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赌博与禁赌

陳闊川

清代的赌博与禁赌

                                             潘洪钢
(本文已发表于《江汉论坛》2008年第9期，由于本博客的字数限制，这里删除了文章的注释部分）                          

内容提要：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赌博最为繁盛的时代，也是禁赌法律规定最为严厉的一个时代。禁赌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律与社会生活实际严重脱节，对人们的娱乐活动与危害社会的大规模赌博不加区分，导致禁赌法令失去了可操作性，难以长期坚持执行。其他如吏治腐败、人口增长等，也是导致禁赌法令败驰的因素。以晚清时期张之洞开征赌捐为标志，禁赌法令在实施的层面上表现为禁小赌不禁大赌，成为官僚吏胥索贿的一个筹码，从法律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纸空文。
关键词：清代，赌博，禁赌。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赌博最为繁盛的时代，既有传统的赌博项目，也有新创的和从国外传来的赌博方式，参预赌博的人群更是广泛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同时，清代也是禁赌法律规定最为严厉的一个时代，律例中对于各类人员参预赌博，及开设赌场、生产和制造赌具，均有严格的惩处规定。这样一种矛盾的社会历史现象，表现出法律与社会生活实际的严重脱节，学术界对此迄乏研究。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初步的讨论。

                                                        一

       康熙时著名文人王士禛曾说到江浙一带地区，有所谓“吴俗三好”，其中第一好就是赌博：“余常不解吴俗好尚有三：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畏五通邪神，虽士大夫不能免。”[[1]] 打马吊赌博排在一个地区习尚之首，可见清代至康熙时期赌博风气就已经十分盛行了。清代赌风之盛，概括来说主要有二个方面：
第一，清代赌博方式种类繁多：既有传统的赌博方式，也有新创的方式，还有从西方传入的方式；有极富民族特色的方式，也有体现地区特点的方式；有极其雅致的方式，也有非常简明直接的方式。
传统的赌博方式如投壶，清代仍有遗存：“投壶之法，乃东汉蔡遵所制。……予在都时，与同人酒闌之时，曾投数次，今多年不投矣。”[[2]] 清代新创的方式如“叉麻雀”，成型于清中期，至晚清盛极一时：“麻雀亦叶子之一，以之为博，曰叉麻雀。凡一百三十六，曰筒，曰索，曰万，曰东南西北，曰龙凤白，亦作中发白。始于浙之宁波，其后不胫而走，遂遍南北。……光宣间，麻雀盛行，逮乎诸侯士大夫及士庶人，名之曰看竹，其意若何可一日无此君也。其穷泰极奢者，有五万金一底者矣（一底犹言一局）。”[[3]] 清中叶以后，从国外传入的赌博方式如扑克、赛马、赛狗、打弹子和彩票等，在沿海地区和通都大邑流行一时。“扑克，欧美叶子戏之总称，有种种名目，亦以纸为之。……达官贵人之豪赌，以此为最，一掷万金，日夕数次者，时有所闻。富商巨贾，渐而效尤之，京师、天津、上海、汉口皆盛行。”[[4]]
以射为博可谓极富民族特色，此种赌博由来已久，清代满族以骑射立国，此风更盛，。皇家常有演练时较射之事，不独武将，文臣也有参加的，为一时之风气。“赌有禁，惟以射博者无禁。京师人家有大书于门曰：‘步靶候教’者，赌箭场也。然往者寥寥，且仅于嘉庆以前有之。”[[5]] 它是清代有特色的赌博项目之一，乾隆初曾就此制订了专门的处罚办法：“旗人操演射鹄者不必察禁外，倘有特开赌场抽头，及容留不射箭买局卖局之人并大赌银钱者，即行缉拿交部，照开场赌博律治罪。”[[6]] 看来射箭也不是单一的较射，而是有人参加买局的的赌博。体现地区特色的赌博项目，最典型的如广东的“闱姓”之赌，以科举中式者的姓氏为赌，“闱姓者，广东赌局之最大者也。头家为富商大贾，主其事。开科之年，设局卖票，令人入钱。豫拟榜中每姓几人，以千万为一决，俟揭晓，按中否以定输赢。其始仅行之童子试，继行之乡试，后渐行之会试。”[[7]]
