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西藏地圖：流亡藏人追尋解脫自在的「幸福路上」

那塔拉和易

「幸福路」在台灣
宋欣穎編劇導演的台灣動畫《幸福路上》，藉由住在新北市（之前的台北縣）新莊幸福路上的小琪的故事，帶領觀眾重溫台灣社會從1975年代的政治經濟發展的歷程。電影的開始，是小琪坐著一部貨卡隨著家人從高雄，來到北部小工廠林立的幸福路，這條幸福路的人們，是靠雙手勞力賺取生活溫飽，接受社會主流價值，自己縮衣節食，為的是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而出人頭地。故事的結局，則是歷經離家、成家又失家的滄桑之後，小琪又回到幸福路的家，與親人共同打拼生活。影片中穿插著台灣社會大時代的敘事，黨國威權統治的教育、解嚴、台灣錢淹腳目、民主化與社會運動、921大地震等等，集體的歷史都是塑造著小琪生命的歷程，小琪也在其中參與歷史，同在一個社會當中，沒有人是局外人，小琪最後決定回來「幸福路」，儘管不完美，其實一定會不完美，但共同扶持就是幸福的所在。

這部電影對不同的觀眾而言，啟發不同的意義，我的一位堂妹小時候就住在那條幸福路上，電影裡面可以看到她以前住過的家，這部動畫片忠實地呈現了她童年的生活情境，彷彿自己人生的倒帶，那條路上所擁有的共記憶相似度超過七、八成。而這部電影對我的觸動，是從看到片名「幸福路上」展開的，因為我知道另一條「幸福路」的故事，也在台灣。這條幸福路上的主角，和小琪一樣，從一個地方遷移來到這一條幸福路上，但是他沒有國籍。我在一個座談會上認識的藏人朋友拔歐（化名），當時他以無國籍身份滯留在台灣，雖然已經啟動在台灣居留的程序，因故尋求我的諮詢，拔歐要請我吃飯，在他住地方，他說：「…..幸福路上的幸福社區」（但不是電影中的那一條）。


以拔歐無國籍的情況，他無法正常工作、缺乏醫療保障、也無法立即回印度去探望病重的母親。在這個島上棲身於幸福路的幸福社區，是少數他和類似處境的移工朋友能夠負擔起房租的簡陋住所，這條幸福路沒有小琪的幸福路熱鬧，更沒有家人，但都是夠遠離都會中心，才免於被冠民族救星、四維八德等擔負文化使命的路名符號，而得以用「幸福」為名。我沿著幸福路找到住在幸福社區，對照拔歐等人的處境，強烈的反差與莫名的感傷，到遠方求生活是為了幸福的未來，然而這條往幸福的路上，也如小琪的故事一樣，充滿著時代巨流的推移與歷程的磨難，來到台灣如此，逃亡到印度也是如此。

印度的「幸福林」
藏人在1959年隨著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成為難民，等於歷經了死而又生的生命輪迴，已故的威斯康辛大學退休教授，也是西藏高僧倫珠梭巴格西在他的自傳《如夢覺醒》，回憶歷經艱辛翻山越嶺初抵印度的難民營，身體又髒又臭，所有的衣物都被換下，東西都被收走，被要求洗澡之後，所有人都被換上印度政府發配的白襯衫和白褲子，從那一刻起原有的社會分類和階層完全歸零，大家只有一個身份，一套制服，沒有僧俗、貴賤、男女之別，也失去了自由：「每個人都穿同樣的衣服，不管是僧人或俗人，男人或女人，通通都沒分別。當我看見高階喇嘛、官員、僧人以及每個人都穿著完全同樣的衣服時，我有一種非常奇怪的感覺。我心中想：『我們到底遇到了什麼狀況？我們到底人在何處？我們在做什麼事？中國人對我們做了些什麼事？我們沒有自己的房子住，我們甚至以自己的方式來穿衣服也做不到了』….我們迷失了，我們覺得很想哭。現在我們自己沒有選擇的權力，我們受制於別人。」

抵達印度之後，藏人居住在臨時搭建的帳棚，在印度北部幫忙印度政府修築公路維生，賺取日薪工資換取生活費用，然而若沒有一個長久安居之地，藏人的文化特色，將無法得到保存。當時的印度總理尼赫魯接收到達賴喇嘛代表藏人所提出要求之後，向印度各邦提出徵求，請他們提供還沒有人居住的大片土地，安置數萬流亡藏人。南方的卡納塔克邦（Karnaka）邦長願意協助，提供了一塊地處偏僻無人居住的叢林，1960年底，首批難民由北方抵達這塊蠻荒林地，必須砍樹、墾地，建立棲身的家園。但這個過程的挑戰不只是來自於酷熱的氣候、林中竄出的大象猛獸，更來自於是維持作為佛教徒不能殺生的戒律，天人交戰般地考驗著藏人信仰的堅定。達賴喇嘛在出版的自傳中，提到當時他首次到南部的拜拉庫貝（Bylakuppe）視察，藏人為了清出可以耕種居住的空地，必須砍伐燒毀森林，但是放火燒林不是只單純地燒掉林木樹枝，而是所有林中的野獸、小動物、昆蟲的生命都會被燒死。佛教徒最忌諱的是殺生，幾位藏人甚至要求達賴喇嘛，建議停止這項工作。但是，若不儘快清出空地，將無法解決日益增多的藏人安置問題，在寄人籬下的處境，達賴喇嘛別無選擇，於是他起頭放了一把火，並要求藏人繼續完成清理森林的任務。

