之上加樹封堆，呈現出進一步模仿的積極態勢。

1976—1982年蘇蒙歷史文化綜合考察隊對蒙古高原地區進行了幾次大規模的詳細調查，發現早期的突厥墓葬與地平齊，了無封樹。[1] 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對新疆域內突厥墓葬的幾次調查也都描繪了這一特點，一般情況往往是石棺上口與地平齊，沒有任何堆砌物，另外或用不規則的石頭貼地面砌成直徑5到9米的圓形石陣。[9][10] 總之在突厥傳統風俗中，高樹封堆的情形是沒有的。然而到了後來，突厥葬穴的地面封樹情況有了明顯的變化。

大約在東突厥汗國頡利可汗時代，突厥墓葬開始流行封樹的做法。《冊府元龜》卷125記述唐貞觀初年太宗談論頡利可汗必至亡國的事情，其中說到，“其俗死則焚之，今起墳墓，背其父祖之命，此可謂不敬鬼神也”。根據此條材料，不少學者認爲這是突厥由火葬該行土葬的開始標誌。筆者認爲，這條材料能否證明突厥有此葬法上的重大改革姑且不論，但當時突厥人從直觀表面的層次吸收漢族文化以至模仿封樹是完全可以辦得到的。從這條材料還可證明，自頡利可汗在位時起這種做法肯定已經十分流行了，不然這種現象何以爲中原漢人所熟知？

與此同時，在漢人大量北奔的情況下墓地碑銘文化應當進一步在更爲廣闊的突厥社會層面滲透和流行。據考古學界的實地考察可知，在蒙古高原深處的廣闊區域，至今存在著大量無名氏的碑碣。儘管它們與漢地碑碣不盡相同，但是可以肯定這些碑碣是大漠南北一般突厥民衆進一步模仿漢族文化的結果。

第三，改行土葬，漢化進入實質性階段。這一階段從貞觀四年（西元630年）到甘露元年（西元679年），相當於太宗、高宗二朝主要時期，大約有半個世紀之久。貞觀四年東突厥被滅，東突厥之衆除西北車鼻一部獨立成國和某些部衆可能歸附九姓鐵勒以外，其他基本上降入唐廷。這裏面有頡利所領的突厥主體約10萬餘人，有阿史那社爾等所率其他許多部落，數量甚巨，因此唐廷處之于河南之地．並大致在幽靈之間陸續設立二十四州以統轄之。在這半個世紀之中，突厥人在城塞內外與邊州漢民交錯分佈，同時更大規模的突厥人作爲大唐臣民深入到內地更爲廣闊的地區落戶久居（當時長安突厥人多達數萬戶，在朝廷任五品以上武官者有百餘人，達到了“殆與朝士相半”的程度），直接處於民族大熔爐之中，因此漢化進一步加劇。例如在經濟生活上，居住在北部邊地的不少突厥民衆改從農業生産，並已出現“繒絮無乏，鹹棄其氈裘，菽粟有餘，靡資於狐兔”[4]（卷964）的盛況。

具體在喪葬禮儀上，唐代中原人不再有類似唐太宗強調突厥人樹立封堆是背離父祖之命的態度，而是常常出現突厥某某貴族死喪時因功勞顯著而由朝廷賜令聽允按突厥傳統燒化的事情。儘管這些直觀看來都是突厥人死後火化的事例，但從其則面也說明了，既然當時將這些作爲特例而記載，那麽一般突厥人中理應已經改從漢俗流行土葬了。

在這一階段更爲重要的是，突厥人對漢文化的理解不再停留在文化表面，而是開始向縱深發展。《太平禦覽》講到突厥異部將領契芘何力的一個故事：有次司稼卿梁孝仁請他參觀剛剛竣工的蓬萊宮，指著院中載種的白楊樹說：“此木易長，三數年間，宮中可得蔭映”，當時“何力一無所語，但誦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謂此是塚間木，非宮中所宜種”，結果“孝仁遽令拔去，更樹梧桐”[11]（卷957）。能從文學作品到文化內涵對漢族葬俗作此精深的認識，可見突厥人對漢文化的理解已經頗爲深刻了。