极其雅致的围棋也成为赌博项目，在扬州等地的游船上，就有以围棋设赌的情形，更有甚者，连官缺也可以通过此种赌博来赢得：“广东昔年，一中丞一方伯皆好弈，闻候补某令亦工弈。一日，抚宪衙参后，中丞留方伯与某令至签室对弈。中丞对某令曰：‘现有某处出缺，尔若能胜方伯，即命方伯委尔署某缺；方伯若胜，则罚尔银一千两修文昌阁。’盖其时正修文昌阁也，令唯唯。……至日昃始毕，数之，某令胜方伯三子，当即吐血一口。晚间遂檄署某缺，至今广东传为佳话。”[[8]] 最简明直接的赌博，如掷骰子、压宝之类，在政府采用高压政策禁赌的情况下，还出现了所谓“跌钱”之赌，雍正间“跌钱一项，其风日炽，将钱掷地以决胜负，所赌输赢盈千累百，竟不减于牌骰。”[[9]]
自清初以降，赌博花样繁多，除上述各项，还有樗蒲、叶子戏、象棋、马吊、纸牌、骨牌、骰子、摇摊、掷状元筹、压宝压扠、敲诗、斗鹌鹑、斗鸡、斗蟋蟀、斗鹪鹩、花会、花灯鼓、番摊、山票、诗票、铺票、白鸽票、女子花会等等，林林总总。
第二，参赌人员广泛，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从宫廷中的帝、后到下层的宦官内臣，从高官显贵到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从统兵的武将到下层兵丁，乃至妇女和老幼，参预赌博活动的人数众多。
乾隆曾掷骰子：“乾隆时，高宗尝于几暇，取《列仙图》人物，绘群仙庆寿图，用骰子掷之，以为新年玩具。”[[10]] 晚清西太后则好雀戏，“孝钦后尝召集诸王福晋、格格博，打麻雀也。”[[11]] 官僚吏胥，参预赌博为一种常见现象：《履园丛话》载：“余尝论女子小人，未尝读书识义理，犯之有也。若公卿大夫，受国重寄，食禄千钟，不以致君泽民为心，而以草窃狗偷为事，亦终日屹屹，彼此较量，而斯民号呼门外，拘候堂皇，愁怨难伸，饥寒交迫者，不知凡几，而皆不之省。斯人也，大约另具一种心肝者耶。”[[12]] 生员秀才乃至教官，均有参预赌博的，康、乾时人龚炜记录说：“赌博之风，莫甚于今日。闾巷小人无论已；衣冠之族，以之破产失业，其甚至于丧身者，指不胜屈。近有诸生犯赌一案，教官坐赃落职，以下褫革拟罪者数人，似亦可以少惩矣。而沉溺游场者，卒无悛心。愚谓聋虫尚可通以意气，人为物灵，冥顽一至此耶！且盗贼，饥寒迫之也，此更何所迫欤？数年前，陇西有仆马遵者，身受赌害，抽刀断一指自誓，于时观者失色，尽谓其能痛改矣；乃左创未愈，而右执叶子如初。”[[13]]      赌博成为有闲阶层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康熙时，士大夫喜马吊，其牌之横纵幅……”。[[14]] 下层穷苦百姓参赌情况亦所在多有，道光二十七年十月，浙江建德县县令途遇一贫妇“哭甚哀”，问其缘由，得知“其丈夫日逐赌场，并将家内什物窃去，以供赌博，家中安得不贫，妇人所以哭也。”[[15]] 妇女参预赌博的例子亦时有所见：“徽人嗜利，自士大夫至乡民，靡不染其习。妇女在深闺，凭‘走水’代射，或暮夜乞灵于淫昏之鬼。富者丧赀于无形，妇女迷惘失志，愤而戕生者，比比皆是。亲戚朋友互相排斥，怨深水火，风俗大坏。”[[16]]   
       赌风之盛，给社会生活带来显而易见的影响。清中叶以后“七字歪诗，八张马吊，九品头衔，十分和气”[[17]] 的民谚，说明马吊等赌博项目，已经成为小京官们在官场上厮混的必备手段。而在号称“赌国”的广东，凡于赌博不利的字眼均成为一时之忌讳：“粤人好赌，故平日有普通忌讳之字，如牛舌则谓之牛利，盖以舌字粤音近息，与折阅之折字同音，闻之不利，故讳舌为利，取利市三倍之义。又猪肝谓之猪润，盖肝与干同，人苟至于囊橐皆干，不利孰甚，故讳肝为润，取时时润色之意。其他类此者尚多，不能一一载也。”[[18]] 而赌又往往与娼妓业联系在一起，“国初，苏州富商大贾，妇女宴会，辄广携白镪，招邀赴会，谓之花赌。沿至于今，犹未改也。”[[19]] 可见赌博与社会生活、风气均有极大关系。更有甚者，一些地方，赌场所用的筹码，成为市场上可流通的有价证券，具备了货币的一般等价物功能：道光二十八年，浙江慈溪县令捣毁了当地的一个花会赌场“次日清晨，城中绅士俱来拜谒，余以筹码示之，答曰：不知父台拿办后，此筹尚有用否？昔日大筹一千，小筹五百，入典可以赎当，入市可以买物，不问人，只问筹也。”这个县令也不由得感慨：“是何世界哉。”[[20]]

