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新編-第八章

豪格

第一節義和團運動的興起與高漲

一 義和團興起的原由

甲午戰爭後，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在掠奪領土的同時，更進行大規模的經濟掠奪，致使北方地區社會經濟急劇惡化，廣大農村受到毀滅性破壞。當時山東、直隸兩省的京津、津榆、榆錦(榆，榆關，今山海關)各段鐵路先後完成。鐵路經過的地方，洋貨傾銷，舊式交通運輸驟被棄置。運河運輸被沿海輪船代替，糟米改征折色。運河河道成為廢地，沿河城市衰落。這種情況嚴重影響了河北、山東、蘇北人民的生計，使數百萬農民、手工業者、商人、交通運輸工人、驛站夫、縴夫、鏢師喪失生計。人們把貧困和災難，歸結為外國人在華輸入各種洋貨、修鐵路、開礦山、設教堂所致。因此，他們認為只有把外國人趕走，取消洋貨，才有出頭之日。在這種情況下，外國教會和傳教士，就自然成為各地民眾痛恨的直接目標。

鴉片戰爭後，列強各國依靠不平等條約和大炮的保護，先後向中國派遣大批傳教士，19世紀末已達3300多人。他們在中國建立教堂，網羅教徒，霸佔田產，包攬詞訟，甚至自居為一方之主，非法組織武裝，收買地方敗類作為爪牙，逞強行兇，激起人民的反抗。外國列強又以“教案”為名，要脅清政府，勒索巨額賠款，責令當地人民攤派。列強在華掀起瓜分狂潮後，這些教士又多方搜集情報，為本國政府出謀劃策，攘奪中國利權，積極參與本國政府瓜分中國的活動。清政府對外國教會的種種侵略行徑，不僅不予抵制，反而一味庇護、忍讓。廣大民眾已受盡封建壓迫的痛苦，現在又加上外國教堂有恃無恐的欺淩，人們把極大仇恨逐漸彙集到反對教會的鬥爭中。從6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反教會鬥爭一直是近代中國人民反侵略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顯示了中國人民的強大力量，而且進一步激發了中國人的愛國熱情。

義和團以大刀會（金鐘罩）、紅拳、梅花拳、神拳為前身，其成員多系貧苦農民、傭工、赤貧無產者、黃河一帶拉船為生者、渡口撐船者、排水為生者、趕腳夫、木匠、修傘者、廚役、賣燒餅者、賣饃饃營生者、販賣筆墨者、賣竹筷者、賣紅煙者、賣水煙者、習染坊生意者、開鐵鋪者、開客店者、已革糧書、營男、義和團教讀者，（近代史研究所編：《山東義和團案卷》上冊，第２頁）還有眾多饑民。因此，義和團不可避免地帶有秘密社會的印記和色彩。此外，義和團所活動的地區，是八卦教有過重大歷史影響的地方。它與白蓮教之間的這種淵源關係，又使義和團與教門有著相通之處：“如欲赴某村訛搶，則分送傳單，先期徵召。迨齊集後，逐一吞符誦咒，焚香降神，雜踏跳舞。為首者指揮部署，附會神語，以逛其眾。臨陣對敵，各插一小黃旗，又以紅黃巾帶，裹頭束腰，腰際佩黃紙符。其頭目手執黃旗，或身著黃袍，背負神像，其徒眾分持槍刀及鳥槍抬炮，群向東南叩頭，喃喃作法，起而戰鬥，自謂無前。”（《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93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但是，義和團並不是教門，也不是秘密社會，它激烈而又執著地反洋人、反洋教，以此把自己同下層社會的其他組織區別開來。

義和團的基層組織是“壇”，又稱壇口、壇廠（場）、拳廠（場），壇口大多設在庵、觀、寺院裏，或其他公共場所。後來在署衙、書院、營房，甚至前沿陣地上，都設壇。設壇也稱“安壇”、“鋪壇”、“設廠”。各個壇口都供奉牌位，大多是他們信仰的“神靈”和敬仰的人物，如洪鈞老祖、玉皇大帝、關聖帝君、張飛、劉備等等。壇口的大門兩側豎立兩面或一面大旗，一般是紅底三角旗，個別也有長方形的，鑲有綠、藍、黃、白等色鋸齒花邊。旗上或繡“扶清滅洋”、“助清滅洋”、“保清滅洋”，或繡“義和神拳”、“天兵天將”，由各壇首領自己決定。各壇口的人數也不一，少者數十人，多者幾百人，甚至上千人、逾萬人，也完全因時、因地、因首領而異。早期加入義和拳者，都要經過老師傳授，舉行宗教儀式。到了盛大發展階段，更多的情況是群眾自己立壇，既無專人傳授，又無鋪壇手續，立個旗號就是義和團了。

各支義和團的首領，一般稱為大師兄、二師兄。各壇口大小不同，師兄數目也不一樣，有的多至六、七人。總壇或系統的領袖，一般稱為老師，也有稱團首或祖師的。義和團沒有形成統一的機構，各地義和團始終處於分散作戰的狀態，其活動範圍、人數、名稱都是不固定的。這種組織上的分散性，再加上本身濃厚的迷信色彩，決定了義和團有其落後的一面。

義和團沒有統一的綱領，一般是以各種聖賢神仙之類作為自己的信仰。各地義和團團眾自己從小說、戲劇中接觸到的各種神仙或被神化了的人物，作為崇拜信奉的偶像，借其“神威”來鼓舞鬥志，解釋遇到的一些問題。作戰時，還往往焚香佩符，念咒降神，以求神佑，相信這樣便可以刀槍不入。

義和團的紀律卻十分嚴明，他們一律遵守壇規。以“滅洋人，殺贓官”為目標，不論誰都不准“搶掠愛財”，“夜間席地而臥”，出外行動時皆“自備口糧，毫無滋擾”。連光緒帝在一份詔書裏也承認“練軍所至，漫無紀律，戕虐良民，而拳匪專恃仇教之說，不擾鄉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愛匪”。鬥爭的正義性和嚴明的紀律，使義和團深得人心，很快發展成燎原之勢。

二義和團在山東、直隸

義和團的前身“義和拳”，遠在1778年，在清代官方文案中就有記載。義和拳是民間反清秘密結社的一種，其中有的原屬白蓮教中的八卦教，有的原屬大刀會，還有的與白蓮教、大刀會毫無關係，是從民間習拳練武、強身保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甲午戰後，民族矛盾不斷激化，義和拳便從反清秘密結社轉變為具有廣泛群眾性的反侵略組織。

義和拳改稱義和團，最早見於1898年6月山東巡撫張汝梅的奏摺。（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4頁）1899年夏，繼任山東巡撫毓賢出告示將義和拳改稱義和團。10月後，清政府在公文中也開始稱它為義和團，義和團這一名稱，從此逐漸取代了義和拳，或與義和拳通用。

義和團運動，首先在山東興起，決非偶然。甲午戰爭後，在外國資本主義掀的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山東人民受害極深。1895年初，2萬日軍攻掠山東，戰火從成山角燒到威海衛。威海衛被日軍佔領達3年之久，隨後又被英國強租；1897年，德國強佔膠州灣後，進而把整個山東作為勢力範圍，在境內築鐵路、開礦山，大量奪占田地，破壞水道、墳塋，強拆民房，致使大批農民無以為生。英國也強行圈佔文登、榮城兩縣，逼迫農民交糧納稅。德國在山東修築鐵路，以及外國資本對沿海航運業的壟斷，又使南北大運河的運輸業迅速衰落，原先依運河為生的船戶、挑夫、搬運工人和小商販等大批失業，陷入困境。甲午戰爭前後，遍佈山東全境洋教勢力，教堂達1000多所，各地教堂、教會帶給人民的種種災難、壓迫，也極大地激起山東人民對外國侵略者的痛恨。又加上，1895～1898年間，山東大部分地區遭受嚴重的旱澇之災，饑荒嚴重，人們走投無路。

