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政治化

張立德 · 發表於清·瑞和元年九月十六日（秋）

香港自回歸以後，市民對政府的要求愈來愈高，愈來愈多。而政府的民望亦每況愈下。董建華、曾蔭權到現在的梁振英政府，民望愈來愈低。政府強調每事進行咨詢，香港亦有代議政制，但為何會出現這個問題呢?

我們知道，在港英年代，港英的晚期的施政，吸納民意。當時研究港英政府施政的學者金耀基稱為「行政吸納政治」。

筆者身為香港公開大學的學生，研讀香港歷史時學習行政吸納政治的觀點，針對著1966與1967兩次暴動，儘管兩者的原因各不相同，但給港英政府一個很強烈的警告，就是香港市民與政府的立場是對立，而且關係疏離。所以後來香港政府再進行大幅度的改革，而且更吸收工商界進入政治架構。

行政會議成員張炳良這樣形容行政吸納政治。

「雖貫徹以官僚為中心的行政專權，卻吸納工商專業精英進入各個諮詢架構，以至行政立法兩局，從而形成官商結合和華（商）英（官）結合的「共治」體系，有助於穩定政局」

我們知道，由於港英政府的軸心是英國人，他們把上層華人吸納進政治架構中，例如鍾士元、李鵬飛等工商界的精英，吸納進政府以後扶搖直上，甚至可以出任兩局首席議

回歸以後，經歷了十多年的演變，筆者認為行政吸納政治已經失效。
首先，金教授在行政吸納政治一文中所說的民政處，「民政處在政府與社會間確扮演了具有一定意義的橋樑角色」(金耀基，1985)。現在的民政處，已經往日的橋樑角色，因為現在隨著憲政的漸步改革，所以橋樑角色已經被立法會議員取代。
現在的民政處，其實只變為「主辦一些無關痛癢的地方活動，進行一些地方行政上的小型建設」的機構。

而隨著地方行政進一步開放而產生的區議會，區議員的角色，經歷超過三十年的演變，已經變成「地方保長」的角色。儘管區議員有二萬多元月薪，可以聘請一個全職助理，數個兼職助理。但區議員爭取選民的支持，就是看他在地方服務上勤力與否，為街坊爭取甚麼?

我們所說民建聯或工聯會的議員，為何他們在選舉中所向披靡，不是所謂的蛇齋餅糉，重要就在他們在地方服務上非常勤力。就以工聯會在2011年福來補選勝出的葛兆源為例，他在福來邨進行地方服務多年，而且當選以後進一步加強他的服務，所以一年內兩次選舉得票不減反增。

重要的是，區議會在整個政治架構中只是「咨詢組織」，並沒實權，雖然隨著市政局改革而獲得一些新的管理權，但仍然無法直接在制度上制約行政機關。

立法會可謂在位階上最高的民選議會，市民有意見可以直接向立法會提出，

在立法會上，儘管立法會有權制約行政機關，但立法會有一半是功能界別，而來自商界的議員基於現實的政治利益不得不支持政府的施政，但又基於他們的立場來反對民生改革，例如對勞工不公平的「強積金(僱主供款)抵消遣散費」的措施，田北俊在選舉論壇指「當然不可取消，你咪變左拿兩份」。

而更重要的是立法會在立法會議員的提案進行分組點票，議員的提案需要得到地方直選與功能組別過半支持才可通過，而立法會議員的提案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而政府的提案不需要進行分組點票，全體議員過半就能通過，這個被稱為「行政主導」的提案。

至於行政方面又如何?我們可以知道，政府有很多咨詢委員會，在政策產行時吸引咨詢委員會的意見，然後進行公眾咨詢，得出結果後就形成決定版的政策。

但是我們經過十多年後可以知道，政府推出的政策卻容易出問題，例如「停車熄匙」政策，政府規定汽車在停車等候時需要關掉引擎，否則罰款。在2010年，曾有司機在「停車熄匙」後，沒有空調，引致中暑不治的事件。又例如，政府在全面推行交通津貼時，堅持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入息審查，但有政黨堅持應該進行家庭與個人的雙軌制，最後政府的原動議通過。但交通津貼申請的成效不彰，連當初「被迫」支持家庭入息審查的政黨也轉向支持雙軌制。

