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新編-第十一章

豪格

第一節反對袁世凱的專制統治

一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

袁世凱在外國勢力和封建主義支持下，篡奪了臨時大總統的職位，逐步建立獨裁統治。民國初年，袁世凱一再宣稱恪遵《臨時約法》，擁護民主制度。革命党認為，民國業已建立，革命已經成功，今後的任務是，建立歐美式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實現“政黨政治”；在經濟上發展實業，實行民生主義。為實現“政黨政治”，各派政治勢力發生了重大分化和改組。同盟會原先就不是一個強有力的政黨，武昌起義後一些立憲党人和舊官僚又紛紛參加進來，組織更加渙散。孫中山在辭去臨時大總統後，聲稱願以在野身份發展實業，對同盟會的活動很少過問。黃興積極遣散原屬南京臨時政府的軍隊，自動撤銷南京留守處，表示誠心擁護袁世凱。這時宋教仁是同盟會的實際負責人，他主張擴大同盟會的勢力，從事議會鬥爭。他提出“朝野合作”、“新舊合作”，與舊勢力妥協，希望實行責任內閣和地方自治，以分散袁世凱的權力。立憲派張謇、湯化龍等人，已經依附于袁世凱。他們於1912年5月，聯合章太炎以及從同盟會分化出來的一些人物和其他政治團體，組成共和黨，推黎元洪為理事長。共和黨與同盟會相對抗，擁護袁世凱集中權力、統一全國，反對同盟會責任內閣和地方自治的主張，企圖在袁世凱政權中謀得一官半職。

在這種政治氛圍下，袁世凱首先破壞《臨時約法》所規定的責任內閣制。1912年3月，袁世凱按照《臨時約法》的規定，提名唐紹儀為國務總理，組成第一屆內閣。4月，臨時政府北遷後，袁世凱感到唐紹儀的“同盟會中心內閣”有礙於己，於是製造事端，逼唐下野。6月，袁世凱利用唐內閣任命非袁嫡系的王芝祥為直隸都督的問題，指使北洋將領通電反對，並不經唐紹儀副署就發佈改任王芝祥為南方軍宣慰使的命令，迫使唐紹儀和同盟會的幾個閣員辭職。9月，袁世凱任命他的親信趙秉均為國務總理，責任內閣被取消。

責任內閣被破壞以後，同盟會的領導人並未意識到這是袁世凱實行獨裁統治的重要步驟。宋教仁認為，要真正實行責任內閣制，必須在議會中組成一個占絕對多數議席的大黨，由這個黨組閣，才能形成強有力的內閣，才能制約袁世凱的行動，實行民主政治。為此，宋教仁積極奔走。1912年8月，以中國同盟會為基礎，合併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党等幾個小黨派組成國民黨，推舉孫中山為理事長。8月25日，國民黨在北京成立。由於吸收了各方面人物參加，在臨時參議院中占多數，成為第一大黨。

國民黨成立後，名義上由孫中山擔任理事長，但實際權力掌握在宋教仁手中。宋教仁熱心於資產階級的議會政治，主張以“政黨內閣”限制袁世凱。當時，國會中四党並立，除國民黨外，有以章炳麟為首的統一黨，有黎元洪、張謇、湯壽潛為首的共和黨，有梁啟超、湯化龍為首的民主黨。共和黨和民主黨的經費主要來源是袁世凱的津貼，因而是袁的御用工具。在1913年2月結束的國會選舉中，國民黨在參、眾兩院均獲得壓倒多數的席位。宋教仁企圖以國會多數党首領身份組織責任內閣，並出任內閣總理。國會開會前，他親自到長江流域各省為組織國民黨內閣宣傳遊說。1913年3月20日，他從上海北上，在車站遇刺，兩天後身亡。袁世凱聽到宋教仁被刺的消息，表示“愕然”，電令江蘇地方官吏“迅緝兇犯，窮究主名，務得確情，按法嚴辦”。然而“窮究”的結果，主使行刺的正是袁世凱自己，而直接佈置暗殺的則是國務總理趙秉鈞。

“宋案”真相公佈，全國譁然。孫中山從迷誤中猛醒，認為“非去袁不可”，主張立即興師討袁。但此時國民黨內部意見分歧。黃興等對武裝討袁沒有信心，主張聽候法律解決，廣東都督胡漢民正在與陳炯明爭奪廣東地盤，無暇顧及反袁問題。安徽都督柏文蔚準備向袁世凱妥協。湖南都督譚延持觀望態度。只有江西都督李烈鈞和一些“激烈”分子擁護孫中山的主張。大部分國民黨議員則留戀名位，主張在北京聯合其他黨派，以國會的力量從事“法律倒袁”。

當國民黨人還在爭論不休的時候，袁世凱已做好武力對付革命黨人的準備。他一面調兵遣將，下達內部動員令，一面指使國會中的統一黨、共和黨、民主黨合併為進步黨，充當反對國民黨的打手。此外，在“宋案”公佈的當天，他指使趙秉鈞同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了2500萬英鎊的所謂“善後大借款”的合同，為內戰準備軍費。袁世凱得到外國列強和國內反動勢力的支持，兇相畢露。他攻擊孫中山、黃興“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現在看透孫、黃除搗亂外無本領”；無恥吹噓自己是“受四萬萬人民付託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揚言“彼等若敢另組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上海時報》1913年5月24日）1913年6月間，袁世凱藉口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曾通電反對善後大借款是不服從中央，下令免職，並派兵南下，進入江西，發動內戰。

國民黨人被迫應戰，他們一開始就不能統一行動，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7月12日，李烈鈞在江西湖口誓師，組織討袁軍發表討袁通電。黃興因迫於形勢，也在南京逼使江蘇都督程德全宣佈討袁。上海、安徽、湖南、廣東、福建、重慶等省區先後宣佈獨立。這就是國民黨的“二次革命”。袁世凱以江西、南京為進攻重點。江西方面，湖口的討袁軍，遭到了北洋軍的水陸夾攻，於25日敗退。8月18日，北洋軍攻陷南昌，佔領江西。南京方面，由於部分討袁軍被袁世凱用金錢收買，發生內亂，被迫退守臨淮關。黃興於7月29日潛離南京，江蘇都督程德全便宣告取消討袁。9月1日，袁軍張勳部攻佔南京。上海的陳其美等在8月13日棄吳淞炮臺而去。安徽的柏文蔚也被袁軍所逐。接著，其他各地相繼取消獨立。不到兩個月，南方各省的國民黨軍隊全被袁世凱打垮，“二次革命”遂歸於失敗。孫中山、黃興被加以“亂黨”名目，嚴令通緝。他們被迫再一次逃亡日本。