山東人民的反洋教鬥爭自甲午戰後，便蓬勃發展起來，散佈在全省各地的義和拳，自然成為團結群眾進行反侵略鬥爭的基礎。

義和拳首先在魯西北冠縣一帶展開鬥爭。冠縣梨園屯的天主教民在法國傳教士的指使下，與村民爭奪玉皇廟基，並於1897年春在舊廟基上重建教堂，結果激起眾怒。村民閻書勤等人率眾驅逐該村教民，拆毀教堂，重建玉皇廟。他們還邀請梅花拳首領趙三多前來護廟。1897年4月，趙三多率領拳眾在梨園屯亮拳設廠。傳教士要脅清政府切實鎮壓拳民。山東巡撫張汝梅憤恨教士恃強相壓，對義和拳採取了剿撫兼施、以撫為主的方針，並建議清政府“將拳民列諸鄉團之內，聽其自衛身家，守望相助”。（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5～16頁）1898年11月，趙三多等人在冠縣蔣家莊(今屬河北威縣)豎起“助清滅洋”旗幟，率拳眾300多人直攻紅桃園教堂。與此同時，茌平、平原、禹城、高唐一帶的義和拳，也在朱紅燈(原名朱逢明)和心誠和尚(原名楊照順)率領下，興起反洋教鬥爭，群眾紛紛響應。僅茌平一縣，在短短3個月裏，全縣860余莊中，習拳者多至800餘處，幾乎村村皆有。他們在鬥爭中相互聲援，聯成一氣，聲勢大增。1899年秋，平原縣災荒嚴重，杠子李莊教民地主李金榜乘災囤積聚奇存糧不借並仗勢欺淩拳民首領李長水，因而發生衝突。李金榜到平原縣誣告群眾“鬧教”，知縣蔣楷派差役到杠子李莊逮捕群眾數人。群眾忍無可忍，李長水遂邀朱紅燈相助。朱紅燈立即聯絡高唐、茌平、長清一帶拳民1000多人來到平原縣。蔣楷率軍前往鎮壓，被朱紅燈擊退。拳民乘勢攻打恩縣的教堂，繼而到達距離平原縣城18裏的森羅殿。蔣楷向毓賢告急。毓賢於1899年3月升任山東巡撫後，曾先後8次下令禁止義和拳，但他充任山東地方官20多年，深知省內“教民肆虐太甚，鄉民積怨不平”（《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24頁）的真情。德國強佔膠州灣後，他目睹教會氣焰更加囂張，因而對義和拳的鎮壓已不再像鎮壓大刀會那樣賣力，基本上沿襲了前任張汝梅以撫為主的政策。毓賢接到蔣楷稟報後，即派濟南知府盧昌治和親兵營統領袁世敦，率步騎前往平原，令其“出示開導，務期解散”。（《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34頁）然而，袁世敦違令于森羅殿附近開槍擊殺群眾多人。朱紅燈指揮拳民沖出重圍，轉回茌平繼續鬥爭。當地官員多次稟報毓賢說：“自茌平拳民鬧教以來，博、清、高、恩多被竄擾”，（近代史資料編輯室編《山東義和團案卷》上冊，第386頁）“此堵彼竄，實屬防不勝防”。（《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413頁）毓賢在處理平原事件的奏報中，建議清政府將鎮壓團民的蔣楷、袁世敦撤職，並強調說：“東省民風素強，民俗尤厚，際此時艱日亟，當以固結民心為要圖。”（《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40頁）朝廷內也有不少官吏附和。因為毓賢對義和團採取了由剿變撫的策略，所以被列強公使指斥為縱容義和團的罪魁禍首。美、法等國公使壓迫清政府撤換毓賢。毓賢得知這一情況後，於1899年11月派兵前往魯西北保護教堂，並逮捕了朱紅燈和心誠和尚，隨即將他們殺害。12月，清政府仍屈從列強的意旨，撤換毓賢，改派袁世凱為山東巡撫。

袁世凱從直隸帶新軍7000人到山東，並就地擴充軍隊，到1900年春初步穩住陣腳後，便籲請鎮壓義和團，並指出義和團“就使真能糾合百十萬人，鞭撻五洲，盡驅彼族，而該匪等勢成燎原，不可向邇，國家又將何以制其後?”（《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58頁）他堅決反對將義和團改成團練，主張嚴禁預防，未可權宜遷就。與此同時，袁世凱派兵圍剿義和團，各路團民死傷慘重，首領王立言等人犧牲。義和團在山東受到沉重打擊，倖存的團民，一部分轉為秘密活動，一部分轉入直隸繼續鬥爭。

直隸是清朝封建統治的中心，也是外國勢力集中的地區。天主教、耶穌教大小教堂2000餘所，遍佈各城鎮。長期以來，直隸人民不斷反抗教會欺壓。1897年，趙三多、閻書勤在冠縣豎旗起義後，直魯交界地區和直隸南部很快就出現了義和團的零星活動。1898年冬，大名府棗強縣就組織義和團，豎起“助清滅洋”旗幟，搗毀縣城北面的教堂。1899年，河間府景縣也出現義和團，並攻打直隸南部朱家河天主教總堂。

1900年春，山東部分義和團進入直隸後，以設廠鋪團的方式從南向北推進。當地人民紛紛請他們前往設壇授拳。開州、獻縣、景縣等地，很快出現了“習拳者益眾，焚香設壇，人心若狂，官亦不敢過問”的局面。（《景縣誌》第14卷，第20頁）在河間縣，義和團於1900年3月初“公開傳習”，數旬之間遍地皆是。（李：《拳禍記》下冊，第86頁）在鹽山縣，義和團於4月間進入縣城，有很多人“公開在大街上，甚至在衙門附近習拳，知縣也無可奈何”。（《近代史資料》，1963年第3期）

初期鬥爭中，義和團毀鐵路，斷電線，焚教堂，隊伍迅猛發展。“京畿東南各屬，一倡百和，從者如歸。城市鄉鎮，遍設神壇，壇旁刀戟林立”。（胡思敬：《驢背集》，《義和團》第2冊，第485頁）5月，義和團逐漸分成兩路，東路沿大運河北上，向天津進發；西路經蘆漢鐵路向北京前進。直隸總督裕祿派往東西兩路進行鎮壓的清軍均遭失敗。義和團在直隸境內迅速發展成燎原之勢。4月底，直隸西南晉州、定州、新樂、甯晉、廣宗、獲鹿等州縣已是“拳場林立，指不勝屈”。5月初，有部分團民渡過滹沱河，北攻深澤、無極等縣教堂，“或拆或焚，均成平地”。（李：《拳禍記》下冊，第161頁）

在進軍京、津的同時，保定地區也成為義和團活動的中心，從保定向北發展到新城、定義、涿州一帶，向東發展到雄縣、霸縣、靜海等地。

1900年四五月以後，直隸省府保定城內壇口“日盛一日”，豎起“保清滅洋”旗幟；（《義和團》第2冊，第163頁）城外也“無不有壇”。5月底，義和團已完全控制了保定城，教堂“無論天主、耶穌，悉付一炬”。（《義和團》第1冊，第305頁）保定周圍各州縣的義和團也迅速發展起來，保定東北的雄縣，自1900年春，境內義和團運動日趨高漲。鄰近的霸縣，義和團的壇口也在四五月間遍設全境，“分教日甚”，“其勢日熾”。團民2000多人於5月31日焚毀高家莊教堂。霸縣東南的靜海地區，形成以張德成和曹福田為領袖的兩支義和團隊伍，團眾發展到2萬餘人。保定以北的定興縣，各村團眾發展迅速，5月中旬，團民將該縣倉巨村的天主教堂“焚燒罄盡”，並乘勢與附近團民聯成一氣，控制了全縣。定興北鄰新城縣，義和團以板家窩和白溝鎮為中心展開鬥爭，他們互為聲援，焚毀和攻打教堂，鬥爭十分活躍。

在淶水縣，長期以來教會勢力猖獗。1900年春義和團普遍設壇後，教堂一直伺機反撲。特別是盤踞在高洛村教堂的傳教士，多次要脅地方官吏派兵前來鎮壓，並在教堂內組織武裝。5月12日，高洛村義和團在定義、新城、涿州、易縣及淶水各地團民的援助下，焚毀教堂。淶水縣令祝芾帶兵鎮壓，大敗而歸。16日裕祿派梅東益、楊福同率兵鎮壓。楊福同全軍覆沒。27日，義和團眾二三千人攻佔涿州城並在四門上下豎起“興清滅洋”旗幟。接著，義和團直驅北上，將涿州至長辛店的鐵路、車站、橋樑、電杆盡行焚毀。29日，義和團佔領豐台車站，逼近北京。中外勢力對義和團的發展，惶恐不安。

三清政府與民眾“扶清滅洋”

義和團以疾風暴雨之勢掃蕩著外國教會在華北勢力。清政府見義和團聲勢浩大，企圖對義和團進行剿撫兼用；利用義和團，借其力量打擊外國侵略者，從中漁利。1898年義和拳在山東興起，山東巡撫張汝梅上奏說：“直隸山東交界各州縣人民練習拳勇，創立鄉團，名曰義和。……如任其自立私會，官不為理，不但外人有所藉口，並恐日久別釀事端。……應請責成地方官諭飭紳眾，化私會為公舉，改拳勇為民間，既明輿情，亦易鈐束。”（《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6頁）官吏們一面明令把義和團“列諸鄉團之內”，（《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5～16頁）一面又公然提出“分別良莠”加以迫害。清朝政府給張汝梅的命令也是在承認義和團的同時，“密飭地方文武加意彈壓”。（《直東剿匪電存》卷1，第1頁）加之屈從於列強的壓力，清政府屢屢出動軍隊，以實力保護教堂，鎮壓義和團。

