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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煬帝的功與過
隋代之速亡，煬帝固然難辭其咎。但唐代及以後之史臣，或因時代因素，為取悅於當朝之人主，不免故意貶損煬帝，雜有私心，不是公平之論。如煬帝之開運河，建 東都，巡幸四方，均是有其客觀之歷史意義，而不能盡說成是煬帝自大奢侈心理之表現。現試為這幾方面作一平情之論。
第一，不顧人民死活，濫用民力，無休無止地徵發人民擔負徭役。煬帝修建東都洛陽時，每月役使二百萬人，由于勞役過重，人民死者佔十分之 四五。又徵發百餘萬人修築長城，人民死者大半。至于開鑿運河所用的民力更多，以致男子服役不夠，又徵婦女服役。此外，隋煬帝三游江都（今江蘇揚州），所徵 民夫也不少，如第一次游江都時，僅挽船夫就用了八萬人。
第二，窮奢極侈，揮霍無度，無窮無盡地搜括與浪費民財。隋煬帝在東都洛陽建造西苑， 周圍二百里，苑內有人工海，周圍十餘里，沿海築有十六院，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他在位十四年間，東西巡游，無時休息，留居一城不過一年。他每次巡游，都是 興師動眾，有十餘萬人隨從，沿途一切消耗，都由各州縣供給。特別是第一次游江都時，他率領諸王、百官、后妃、宮女等一、二十萬人，船隊首尾相接長達二百餘 里，凡所經過州縣，五百里內都要貢獻食物，吃不完的臨走時都丟掉。所有這些活動，不知搜括和浪費了人民多少財富。
第三，窮兵黷武，三次進攻 高麗，加重人民的賦役負擔。隋煬以高麗王不肯入朝，連續三次大舉進攻高麗。第一次在公元６１２年，由涿郡出軍，軍隊總數一百一十三萬餘人，號稱二百萬。而 運輸糧餉器械的民夫，約有二百多萬。但這次戰爭的結果卻是大敗，計有十餘萬人渡過鴨綠江，生還者僅二千七百人。第二次進攻高麗，在公元６１３年，這次戰爭 無結果，因為國內發生楊玄感反隋的事件，隋煬帝倉忙從高麗前線撤軍而歸。第三次進攻高麗，在公元６１４年，此時國內起義反隋事件已如火如荼，這次戰爭以高 麗議和結束。
隋煬帝大興勞民傷財的土本工程，發動「掃地為兵」的對外戰爭，各地農民被徵發來擔負徭役和兵役的不計其數，農村的勞動力幾乎被 抽空了，農業生產大受破壞，耕稼失時，土地荒蕪。同時，隋煬帝時賦稅也大為加重了，廣大人民要預交未來十年賦稅。因此人民到了家蕩產、求生不得的地步，除 了實行反抗以推翻隋朝統治之外，再沒有別的生路可走了。
但是若謂隋煬帝之種種建置與措施,均是個人窮奢極侈之表現,則是脫離歷史事實的。
首 先是開運河，前人以為是「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因此是亡國的虐政。但實際上煬帝之建運河，目的不在於個人游玩，而是有多重之現實目的。
煬 帝建運河的首要目的是要加緊控制江南地區。因為隋代是繼三百多年的分裂之後建立的統一王朝．因此如何加強統一是一個最重要的時代問題。在隋朝平陳時，江南 士族不肯接受隋朝的統治，統一全國後，江南地方又先後有多次的反叛，如王仲宣，蕭世略，李光仕等，都先後反隋。為了統治不服從的南人，隋文帝時派晉王廣 （日後之煬帝）為揚州總管，鎮江都，又禁止南人私造大船，其大船都充入官府。至煬帝即位，一面收買南人之心，但要進一步加強對江南之控制，開運河是必不可 少之事。因為運河可以有效地輸送軍隊和物資，打破南北水系的阻隔。