二袁世凱復辟帝制與護國運動

袁世凱在南方用武力鎮壓了“二次革命”，企圖利用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袁世凱為了進一步拉攏進步党，於1913年7月任命熊希齡為內閣總理。熊內閣還網羅了梁啟超、汪大燮、張謇等“社會名流”，聲稱是“第一流人才內閣”。但袁世凱只是把熊內閣作為他實行獨裁統治而暫時使用的工具。為了早日當上正式大總統，袁世凱指使國會憲法會議違反法定程式，先行制定總統選舉法。他指使爪牙梁士詒收買一些議員，于9月18日拼湊成“公民党”，大肆鼓噪，並唆使各省區的“軍政長官”通電要求先選總統，後制憲法。10月4日，憲法會議在制憲之前草草通過並公佈了《大總統選舉法》，6日，便急急忙忙進行選舉。當天，除公民党在會場內外充當打手，袁世凱還派便衣軍警和地痞流氓數千人，自稱“公民團”，包圍了會場，叫喊：“今日非將公民所屬望的總統選出，不許選舉人出議場一步”。議員們忍著饑餓，從早8時至晚10時，連續投票三次，才選出袁世凱為大總統，這時會場外的“公民”們才在“袁大總統萬歲”的呼嘯聲中撤走。次日，又選出黎元洪為副總統。10日，袁世凱特意選在太和殿舉行就職儀式。

袁世凱當上正式大總統後，國會對他已無用處。11月4日，下令解散國民黨，撤銷國民黨議員的資格，使得國會因不足法定人數而無法開會，另外組織了御用的“政治會議”代行國會職權。1914年1月，袁世凱索性下令解散國會。

1914年5月，“政治會議”根據袁世凱的旨意，以“約法會議”的名義炮製《中華民國約法》，改責任內閣制為總統制；撤銷國務院，在總統府下設政事堂作為辦事機構，其首腦稱國務卿；設立參政院為代行立法機構，由袁世凱直接任命參政70多人，他們多是袁的親信官僚、政客或前清遺老，進步党的梁啟超等人也被搜捕。參政院立即為袁世凱修改了《總統選舉法》，其中規定：（1）總統的任期為10年，連選連任無限制；（2）總統任期屆滿時，若認為“政治上有必要”，不必改選，即可連任；（3）總統繼任人由現任總統推薦，被推薦者並無限制。這樣，袁世凱的總統職位不僅可以終身不易，而且可以傳之子孫，實際上已成為不稱“皇帝”的皇帝了。至此，辛亥革命所建立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已被袁世凱破壞無遺。

袁世凱在取得“終身”總統的寶座後，並不就此滿足，還想成為正式的皇帝。為了做皇帝，袁世凱積極尋求國內外勢力的支持。1914年，他恢復了封建時代的官吏考試制度、陛見制度和各種封建職官的名稱。他把各省都督改為將軍，並給文官徐世昌等人發佈授卿令。他還先後到孔廟和天壇去祀孔、祭天，率領文武官員，身穿古式服裝，行跪拜大禮。袁世凱不惜以賣國來換取外國勢力的支持。日本和美國對袁世凱的帝制活動持積極鼓勵的態度。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列強無暇東顧，日本藉口對德宣戰，9月2日派兵在山東沿海登陸，佔領了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袁世凱竟宣佈“局外中立”，聽任日本的侵略。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其主要內容是：（1）承認日本享有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力並加以擴大；（2）將旅大和南滿、安奉兩路的租借期延長至99年，並承認日本在南滿及內蒙古東部的特殊權利；（3）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未經公司同意，不准他人開採附近礦山；（4）中國沿海港灣及島嶼，不得租借或割讓給他國；（5）中國政府聘請日本人作政治、軍事、財政顧問，中國警政和兵工廠由中日合辦，日本有在武昌至九江、南昌間，南昌至杭州間，南昌至潮州間的鐵路修築權，有在福建省內修路開礦的優先權。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在呈遞“二十一條”時，對袁世凱暗示說：“若開誠交涉，則日本希望貴大總統再高升一步”。對此，袁世凱心領神會，於是就派外交總長陸征祥與日本代表秘密談判。5月9日，袁世凱接受了除第五項以外的全部要求。袁世凱為了實現皇帝的美夢，還先後同俄、美、日、英等列強簽訂了100多個不平等的合同、協定和條約，拍賣稅收、鐵路、礦山和領土主權，以便換取外國列強扶持他當皇帝。

袁世凱自以為得到了國內封建主義和國際列強的支持，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加快了帝制活動的進程。1915年8月，在袁世凱的指使下，楊度、孫毓筠、嚴複、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人組織“籌安會”，冒稱學術團體，大肆鼓吹復辟帝制。袁世凱授意楊度從製造民意入手，把他的行徑披上“遵天命”、“從民意”、“順國情”的外衣。於是“籌安會”通電各省軍政長官和社會團體，讓他們派代表進京，分別組成請願團。“籌安會”還糾集一批無聊政客和落魄文人，以“各省旅京人士”為名組織起形形色色的“公民請願團”。這些“民意”都一致要求：袁世凱立即稱帝。這時，袁世凱的心腹大將段芝貴和政治打手梁士詒等趕緊破門而出，與“籌安會”爭奪擁戴之功。1915年8月，段芝貴調任督理奉天軍務，他首先向袁世凱稱臣謝恩。9月，他又聯合龍濟光、閻錫山、倪嗣沖等14省將軍密呈速正帝位。梁士詒則把各式請願團收拾起來，組織了“全國請願聯合會”，要求組織“國民代表大會”來決定“國體”。它取代了“籌安會”的地位。10月8日，袁世凱公佈了《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並讓各地加緊選出“代表”，就地進行所謂國體投票。12月1日，參政院彙集了全國“國民代表”共1993人所投的票，全都擁護君主制，並都“完全一致”地附有同樣文字的“推戴書”，“一致委託”參政院“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參政院立即於當天上書“勸進”，袁世凱假惺惺地將勸進書退回，於是參政院上第二次推戴書。次日，袁世凱發佈命令，“承認”帝制。13日，接受了百官朝賀，大加封賞，同時下令查禁反對帝制活動。31日，下令明年改為“中華帝國洪憲元年”，準備于元旦正式舉行登極大典。

袁世凱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慨和反抗。他為復辟帝制所揮霍的大量經費全部轉嫁到人民頭上。除在全國徵收“國家稅”和“地方稅”外，還在各地攤派“國民代表選舉費”、“大典籌備費”等苛捐雜稅。人民的反袁鬥爭此起彼伏。1912年7月，江西景德鎮燒窯工人起義。1913年五六月間，漢陽兵工廠工人反對軍閥政府以貶值紙幣發給工資舉行了罷工。1914年農民群眾反對徵收“驗契稅”和反抗袁政府借清丈田畝搜刮民財的鬥爭，幾乎遍及全國。其中，規模最大、堅持最久的是白朗領導的農民起義，號稱“公民討賊軍”，所到之處，遍貼佈告，痛斥“袁賊世凱，狼子野心，以意思為法律，仍欲帝制自為”。起義軍轉戰河南、湖北、安徽、陝西、甘肅五省，歷時兩年，抗擊了袁世凱20多萬軍隊。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逃亡日本，但他仍在密切注視國內事態發展，伺機開展反袁鬥爭。1914年7月，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華革命黨”，宣佈“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準備進行武裝鬥爭。1915年，孫中山發表了《討袁檄文》，痛斥袁世凱“祭天祀孔，議及冕旒，司馬之心，路人皆見”。（《孫中山選集》上，第98頁）孫中山主觀上想接受過去失敗的教訓，要嚴密組織，從而過於注重入黨、宣誓等形式，規定入黨者都要按指印、立誓約、絕對服從孫中山，就使“中華革命党”成為一個狹隘的秘密小團體。它雖在上海、山東、廣東等地進行了一些零散的軍事冒險活動，但沒有也不可能成為全國反袁鬥爭的領導力量。