山東巡撫毓賢對義和團也主張採用以撫為主的方針，朝廷內不少官吏也附和毓賢的意見。禦史黃桂鋆在奏摺中說：“自德人佔據膠州，教焰益張，宵小恃為護符，藉端擾害鄉里，民間不堪其苦，以致釁端屢起。地方官不論曲直，一味庇教抑民，遂令控訴無門，保全無術，不得已自為團練，藉以捍衛身家”，“蓋刀會、拳會與團練相表裏，犯法則為匪，安分則為民”。他還建議清政府對義和團“善為安撫”，以“收為幹城之用”。（《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44～45頁）其時，慈禧太后正在提倡團練，立端王載漪之子溥為大阿哥企圖取代光緒皇帝，各國公使拒絕入宮慶賀，不予承認。慈禧太后十分不滿，產生了利用義和團的想法。清廷雖迫於列強壓力撤換毓賢，改派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但並不希望袁世凱改變前任政策。因此當袁世凱率軍到達山東後，清政府便接二連三地嚴頒諭旨，令袁世凱推行“以曉諭解散為主，毋輕用兵”的方針。1900年1月，清政府發佈上諭說：“若安分良民，或習技藝以自衛身家，或聯村眾以互保閭裏，是乃守望相助之義。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別，誤聽謠言，概目為會匪，株連濫殺，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它要求地方官吏今後“辦理此等案件，只問其為匪與否，肇釁與否，不論其會不會，教不教也”。（《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56頁）這道上諭，無異於承認義和團是“自衛身家”、“互保閭裏”的合法團體。袁世凱初到山東時，腳跟未穩，又受到朝內一些主撫官員的彈劾，不敢違旨，“出示剴切曉諭，先後至十餘次之多”。當然，袁世凱本意主張嚴厲鎮壓義和團，1900年春，袁世凱便不再顧及清廷嚴令，籲請鎮壓團民，並極力向清政府強調義和拳“止有拳會之名，本無鄉團之目”。由於袁世凱對山東義和團的嚴酷鎮壓，廣大群眾對其恨之入骨，民間流傳著“殺了袁黿蛋，我們好吃飯”的歌謠。（《拳事雜記》，《義和團》第1冊，第254頁）

直隸總督裕祿也主張鎮壓義和團。義和團運動在直隸蓬勃發展時，裕祿屢次派兵鎮壓，並要求袁世凱派兵會剿。義和團實力雖然大損，但仍繼續戰鬥，並不斷發展壯大，最後席捲了京津地區。初時清政府曾發佈查禁上諭，命令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等“妥議章程，迅速辦理”、“嚴拿首要，解散脅從”。（《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02頁）但是，由於義和團在北京發展很快，鎮壓命令變成了一紙空文。5月30日，軍機大臣兼刑部尚書趙舒翹、順天府尹何乃瑩在密奏中提出：“拳會蔓延，誅不勝誅，不如撫而用之，統以將帥，編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氣，化私忿而為公義，緩急可恃，似亦因勢利導之一法。”（《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10頁）趙、何二人的意見代表了當時一部分頑固派官吏的主張，他們要求利用義和團對付外國侵略者。直隸總督裕祿和湖廣總督張之洞則主張加緊鎮壓團民，使列強失去武裝干涉的藉口，保證京畿和兩宮的安全。

這時的慈禧太后，既沒有信心鎮壓義和團，又不敢利用義和團抵禦外國。於是決定採用趙、何建議，用和平解散義和團的辦法來阻止列強的武裝入侵。6月5日慈禧太后派趙舒翹前往涿州等地，勸說義和團解散，並嚴令清軍“毋得輕傷民命”。（《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16頁）6日，又加派協辦大學士剛毅前往涿州頒佈上諭，宣佈對拳民教民“一視同仁”。然而，剛毅想利用義和團，到涿州後不僅默許義和團的存在，而且強令清軍停止鎮壓，還撤走正在與義和團作戰的部分清軍。慈禧太后策略上的轉變與剛毅禁止鎮壓義和團的舉動，使地方官員不得不相繼停止軍事行動，聚集在京郊各地的義和團趁勢進入北京。

八國聯軍入侵後，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對於和戰問題頗有分歧，因而對待義和團的態度也各不相同。光緒皇帝和許景澄、袁昶等人認為自甲午戰後，財盡兵少，強弱之勢不言自明，況與八國同時開戰，實是力不從心，因而主張全力鎮壓義和團，免去八國聯軍侵略的藉口。把持朝政的載漪、剛毅、那桐等大臣，由於在“廢立”問題上和列強有矛盾，堅決主張利用義和團與列強對抗。6月17日，慈禧太后接到裕祿關於列強索大沽炮臺的奏報；同時又接到謊報，說列強要她歸政給光緒皇帝，這更激起她對列強的忌恨，終於決定對列強宣戰。

清政府宣戰後，給北京義和團發放粳米2萬石，銀10萬兩，並命令團民與清軍共同防禦北京。此外，清政府還諭令馬玉昆部和董福祥部駐軍天津，與團民共同收復大沽；令各省督撫招民成團。6月24日，軍機處傳諭李鴻章、李秉衡等說：“此次之變，事機雜出，均非意料所及，朝廷慎重邦交，從不肯輕於開釁”；“在京各使館勢甚危迫，我仍盡力保護”。25日，又電諭各省督撫說，“無如此次義和團民之起，數月之間，京城蔓延已遍，其眾不下十數萬，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處處皆是，同聲與洋教為仇，勢不兩立。剿之則即刻禍起肘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圖挽救”。（《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86～187頁）29日，清政府又命令駐外使節向各國解釋自己宣戰出於被迫的苦衷，表示“中國即不自量力，亦何至與各國同時開釁，並何至恃亂民以與各國開釁”，並保證對義和團一定“設法相機自行懲辦”，（《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203頁）乞求各國諒解。清政府還暗中指示盛京將軍增祺等人，“各該省如有戰事，仍應令拳民作為前驅，我則不必明張旗幟，方于後來籌辦機宜可無窒礙”。（《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360頁）這些上諭充分說明，慈禧太后雖然憤恨列強以武力相逼，並想利用義和團洩憤，但她對列強表面宣戰，暗中則處處為投降準備後路，對義和團假稱合作，實則準備待機消滅。在她看來，義和團打敗了外國，她可一吐心中悶氣；兩敗俱傷她則可以從中漁利；八國聯軍打敗了義和團，她便可以不費兵力去親自鎮壓了。於是清政府一面對義和團犒賞銀米，稱譽團眾為義民，並指派官員負責統帶，制定《團規》，規定各地義和團要服從“總團”指揮，團眾應與官軍聯成一家，不得自行反抗官軍的欺壓，遇事必須稟告清軍統領處理。此外，還規定義和團如違背團規，即是“假團”，要按“匪徒”處理，格殺勿論。另一方面，又在7月3日向俄、英、日三國乞求它們出面“排難解紛”，接著又表示到期外債照舊償付，調查外國人的死亡和損失，以為“撫恤、賠償”的準備。在所謂宣戰期間，往往以義和團為前驅，使義和團與侵略軍相互削弱。正因為如此，8月14日北京陷落後，慈禧太后在逃經山西前往西安的路上，一面發佈命令，要官兵對義和團“嚴行查辦，務淨根株”，一方面任命李鴻章和慶親王奕劻為議和大臣，要他們儘快和各國商議和談。從此，清政府露出其本來面目，與各國公開合流，共同鎮壓義和團。

隨著義和團運動在山東的蓬勃興起，由於在政府招撫政策下“扶清滅洋”口號才廣泛寫在義和團的旗幟上，成為義和團的行動綱領。從“反清”到“扶清滅洋”這一口號的轉變，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即外國列強和中華民族之間的矛盾。“扶清滅洋”這一口號，繼承了反教會鬥爭中逐漸形成的“滅洋保國”的認識。它與餘棟臣提出的“順清滅洋”，覃培章提出的“保清滅洋”一樣，都是反對洋人“欺主謀國”思想延續，沒有超越當時反教會鬥爭的思想水平。“扶清滅洋”最初曾吸引了廣泛的群眾參加反帝鬥爭，一部分中小地主、封建知識份子，甚至部分官員、士兵也捲入其中，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清政府的政策，起到發展隊伍和壯大聲勢的作用。

四義和團在京、津地區

1900年春，北京城裏已有少量義和團民在暗中活動。他們張貼匿名揭帖，“最恨和約，誤國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原忍至今，羽翼洋人，趨炎附勢，肆虐同群。”（[日]佐原篤介：《拳亂紀聞》、《義和團》第1冊，第112頁）有的提出“練習義和神拳，保護中原，驅逐洋寇，以免生靈塗炭”。（佚名：《拳時上諭》附錄《雜錄》第117頁）三四月間，在東單附近的於謙祠堂，出現了北京義和團第一壇口。（史樹青：《有關義和團反帝鬥爭的文物二三事》，《文物》1960年第10期）從四月下旬開始，北京西南郊的黃村鎮等地，逐漸成為義和團民集結的場所，並就近向北京市區擴展。到了五月，從附近州縣來到北京城的零星團民不斷增加，北京居民參加義和團也日漸踴躍。“自三四月間，都城即有聚習拳棒之事，猶屬閭巷幼童。近則外來拳民，居然結黨橫行。”（《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21頁）清政府雖曾發佈查禁上諭，卻因義和團發展太快而毫無成效。六月上旬，北京鄰近各縣義和團，頭裹紅巾，腰紮紅帶，手執大刀長矛，三五十人一隊，不分晝夜地進入北京。守城清兵，受到義和團的影響，同情義和團的鬥爭，往往不阻攔團民入京，甚至替團民喝道開路。六月中旬後，清政府眼看一時剿滅不了義和團，又怕義和團在京、津活動，勢必危及清政府的統治和王公貴族的安全，因而招撫義和團的態度更加明朗化，即暫時承認義和團的合法地位，以便控制利用。