                                                        二
      
       赌博既不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观念，也对社会造成一定危害，历来为封建王朝所禁止。清入关之前既已有赌博之禁，入关初以明代法律为基础的清律也明确了禁赌的规定。康、乾盛世，清统治者一再发布禁赌的上谕，尤其是雍正时期颁布了一系列的禁止赌博的上谕，表明了禁赌的态度与决心。雍正七年（1729年）发布禁赌上谕：
游惰之民，自昔治天下者之所深恶。若好为赌博之人，又不止于游惰而已，荒弃本业，荡废家资，品行日即于卑污，心术日趋于贪诈。父习之则无以训其子，主习之则无以制其奴，斗殴由此而生，争讼由此而起，盗贼由此而多，匪类由此而聚，其为人心风俗之害，诚不可以悉数也。[[21]]
乾隆则将赌博视为社会风俗的四大恶习：
朕闻奸宄不锄不可以安善良，风俗不正不可以兴教化。闾阎之大恶有四：一曰盗贼，三代圣王所不待教而诛者也。二曰赌博，干犯功令，贻害父兄，以视周官之罢民，未丽于法而系诸嘉石收之圜土者，罪有甚矣。三曰打架，即周公所谓乱民，孟子所谓贼民也。四曰娼妓，则自周以前人类中未尝有此。此四恶者，劫人之财，戕人之命，伤人之肢体，破人之家，败人之德，为善良之害者，莫大于此。[[22]]
体现了政府对赌博的态度与禁赌的出发点。
康熙以降，社会上赌博之风逐渐盛行，政府也逐渐细化的禁赌条例。自康熙到雍正，清代禁赌法规不断完善，形成了历史上最完整、全面和严厉的禁赌法规。乾隆以降，仍有部分规章出台，但只是对雍正时期形成的法规进行少量的补充，可以说雍正时期，清王朝禁赌的法规成为定制，此后直到光、宣时期，禁赌法规未再进行大的调整。
       清代禁赌的法规，细致全面而且较为严厉。立法者的出发点，是要禁止一切形式的赌博，任何身份的人参预任何形式的赌博均属非法，同时禁绝赌具的生产与传播、销售。对于官员和负有禁赌职责相关人员的行为，也做出了较为详尽的奖惩规定。
       乾隆时期颁布的《大清律例》卷34《刑律·杂犯》，较全面地记载了当时禁赌的条例（本节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该卷）：
       对于参预赌博者，规定：“凡赌博，不分兵民，俱枷号两个月，杖一百。”对于偶然开赌，抽头不多的“各枷号三个月杖一百。” 参赌者的主人或上司也分别受到一定程度的处罚。有入宗室府内赌博者，“俱问发近边充军”。
       对于开设赌场聚赌者抽头者，“初犯杖一百，徒三年；再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存留赌博之人，初犯杖八十，徒二年，再犯杖一百，徒三年。”如果是旗人设场抽头，“初犯发极边烟瘴充军，再犯拟绞监候。容留房主，初犯发边逺充军，再犯发极邉烟瘴充军，俱照名例折枷月日发落，赌博之人枷号两个月，鞭一百。”
       对于官员参预赌博的惩处尤其严重，凡参赌“革职枷责，不准折赎。” 官员开场聚赌，如系旗员：“革职，枷号两个月，鞭一百，不准折赎，永不叙用。其失察该管各官，俱交部议处。领催鞭五十，族长鞭二十五，系官亦交部议处。”如系汉员，“官员无论赌钱，赌饮食等物，有打马吊，斗混江者，俱革职，满杖枷号两个月。上司与属员斗牌、掷骰者，亦均革职，满杖枷号三个月，俱永不叙用。如该管上司并督抚容隐属员赌博，及地方官弁疎纵赌博者，俱交部严加议处稽查”。