1915年底爆發了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護國運動”，領導這次運動的是以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人。梁啟超利用自己同進步軍人蔡鍔早年的師生關係和蔡鍔在雲南的政治影響，要求蔡鍔回雲南發動武裝起義，並通過西南立憲派的一些頭面人物，聯絡西南軍閥，起兵反袁。蔡鍔秘密回到雲南後，策動雲南將軍唐繼堯於1915年12月25日宣佈雲南獨立，組成“護國軍”，出兵四川和兩廣討袁，在人民群眾支持下，討袁軍節節勝利。1916年1月，貴州宣佈獨立。3月，廣西獨立，各地紛紛回應，討袁陣線迅速擴大。

外國列強對待袁世凱的態度，也因形勢的變化而改變。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後，激起全國人民的反對，罷工抗議，遊行示威，抵制日貨，憤怒斥責袁世凱的賣國罪行，使“二十一條”並未能付諸實行，挫敗了日本的陰謀。此時，日本看袁世凱即將倒臺，轉而支持反袁勢力。日本聯合英、俄、法、意等國，幾次警告袁世凱延緩“改變國體”。當袁世凱派周自齊為特使，赴日乞求援助的時候，日本斷然給予拒絕。日本對帝制態度的變化，使袁世凱的親信爪牙感到復辟帝制已經絕望，於是就各自另打主意。段祺瑞、馮國璋是袁世凱手下的心腹大將，他們都期望繼袁世凱之後出任大總統，因此對建立袁家世襲王朝態度消極。在袁世凱策劃帝制期間，段祺瑞託病退隱西山；馮國璋坐鎮南京，擁兵觀望；“國務卿”徐世昌也辭職而去；其他“軍政長官”也都逐漸和袁世凱貌合神離，按兵不動。其中，馮國璋一方面和“護國軍”暗通資訊，另一方面他聯合江西、浙江、山東、湖南等省將軍共同逼迫袁世凱取消帝制。袁世凱眾被迫於3月22日宣佈撤銷帝制，廢除“洪憲”年號。5月8日，獨立各省的軍人在廣東成立軍務院，不承認袁世凱為總統，宣佈“指揮全國軍政”。9日，孫中山發表《第二次討袁宣言》，號召“除惡務盡”，指出“保持民國，不徒以去袁為畢事”，（《孫中山選集》上卷，第100頁）表示不僅要打倒袁世凱，而且要和類似袁世凱的勢力派鬥爭到底。海外華僑則紛紛發出聲討通電，要求對袁世凱“執行國法”。（《南洋華僑電》，《袁氏盜國記》下篇，第31～32頁）22日和29日，袁世凱一向寵信的心腹爪牙四川將軍陳宦和湖南將軍湯薌銘也先後獨立，這使他打算進行最後軍事掙扎的企圖變成了泡影。6月6日，竊國大盜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唾駡聲中，一命嗚呼。

豪格

第二節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

一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

袁世凱死後，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在人民的壓力下，北京政府宣佈仍遵行《臨時約法》，召集舊國會復會，補選馮國璋為副總統。同時各省取消獨立，南方撤銷軍務院。國內局勢表面上又暫時恢復到袁世凱解散國會以前的狀態，但是人民並沒有從反袁鬥爭的勝利中得到實際利益，中央和地方政權仍然掌握在各派系軍閥手中。

北洋軍閥早在袁世凱統治時期就存在著以段祺瑞(安徽合肥人)為首的“皖系”和馮國璋(直隸河間人)為首的“直系”兩個主要派別。袁世凱死後，兩派的分裂逐步表面化。段祺瑞得到日本的支持。隨著日本侵華勢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擴大，皖系勢力也膨脹起來。段祺瑞握有中央大權，控制皖、魯、浙、閩、陝等省廣大地盤。他利用把持中央政府的地位，排斥異己，擴張勢力，儼然以袁世凱的當然繼承者自居。馮國璋以英、美等國為靠山，控制著蘇、贛、鄂等長江流域最富庶的地區。馮國璋就任副總統，但不肯離開老巢南京去北京。以張作霖(奉天海城人)為首的“奉系”，原來盤踞奉天一帶，護國戰爭期間，張作霖乘機把勢力擴張到整個東三省。在日本扶植下，奉系成為皖、直兩系以外一支舉足輕重的勢力。此外，“晉系”閻錫山佔據山西；張勳以長江巡閱使和安徽督軍的名義，率“定武軍”屯兵徐州，積極活動，聯絡各地軍閥，成為陰謀擁溥儀復辟的中心人物。在南方軍閥中勢力最大的，一個是唐繼堯的滇系，佔有雲、貴兩省，在護國戰爭中向四川擴張，與四川軍閥進行爭奪。一個是陸榮廷的桂系，在護國戰爭時，把廣東軍閥龍濟光趕到海南島，佔據兩廣，勢力增大。

南北軍閥在袁世凱死後首先爭執的是所謂新舊《約法》的問題。段祺瑞根據袁世凱生前炮製的所謂新《約法》，發表了一個由副總統黎元洪代行總統職權的通電。唐繼堯等南方軍閥把持的廣州軍務院則認為袁世凱解散國會和撕毀《臨時約法》都是非法的，國會和《臨時約法》都應該恢復；根據《臨時約法》，黎元洪應該“繼任”總統，而不是“代行”總統職權。南北軍閥都同意由黎元洪出任總統，他們爭執的只是黎元洪出任總統的法律根據，其實質是他們都企圖以合法的名義來擴大自己的勢力，進行權力再分配。後來，段祺瑞被迫暫時讓步。1916年6月，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6月底，段祺瑞請黎元洪下令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並定於8月1日開會。在南方的進步党和原國民黨議員前往北京參加國會復會會議，南北暫時合作。黎元洪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12月，段祺瑞內閣正式組成。馮國璋被選為副總統。

各派系軍閥的矛盾和鬥爭，也反映在重新召開的國會中，當時爭奪中央政權的政治勢力主要有三派：原國民黨議員人數最多，他們基本上是反對段祺瑞的，有時也反映了南方軍閥的利益。他們以後又分裂為以谷鍾秀為首的“政學會”(即“政學系”)，以張耀曾為首的“憲法商榷會”和以張繼為首的“益友社”，以及以王正廷為首的“政餘俱樂部”。進步党議員人數也不少，他們高唱“不黨主義”，取消党的名義，分裂為以梁啟超為首的“憲法研究會”(被稱為“研究系”)和以湯化龍為首的“憲法討論會”。他們以前投靠袁世凱，這時表示擁護段祺瑞。還有“中和俱樂部”，是段祺瑞指使其手下人拼湊一些小政團成立起來的御用黨。國民黨和進步党的議員在國會中經常就一些問題爭執不下，甚至拳腳相見。總統黎元洪因沒有軍事實力而受制于段祺瑞，便聯合國會中的反段勢力同段祺瑞明爭暗鬥，人們稱這種鬥爭為“府(總統府)院(國務院)之爭”。“府院之爭”，實際上就是親英美派黎元洪集團和親日派段祺瑞集團之間爭權奪勢的鬥爭，其實質是美、日雙方擴大侵華利益的爭奪。1917年，“府院之爭”在中國參戰問題上激化起來。同年2月，美國對德宣戰，要求中國與之採取一致行動，黎元洪應聲同意。日本本來反對中國參戰，擔心戰勝後中國會要求收回它霸佔山東的權益，此時，它與英、法、意、俄等國已秘密協定，四國答應戰後承認日本佔有山東的權力。於是，日本便積極慫恿段祺瑞參戰。段祺瑞聞聲而動，趕忙提出參戰方案。美國發現中國參戰恰為日本所利用，又轉而指使黎元洪反對。這樣，段內閣提出的參戰案，既遭到總統的反對，又不為國會所通過。於是段祺瑞師袁世凱故伎，召開各省督軍會議，壓迫黎元洪就範。5月10日參戰案交付國會審議時，段祺瑞又指使軍警流氓組成所謂“公民請願團”，層層包圍國會，強迫議員通過。議員們為抵制段祺瑞的這一行徑，議決“緩議”參戰案。黎元洪看到段祺瑞的圖謀未能得逞，便在美國公使“允為後盾”的情況下，下令將段祺瑞免職。段赴天津，指使各省軍閥宣佈脫離中央，並在天津設立獨立各省總參謀部，要以武力倒黎。別有用心的張勳向黎元洪提出願進京調停，黎元洪即邀張勳進京。段祺瑞也想借張勳之力打倒黎元洪和解散國會，因而也同意由張勳出面調停。張勳乘機擁溥儀復辟。