義和團“合法”化後，更見成群結隊地進入北京，出現了“官兵任其猖獗，城門由其出入”（《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40頁）的情景。北京城內的居民，包括手工業者、城市貧民，甚至部分清軍士兵，也紛紛加入義和團。到6月下旬，北京全城壇口已有1000個左右，人數逾10萬。他們經常三五成群，持刀執械，遊燈街市，高呼“滅洋”口號，警告媚洋的官吏，禁止買賣洋貨。他們把“洋油”(煤油)倒掉，扔掉“洋油燈”，還把前門大柵欄的老德記西藥房放火燒掉。許多商人唯恐遭到懲罰，趕忙換掉店鋪的“洋”字招牌，“洋藥店”改為“土藥店”，“洋貨店”改為“廣貨店”。在北京的外國傳教士、各國駐京的使館人員，均成為眾矢之的。他們龜縮在東交民巷使館區和西什庫教堂，不敢外出。自比為“籠中之鼠”，惶惶不可終日，擔心不知何時會大難臨頭。一般平時媚外的人，也被義和團稱作“二毛子”、“三毛子”，加以鄙視和懲罰。

義和團運動的高漲，使清政府的整個行政機構幾乎都處於癱瘓狀態。皇宮、衙門、王公貴族的住宅，都有義和團民入駐；宮內不少太監都和義和團溝通聲氣；京都城門、交通路口，日夜都有義和團民盤查可疑的行人。在“扶清滅洋”旗幟下，北京成為義和團運動的中心。

同時期天津的義和團鬥爭也有很大發展。1899年，天津義和團就散發揭帖，號召群眾投身反帝鬥爭的行列。1900年2月，天津開始有義和團民公開練拳習武。3月下旬後，義和團的匿名揭帖貼遍了天津城，有的勒令教堂的人在一周內全部離開，有的提出要挖鐵路、砍電線、毀輪船，把侵略者統統趕出中國。4月，天津城郊壇口猛增，其中聲勢較大的有：王蔭榮在西郊張家窩建立的坎字團總壇口，劉呈祥在西郊高家莊設立的乾字團總壇口，滕德生在楊柳青於莊子設立的離字團總壇口。

義和團成群進入天津，是在八國聯軍進犯北京以後。聶士成這時激于民族大義，在天津周圍停止鎮壓，並率部在京津沿線抵禦侵略軍。乘此機會，靜海義和團首領曹福田，新城義和團首領張德成，以及城郊的義和團首領王蔭榮和滕德生，率領隊伍相繼進入天津設壇，很快發展到幾萬人。他們手持刀槍，高喊口號，遊行示威，焚教堂，攻海關，砸監獄，使中外反動勢力威風掃地。裕祿奏報說：“天津義和團民，近已聚集不下3萬人，日以焚教堂殺洋人為事。”（《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57～158頁）清朝官吏在街上遇見義和團，文官下轎武官下馬。裕祿對此束手無策，於是一改劊子手的面目，不僅禮遇曹福田、張德成等首領，甚至還把號稱“黃蓮聖母”的紅燈照首領林黑兒迎入官署，朝服禮拜。

為了對付列強的武裝鎮壓，京、津義和團都加緊製造刀矛，練習武藝。在北京，前門外打磨廠等處鐵匠鋪日夜趕制殺敵的武器；在天津，城內“業冶鐵者，家家鑄刀，丁丁之聲，日夜相繼”（羅惇曧：《拳變余聞》，《庚子變記》第26頁）整個京津地區，充滿了戰鬥氣氛。

豪格

第二節八國聯軍入侵與民眾抗擊

一聯軍入侵與民眾反抗

隨著義和團運動在直隸和京、津地區的迅猛發展，列強加緊脅迫清政府予以鎮壓。1900年4月，當義和團運動剛在北京近郊發展的時候，俄國駐華公使格爾思就向清政府提出，要義和團“還沒有強固和還沒有在集于北京周圍的大隊士兵中獲得信徒時，有力地將他們鎮壓下去”。（《紅檔》雜誌，1926年第14卷）美、英、法、德四國駐華公使也奉本國政府密令，聯合發出通牒，照會清政府，限“兩月之內，悉將義和團匪一律剿除，否則將派水陸各軍馳入山東、直隸兩省，代為剿平”。4月12日，俄、英、美、法等國艦隊聚集大沽口，再次照會清政府，“若於兩月以內不能鎮撫，則各國聯合以兵力伐之”。（《八國聯軍志》，《義和團》第3冊，第169頁，神州囯光社1953年版）5月間，義和團在京津一帶迅猛發展，越來越多的清軍士兵激于民族大義開始同情並參加義和團，以端王載漪為首的排外勢力在清政府內部已占上風。各國公使眼看清政府已無法控制形勢，總理衙門也再“無力說服朝廷採取嚴厲的鎮壓措施”，（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團運動資料選譯》，第27頁）便策劃直接出兵干涉。5月28日，奧、英、法、德、意、日、俄、美八國在各國駐華公使會議上正式決定聯合出兵鎮壓義和團，以“保護使館”的名義，調兵進入北京。5月30日至6月2日，八國的海軍陸戰隊450餘人，陸續由天津乘火車開到北京，進駐東交民巷。隨後，它們繼續向中國增兵，集結在大沽口外的俄、英、日、美、法、意等國的軍艦有24艘，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軍也有2000餘人。6月6日前後，駐華公使們議定的聯合侵華政策相繼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八個國家聯合發動了一場侵略中國的戰爭。

在八國聯軍大規模入侵的危急形勢下，清廷內部出現了兩種對立的主張。以端王載漪、莊王載勳、輔國公載瀾、大學士徐桐、協辦大學士剛毅為一派，想利用義和團抗擊列強。以軍機大臣王文韶、戶部尚書立山、兵部尚書徐用儀、吏部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侍卿袁昶及地方督撫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認為義和團的排外，導致列強“情急而圖自衛”，只要把義和團鎮壓下去，聯軍就失去進攻的藉口。他們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堅持反對輕下戰書和圍攻使館，尤其反對向列強同時宣戰。

慈禧太后此時則舉棋不定，一會兒諭令前線將領準備武力阻止洋兵進京；一會兒急調駐防山東的袁世凱和駐防山海關的馬玉昆率部來京剿團；一會兒又電召李鴻章由廣東晉京商討對策，其目的都是為了避免外國軍隊進逼北京。6月16日，慈禧太后召開御前會議，再次宣佈停止鎮壓義和團，如果外國繼續進兵，就不惜開戰。會後，她又根據各國公使的要求，派榮祿和董福祥的軍隊嚴密保護使館，幻想以此換取外國停止進兵。17日，慈禧太后接到裕祿關於列強索大沽炮臺的奏報；同時還得到一份偽造的洋人照會，四條內容之一是“勒令太后歸政”。列強反對廢帝立儲，已使慈禧太后心懷憤恨，此時更是火上澆油，當即表示，“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當以滅此朝食”。（《景善日記》，《義和團》第1冊，第66頁）第二次御前會議，欲強行宣戰。光緒皇帝與主和官員都堅決反對，而慈禧太后此時也還不知道聯軍是否已經進攻大沽，只好令榮祿備戰，死守大沽，各省督撫火速派兵馳赴京師聽候調用。19日，慈禧太后召開第三次御前會議，決定派王文韶、立山、許景澄前往使館，要求各公使出面勸阻聯軍，令勿犯北京，否則即對列強宣戰。立山等人的奔波毫無結果，卻傳來大沽淪陷的消息。慈禧太后即召開第四次御前會議，不顧光緒皇帝等人的反對，強行決定對外宣戰。反對宣戰的立山、徐用議、許景澄、聯元、袁昶等人，則以“溝通洋人”、“莠言亂政”、“語多離間”罪被處死。21日，清政府正式頒佈“向各國宣戰諭旨”，聲稱“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63頁）

1900年6月10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奧等八國聯軍2000多人，在英國海軍上將西摩爾率領下，乘火車由天津向北京進犯。京、津鐵路沿線的義和團及清軍董福祥部，奮起攔截侵略軍，揭開了抗擊聯軍入侵的序幕。京、津之間火車只幾小時即可到達，但義和團和清軍沿途拆毀鐵軌，不斷進行攔截。12日，西摩爾正率軍在落岱附近搶修鐵路，突然遭到義和團襲擊。他留下一部分人守落岱，其餘向廊坊車站竄犯。14日晚上，西摩爾率部剛剛到達廊坊，義和團300多人隨即將其包圍。18日，董福祥的甘軍與團眾一起猛攻車站，殺傷敵軍多人。西摩爾被迫率部逃奔楊村車站，當天晚上，又被聶士成的武衛前軍和當地團眾圍攻，死傷近40人。至此，侵略軍費了幾天時間，才艱難進行了一半路程。西摩爾哀歎：“進京之路，水陸俱窮”，“唯回津之計可行”。（《拳禍記》上冊，第85頁）19日，只得率部沿北運河向天津撤退，沿途仍不斷遭義和團的襲擊，至22日才到達天津西沽，佔據軍械局。25日，天津租界派出2000多名援軍前往西沽，才把西摩爾的這批殘兵敗將接回。在這場阻擊戰裏，中國軍民打死侵略軍62人，打傷228人，（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團運動資料選譯》第58頁）粉碎了西摩爾聯軍進犯北京的計畫。