       对于制造及贩卖赌具，自康熙初已经开始制订惩处条例，至乾隆时期成为完整条例：“凡旗人造卖纸牌骰子，为首者发极边烟瘴充军，为从及贩卖为首者，发边远充军，为从贩卖者，发近边充军。俱照名例折枷月日发落。失察该管各官，亦照失察赌博例治罪” 。“凡民人造卖纸牌骰子，为首者发边远充军，为从及贩卖为首者，杖一百，流二千里，为从贩卖者，杖一百，徒三年，如藏匿造赌器具不行销毁者，照贩卖为从例治罪。地方保甲知造卖之人不首报者，杖一百。”负有查赌职责的相关人员，必须究问赌具来源，能查清者受赏，否则也有处罚。
       清代律与例并用，律条极为繁复，但仅就上述主要内容而言，赌博罪重者可至“绞监候”，亦可谓严矣。此类条例一直沿用，查光绪《大清会典事例》，与上述乾隆时期的条例并无太大区别，可见直到光、宣之际，禁赌条例在法律条文上没有大的调整。
       查禁赌博，是所有官员的职责。在京城，禁赌主要由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府尹、五城御史及其所属官兵负责：如步军统领衙门所属八旗三营，“凡缉奸：京城内外，遇有强窃横恶，负罪潜逃，私毁私铸，赌博斗殴者，均责成八旗三营专汛兼辖等官，随时缉获，按名议叙有差，逾限不获，讳匿不报，军捕受财纵放，该管官扶同徇隐者，并论如法。”[[23]] 都察院系统所设五城巡防御史及其属下官兵负责：“凡缉贼捕逃，禁约赌博，驱逐匪类，稽察妄造谣言，及衙役指官吓诈，私开煤窑，纠伙烧炭，以至邪教惑人，聚众烧香，寺院庵观坊店等处，皆令该司坊等时加巡察。”[[24]] 在地方则按照行政体系，由地方督抚大员至道府州县官员负责，封疆大吏均有宣传禁赌、监督所辖地方官员查赌的职责，必要时甚至也可以调动军队配合地方上查拿重大赌博事件。康熙名臣于成龙、陆陇其等，都有在任地方官员时发布的禁赌博告示传世。有些地方官则将国家禁赌法令抄写，广泛张贴。“明白钞录，饬行各属，遍贴城乡村市，咸使周知，并饬严拏赌犯，根究赌具来历，按拟究处。”[[25]] 督抚大员有时也亲自巡察缉赌，如雍正五年（1727年），浙江巡抚李卫亲自查拿赌犯：“自到浙后，即与将军臣鄂密达，齐心协力，申禁颇严，巡拿亦紧。杭城内外，所犯旗汉影射窝赌等事，即饮食输赢，无不经臣衙门亲自批行发落。”[[26]] 责任最重的当然是县令一级地方官员，在县以下的乡村，主要依靠保甲。顺治时期保甲即有负责举报及协同查禁赌博的规定，康雍时期进一步重申，“查禁赌博，则原有责成佐贰转责乡甲，逐户具结之例。”[[27]] 乾隆中修订保甲条例，仍有进一步加强。在军队，则主要由军队各级长官负责，而八旗军队，携眷居住，更易产生赌博事端，为清廷所关注。康熙以降，皇帝发布的针对这方面的诏谕连篇累牍，不胜枚举。各地驻军也有一些具体措施，如广州、福州等地驻防八旗“每旗派拨官一员，小拨什库数名，各按其所管之兵壮，每日轮流挨户稽查。又总委协领一员，专司其事。”[[28]] 与地方上保甲一样，如有失查或徇私舞弊，相关人员要一体连坐。
如此严厉的禁赌条例下，社会上赌博之风却愈演愈烈，形成一种极为矛盾的社会现象。