張勳在前清曾任提督，對清廷感恩不盡，甚至在清朝滅亡之後，他自己和部下官兵還一直留著長辮子，以示不忘“舊主”。1916年6月至1917年5月，他在徐州曾4次糾集13省督軍開會，策劃清室復辟事宜。這個復辟陰謀得到德國和日本的贊助。德國向張勳表示“願以德華銀行資本協助”清室復辟，並為“辮子軍”提供了不少槍炮。德國企圖以支持復辟來阻止段祺瑞參戰。日本侵略分子，從參謀次長田中義一到“黑龍會”特務佃信夫等，都不斷到徐州活動。“黑龍會”的川島浪速等人勾結避居在大連的肅親王善耆、避居青島的恭親王溥偉，組織“宗社黨”搞復辟，並借給善耆100萬日元作經費。他們拼湊了一支1500人的“勤王軍”，又收買蒙古馬賊巴布紮布的“蒙古軍”，進行武裝叛亂，打算事成之後“使滿蒙獨立，並將其置於日本的保護之下”。（《日本與宗社黨的關係，西原龜三關於日本利用宗社黨及巴布紮布的報告》，《近代史資料》總35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

1917年6月7日，張勳率領3000辮子兵北上到達天津。段祺瑞表示與張“合作”，想借張勳之手打倒黎元洪和解散國會。張勳電迫黎元洪於12日將國會解散。14日，張勳帶兵進京。康有為等散處各地的封建餘孽也紛紛竄入北京搖旗呐喊，以便和張勳一起攀龍附鳳。7月1日淩晨，張勳等把12歲的溥儀抬出來宣佈復辟，並稱這一年為“宣統九年”，大加封賞，張勳自任首席內閣議政大臣兼直隸總督，通電全國，改掛龍旗。

復辟消息傳出後，立即遭到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廣大人民群眾口誅筆伐，同聲征討。孫中山非常氣憤，立即發表《討逆宣言》，並由上海南下廣州，準備組織新政府反對復辟。事發後，黎元洪逃離總統府，躲入外國使館，電令副總統馮國璋代行總統職權，重新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討伐張勳。段祺瑞這時看到驅逐黎元洪、解散國會的陰謀已經得逞，便由默認張勳復辟的同謀者，搖身一變，成了“討逆軍”的總司令。7月2日，段祺瑞在天津馬廠“誓師”，進軍北京。這時各省軍閥也隨之改變態度，表示反對復辟。7月12日，“討逆軍”佔領北京，辮子軍被繳械，張勳逃入荷蘭使館，康有為躲入美國使館，後又化裝逃走。溥儀再次宣佈退位。這次復辟醜劇僅演出12天就迅速破產了。

二段祺瑞的獨裁統治與護法運動

張勳復辟失敗之後，黎元洪下臺，副總統馮國璋代理大總統，段祺瑞重任國務總理，組成以皖系、研究系為代表的封建買辦官僚內閣。段祺瑞第二次掌握中央政府大權後，為了貫徹其“武力統一”中國，在全國建立一個軍事獨裁政權的方針，不惜出賣國家主權，甘當日本的忠實走狗。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宣佈參戰。他以參戰為名，向日本大量借款，從1916年到1918年，日本秘密或公開借給段祺瑞政府的款項總數在5億日元以上。借款專案很多，其中大多由日本政客西原龜三經辦，所以通常被稱為“西原借款”。段祺瑞通過各項借款，把中國的權益大量出賣給日本。他以“鐵路借款”、“礦山借款”等名目，將東北的吉長、吉會鐵路和所謂滿蒙鐵路以及吉林黑龍江兩省的森林、金礦都抵押給日本；以“無線電臺借款”、“有線電報借款”、“電話借款”等名目，把我國電訊事業交給日本控制。通過“參戰借款”、“軍械軍火借款”，日本為段祺瑞訓練和裝備了三個師、四個旅的“參戰軍”，讓日本掌握對參戰軍的指揮權。“軍械借款”還規定，中國“軍隊所使用的槍炮的口徑、必要的機要部分及子彈的規格”，均按照日本的標準“實行統一”；段祺瑞答應“將兵工廠及各省煤鐵大礦”歸日本控制和壟斷，作為借款的抵押。日本還以“顧問”、“教官”等名義，給段祺瑞政府派來大批間諜、特務、軍國主義分子，以加強對中國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控制。1918年，日本提出霸佔山東各項權利的要求，段祺瑞政府竟表示“欣然同意”，（《1918年9月24日中國駐日公使致日本外務大臣之複照》，《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7卷，第189頁）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侵略權益，使日本後來據為口實，不肯把山東交還中國。

日本在中國侵略勢力的迅速擴張，加深了它和其他列強的矛盾。但是，英、法、俄、意因忙於歐戰，一時無力與日本在中國爭奪，於1917年2月同日本達成“諒解”。美國雖遲至1917年4月參戰，但它必須集中力量在歐洲廝殺，願意同日本在中國問題上暫時妥協。1912年11月，美國國務卿藍辛和日本大使石井在華盛頓交換照會，即所謂“藍辛石井協定”。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日本再次同意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承認美國享有“機會均等”權。“藍辛石井協定”是日美兩國以中國主權作為交易的分贓協定，它激起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北京政府也不得不發表聲明，表示不受這個協定的約束。

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段祺瑞政府又與日本於1918年5月訂立所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通過中日軍事協定，日本取得在我國駐兵和軍隊自由出入我國東北與蒙古的特權。這些協定還規定，中日兩國軍隊在作戰時要“盡力協助”，互相“合作”，實際上就是讓日本指揮中國軍隊進攻蘇維埃俄國，為其侵略目的服務。協定簽字後的短期內，日軍七八萬人開進東北，把侵略勢力進一步擴張到東三省北部，迅速代替了俄國在東三省的侵略地位。

段祺瑞對外賣國，對內實行獨裁。他重新上臺後，聲稱“一不要舊國會，二不要舊約法，三不要舊總統”，拒絕恢復國會和《臨時約法》。段祺瑞與研究系政客勾結，提出召集由各省軍閥指派的“臨時參議院”以“改造國會”，加緊獨裁專制活動。