當西摩爾聯軍在廊坊遭到阻擊時，列強即策劃發動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俄國海軍中將基利傑勃蘭特兩次邀集各國駐華海軍將領到俄艦開會，密謀侵佔大沽炮臺，作為大舉進攻中國的陣地。他們在6月15日晚和16日上午，先後兩次派出八九百人偷偷登陸，埋伏在塘沽車站附近和大沽炮臺後側。16日傍晚，俄國中尉巴赫麥季耶夫把聯合艦隊的最後通牒送交大沽炮臺守將羅榮光，竟說中國軍隊守衛大沽炮臺，“於我西人伐平匪亂一事，實有不便”，限令守軍于17日淩晨兩點鐘交出炮臺。（《拳禍記》上冊，第79頁）羅榮光嚴正拒絕撤離陣地，並傳令各炮臺將士備戰迎敵。17日零點50分鐘，距最後通牒規定時限還有70分鐘，聯合艦隊便從海面和炮臺後側同時向大沽炮臺發動猛攻。羅榮光指揮大沽炮臺愛國官兵奮起發炮還擊，激戰6個小時，斃傷侵略軍130多人，擊傷敵艦6艘，終因彈藥告匱，援兵無繼，炮臺失守。天津失去屏障，侵略軍源源登陸。在北京以保護使館為名進入東交民巷的侵略軍，開槍射擊義和團民、群眾和把守城門的清軍。一些國家的外交官也親自參加屠殺活動。德國公使克林德帶領一排德國兵外出時，在內城看到有團民練武，“即毫不遲疑發令開槍”，打死二十人左右。（《庚子使館被圍記》，《義和團》第2冊，第225頁）侵略軍的暴行，激起京、津軍民的更大憤慨。早在宣戰前，京、津義和團和部分清軍就已開始抗擊八國聯軍。宣戰後，他們更是前仆後繼，進行英勇的抵抗。

聯軍攻陷大沽口後，大舉進犯天津。天津義和團和駐軍拆毀了通往北京和塘沽的鐵路，切斷對外的電報通信，阻止侵略軍前進，並圍困各國軍隊集結的大本營紫竹林租界，反擊聯軍的進攻。天津近郊的義和團紛紛進城協同作戰，打響了天津保衛戰。位於紫竹林租界東面的武備學堂，有部分參加和支援義和團的學生，開炮轟擊租界，給敵人以極大壓力。6月17日下午，部分英軍和德軍從租界撲向武備學堂，守衛學堂學生以猛烈炮火英勇反擊。敵人攻不進去，便放火焚房，引起儲藏的軍火爆炸，守衛學堂學生全部壯烈犧牲。

租界東面的東局子，是清政府在華北的最大兵工廠。守局的練兵有不少人參加義和團。大沽陷落前後，張德成率領新城等地義和團先後來到東局子附近，與練軍一起阻擊從大沽口開來的侵略軍，卡住了敵人從大沽通向天津的要道。6月23日，俄、英軍隊600餘人分別從租界和軍糧城出發，進攻東局子，被守軍擊退。27日晨，聯軍再次出動2800多人，從四面包圍東局子，炮彈落入藥庫，爆炸起火，東局子失守。

老龍頭車站既是從大沽向津、京運兵的樞紐，又是租界與外國聯繫的要地，當時有1700多名俄軍盤踞在這裏。曹福田深知這個車站的重要性，將主力部署在車站附近。6月17日，站內俄軍400多人外出挑釁，在陳家溝遭到軍民的阻擊。18日，又有2000多名俄軍從大沽開到車站附近的娘娘廟，炮轟義和團。曹福田率領團民數千人與練軍合力攻打俄軍，並趁勢包圍車站。俄軍陣地幾乎失守，不得不派人到租界求救。“西兵與華人接戰，於6月18日在鐵路車站處一仗最厲”，俄軍“死傷有五百名之多”。（《瓦德西拳亂筆記》，《義和團》第3冊，191頁）此後，曹福田曾多次率部進攻車站。29日，他聯合從獨流鎮趕來天津的張德成部，再次向車站發起進攻。練軍在山岔河口黑炮臺等處也用大炮配合作戰。守站俄軍拼死頑抗，炮火異常猛烈。義和團一度佔領車站，旋即被迫撤出。馬玉昆率兵到達天津後，又與團民合力猛攻，車站幾經易手。

爭奪老龍頭車站的戰鬥還在激烈進行中，張德成就率團眾從駐地馬家口附近向紫竹林租界發起進攻。7月1日，張德成再次率部攻打租界，與敵軍激戰5個多小時。侵略軍為阻止義和團的攻勢，佈置了地雷陣。張德成牽來幾十頭牛，在牛尾紮上油絮，點燃後把牛趕入佈雷區，牛群受痛狂奔，踏毀了地雷，義和團乘勢進攻，沖入租界，在敵軍猛烈阻擊下，才被迫撤出。

清政府宣戰後裕祿暫時改變了對義和團的態度，正式招撫義和團，並派候補道譚文煥為義和團辦理糧食等事宜。7月初，裕祿召集張德成、曹福田、聶士成、馬玉昆等計議，決定曹福田部和馬玉昆軍繼續進攻老龍頭火車站，聶士成軍和張德成部進攻紫竹林租界。7月6日，聯軍偷襲馬家口，遭到張德成部伏兵的襲擊，狼狽逃歸。同一天，聶士成率軍從天津城南迂回到租界西南方，在城牆上架起大炮，向租界及跑馬場一帶猛烈轟擊。7日，聶軍又分兵沿馬場道向租界發動進攻。聶士成的突然出現，使租界裏的敵人十分驚慌。

八國聯軍不斷增兵天津，這時已達18萬人。其中俄軍6000人，成為進攻天津週邊的主力。在這危急時刻，清政府命四川提督宋慶為幫辦北洋軍務大臣，準備公開鎮壓團民。宋慶在天津城郊指揮清軍大殺義和團，並將部分義和團調離抗敵前線。城郊義和團實力大損，天津保衛戰進入更加艱苦的階段。7月9日，租界的聯軍以優勢兵力分三路向城西南進攻，包抄在那裏堅守的聶士成軍和義和團，聶士成身先士卒，誓死抵抗，指揮部隊與侵略軍激戰兩個小時，雙腿中彈，仍然策馬向前，又身中數彈，腹破腸出，還堅持著指揮軍隊前進，直至一彈穿胸倒地，壯烈犧牲，其部眾和團民也都勇往直前，慷慨赴死。“西人謂自與中國交兵以來，從未遇此勇悍之軍。”（《綜論義和團》，《義和團史實》上冊，第157頁）10日，宋慶趕到天津城，相繼搗毀了城內壇口，進一步削弱了防守天津的力量。13日晨，日、英、美軍4000多人分三路直撲天津南門，堅守在這裏的義和團和部分清軍英勇反擊。裕祿、宋慶、馬玉昆率部逃往楊村。同一天，俄、德軍隊也向天津東門發動進攻，守門團民和清軍殊死抵抗。14日，聯軍先後攻破南門、東門，天津淪陷。

八國聯軍佔領天津後，在俄國遠東司令阿厲克謝耶夫的建議下幾經策劃，7月30日成立了“天津臨時政府”(又稱“都統衙門”）這個殖民機構，由俄、英、日三國指定具有同等權力的三人組成“臨時政府委員會”，對天津、靜海、甯河等廣大地區實行軍事殖民統治，直到1902年8月才撤銷。此外，俄國還根據所謂“征服者之權力”，在俄軍所佔據的海河左岸強行建立俄國租界。繼俄國之後，比利時又在天津強劃租界，日本、法國也乘機擴大他們的各自租界。連侵略分子也不得不承認，這種行動“實際上等於瓜分”。（《中國海關與義和團運動》，第94頁）佔領天津後，八國聯軍2萬餘人，以俄軍、法軍為右路，以日軍、英軍和美軍為左路，從天津沿運河兩岸向北京進犯。

北京的義和團和部分清軍從6月15日起就開始圍攻西什庫教堂。1萬多名義和團群眾和部分清軍，把40多名聯軍、幾十名傳教士和逃聚在此的千余名教徒，死死地圍困在教堂裏。他們製造土火箭、火藥罐，挖地道、埋地雷，屢屢猛攻。戰鬥時斷時續，一直持續到8月14日北京淪陷。