                                                      
三

       一方面是赌禁极严，另方面则是赌风极盛，清代的禁赌根本上是失败了的。那么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反复研读相关资料，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了几点初步的认识：
第一，禁赌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清代法律与社会生活实际严重脱节。律例中将人们的游乐活动与危害社会的大规模赌博不加区分，一概施予严刑峻法，导致禁赌法令难以长期坚持执行，最终成为“具文”。
赌禁自康熙朝就已渐收渐紧，着力进行禁赌的雍正帝曾回顾说：赌博等事
咸系皇考从前禁止之事，并非创始于朕。但当时之臣工，未能实心奉行，是以一应恶习未得尽改。今王大臣官员内，仰体朕旨加意奉行者，不过十居其五，大半未惬朕怀。[[29]]
显然，他认为禁赌法规难以实际社会中认真贯彻，是由于官员们奉行不力。因此，雍正朝的禁赌，着力于全方位的禁止一切形式的赌博，同时加强了对赌具的查禁，并进一步扩大了对相关责任官员的连坐。然而，在实际上，雍正朝的赌博仍然是有禁难止，
诸大臣之妻互相延请宴会，为樗蒲之戏，借此夤缘请托。[[30]]
官员大臣妻子互相宴请，樗蒲之戏也成为一种社交活动，实难全禁。在下层百姓及旗人，“或于僻处同人赌愽伊等从何得知。”[[31]] 雍正帝自己也承认：
赌牌掷骰虽为贪钱，然始初多以消遣而渐成者，原系适趣之戏具。[[32]]
至于以连坐治罪的的形式加强对赌具的查禁，实际也有困难。按制：
拿获赌博之人，必穷究赌具之所由来。其制造赌具之家，果审明确有证据，出于某县，将该县知县照溺职例革职，知府革职留任，督抚司道等官各降一级留任。如本地有私造赌具之家，而该县能缉拿惩治者，知县着加二级，知府着加一级，督抚司道等官着纪録二次。将此劝惩之法永着为例。[[33]]
如此，则一名县令查知境内赌犯所用赌具来自邻县或邻省某地，一旦上报，则本地同僚或邻省官员均要受到牵连，对于该县令来说，自身仕途将会受到极大影响。因而，一般官员查获赌具，多称为本地所产，“各省拿获赌具，均称造卖在半年以内，迨细心根究率多不实。”[[34]] 以此规避连坐条例并邀功请赏。雍正帝自己也感到：
饮酒赌博亦易犯之事，而将专汛兼辖各官定以革职降调，其处分不亦过乎。[[35]]
清王朝统治者，一方面担心赌博泛滥形成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立法过严导致官员吏胥借端扰民，因而在加强赌禁的同时，也不时警告：“如有无知之人，不行访缉，乃藉此为由，妄入铺内搜索扰累，讹诈贸易人等，及进人家内，指称缉拿赌博，肆行妄为者，朕断不寛恕，定行治罪。”[[36]] 统治者在犹疑中陷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不得不将查赌升赏条例废止：
地方有赌博之事失于觉察，除照例议处外，将从前议叙之加级纪录，俱照案销去，永著为例。[[37]]
法律与实际社会生活的脱节，导致法令难以执行。在一个以人治为主的时代，严刑峻法推行禁赌也许会在一些局部收到一时之效，但最终的结果却只能是法令成为“具文”。诚如雍正帝自己所说：“倘立法太严，恐稽查之人以为事小而罪大，转有容隐疎纵之事，而法有所不行矣。”[[38]] 而这正是清代禁赌失败的首要原因所在。
第二，吏治腐败，贪污成风，也导致禁赌法令无法实施。
清代的吏治败驰始自于康熙朝，雍正朝虽极力纠偏，但成效不大，至乾隆以降，乃成积重难返之势。此种背景下的禁赌法令，在执行过程中自然会大打折扣乃至成为官吏索贿的筹码。“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以缉捕盗贼、赌博为专责。然赌博遍九门，辄知之而故纵之，以岁有例规也。果侦有富室贵族在家聚博者，则番役往矣。其往也，恒以夜半，围其前后门，获之，械系至署，闭之于班房，例以明晨候步军统领莅讯。被系者辄贿番役，书其数于手条，约期取金。番役至是飨以盛馔，既醉饱，听其归。”[[39]] 在各地方的查赌亦多如此。赌禁最严的雍正朝，巡察御史宋筠报告了一起在山西查获赌博案的情形，颇能说明地方查赌的一般情况：
巡察至盂县鹞腾崖地方，于卖烧饼魏姓之家，见有十余人聚赌。臣面问魏姓云：‘赌博新例甚严，尔等何不怕官。’答云：‘官离此数十里，不得知道。’臣又问云：‘衙役稽查如何？’答云：‘送他几百文钱，就可完事。’臣又问云：‘地方乡约出首如何？’答云：‘同在一块地方居住，不好意思。’彼此瞻徇容隐，情景如绘。[[40]]