段祺瑞的賣國獨裁，激起全國上下的一致反對。1917年7月，孫中山由上海到達廣州，舉起“護法”旗幟，號召恢復《臨時約法》和舊國會。21日，海軍總長程璧光發表宣言，支持“護法”，率領第一艦隊由吳淞南下廣州。舊國會的絕大部分議員，也陸續到達廣州。桂系軍閥陸榮廷和滇系軍閥唐繼堯，想利用孫中山的聲望，抵制段祺瑞“武力統一”，也表示贊成護法。8月25日，孫中山召開由南下議員組成的非常國會，決定成立軍政府。9月1日，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宣告護法軍政府正式成立。10月，軍政府派兵北伐，進軍湖南，護法戰爭開始。

段祺瑞命令直系軍隊進入湖南與護法軍作戰。馮國璋不願為段祺瑞賣力，反而勾結西南軍閥，想乘機把段祺瑞轟下臺，因此，提出“和平統一”的口號。進入湖南的直系將領王汝賢本想得到湖南督軍的位置，但段祺瑞卻派皖系軍閥傅良佐擔任，王汝賢對此大為不滿，在戰場採取消極態度。11月，湖南的直系軍主動退兵，王汝賢通電全國，呼籲停戰。直隸、湖北、江西、江蘇等省的直系督軍，立即通電回應，一致主張與軍政府和平解決。段祺瑞被迫向總統馮國璋提出辭呈。11月22日，段祺瑞被免職，但他握有“參戰軍”和一些省區的武裝力量，仍以參戰督辦的名義進行“武力統一”的活動。馮國璋的“主和”主張，遭到皖系和奉系軍閥的反對，奉系軍閥張作霖把自己的勢力伸入關內，聲援段祺瑞，威脅馮國璋。1918年3月，馮國璋只好再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段祺瑞與奉系軍閥聯合起來，壓迫馮國璋繼續向西南用兵。北洋軍在直系將領曹錕、吳佩孚的指揮下，在湖南長沙、衡陽一帶連續獲勝，但段祺瑞任命皖系軍閥張敬堯為湖南督軍，引起曹錕、吳佩孚的不滿。8月，吳佩孚等人通電主張和平，企圖與西南軍閥聯合起來，共同反對段祺瑞。

當北洋軍閥之間明爭暗鬥的時候，南方護法軍政府內部的矛盾也日益尖銳起來。西南軍閥與直系軍閥都以英、美為後盾，他們很容易勾結起來。滇、桂軍閥的本意在反對段祺瑞的“武力統一”，保存自己，對“護法”並不感興趣。因此，當他們與直系勾結，準備“南北議和”時，孫中山就成為他們的最大障礙。1918年1月，以張耀曾為代表的政學系政客與滇、桂軍閥相勾結，組成西南自主各省護法聯合會，與孫中山領導的護法軍政府相對抗。5月，孫中山被迫向非常國會辭去大元帥職務。非常國會的議員多數是政學系、商榷系的政客，他們也秉承軍閥意圖，改組軍政府，把原來的元帥制改為總裁制。改組後的軍政府，推出總裁7人，即孫中山、伍廷芳、唐紹儀、唐繼堯、陸榮廷、林葆懌、岑春煊等，岑春煊為總裁主席。孫中山僅為總裁之一，軍政府的實權操在陸榮廷手裏。5月20日，改組後的軍政府成立。孫中山拒不就職，於5月21日離開廣州去上海。護法運動的失敗使孫中山認識到各派軍閥的本質是一樣的，他氣憤地說：“南與北如一丘之貉。”

1918年6月，吳佩孚在湖南同西南軍閥訂立了“停戰協定”。8月，吳佩孚在衡陽通電“主張和平”，反對段祺瑞，其他直系軍閥也紛紛回應，段祺瑞的“武力統一”再次遭到失敗。皖、直兩系軍閥互相攻擊，矛盾完全公開化。段祺瑞決定一面加緊訓練自己的“參戰軍”，一面組成以徐樹錚、王揖唐為首的“安福俱樂部”，操縱新國會的選舉。9月，選出徐世昌為下屆大總統，把以馮國璋為首的直系勢力擠出中央政府。馮國璋下野後，曹錕、吳佩孚成了直系軍閥新首領。直系與皖系矛盾更加尖銳。曹、吳和南方軍閥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聯繫，並進一步取得英、美等國的支持。

1918年7月，美國向英、法、日三國提議把原五國銀行團改組為新的四國銀行團，即排除俄、德兩國，加進美國，借此打破日本獨佔中國的局面。10至11月間，美國先後向北京政府與護法政府分別提出“勸告”，要求他們停戰議和。英、法也指責段祺瑞政府對外宣而不戰，對內戰而不宣。在美、英、法三國壓力下，日本被迫宣佈停止對段祺瑞政府的單獨借款，同意參加新四國銀行團，但要求新銀行團的投資範圍將“滿蒙除外”，以保護自己的勢力範圍，並同意美國提出的南北議和主張。1919年2月，南北雙方在上海舉行了“和平會議”。他們討論所謂停戰和借款會議，實際上是如何劃分地盤和分配四國銀行團準備給予貸款的分贓問題。由於美、英和日本爭奪激烈，皖、直兩系軍閥也相持不下，5月，談判宣告破裂。此後，更大規模的軍閥混戰連年不斷，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豪格

第三節清末民初的文化教育

一 文學藝術的繁榮

清末民初的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劇烈變動的時期，在這個時期的文學作品中，出現了一批揭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腐朽黑暗狀況的“譴責小說”。其中著名的有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揭露了清朝末年極端腐朽的官僚制度。描寫了形形色色的封建官僚，從軍機大臣、總督、巡撫、提督、道台、知縣，一直到典史，辛辣地揭露了他們賣國求榮、貪贓枉法、草菅人命和昏庸無能的面目。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通過小說主人公做官、經商的經歷，揭露了從清朝的中央政府到省、道、府、縣各級官吏、衙門的腐朽黑暗情景。曾樸的《孽海花》是當時影響極大的一部小說，一兩年間，再版15次，很受讀者歡迎。“借用主人公做全書的線索，儘量容納近三十年來之歷史”，這樣就使得《孽海花》在比較廣闊的歷史背景上，比其他譴責小說更為深刻地反映了清朝末年的社會現實。該書對慈禧太后、李鴻章等人的腐朽、兇殘和賣國的面目都有所刻畫；還對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表示了同情和讚揚，包含了一些民主主義革命的傾向。其他一些譴責小說也大都從不同側面、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黑暗現實，有一定的進步性。但是，譴責小說的作者大都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知識份子或具有改良主義傾向的地主階級知識份子。他們並不主張徹底推翻封建制度，而且仇視革命。這樣就使他們的作品中摻雜了許多糟粕。當時還出現了一些反映資產階級革命的小說，如《廣州亂事記》，描寫了黃花崗起義；《新漢演義》、《血淚黃花》，描寫了武昌起義。

辛亥革命前後，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積極地研究和宣傳歐美資產階級的思想和文化，到1904年譯著達到200多種。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從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約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書中，吸取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政治方案，作為他們進行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思想武器。他們還從英、法資產階級革命史和美國、義大利、希臘等國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史中吸取精神力量，鼓舞人們同清政府的封建專制統治進行鬥爭。