筆者認爲，突厥入附漢地的這50年是突厥漢化過程中關鍵的一段時期。後東突厥國時代突厥人更深層次的漢化，都是因這半個世紀培育了充分的條件和契機才促成的。

第四，陵園祠廟，文化內涵深層漢化階段。這一階段從後東突厥汗國之建立至敗亡，相當於從唐武則天到玄宗在位前期。半個世紀的蕃漢雜居中漢文化的不斷浸潤和熏陶，使大量突厥人在很大程度上融於漢俗，甚至變得“夷表華心”。儘管突厥從調露年間起突厥在政治上複又獨立出去，但是突厥上下與中原文化的距離卻繼續拉近。後東突厥可汗經常派遣子弟入侍，或派酋帥貴族長居京師，而唐朝皇帝如玄宗等照樣引其入仗，“並與之弓箭，供奉左右”[12]（卷27），並無異族之顧忌。同時不少突厥人對中原文化的瞭解是精深細微的，著名的輔國謀臣敦欲谷在其紀功碑中甚至自稱身出於唐。因此，這一時期，突厥風俗繼續沿著漢化的方向演進。

在喪葬風俗上，這一階段突厥人漢化比較重要的進步是，第一，陵園建築開始出現。考古調查表明，突厥人在墓地上建築陵園的現象出現的很晚，基本都在後東突厥汗國時代，而且其設計基本沿襲中原帝王的皇陵。例如，頡跌利施可汗的的陵墓爲一長方台形，陵園也圍成一長方形，東西中軸短，南北中軸長，地勢坐北朝南，北部二層臺上建有門朝南開的亭閣式陵廟，陵園四周圍牆上並建有中原常見的防禦性塔樓，總之從其結構佈置到建築風格都一如中原皇陵的再版。因此可見，突厥建築陵園的習俗來自中原文化的影響。前蘇聯著名考古學家吉謝列夫院士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談到西伯利亞和外貝加爾湖地區古代城市生活時就總結道：“當突厥人在這一地區活動的時期，中國人幫助他們建立了廟宇和陵墓上複雜的建築物。”[13] 第二，祠廟設計上充滿華風。就史書和突厥文碑銘對闕特勤和毗伽可汗祠廟建築情況的描繪來看，突厥人的祠廟一般是在廟中樹立死者雕像，以供親人平時祭奠行禮；祠廟四壁雕塗壁畫描繪死者生前事迹尤其是衝鋒陷陣的英雄壯舉，以供後代緬懷學習。同時在祠廟內外，雕梁畫棟，精做各種圖繪。由於交流的加強，突厥人碑廟的設計制做者甚至土木材料都是來自漢地，例如闕特勤、毗伽可汗之碑廟乃至石人像都出於漢族工匠之手。這對突厥文化具有更爲直接的影響作用。第三，最爲重要的是，隨著墓地陵園、祠廟等設計的漢化，突厥墓地祭祀方法由傳統的向東改爲漢式的向北。祭靈方向的這一重大變化至少要發生在後東突厥汗國滅亡之前，同樣也是受漢文化熏陶而促成的。第四，碑銘文化繼續發展。這主要表現在其裝飾圖案對漢文化內涵的流露。例如在後東突厥汗國時代，以闕特勤碑爲代表，不但流行以山羊代替了突厥人傳統的母狼形象，而且曾經純粹是中原漢文化核心事象的龜、龍圖案也在這裏表現出來。