東交民巷使館區是侵略勢力在中國的指揮部。6月19日，使館區的侵略軍竟把東交民巷和東長安街一帶封鎖起來，作為“佔領區”，不久又推舉英國公使竇納樂為使館區的總司令，強迫界內居民遷出或閉門不出。他們還在東交民巷等處貼出“往來居民，切勿過境，如有不遵，槍斃爾命”的告示，肆意殺害義和團和中國居民。清政府6月20日下令榮祿任總指揮，組織清軍和團民圍攻使館。慈禧太后下令圍攻使館區，增加了列強擴大侵略的藉口，給清政府造成政治上的被動。而慈禧太后很快轉戰為和，後又指使榮祿對使館明攻暗保，進而公開保護。但參加圍攻的義和團眾及部分清軍仍勇猛衝殺，一度攻佔了比、奧、荷、意等國公使館和華俄道勝銀行。聯軍向北京進犯，慈禧太后也加緊向侵略軍求和，8月7日，正式任命李鴻章為議和全權代表。她禁止義和團繼續進城，並把京城內外一部分義和團調往前線，陰謀讓義和團民與侵略軍相互削弱。然而，前線清軍出於愛國義憤，仍與義和團合力阻截八國聯軍。8月5日，聯軍進攻北倉。清軍與團民幾次打退敵人的進攻，殲敵數百人，後來敵軍不斷增援，強佔北倉。6日，聯軍進攻楊村，逃駐該地的裕祿、宋慶、馬玉昆等部隨即潰退。宋慶、馬玉昆北逃通州，裕祿率少數隨從退駐附近蔡村，自殺而死。同日，幫辦武衛軍事務大臣李秉衡受命出京禦敵，節制從湖廣、兩江、山西、山東等地調來的“勤王師”。9日，他和各軍會合於河西務，即遇聯軍來攻。李秉衡急督各軍禦敵，無奈軍心已散，又屬臨時應命之師，或不戰自潰，或敗而逃命，李秉衡無法挽回敗局，僅率隨身幾個幕僚退至張家灣。聯軍隨即進逼，李秉衡自殺身死。聯軍佔領張家灣後再占通州，於13日夜直抵北京城下。當天午夜，俄軍搶先進攻東便門，遭到守門甘軍和部分團民的激烈抵抗。戰鬥持續到次日下午兩點，俄軍攻入城內。14日淩晨，日軍開始攻打朝陽門，同樣遭到守門甘軍的頑強阻擊，雙方也激戰至下午兩點，甘軍被迫撤退，日軍進入城內。當俄、日兩軍與甘軍激戰時，英軍進攻廣渠門，防守此門的武衛軍和八旗兵很快潰逃，英軍得以首先侵入北京。隨後，法、美等國軍隊也相繼侵入。北京失陷。

當八國聯軍兵臨北京城下時，慈禧太后驚惶失措，決定暫時出宮。光緒皇帝要求留下與各國交涉議和之事，慈禧太后不允。8月14日，北京城陷，當天淩晨，慈禧太后挾光緒皇帝和一些王公大臣，倉皇離京，向西出逃，途經山西，最後達到陝西省城西安。經過幾十天的奔逃，此時終於安定下來，慈禧太后便以陝西巡撫衙門為行宮，並電諭各地告知自己的下落。清政府至此立住了陣腳。慈禧太后在逃亡途中，便發佈了“剿匪”上諭，聲稱“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並命令官兵對義和團“嚴行查辦，務淨根除”。另一方面，又任命李鴻章和慶親王奕劻為議和大臣，要他們儘快和列強和談。

12月24日，列強向清政府提出議和大綱十二條，聲稱這些條件無可更改。李鴻章電告西安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見條款上沒有將她作為禍首加以懲辦，如獲大赦，馬上表示：“所有十二條大綱，應即照允。”（《光緒朝東華錄》第4冊，第4590頁）條約簽訂後，慈禧太后于1901年10月6日，離開西安，啟駕返京，於1902年1月7日，回到紫禁城。

二俄國出兵我國北方地區

19世紀中葉俄國侵佔中國的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大片領土後，又處心積慮地想佔有黑龍江以南的中國東北地區，建立“黃俄羅斯省”。

1900年二三月間，營口出現了義和團。6月，義和團以鐵路沿線為中心地區發展到奉天府。不久，旅順口也發現“扶保中華，逐去外洋”的揭帖。（張蓉初譯《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219頁）在吉林和黑龍江等地，義和團也相繼而起，號召“保國滅洋”。團民的鬥爭首先從搗毀教堂和打擊為非作歹的傳教士開始，很快就發展到襲擊中東鐵路沿線的俄國護路軍。清政府宣戰後，部分清軍和團民共同破壞中東鐵路，驅逐俄國侵略軍。到7月5日，“北至開原，南至海城，計五百里，所有俄鐵路橋房均經百姓拆毀”。（《盛京將軍增祺折》，《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307頁）7月中旬，長春義和團焚毀了二道溝火車站，吉林將軍長順等人也招集為俄人修路的土夫拆毀鐵路，出現了“或晝或夜”，“見路即拆”的鬥爭場面。（嵩昆等：《洋事記冊》，《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第2輯，第225頁）

東北義和團興起後，俄國自以為抓到了侵略藉口，便想趁此機會，奪取東三省。6月下旬，俄國駐遠東邊境的軍隊侵入中國琿春縣一些地區，並且加緊進行大規模入侵的軍事準備。7月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動員鄰近中國的幾個軍區共17萬餘兵力，組成五個軍，自任侵略軍總司令，陸軍大臣庫羅巴特金為參謀長。9日開始，俄國侵略軍以保護中東鐵路為幌子，分六路大規模入侵中國東北地區。俄各路侵略軍相繼從伊爾庫次克、布拉戈維申斯克(海蘭泡)、哈巴羅夫斯克(伯力)、烏蘇裏斯克(雙城子)、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威)、旅順分頭出動。7月30日，佔領海拉爾、琿春、三姓(今依蘭）；8月3日，占哈爾濱，4日，占璦琿、營口，29日，占齊齊哈爾、甯古塔(今甯安）；9月1日，占伯都納(今扶餘)，22日，占吉林，29日，占遼陽；10月1日，占奉天，6日，占鐵嶺，31日，占錦州。至此，東北主要城市和交通線都被俄軍佔據。

11月8日，阿曆克謝耶夫用武力脅迫清朝盛京的代表簽署了一個所謂《奉天交地暫且章程》，規定：俄國駐兵盛京及其它各地；中國軍隊一律撤散，收繳槍械；拆毀炮臺、營壘、火藥庫；俄國在盛京設總管，預聞要務；中國設馬步巡捕，數額由雙方商定等。按照這個“章程”的內容，盛京名存實亡。沙皇尼古拉二世將這個《章程》的各項規定推廣于全東北，又授意炮製了《俄國政府監理滿洲之原則》。在這個殖民計畫中規定：中國軍隊要全部撤出東北地區；俄國官員有權監督清朝將軍與副都統的行動；中國政府委派官吏要經過俄國的同意；設立軍事法庭“處理”中國居民中“攻擊俄國軍隊或污辱俄國軍事長官之罪人”等等。這套“原則”顯然是要使中國東北淪為俄國殖民地。俄國政府的喉舌《新聞報》，這時竟狂妄地把東三省改稱為“黃俄羅斯”。

俄軍大舉侵犯東北，到處燒殺擄掠，製造了血洗海蘭泡、強佔江東六十四屯、火燒璦琿城等慘案。

海蘭泡原名孟家屯，位於璦琿縣黑河鎮對岸，原是中國的一個居民村。1858年被俄軍侵佔後改名為布拉戈維申斯克。到1900年，海蘭泡已有3萬多人口，但半數以上仍是中國人。1900年7月16日，全副武裝的俄國侵略軍警，把海蘭泡的幾千名中國居民驅趕到警察局，並洗劫了他們的住宅和所開的商店。17日，100多名武裝軍警，以押送這批中國人回國為名，將其趕往黑龍江邊，途中凡摔倒或走不動的，都被砍死或槍殺。到了江邊，俄國軍警徑直把這些中國居民趕入水流湍急的黑龍江中。俄軍“各持刀斧，東砍西劈”，致使中國居民“傷重者斃岸，傷輕者死江，未傷者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滿江津”。（《璦琿縣誌》卷8）在以後的幾天裏，同樣的屠殺又進行了三次，共奪去5000余中國人的生命。

江東六十四屯位於黑龍江左岸，從精奇裏江往南到霍爾莫勒津屯一帶。這裏居住著2000多戶漢、滿、達斡爾等族中國居民。根據1858年的《璦琿條約》規定，江東六十四屯歸中國管轄，中國居民有永久居住權。但俄國對這塊地方始終抱有野心，不斷強行向這裏移民。從7月17日開始，俄軍連續多次沖進江東六十四屯，大肆燒殺，搶劫財物。2000多中國居民被驅逐出屯，不是淹死在黑龍江裏，就是慘死在俄軍的屠刀之下。8月中旬，俄國侵略者悍然宣佈江東六十四屯歸俄國管轄，並不准已逃離的中國居民重返家園。

璦琿位於黑龍江右岸，俄軍於8月4日強行佔領，屠殺之後，又“縱火焚城，火光燭天，數日不息”。（《黑龍江志稿》卷30）這座具有二百多年歷史的古城，幾天之內便化為廢墟，有數千中國居民被燒死。

俄軍在其他地區製造了許許多多的屠殺事件。在哈爾濱一帶，俄軍“所到村屯，悉行焚燒，凡遇華人，不論男婦大小，盡行屠戮，遭害者不下數千村，被燒者不下萬戶”。（《洋事記冊》，《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第2冊，第270頁）俄軍在東北所到之處，還把庫銀、圖書、檔案等搶劫一空。列寧曾痛斥俄軍在東北的暴行，並且嚴正指出：“沙皇政府在中國的政策是一種犯罪政策。”（《中國的戰爭》，《列寧選集》第1卷，第215、217頁）