到底發生甚麼事，會變成這個地步?就是香港行政吸納政治已經失靈。

我們的行政長官，依法是不可以有政黨背景。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三人都是沒有政黨背景的行政長官。他們都是採用的是所謂的超然主義，政府的重要核心成員來自不同界別與政黨，政黨人士、公務員、商界人士。

我們說在議會，採用超然主義只會開罪所有人，因為議會中意見眾說紛紜，討好這個就開罪另一個，不過，行政長官的所謂超然主義，其實只是在建制陣營中的超然主義，行政長官的施政較少脫離建制陣營的想法。

但是他們與港英時期不同，港英時期的核心是英國人，雖然他們有自身的政治利益，但是他們與商界合作，共治社會。這一套模式是成功的，因為當時香港人的政治意識尚未完全醒覺。但今時今日，市民的政治意識日漸成熟，亦日漸醒覺的時候。政府與商界合作就會變成官商勾結。

曾蔭權政府面對「八十後」興起的議題，強調政府有很多咨詢委員會可以吸納「八十後」年青人加入，而梁振英在國教風波中，強行把九十後的學民思潮黃之鋒吸納到國教科委員會中。
但實際上，「八十後」如何加入政府的咨詢委員會。政府的咨詢委員會沒錯有八十後，但大多都是商界人士，或商界的富二代，或參與政黨的政治人士。市民無法有途徑尋求加入這些咨詢委員會來表達他們的意見。

就以民政事務局轄下的青年事務委員會為例子，主席陳振彬商界出身，回歸以後連續三屆被委任為觀塘區議員，其後得到建制派讓路轉戰民選議員成功，例如霍啟剛，是已故富商霍英東的孫子，商界的富三代。劉國勳是民建聯的北區區議員，在2011年區議會選舉中得票最高成為票王。

一個代表青年事務的咨詢委員會，參與的不是商界人士、富三代就是政黨參政人士，當然，劉國勳是民選區議員，今屆也還是票王，以及經常在fb與市民溝通。但是，這些商界人士、富三代如何代表無權勢的青年? 無權勢的青年不是應該是被吸納進委員會嗎?

港英政府以第三者的角色去把商界吸納到政府體制以內，而當時香港平民的政治意識仍未完全成熟，還仍然是政治冷感。而且政府以超然主義的施政角度執政，不完全以商界的角度施政。

到回歸以後，政府由商界拉攏左派執政，但香港人的政治意識逐漸成熟，政府再不是以超然的角度施政，以商界以及公務員的角度執政。曾蔭權在位的時候企圖回復超然主義的施政角度，推行最低工資等基層改革。但實際上曾蔭權仍然與商界愈來愈近，其施政無法完全掌握民意，以致其下台以後，所有民怨一夜間爆發出來。

大家有說，政府有公眾咨詢，或在議會中有聽取民意。但是我們看高鐵風波，從政府咨詢開始，反對者總動員出席咨詢反對到底，但政府仍然在商界及左派支持下一意孤行。商界自然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左派亦只能在政府祭出內地事務這面「尚方寶劍」指揮以下，不得不支持政府的提案。

政府不少政策，例如我們在上面所提及的例如交通津貼政策，只是一堆官僚在冷氣房左想右想的結果，但實際上對外面的意見吸納並不多，就算接納政黨的意見，只是在方案上進行小修小補。官僚主導政策的產生，又依持著商界與左派一定會支持，變成官僚在推行政策時不會思考實際情況。就算「聽取」民意，這些官僚仍然堅持己見。在這個例子上，官僚害怕「派錢」，於是製造重重難關不給更多市民「收錢」，但實際上這些官僚沒有想過，實際上他們的薪水是來自市民的稅收。

政府在回歸以後，其實變成以商界與公務員為核心的政治體制，我們所說的左派人士，亦只是陪襯角色，鮮有政治實權，在「支持特區政府施政」這面大旗之下，既無法影響政府決策，享受權力，但特區政府祭出「支持特區政府施政」這把尚方寶劍之下，不得不支持政府施政，為商界與官僚承受惡果。

政府在商界與官僚包圍之下，長期孤立大多數市民，最終只令民怨愈來愈高，一下子爆發影響政府施政。最終需要推行全民普選，使政府脫離商界的影響力，實行政治以及民意主導的政治，才能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