西方文藝作品也被大量翻譯過來。莎士比亞、狄更斯、巴爾扎克等人的作品，都陸續翻譯出版。最著名的翻譯家是林紓(1852～1924年)，他不懂外語，但善於根據別人的口譯，把外國作品翻譯成流暢的古文。經過翻譯的外國小說，辛亥革命後出版的約110餘種。總之，對西方思想文化的研究和宣傳，開闊了中國人的視野，擺脫傳統保守思想的束縛，發揮了一定作用。

現代話劇也在民國初年出現了。秋瑾、徐錫麟等革命志士的事蹟和陳天華的《猛回頭》等革命作品都曾被編成話劇上演。

中國音樂藝術也出現了轉折性發展。1903年，資產階級革命派刊物《浙江潮》刊登了署名匪石的《中國音樂改良說》一文，認為應當“博采東西樂經，以為中樂革新之先導”，成為近代中國新音樂思想形成的起點。1904年，曾志提出了不同于傳統舊音樂，也不照搬西洋音樂的“新音樂”概念。這樣，音樂就作為和其他意識形態並行的一門文化學科，逐步被社會所公認。新音樂的理論和主張，代表著從20世紀初至五四運動期間中國近代進步的音樂觀。它的內容和意義包括：（1）特別強調音樂的社會價值觀，以及對培養新人的文化、性格、氣質上所起的陶冶作用。（2）主張發展中小學音樂教育，注重普通音樂師資的培養。（3）提倡音樂普及活動，以達到洗刷末俗、振奮精神的目的。（4）致力音樂的作品創作和理論研究，使新音樂具有長盛不衰的生命力。在“新音樂”思想的刺激下，“學堂樂歌”的創作大為盛行，出版了不少課堂歌曲的教材。易懂的曲目、純樸的民謠、淺顯的合唱形式也紛紛亮相。它們既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又有通俗上口的特色。在推動中國近代音樂發展過程中作出重大貢獻的人物有梁啟超、曾志、李叔同、沈心工、王國維等。梁啟超不是音樂家，但他是近代最早介紹外國歌曲的人。曾志是近代音樂教育家和理論家，是中國近代最早的音樂組織“亞雅音樂會”和第一個西洋管弦樂隊的組織創辦者。李叔同、沈心工、王國維等人不僅在音樂理論上有許多獨到的見解，而且是近代啟蒙音樂文化作品“學堂樂歌”的創作大師。

辛亥革命前後是中國近代美術界的革新時期。此時期，湧現出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掌握新技巧、勇於創新的畫家。如李叔同、曾孝谷、吳昌碩、高劍父、劉海粟等。他們都是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藝術家，在發掘中國傳統繪畫寶藏與吸收外來美術精華，融合中西藝術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們興辦了大量的從事新聞宣傳和啟蒙教育的畫刊雜誌，密切了美術和社會的聯繫。如《時報插圖》(1904年)、《時事報館畫報》(1907年)、《當日畫報》、《蒙學畫報》(1908年)、《民呼畫報》(1909年)、《小說畫報》(1916年)等，都從不同角度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後的國內外社會新聞。他們在南京、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先後創辦了多所美術師範學校和美術專科學校，為培養和造就大批傑出的近現代美術人才創造了條件。1912年4月，蔡元培先生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了《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必須從理論上提高對國民進行美術教育的重要性。

二 新聞出版業的進步

清末民初隨著封建統治的逐步解體，西學的進一步傳播，以及新印刷技術的普遍使用，中國的新聞出版業步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其主要標誌是近代出版企業的創建和書局的成立。

1897年，從事印刷業的平民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高鳳池聯合創建上海商務印書館，這是中國第一個近代出版企業。該館開始時只有印刷所，承印各種圖書報刊。1901年後規模不斷擴大，出版月刊《外交報》。1902年，又成立編譯所和發行所。從此，商務印書館成為一家集編輯、印刷、發行為一體的綜合性出版企業。商務印書館還針對清末興辦新式學堂的需要，印刷介紹新的科學文化知識的教科書，並編輯出版《東方雜誌》、《英語週刊》、《小說月報》、《教育雜誌》等期刊；1915年出版《辭源》，1918年又出版《植物學大辭典》，商務印書館逐漸發展成為中國近代出版界的“驕子”。

1921年1月，陸費逵、戴克敦、陳協恭、沈知方等人創辦中華書局。它集編輯、印刷、發行為一身，印刷所擁有當時最先進的印刷設備和印刷技術；編譯所集中了不少專家學者；發行網遍佈全國各地，省有分店，分店下有支店，在縣城也有自己的經銷店、代銷店。中華書局編輯出版的教科書，適應了當時形勢的需要，還出版重要期刊如《大中華雜誌》、《中華學生界》、《中華婦女界》等；1915年又出版《中華大辭典》，是民國初年影響極大的近代出版企業。

全國各大城市興起的民營出版發行業進步很快，不久就超過了教會和官辦的出版機構。上海文明書局、開明書局、廣智書局、小說林、群學社等先後興辦，競出新書。在此基礎上，1906年，上海成立了由22個民營出版發行單位組成的書業商會。至1911年5月，上海有書業116家。

清政府於1906年在學部設立圖書局，專門從事編輯出版各學堂教科書的工作。1907年，圖書局印行初等小學國文、修身教科書各一冊，教授法一冊。後來又出版多種書籍，但因管理不善，所出版的書質量較差。同時期，清政府還設立了官報局，出版《政治官報》(後改名為《內閣公報》）袁世凱政權及以後的軍閥政府，也都設有官書局和官報局，出版官報和公報。

此外，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出版活動也是促進中國近代出版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1902年，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影響的陳范創辦《蘇報》，聘請章太炎任主筆。該報發表了大量批判封建專制制度的文章，宣傳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主張。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同時創刊《民報》，作為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陣地。在上海，資產階級革命派進行了不懈努力，辦了不少報刊，如《大陸》(月刊，1902年)、《國民日報》(1903年)、《警鐘時報》(1904年)、《二十世紀大舞臺》(半月刊，1904年)等。1905年至1911年，革命派又創辦了《神州日報》、《民呼報》、《民立報》等21種報刊。另外在全國20多個省，革命派也創辦了80多種報刊。有人推算，當時全國的各種報刊雜誌有1000餘種。中國近代新聞出版事業的興起和發展與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變化分不開。向西方學習，挽救民族危亡的現實鬥爭有力地促進了新聞出版業的繁榮。

三 近代教育的發展

清朝末年，由於舊的科舉制度開始逐步瓦解，清政府迫於形勢發展的需要，開始著手建立新的教育體制。1903年清政府頒佈《奏定學堂章程》，它所規定的學制，是第一個在全國範圍內實際推行的學制，通常稱為“癸卯學制”。根據這個學制，學校分為七級，蒙養院學制為四年，初等學堂五年，高等小學堂四年，中學堂五年，高等學堂和大學堂各三年。大學中又設通儒院(相當於研究院，大學畢業始許入學)，學習年限為五年。學生從三歲起到通儒院畢業，總共學習29年。與各級學校並行的，還有初級師範學堂(中等教育性質)及優級師範學堂(高等教育性質）此外，還有為進士設立的進士館和為已仕官員設立的仕學館等，屬於高等教育性質。這個學制雖然規定的學習期限太長，但在組織形式方面卻較為完備，對後來的學校教育制度有很大影響。《奏定學堂章程》奠定了中國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礎。章程頒佈後，各類學堂迅速發展，到1909年，全國各類小學已達5萬多所，在校生152萬多人；高等學校達123所，學生2萬多人；師範生2.8萬多人。