東北義和團和清軍懷著民族仇恨，進行了英勇的武裝抵抗。俄軍進攻璦琿時，清軍將領鳳翔率3000名守軍“死力拒敵”，義和團民也高舉“救清滅洋”的旗幟配合作戰，據守了一個多月。璦琿城破後，鳳翔率眾轉移到興安嶺一帶，與當地團民並肩殺敵，直至陣亡，部眾也都“爭前死敵，無一遁者”。（《璦琿縣誌》卷8）在三姓，守城軍在松花江中橫放江鎖，下沉巨石，阻止敵艦駛入，並於7月25日擊沉俄艦一艘，俄軍上校維尼柯夫斃命。27日晨，俄軍分水陸兩路再犯三姓，軍民奮戰，擊斃俄軍200多人，擊沉俄艦一艘。經過40多天的戰鬥，俄軍才攻下三姓。在琿春，當俄軍進犯時，守城清軍和團民奮力抵抗，斃敵200餘人。在海城，義和團堅守城池，育字軍分統承順率兵增援，吉林將軍晉昌親臨前線，堅守海城40餘日，多次擊退俄軍。

11月，《奉天交地暫且章程》簽訂後，更激起中國人民，尤其是東北各族人民和愛國官兵對俄軍的激烈反抗。1900年冬，東北各地相繼組織抗俄武裝，人數從幾百、幾千到幾萬人不等。1901年初時，抗俄武裝總數已達十多萬人。他們活躍于叢山密林深處，馳騁于平原大川之間，破壞鐵路，伏擊俄國侵略者，奪取敵人武器，焚燒敵人的火藥庫，使敵人遭到沉重打擊。2月，趙起龍等10多支抗俄武裝首領聯合發佈討俄檄文，表示決心“與俄賊決一死戰，複我國土，拯我人民”。（《日本外交文書》第33卷，別冊第三，第43頁）在所有抗俄武裝力量中，“忠義軍”發展最快。他們在“禦俄寇，複國土”的戰鬥口號下，轉戰東北各地，打擊侵略軍。在1900年冬至1901年春，“忠義軍”先後奪回了海龍、通化、新賓、寬甸、鳳凰、安東、朝陽等州縣，收復了吉林南部和奉天北部的大片國土。

東北各族人民的抗俄鬥爭，使入侵的俄國侵略者坐臥不安。其他國家也因俄國獨佔東北妨礙他們的利益，大為惱火，紛紛出面干涉。1902年4月8日，沙皇政府被迫同清政府簽訂《交收東三省條約》，規定俄國軍隊分三期撤離東北。至此，俄國乘八國聯軍侵華之機混水摸魚，妄圖獨吞中國東北全境的計畫破產。

三 東南互保

義和團和清軍在北部中國的反帝鬥爭，使侵略者膽顫心驚。英國既害怕義和團的勢力發展到它所控制的長江流域，又擔心清軍愈來愈倒向義和團，便萌生了與中國東南地區當權的洋務人物合作以抵制義和團的意向。早在6月14日，英國駐上海代總領事霍必瀾就致電英國外交大臣索爾茲伯里，建議說：“我們應當立即與漢口及南京的總督達成一項諒解。我完全相信：如果他們可以指望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有效支持，他們將在所轄地區內盡力維護和平。”（《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團運動資料選譯》，第41頁）15日，索爾茲伯里複電霍必瀾，授權他“通知駐南京的總督(劉坤一)：如果他採取維護秩序的措施，他將得到女王陛下軍艦的支援”，同時給湖廣總督張之洞“一項同樣的保證”。（《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團運動資料選譯》，第42頁）16日，英國海軍部司令在上海的海軍將領，派軍艦“赫密思”號開到南京，“黎乃脫”號開往漢口，向劉坤一、張之洞傳達英國政府的意見，保證以武力支持他們“維持秩序”。這實際上是企圖通過他們加強對長江流域的控制。

張之洞、劉坤一等人本來就不贊成招撫義和團，主張“明降諭旨，力剿邪匪”，（《官方文電》，《義和團》第3冊，第327頁）此時更得到英國公開出面支持，便立即電告清政府駐英公使，要他向英國政府保證，盡力鎮壓人民群眾的反帝鬥爭，“並不惜代價採取有力措施”，（《江海關稅務司何文德致赫德》，《中國海關與義和團運動》，第80頁）切實維護英國在長江流域的權益。繼英國之後，美、德、法等國也參與策劃“東南互保”。

當英國侵略者加緊和東南督撫進行勾結的時候，督辦蘆漢鐵路大臣盛宣懷正在上海。他同列強和東南各省督撫都有密切關係，便在當中穿針引線，出謀劃策。6月21日，清政府“宣戰上諭”發佈後，劉坤一、張之洞等人拒絕執行。他們一面宣佈，從這天起朝廷下達的命令為“矯詔”，一面加緊談判“互保”條約。6月26日，劉坤一、張之洞授權盛宣懷和上海道台餘聯沅，同各國駐上海領事正式會商，議訂了《東南互保章程》等檔，規定“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官方文電》，《義和團》第3冊，第338頁）此後，兩廣總督李鴻章、山東巡撫袁世凱等，都對“東南互保”表示支持，浙江巡撫劉樹棠宣佈參加“東南互保”。閩浙總督許應騤也宣佈“與江鄂辦法不謀而合”，（《許應騤致盛宣懷電》，《愚齋存稿》卷36，第34頁）並於7月14日同俄、英、美等六國駐福州領事簽訂了《福建互保協定》，規定福建地方當局要“在其許可權內採取一切措施，保護各國駐福建官員、教士、商人之生命財產不受侵害”，“如有不良分子散佈侵害外國人的謠言”，必須“認真予以逮捕及懲罰”。（《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團運動資料選譯》，第206頁）東南督撫的這些行動，表面上與清政府的宣戰相抵觸，是地方對朝廷公然的抗旨行為，但實質上則與其對內鎮壓對外妥協的一貫方針是一致的。因此，清政府在接到這些督撫們關於“東南互保”的奏報後，認為與己意“正複相同”，完全同意他們的做法。

“東南互保”協議制定後，劉坤一、張之洞等在長江中下游一帶到處張貼“互保”告示，並派遣大量兵勇日夜巡邏，嚴防義和團民入境。各國停泊在長江口外的軍艦，則日夜升火待發，隨時準備鎮壓長江流域各省人民的起義，與八國聯軍在北方屠殺義和團遙相呼應。在《東南互保》章程達成後，列強和東南督撫們聯合鎮壓東南各省人民的反帝鬥爭。當時，東南各省人民雖也奮起回應北方軍民的反帝鬥爭，有的甚至直接採用義和團的旗號，但發展很不平衡，且很快遭到鎮壓。南部中國依然一派舊景，與北部中國的形勢形成明顯對照。

東南督撫們雖致力於“互保”，又自有其審時度勢的用心。張之洞曾說：“京畿驟亂，開釁各國，沿海震動，各國窺視。沿江若稍有紛亂，洋人必入倨長江，自為保護，東南非我有矣!”（《張文襄公全集》，卷160，第12、15頁）因此，若“彼此處於鎮靜，嚴密防範，自可相安無事”。無疑，他所表達的保全疆土之心是有代表性的。

“東南互保”一方面壓抑了南方地區的反帝運動，另一方面又阻止了八國聯軍的南下蹂躪；一方面，它免除了列強在撲殺北方義和團的南顧之憂，另一方面，它又使戰勝之後的列強在處置中國時不能不重視駐守東南的幾十萬軍隊，對當時的中國社會產生著雙重影響。

豪格

第三節《辛丑合約》與中國半殖民地形成

一中外聯合鎮壓民眾反抗

八國聯軍在佔領天津後，需任命一個總司令協調侵略步驟。俄國陸軍部很想把這一職位搶到手，陸軍大臣庫羅巴特金還打算親自擔任。由於這一打算違背了俄國政府表面維持對華友好的方針，也由於受到英、日等國的反對，因而沒有得逞。8月初，德皇威廉二世利用俄英之間的矛盾，又以德國公使璀林德在6月20日被殺為藉口，向各國建議由德國元帥瓦德西擔任聯軍總司令。這個建議首先得到俄國的贊同，隨後其他各國也表示接受。9月25日，瓦德西到達天津。

聯軍佔領北京後，將北京城劃分為俄、英、日、美、法、德幾個佔領區，實行軍事殖民統治。侵略者公然張貼佈告，禁止中國人民反抗，提出“遇有執持槍械華人，定必即行正法，若由某房放槍，即將該房焚毀”。（《俄國公示》，原件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

聯軍還以北京為基地，派兵四出擴大侵略。9月下旬，俄軍沿京榆路佔領了北塘，然後撲向山海關。英國唯恐俄軍先占，立即從大沽派出軍艦，並於9月30日下午搶先佔領了山海關。10月，聯軍分別從北京和天津出發，沿盧漢鐵路向南進犯，佔領保定、正定、井陘等地，危及山西。在天津的侵略軍還南下竄犯，直到山東邊界。11月，聯軍又從北京出長城，進犯宣化、張家口一帶。

聯軍四出劫掠，擴大戰果。每到一處，大肆燒殺搶掠，京、津之間許多地方變成了瓦礫場。在大沽周圍地區，繁華的大沽已被夷為平地，5萬多居民的塘沽“已無華人足跡”。（《瓦德西拳亂筆記》，《義和團》第3冊，18頁）1000多戶的新河被燒得只剩下300余戶，萬戶居民的北塘也傷之過半。從大沽到北京，“只是一片荒涼毀掠之景而已，沿途房屋未經被毀者極為罕見，大都早已變成瓦礫之物”。（《瓦德西拳亂筆記》，《義和團》第3冊，第19頁）