開運河之第二目的是要連結政治和經濟重心。按在隋代時，經濟重心已南移， 但政治中心仍需留在北方（長安），因為隋代的主要敵人來自西北方。這樣，政治和經濟重心就被隔裂，容易造成中央政府巨大的經濟問題（如中央需要大量的糧食 補充），如運輸不穩定，會造成政治的不安。隋煬帝要把兩固重心連起來，鞏固隋之統一，必然要開通南北的運河。而日後的考古發現亦證明隋代中央主要的糧食都 是南來的租米。
後人評論煬帝之開運河，以其曾多次借此巡幸江南，於是便主觀地以為煬帝開運河之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方便皇帝的遊玩和巡幸，故 是不恤民命之暴政。這些狹隘，不全面的觀點，好可能是昔日的史臣為了婉諫君主而發。（如司馬光之資治通鑑），而不是實事求是之態度。
對於建 東都洛陽，前人也指為煬帝之暴政，是他窮奢極欲的表現。但這都不是事實。我們首先要分析煬帝建東都之客觀原因。從經濟上看，關中的長安地區不如洛陽。因為 關中地區耕地有限，所產不足以供京師，而洛陽處在平原，物產豐富，建都洛陽可解決糧食問題。從政治和國防上看，洛陽也比關中優勝。因為開中闢處西北，與各 地之距離較遠，而且外族橫伺，如突厥和吐谷渾，容易造成對首都的直接威脅。而對於江南地區，關中也有鞭長莫及之嘆。但洛陽居全國之中心，四通八達，既免外 族入侵之威脅，也便于和全國聯繫，可以加強中央集權。而且建都洛陽，可以減輕農民漕運的痛苦和生命財產的犧牲，節省了漕運的開支，及人力物力之消耗，所以 從長遠來說，煬帝之建東都洛陽不能不可說是一種興除弊之政。
最後是有關煬帝巡幸之事。歷來史家只誇大其隨幸人數之眾，所費之不菲，而沒有著 眼於當時之國內外形勢，而不能看清煬帝不遑寧居之目的。我們先要指出煬帝之巡幸不是純享受之樂事，不是貪戀江南風光。因為煬帝數之巡幸曾遇上突厥之圍攻， 所以巡幸是一冒險之事，有如御駕親征一般。其實煬之巡幸是有其政治之目的。
煬帝巡幸之目的之一是要求治。煬帝在執政前期仍是一勵精求治之君 主，有求治圖強之精神，如即位巡幸淮海，下詔百姓上書言事，揭發侵害百姓之地方官。目的之二是要加強對各地的控制，嚴查州縣謀反亂政的動向。案煬帝出巡之 地方均是也認為容易發生變亂之地，如多次巡幸江南，顯然與江南形勢不安有關，又巡幸舊齊之地也是防範反叛。另外，煬帝巡幸邊塞，目的在於防止邊患。煬帝多 次往返東北至西北的沿線，是要防範西突厥和吐容渾之入侵。如有一次，煬帝發現高麗使者出現在東厥啟民可汗之牙帳之內，令他懷疑東突厥與高麗勾結。因此，煬 帝此行的目的是要監視東突厥，加強控制邊防。
煬帝出巡，史載其極之奢華，這固然加重百姓之負擔，但亦有其政治上之作用，因為他可以在巡幸中 大顯皇帝的尊威，借此顯示中央集權之強大。以上可見，煬帝之巡幸並非是求私欲，而是有著明顯的政治目的，故巡幸是他鞏固中央集權和全國統一的一種措施。
總 結：
其實煬帝在歷史有其功過,但可惜歷來歷史學家把煬帝塑造成一個暴君之形象，不外以其開運河，建東都，四方巡幸為民之虐政。但都是缺乏一全面細 緻之分析。如司馬光之＜資治通鑑＞往往突出暴君之形象，褒貶人物，而有意無意間借題發揮，多少歪曲了煬帝之形象。
轉自：大紀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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