第五，融入中原，突厥本部完全漢化階段。從後東突厥汗國末期時起，由於國內變亂叠起，社會動蕩不安，衆多的部落流散於外，其中以阿史那和阿史德爲主很大一部分南下歸唐，例如，天寶元年，有“西殺妻子、默啜之孫勃德支特勤、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許女余燦公主及阿布思、阿史德等部落五千餘帳，並駝馬牛羊二十余萬，款塞歸朝”[14]。在安史亂中，朔方靈夏一帶曾被叛軍鼓動欲叛又附的突厥部落不下五十萬余萬人[15]（卷5）。西突厥更早發生了這種情況。從武周時起這一地區開始遭到東突厥的侵蝕，並受到來自阿拉伯和吐蕃兩方面的壓力，西突厥部衆被迫相繼流散。其中突厥異姓（即黑突厥）大量西遷，而突厥本部則主要流入中原。史載，“西突厥十姓自垂拱（西元685—一689年）以來，爲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略盡，（長安三年即西元703年，）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入居內地”[12]（卷27），這一部分約有六、七萬人。到開元十三年（西元725年）三月，十姓部落左廂五咄六啜、右廂五孥失畢俟斤，各率其衆，自（東）突厥來奔”[16]（卷197）。這些流向漢地的突厥人或世居塞下，或進入內地，此後基本上融於漢族之中。

有必要專門討論一下地域廣大的突厥西部地區。首先可以明確的一點是，這裏突厥人喪葬風俗的漢化比東部地區要早得多。自漢代時起西域就爲中原王朝所經營，漢族文化隨著大量的漢族官吏、士兵和相關屯田人員的流入而源源不斷地滲透進來。經過長達一、兩千年的不斷浸潤，加上某些世代滯留的漢人群體（如高昌）的直接影響，西域積澱了十分深厚的漢文化因素。例如，早在突厥人進入之前，西域就有土葬的流行。另一方面，西突厥與中原政權之間在很早就有著比東突厥更爲密切的關係。阿史那大奈、泥厥處羅汗在隋時已內附並長居中原，爲隋唐兩個政權所親重，後來李唐經通過一系列戰爭于高宗時徹底平定西域，在西突厥本部地區設置了6個都督府，由昆陵、蒙池二都護府統轄之，武周時更統一到北庭都護府下進行管理[6]（卷8）。在較長時期內，唐廷對西突厥地區不但進行有效的行政管理，而且大量遣派屯民、僧商，設立教育機構，傳播漢化經典，至使西突厥大受熏染[17]。象出於哥舒部的著名蕃將哥舒翰，就自幼熟讀儒家經典，並對漢文化洞悉頗深。

在喪葬風俗中，西突厥墓地土葬的深刻變化要早于墓起封堆，而據考古工作者的論證，在西突厥經過石棺土葬、土穴土葬幾個階段過渡到幕起封堆的時代，才剛好到隋末唐初之際。[18] 這比東突厥頡利可汗改行封樹以及後來實行土葬都要早。另一方面，西突厥地區在同一家族成員墳墓位置的的排列上也很早就屏棄了傳統上比較散亂和隨便的現象，而在中原先進文化的影響下按成員們在家族中的血緣、地位嚴格排列。[19] 以上這些都說明了早期西突厥地區漢化比東突厥要領先許多。

其次一點是，在突厥本部基本融于中原地區的同時，大量的異姓部落則逐漸走上伊斯蘭化的道路。這與唐朝中後期阿拉伯勢力在西域影響逐漸占了優勢密切相關。具體表現在喪葬風俗上，就是至遲在西元14世紀，不但突厥傳統上的石人、石棺最終消失，而且由於對伊斯蘭教的信仰而逐步流行屍布裹身等習俗了。[20][21] 不過，從後來這些突厥異姓部落喪葬習俗總的情況看，樹立殺人石（如花剌子模和不耶裏等國家和地區）以及類似剺面性質之抓臉哭祭（如南、北疆地區）等習俗還大量保留著，[22][23] 說明這種伊斯蘭化並不徹底。 （正文內容：約6，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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