在天津，聯軍進城後即恣意屠殺，以致“自城內鼓樓迄北門外水閣，積屍數裏，高數尺”。（佚名：《天津一月記》，《義和團》第2冊，第157頁）至於搶劫財物，更是侵略者的慣伎。日軍搶光天津鹽道衙門庫存的幾百萬兩白銀後，美軍又接踵而至，強迫被俘的40名中國人，挖掘埋在地下的財物，挖了4天，又搶走了幾百萬兩銀錠。“滿載著搶來的毛皮、絲綢、瓷器等物的軍人和文職人員，隨處可見”。（科羅斯托維茨：《俄國在遠東》，第50頁）

在北京，凡是義和團設過壇的房屋，都被焚毀。並且“聯軍佔領北京之後，曾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其後更繼以私人搶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質損失甚大”。（《瓦德西拳亂筆記》，《義和團》第3冊，第31～32頁）當時，從公使、將軍，直到傳教士、士兵，都參加了這一暴行。日軍從戶部搶去300萬兩銀子後，立即燒房毀滅罪證。英軍、美軍還把搶來的東西造冊，在使館當眾拍賣，賣的錢按官階高低分贓。法國主教樊國梁，一次就從戶部尚書立山家裏搶走價值100萬兩銀子的財物。瓦德西則從欽天監裏把17世紀設置的古天文儀器掠送柏林。大量珍貴的歷史文物慘遭毀壞或搶劫。翰林院所藏著名的《永樂大典》，幾乎喪失淨盡；其他經史子集等珍本圖書，共損毀46萬餘冊。有人說，經過這次洗劫，中國“自元、明以來之積蓄，上至典章文物，下至國寶奇珍，掃地遂盡”。（《庚辛紀事》，《義和團》第1冊，第316頁）瓦德西自己也承認：“所有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將永遠不能查出，但為數必極重大無疑”。（《瓦德西拳亂筆記》，《義和團》第3冊，第34頁）

清政府為了向列強悔過討好，爭取議和，下令“痛剿義和團”。從此，清政府與侵略者公開合流，共同鎮壓義和團。當八國聯軍四出擴大侵略時，駐紮在直隸境內的清軍按照李鴻章的命令，一面大肆屠殺義和團，一面步步後撤，將大好河山拱手讓給敵人。

廣大義和團民仍在京、津及其郊區，以及在整個直隸和其他地區不屈不撓地堅持鬥爭。通過血的教訓，義和團對清政府的真實面目有了新的認識，各地義和團開始放棄“扶清滅洋”的口號，分別提出了“反清滅洋”、“掃清滅洋”等口號。1902年3月，直隸廣宗、巨鹿、威縣的義和團和廣大民眾，在景廷賓領導下，高舉“掃清滅洋”的旗幟，再次掀起大規模搗毀洋教堂、殺死洋教士的鬥爭，得到附近廣大人民的擁護，起義軍很快發展到三四萬人。清政府急命袁世凱派兵鎮壓，德、日、法等國侵略軍6000多人，也從北京開往廣宗、冀州一帶，協助清軍，最後才把景廷賓起義鎮壓下去。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就這樣被中外反動勢力聯合絞殺了。

二《辛丑合約》與中國半殖民化

列強各國在派遣軍隊入侵中國鎮壓義和團的同時，又企圖乘機搶奪地盤，擴大侵略勢力。俄國佔據整個東北後，又控制了山海關至北京的鐵路，聲稱要將直隸全省作為俄國的勢力範圍。德國準備攻取煙臺，擴大在山東的勢力範圍，並在南京、上海停泊戰艦，要將勢力深入長江。英國則在上海駐重兵，並加緊控制張之洞、劉坤一，力圖鞏固在長江流域的勢力，同時陰謀在兩廣製造以李鴻章為首的“獨立”政權，佔據華南。日本計畫吞併福建，8月間已派兵在廈門登陸。法國則企圖占取雲南。美國陰謀“租借”秦皇島、舟山、三沙灣。各國間劍拔弩張，相互窺伺。在攻佔北京前，各國為了共同的目標，在“保護使館”的幌子下暫時勾結在一起，共同鎮壓義和團，並向清政府施加壓力。佔領北京後，過去潛伏的錯綜複雜的矛盾都暴露出來，出現了以英、俄兩國為霸主繼續爭奪中國的激烈鬥爭。俄國為把東北占為己有，擺出一副對清政府“友好”的姿態，首先承認李鴻章為清政府的議和全權代表，主張立即撤退各國在北京的佔領軍，開始議和，想取得清政府對它強佔東北的承認。英國反對俄國的主張，拒不承認李鴻章為議和代表，反對聯軍從北京撤兵。聲稱要等“中國立有合例政府方可開議”。而英國所說的“合例政府”，即指由它所操縱的親英政府。德國在聯軍佔領北京後，繼續派遣大批陸軍和軍艦來華，計畫侵佔煙臺，進一步控制山東，並向清政府勒索更多的權益。因此，它也反對撤兵及立即與清政府開始議和。日本因與俄國在爭奪東北問題上有矛盾，支持英國的主張。法國為了反對英國在兩廣的擴張，又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俄國的建議。美國則趁機提出《第二次門戶開放宣言》，附和俄國的主張，提出“保持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列強之間關於先撤兵後議和還是先議和後撤兵的激烈爭論，實際上是各國在挑選代理人。結果，英、德、日向俄、美、法作了妥協，承認“皇太后為合例”，並接受李鴻章為議和代表，交換條件是清政府接受各國提出的全部條件。10月16日，英、德訂立協定，聲稱對華政策的原則是要將中國的河川海港向各國自由開放。

1900年12月24日，除了參加武裝侵略中國的俄、英、美、日、德、法、意、奧8個國家以外，又加上比利時、西班牙和荷蘭，11個國家共同向清政府提出12條議和大綱。這個“大綱”基本上包括了後來正式和約的主要內容。慈禧太后因列強仍承認她為合例，“詔報奕劻、鴻章盡如約”。（李希聖：《庚子國變紀》，《義和團》第1冊，第34頁）然而實際上議和談判活動不是在奕劻、李鴻章等與列強代表之間，而是在列強之間進行。列強在“懲凶”、“賠款”等問題上爭吵了近一年，在基本上滿足了各自利益要求之後，1901年9月7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奧、西、比、荷11個帝國主義國家才脅迫奕劻、李鴻章在最後議定書上簽字。這一年是舊曆辛醜年，所以議定書為《辛丑合約》。

《辛丑合約》正約12款，附件19個，其主要內容有：(1)清政府向各國賠償白銀4.35億兩，以關稅、鹽稅和常關稅作為擔保，分39年還清，加上年息4厘，共達9.82億兩。此外，各省地方賠款還有2000多萬兩，總數超過10億兩。這項賠款史稱“庚子賠款”，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最大的一次賠款。從此，清政府的重要稅收，除田賦以外，幾乎全被列強控制。

（2）准許各國在北京以及從北京到山海關鐵路沿線的12個戰略要地派兵駐守；大沽炮臺以及從北京到大沽沿線的炮臺，“一律削平”；天津周圍20裏內不准中國軍隊駐紮；軍火和製造軍火的原料禁止運入中國，禁運期兩年以上。這樣，列強完全控制了京、津地區，可以隨時對清政府進行軍事控制，直接鎮壓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

(3)北京東交民巷一帶辟為“使館區”，各國可在使館區內駐兵，而中國人則一概不准在界內居住。從此，使館區成了“國中之國”，成了列強策劃侵略中國的大本營，各國公使成為清政府的太上皇。

(4)懲辦在義和團運動中和列強作對的“首禍諸臣”，莊親王載勳、刑部尚書趙舒翹、禮部尚書啟秀、刑部侍郎徐承煜、都察禦史英年、山西巡撫毓賢均賜令自盡或正法，端王載漪、輔國公載瀾發配邊疆，其他“罪臣”也分別被判處終身監禁、革職抄家、永不敘用等刑罰；在外國人“受辱遇害”的地區，停止文武各等考試五年；永遠禁止中國人成立或加入任何具有反帝性質的組織，“違者皆斬”。地方官吏所屬境內如再有所謂“違約行為”，“必須立即彈壓懲辦”，否則“即行革職，永不敘用”。這是列強要壓服清政府更加唯命是從，進一步鎮壓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

(5)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辦理今後對列強的交涉，指定由皇族親貴擔任大臣。列強妄圖提高外務部的地位，操縱清政府的對外機構，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

(6)德國公使克林德、日本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在義和團運動中被殺。條約規定為克林德建立牌坊，對杉山彬“用優榮之典”，並派大臣赴德、日“謝罪”。

《辛丑合約》是列強加給中國的空前嚴重的不平等條約。列強據此勒索到巨額賠款，加劇了中國人民的貧困和社會經濟的衰敗；外國侵略軍長期駐紮在中國的戰略要地，嚴重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完整和國防安全；設置特殊性質的使館區，以武力為後盾的公使團，開始淩駕於清政府之上；改變清政府外交機構的地位，則更適合於列強向中國勒索、發號施令的需要；嚴厲懲凶以及為德公使建立牌坊等，則極大地損害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禁止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則是企圖達到永遠奴役中國人民的目的。軍事據點和佔領區設立表明了這一時期列強侵華的新特點，標誌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完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