乾隆间“台湾赌风甚盛，南北两路守备千总把总等，于所管汛地内派兵廵查，该兵等遇有开赌之处，毎处勒索钱百十文。……该汛兵丁遇见，即将摊场钱文稍为分润，毎处百余文或数十文，实不能多为婪索。四十八年以后，兵丁等所得钱文，均与本管营员陆续分用。”[[41]] 吏治不清，胥役人等更是藉此横生事端，乾隆初就有人看出禁赌等法令的流弊：
赌博、流娼、私贩、私销，诸奉禁之事，惟衙役勾串瓜分包揽，护庇小民，乃公然违禁。官即清查，先令躱避，稽查愈严愈得借端勒索，是上而阻挠功令之弊也。凡有差票到手，视为竒货可居，登门肆横，索酒饭讲差钱，稍不遂意，百般恐吓，乡民畏事莫敢声言，是下而剥削小民之弊也。[[42]]
乾嘉以降，赌禁已成“具文”，查禁赌博的官员与吏胥，以得贿为目标，使得所谓禁赌，成为一些官员非正常收入的一个渠道。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福建汀漳龙道员记载：
郡城娼楼赌馆，甲于通省，皆各衙门书差舆夫包庇，每月送娼赌费三百元至署，家人十数元，数十元不等，此乃道中陋规。[[43]]
凡地方匿藏娼户，隐埋赌家，无不暗索其陋规，即自带家丁，亦隐分其余利。[[44]]
偶有地方官员抓赌，赌局之人往往觉得，“彼皆得我规费，何惧惧哉。遂不以为意。”[[45]] 清末广州闱姓之赌，例行馈赠地方大员竟达数十万两之多，光绪十四年（1888年），游开智署理广东巡抚“严赌禁，却闱姓例馈三十万金。”[[46]] 三十万的巨额银两竟然成为“例馈”，在这样一种官场风气之下，欲完全贯彻禁赌法令，岂可得哉。
       第三，其他影响禁赌法令的因素，包括人口增长的因素，上行下效的示范及赌场应付检查的办法增多等。清代是中国封建时代人口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一般认为，明清鼎革之际中国人口大约不足一亿，在社会总体安定的情况下，百余年时间，至乾隆中已突破了二亿大关。乾嘉之际，发生了大规模的三省白莲教起义和乾嘉苗民大起义，人口略有回落。但很快，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口突破了四亿大关。人口增长而可耕地面积基本没有增加，导致大量人口从传统农业中游离出来，在村镇间或涌向城镇地区从事农业以外的手工、商业和服务业等各种行业。这就雍正帝所说的“游惰”之民，在这一部分人口中，“闲散”人员增多，赌博极易滋生。赌博方面的上行下效，也促进的赌风的漫延，从贵族官僚到乡村士绅，多有参预赌博者，如大学士陆陇其在“与各乡绅劝戒赌”告示中所说：“赌博一事，实民间大害。然而有司不能禁也，禁之其心必不服，何也？彼见乡绅士大夫皆聚而为之，而有司所禁者，独此蚩蚩之民，宜其心不服也。”[[47]] 在此种情形下，所谓禁赌，难见其效。此外，在长期应付查禁的过程中，清代赌场或赌博组织者，已形成一套对付查禁的办法，“聚游手，隐屏而为之报信者，谓之“走水”，交驰于道，数十里内，呼吸通也。”[[48]] 这里的所谓走水，就是专门对付查禁者一种办法。
    晚清时期，赌博已成泛滥之势，禁无可禁，渐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光绪十一年（1885年），两广总督张之洞首倡驰“闱姓”赌博之禁，开征赌捐，为捉襟见肘洋务活动开辟财源，不久他又在湖北开征所谓“签捐票”，
迨湖北签捐票出，事事以官法部勒之，而局面为之一变。商办者开彩时，所司登记号码，喝报彩目之人，仅公司一二小司事为之。湖北则由总督委司道代办其事，以示郑重。翎顶辉煌，冠裳璀璨，遂令若辈骤增身价焉。[[49]]
应当指出的是，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开征赌捐，并非近代意义上的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统筹和控制赌博业，而是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活动筹款的权宜之举，但在法律上，它却使禁赌法令走到了其自身的反面。至此，清初以来的禁赌律例，在实施的层面上表现为禁小赌不禁大赌，成为官僚吏胥索贿的一个筹码。从法律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纸空文。

