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文學史-陳芳明（戰前小結）

蘇日娜

書很大本，剛讀完日本殖民時期，所以是戰前小結，以下正文：

　　　不論現在的風向怎麼吹，對待1895至1945年間的歷史，都不能跳脫「殖民」的本質進行討論，唯有在確立日本對台灣的統治一切都是以「殖民」為出發點，才能客觀論述文學史的演進。如果現在有任何人緬懷著日本殖民時期有良好的治安、整潔的環境，我想這跟歌頌國府戒嚴時期是一樣的行為。

　　日本的殖民挾著現代化來勢洶洶，島上的居民無一倖免地在現代化的浪潮中遭遇難題。當現代化與日本化畫上等號時，似乎接受現代化就是接受日本化，就是背祖忘宗？守舊的漢文化顯然是不行了，僵固的漢文學形式、與當局一起鞏固利益的舊仕紳階級（剛好多數是漢文學擁護者），在在都成為阻撓台灣或者台灣文學前進的障礙物。在多次的全島文藝聯盟中也可以輕易看出新文學作家是怎麼視舊文學作家如敝屣，認為舊文學作家甘於做殖民政府的爪牙，盡情地寫點和仄押韻、流連於享樂主義的虛無文字，對於現實毫無助益。漢文學被新文學丟棄了，而創作新文學的作家們正使用著新武器抗爭。

　　大致上來說日本殖民時期前期的新文學不脫兩種思想方向：一是用甚麼語言撰寫、一是撰寫甚麼題材。此時的新文學有強烈的目的性，也因為作家剛開始使用新體裁，作品的藝術程度不一。對於語言的爭論主要還是在兩種：中國的白話文還是台灣的台語文。由於當時島上接受新文藝資訊的來源有兩個，一些是日本留學生帶回來的，一些是中國留學生帶回來的，台灣的知識分子很早就很有國際觀，也勇於嘗試新事物。許多人嘗試使用中國的白話文創作，但因為是新語言難免有辭意不精確的地方。使用台語文創作的人士其實也不是用台羅拼音創作，而是在作品裡面使用台語用法。這涉及到作家們爭論的第二個問題：作品是要給誰看的？當時普遍的共識為：要寫大眾文學。我認為前期的作家們應該是用白話文的一些新體裁（比如新詩、小說、散文）揉合台灣本地的語言（如台語、客語的書寫用法）進行創作。並且由於要寫大眾的文學，所以文章本身有很強烈的反抗意識，承載啟蒙人民反抗殖民的目的。因為目的性很強烈，所以有一些作品淪為教條式的宣揚，刻劃有點平板。

　　殖民後期因為戰爭爆發，並且島上的知識分子經過多年殖民，已經能夠熟練日語進行文學創作，在時代的不允許之下，寫實主義受到很強烈的箝制。許多作家寫作的內容逐漸傾向自然主義，沒有那麼強烈的目的性、描繪人心或景物的變化等等。但我並不覺得這是一種倒退，且不提這為文學的主題開拓了不同的可能性，在越來越嚴苛的殖民環境之中，即便是自然主義的作品，仍然無法逃脫來自大環境的壓迫。日本的殖民的壓迫並不只是文化及政治上的剝奪，還包含了台灣從農業社會被強制轉型為工業社會，徹底顛覆的社會型態讓許多勞工失業而經濟困頓。淘汰他們的究竟單純是新科技、新時代，還是來自殖民母國的惡意呢？

　　皇民化運動對於本島的傷害遠遠大於高中歷史課本的三兩行字，當時我還未意識到語言被強制換成日語有多麼嚴重，如今才漸漸理解到皇民化運動無孔不入地滲透進入當時的台灣社會。許多過去堅持使用中文創作的作家在這段時期完全失語，而使用日語的作家又承擔了殖民母國加諸在身的政治責任，要協助動員、要歌頌軍國主義、要更加熱愛鄉土。在這種創作處處受到箝制的情況下，另外一種危機也慢慢浮現。早年的台灣作家們尚且思考著如何抵抗啟蒙社會、如何抵抗殖民，新生代的作家卻不具備這樣的想法，他們逐漸認為，台灣的一切守舊行為使得台灣太過落後、台灣人不夠好才沒辦法擠身日本的上流文明社會，應當徹底改造自己成為一名有文化的日本人。日本就是象徵富強的現代化，台灣就是象徵落後的舊文化。甚至在作品中羅列出一些到底該怎麼成為日本人的方法，不論是精　　神或是肉體上完全效法日本人，甚至最後要去從軍為天皇作戰。然而令人感到諷刺的是，台籍作家在文章中尚且需要陳述成為日本人的一百種方法才能成為符合國策並為政府鼓勵的皇民文學，同時期的日本作家只消寫點歌頌母國主題的文章，就是皇民文學了––即便是皇民文學，也是有階級之分，台灣人永遠跟日本人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