1905年，清政府正式宣佈廢除科舉考試制度。“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第63頁）同年12月，清政府又諭令成立學部，作為管理全國教育的最高機關。延續了1300餘年的科舉制度的廢除，是中國教育史上的大事，而廣設學堂，遍采西學，也都有利於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和科學技術在中國的傳播。

在創辦新式學堂的同時，清政府還先後派遣青年學生和官員出國留學。從1901年開始，中國留學日本的人數急劇增加。通過在國外的學習，大大開闊了留學生的眼界，他們接受新知識，富有政治敏感性，成為中國社會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發展中起了先鋒和橋樑作用。

民國政府對清末的教育體制又進行了一次改革。其主要內容有：(1)設置新教育機構，消除封建影響。1912年1月3日，孫中山任命蔡元培為教育總長。1月19日，教育部公佈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14條，規定：“從前各項學堂均改稱為學校”；“初等小學可以男女同校”；“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凡各種教科書，務合乎共和民國宗旨，清學部頒行之教科書一律禁用”；小學一律禁止體罰，中學為普通教育，不分文實科；取消清朝貴胄學堂，並把舊有的貴胄學堂合併于普通學校。同時民國政府教育部還電令各省一律廢止清朝學部在高等學校中設立的各項有礙國民精神的科目，努力消除封建思想的影響。(2)改定教育宗旨。1912年2月，蔡元培提出對清末學部制定的教育宗旨加以修正，認為“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仰自由相違”。孫中山亦力主改良教育宗旨，著眼于文明教育。同年9月，教育部公佈民國教育宗旨為“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大事記》，第229頁）(3)重訂學制。1912年9月，教育部正式公佈《學校系統令》，重新制訂了學制。規定：初小4年，為義務教育，畢業後入高小或實業學校；高小3年，畢業後入中學或師範學校、實業學校；中學4年，畢業後入大學或專門學校，高等師範學校；大學本科3年或4年畢業，預科3年；師範學校本科4年，預科1年；高等師範學校本科3年，預科1年；實業學校分甲、乙兩種，各3年；專門學校本科3年或4年，預科1年。次年又陸續頒佈各種學校令，補充已公佈的《學校系統令》，全稱為《壬子癸醜學制》。民國初年的教育制度改革，是在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推翻清朝統治，試圖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情況下進行的，它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促進了中國新式教育的快速發展。到1916年，全國已建立各類學校121119所，在校學生人數達到3944540人。

第四節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

一 20世紀初的民族資本主義

中國民族工業自產生以來，在外國資本和封建勢力壓迫之下，發展的速度是相當緩慢的。20世紀初，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較快，處在“黃金時代”。

辛亥革命以後，封建專制政府被推翻，南京臨時政府先後頒佈了一系列促進民族工商業發展的法令，為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創造了初步條件。1915年，全國人民反對“二十一條”掀起了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運動，促進了民族工業的發展。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西方國家忙於戰爭，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壓迫。大戰期間，英國對華商品輸出減少一半左右，法國減少三分之二以上，德國貨則完全停止進口。雖然日本和美國趁機擴大對華侵略，但總的說來，外國經濟侵略相對有所減弱。這樣，就相對減輕了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壓力，使它在短期內得到較快發展。

中國近代民族工業從興起到1910年的四五十年間，投資在萬元以上的廠礦達700個，資本13億多元。而從1912年到1919年的8年間，建成廠礦470餘個，投資近9500萬元。加上原有企業的擴建增資，新增資本至少有13億多元。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主要在輕工業方面，其中又以紡織業和麵粉業最為突出。紡織業：1913年全國紗錠數為65萬枚，1919年增加到117萬枚；布機由1914年的2300台，增至1922年的6760多台。麵粉業：1911年全國麵粉廠和機器磨坊，約有40家，到1919年增至120餘家，資本從600多萬元增至4500萬元；每晝夜生產能力，從43000餘袋增至188萬餘袋；大戰期間，麵粉由入超變為出超，1919年出超1000萬海關兩。火柴業：1919年全國有火柴廠約30家，資本180余萬元，到1919年增至近90家，資本達700余萬元。其他如毛紡、碾米、造紙、榨油、捲煙等輕工業，均有較快發展。一些重工業也有所增長。鋼鐵冶煉業：除原有的漢冶萍公司外，1914年新建大冶鐵廠，以後又相繼興辦了5個鋼鐵廠。採煤業：1912年到1919年間，產量由原來的80萬噸增至330余萬噸。另外，機器修配業、電力、運輸和金融業也有相應發展。

隨著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和外資企業的增加，中國工人階級的隊伍進一步擴大。中國的產業工人在1918年前只有60多萬人，到1918年達到200多萬人。中國工人階級除了具有各國工人階級的基本優點，即與最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繫，富於組織性紀律性，沒有私人佔有的生產資料以外，還有自己特殊的優點，即中國工人階級人數雖然不多，但相對集中在上海、天津、武漢、青島、廣州、大連、哈爾濱等大城市，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大企業中。工人階級相對集中使它易於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中國工人階級身受外國資本主義、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的三重壓迫，因此他們在鬥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都更為堅決和徹底。中國工人階級的大多數出身于破產農民，和廣大農民有一種天然的聯繫，便於在鬥爭中與農民結成緊密的聯盟。所有這些，決定了中國工人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動力，決定了它必然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

中國工人階級從誕生以後，就不斷地進行著反抗鬥爭。隨著自身力量的壯大，工人的鬥爭日益增多。據統計，從1914年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各地工人罷工108次。特別是從1916年以後，罷工次數逐年增加。1916年罷工17次；1917年23次；1918年增加到30次；1919年僅1月到5月，即達19次。在這幾年內，工人罷工的規模、參加的人數和鬥爭的激烈程度，都大大超過了以前，形成自發鬥爭的高潮。中國工人階級在鬥爭中，逐漸提高了自己的階級覺悟。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在較大規模的罷工鬥爭中，鬥爭鋒芒開始指向外國列強和軍閥統治，如1915年上海租界人力車工人的罷工；日資上海第五紗廠工人的罷工；1916年上海太古、怡和輪船公司船員的罷工；1917年上海英美煙廠工人的罷工；1918年上海日華紗廠工人的罷工等，都具有反對外國列強的性質。1915年湖南乾城大王岩煤礦工人的罷工和武裝反抗；1916年北京政府財政部印刷局工人的罷工等，均具有反對封建軍閥的性質。1915年反對日本“二十一條”的抵制日貨運動和1916年反對法國強佔天津老西開擴大租界的鬥爭，是這一時期兩次大規模的群眾性反對列強、反對軍閥政府的運動，上海、天津等地的工人都積極參加了鬥爭。