關二哥

「清代是中國歷史上賭博最為繁盛的時代，也是禁賭法律規定最為嚴厲的一個時代」


聲色犬馬是人之常情，怎能完全禁止，應該在限制的範圍內進行才對。

宇文神顯

開國營賭坊不就行吧XDDD

范蠡

政府盲目打压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應從思想上指導和勸戒~.

平鏡

原帖由 宇文神顯 於 2010-6-15 14:47 發表
開國營賭坊不就行吧XDDD

如果是開的話 你認為應該開在哪個皇帝執政年間

平鏡

原帖由 范蠡 於 2010-6-15 16:44 發表
政府盲目打压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應從思想上指導和勸戒~.

思想上指導要是有用的話
澳門就不會每年都有一批人因賭博要尋死了

范蠡

澳門的處況還談什麼思想.
已經形成風氣.習慣. 澳門政府的稅收
大部份靠博彩收益.它還敢勸說?
豈不是倒自己臺./?

[ 本帖最後由 范蠡 於 2010-6-15 17:31 編輯 ]

宇文神顯

原帖由 山濤 於 2010-6-15 17:14 發表

如果是開的話 你認為應該開在哪個皇帝執政年間

其實開在那個皇帝也沒有問題
總有些賭徒會傾家蕩產，國家收入一定大增= =

虛無飄渺

中國人若是不賭  真真對不起 中華民族  哈哈

關二哥

原帖由 范蠡 於 2010-6-15 17:23 發表
澳門的處況還談什麼思想.
已經形成風氣.習慣. 澳門政府的稅收
大部份靠博彩收益.它還敢勸說?
豈不是倒自己臺./?

我曾經打一比喻：澳門是香港的廁所

香港人要幹污穢的事情（賭博／嫖妓）
都到澳門去幹
既可滿足香港人的需要
又不用弄污自己地方

以上是對現況的描述
並不代表我贊成澳門繼續擔任「嫖賭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