此時期，工人在罷工中已開始互相支援，舉行同盟罷工，並開始成立近代工會組織，這是工人運動水平提高的一個重要標誌。1912年至1913年間，各地工人已經開始組織一些早期工會組織“工團”，但不久便遭到破壞。1916年後，各地又重新成立了一批工會。在191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的罷工中，工會組織還代表工人向資本家提出復工的條件，其中一條就是資本家不得干涉工會的活動。工人階級隊伍的成長壯大、鬥爭水平的提高和組織程度的加強，表明中國無產階級正在迅速由自在的階級轉變為自為的階級，領導中國革命的任務已經歷史地落在它的肩上。同時它又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建立工人階級的革命政黨準備了階級基礎，為中國革命的新發展準備了條件。

二 新文化運動

隨著中國民族工業的進一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迫切要求擺脫外國資本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束縛。1915年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了反對日本侵略的抵制日貨運動，而一部分努力探求改變中國現狀的激進民主主義者，則在革命形勢推動下，掀起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

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他在創刊號發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人權”和“科學”的口號，要求青年大膽解放思想，敢於懷疑那些從來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陳腐觀念，以求實、進取的精神奮起自救。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學。民主指的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科學主要指自然科學和看待事物的科學觀點和態度。陳獨秀認為中國要脫離落後狀態，“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1卷1號，1915年9月15日出版）當時的激進民主主義者看到辛亥革命並沒有在中國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因而大張旗鼓地宣傳民主思想，反對封建專制。他們指出，中國欲圖生存，必須拋棄“官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而要真正實現民主政治，必須依靠全國大多數人的政治覺悟，自覺“居於主人的主動的地位”。（陳獨秀：《吾人最後之覺悟》，《新青年》1卷6號，1916年2月15日版）李大釗在1916年9月發表的題為《青春》的文章中，號召青年“沖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為“青春中國之再生”而頑強戰鬥。新文化運動的宣傳者們大力提倡科學。他們主張用科學態度對待傳統觀念和一切社會問題，排除虛妄迷信和盲從，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傳的虛榮、欺人、不合理的信仰”，以堅持真理的精神，樹立“真實合理的信仰”。（陳獨秀：《偶象破壞論》，《新青年》5卷2號，1918年8月15日出版）

辛亥革命後，伴隨著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活動，在文化思想領域裏出現了一股尊孔復古逆流。因此，批孔便成了新文化運動中一個突出的問題。1916年9月，康有為上書北洋軍閥政府，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列入“憲法”，鼓吹以孔孟倫理為立國精神。為此，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連續發表文章，給予嚴厲駁斥。他們指出：孔子被歷代“專制君主們所利用，資以為護符”，尊孔必將導致復辟。將“孔教”列入憲法，就是專制復活的先聲。李大釗在1917年2月《甲寅》刊物上發表《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一文，闡明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都是發展變化的，“古今之社會不同，古今之道德自異”。他堅定地表示：為了確立新道德，破壞舊道德，“雖冒毀聖非法之名，亦所不恤”。魯迅投入新文化運動以後，立刻成了反封建鬥爭中最徹底的思想家。1918年4月，魯迅發表了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它無情揭露了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大膽指出中國幾千年來封建社會的歷史就是人吃人的歷史。吳虞等人也發表文章，積極參加反對封建禮教的鬥爭。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他們力圖通過文學革命，把向來宣傳封建思想的舊文學，改造成適合傳播民主和科學的新文學。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此後，陳獨秀發表了《文學革命論》，主張文學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內容上要進行一次革命，打倒“文以載道”和“代聖賢立言”之類的封建文學及“滿紙之乎者也矣焉哉”的老八股。魯迅的小說和雜文，出色地把反封建禮教的革命內容和白話文的形式結合起來，樹立了新文學的典範，為新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新文化運動仍然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資產階級文化運動。它的目的是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取代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為在中國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開闢道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當時還沒有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還不懂得封建思想文化同封建剝削制度之間的關係，看不到封建思想文化的經濟根源和政治根源，而把它當作一切罪惡的禍根。因而他們的批判不可能是徹底的。他們忽視甚至輕視人民群眾，看不到現實民主政治的物質力量，因而新文化運動被局限在知識份子的圈子裏，沒有普及到群眾中去。同時，新文化運動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形式主義方法論，不能正確地對待中國文化遺產。少數人認為中國文化一切都壞，西洋文化一切都好，有人甚至提出“全盤西化”的錯誤主張。新文化運動震動了當時的中國社會，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深遠的影響。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給予封建主義前所未有的沉重打擊，加速了中國人民的覺醒，形成一股強大的思想解放潮流。它不僅為五四運動奠定思想基礎，也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

三俄國十月革命與中國革命新時代

正當中國工人階級成長壯大，新文化運動蓬勃興起的時候，在俄國爆發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1917年11月7日(俄曆10月25日)，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党領導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十月革命標誌著無產階級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新時代的開始。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很快就傳到中國，對中國產生深刻影響。11月10日，上海《民國日報》就在要聞專欄內，以《突如其來之俄國大政變》為題，報導了“彼得格勒戍軍與勞動社會已推翻克倫斯基政府”的消息。俄國工人階級和主要是出身于農民的士兵掌握了政權，成立了“勞兵政府”。這個政府和迄今世界上任何政府都不同，它實行“最激烈之純粹社會主義”。（《述俄國過激派領袖李甯》，《東方雜誌》，15卷3號，1918年3月15日出版）上述對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初步瞭解，構成當時所說的“俄國式革命”這一概念的內容。中國人從十月革命這一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中，獲得了新的希望。孫中山對十月革命表示了真摯的同情和歡迎。他指導下的《民國日報》在1918年元旦社論中說：“吾人對於此近鄰的大改革，不勝其希望也。”1918年夏，孫中山曾致電蘇俄政府和列寧慶賀他們的成功，並“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鬥”。

十月革命後，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學習、宣傳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從而在中國出現了第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共產主義的先驅李大釗，在1918年7月和11月，先後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在這些文章中，李大釗闡述了俄國十月革命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指出這個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文章寫道：“俄羅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以上之革命”，它“非獨俄羅斯人心變動之顯兆，實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之顯兆”。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

十月革命使中國的先進知識份子看到了工農勞動群眾的偉大力量，逐漸認識到要真正改變中國社會的現狀，必須發動廣大的工農群眾起來進行革命鬥爭。李大釗在《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中，指出軍閥、官僚、貴族等一切舊勢力都將在群眾運動的潮流中被淹沒。他初步提出了知識份子同勞動人民相結合的思想，指出要改造中國社會，“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李大釗：《青年與農村》，《李大釗選集》，第146頁）不僅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了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和群眾運動的重要性，而且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在對勞動人民的看法上也有所改變。1918年3月，在中國第一次出現以《勞動》命名的雜誌。同年11月，著名資產階級教育家蔡元培在一次集會的演說中喊出了“勞工神聖”的口號。陳獨秀在1919年初發表的《除三害》一文中大聲疾呼，號召國民起來，同危害國民的軍閥、官僚、政客進行鬥爭。

十月革命的勝利，顯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從1918年到五四運動前，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開始傳播。在這一時期，李大釗連續發表文章，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他還組織了“馬客士主義研究會”，學習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俄國革命。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週評論》第16號，摘譯了《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並在文前的按語中說：“這個宣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見，……其要旨在主張階級戰爭，要求各地的勞工結合，是表示新時代的文書”。有些報刊還先後發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傳記材料。通過一系列宣傳，中國人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有了初步瞭解。“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毛澤東選集》，第13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