於是1960年第一個定居點在南印度成立，名稱是Lugsung Samdupling（實現西藏傳統願望），當時人口3000人。拜拉庫貝之後成立第二藏人定居點就名為「重建快樂」或「重獲幸福」（Dickyi Larsoe），到現在兩個定居點人口大約15000人。之後陸續有58個定居點，其中有39個在印度，12個在尼泊爾，還有7個在不丹，南印度因為有大片完整的平地，可以從事農業，其他地區則發展農工業和手工藝中心。定居點的名稱除了用宗教文化命名之外，會採用如Dekyiling（快樂林）、Tashiling（吉祥林）等充滿著樂觀希望的名稱，林是「-ling」的發音，在藏文使用-ling作為地名，意味著「浮洲、孤島」，這是來自於佛經的典故，輪迴有如無盡的大海，我們在人世中浮沈，只能攀上海中的孤島而稍事喘息。藏人安置在印度的定居點，是個別的點狀分佈，定居點之間相距數十公里，周圍都是印度人的村落，就如茫茫人海中得以自我扶持的棲地，定居點內部採取的是「營隊」（camp）的編制，而這些名為「快樂」、「吉祥」的「難民營」，成為流亡藏人60年以來的家園所在，企盼著實現西藏自由的幸福未來。

倫珠梭巴格西即使到了印度而後到美國大學任教，他眼前的幸福底層，依然存載著逃難驚恐的記憶：「當我現在回顧那段日子時，似乎這些都不是真實發生過的事，感覺像是一場夢一樣，好像不曾真正發生過。有時候，我心中會懷疑，我現在的生活是一場夢，還是真實的？也許我人正在拉薩做夢，夢到這一切這麼多的事情。我有一段很長時間會夢見自己人還在拉薩，擔心要怎麼逃出去。我想也許所有的圖博人都會做這些夢。在逃出圖博許久以後，我們的夢還是充滿害怕和擔心。即使是現在，我有時候還是會做這些夢。」

印度藏人的難民定居點以「快樂」、「吉祥」為名，而西藏境內的拉薩也數次入選中國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中國中央電視台從2007年開始舉辦的「中國經濟生活大調查」，號稱10萬家戶的樣本數，是中國規模最大的媒體民生調查活動，西藏首府的拉薩到2012年間連續6年間被評為最具幸福感的城市的前三名，2012年還名列榜首，當時正是年西藏境內藏人自焚多起的時期。而在2016-2017年的調查，拉薩在全面小康感受，特別是「治安狀況、公共服務和健康狀況」滿意度名列前三名。舉世皆知，北京政府對於城市的監控，已經做到滴水不漏的覆蓋程度，西藏、新疆等少數民族聚集地，更是高強度地遍佈攝影機和便衣警察嚴加控管，在2018年甚至更進一步建立國家基因庫拉薩高原庫，蒐集青藏高原的人類基因數據，成立高原遺傳資料庫。官方宣稱的目的是從源頭防制遺傳疾病和傳染病，促進西藏的健康世界和經濟發展，但此舉引發了人權團體的關切，因為DNA樣本資料的掌握，將使中共官方得以控制藏人的移動，達到更進一步限制自由的目的，甚至被支配者自己宣稱「幸福」的權力，也被集權統治者接收，以極度的嚴控所得到的社會治安滿意度，作為展示其治理裝置的勳章。

解脫自在的「幸福路上」
影片的女主角小琪從「幸福路上」離開，最後找到回家的路，回到人生的「幸福路上」。流亡的人則是因故逃到他鄉，在異地等待幸福，印度流亡藏人在定居點重建快樂林、吉祥林，無國籍的藏人在台灣的幸福社區等待自由，他們都是透過地理上的移動，追尋個人未來幸福的希望，而倫珠梭巴格西則即使到了自由的所在，他的心卻還依然來回在夢境與現實之間。在接觸藏人的研究田野當中，許多人克服被監禁多年，行動不自由甚至身心被折磨的情境，透過轉念而讓「心」能夠自由。

從藏傳佛教的角度而言，要得到幸福的究竟，除非能夠解脫，才能達到真正的地離苦得樂的境界，這條幸福的道路，不能只限於在自我個人的思維，而是打開個人的界線，與他人的苦樂共感。達賴喇嘛在《逆境中更易尋快樂》的書中提到：「我們每個人都在尋求快樂，都不想要痛苦，但是忙碌的生活，無法得到快樂，只有慈悲和關心他人才是快樂的真實來源，『慈悲利他心』即使身處不舒服的環境，也不為所擾，若滋養憎恨心，即使家財萬貫，也不會感受到幸福。…..如果你能盡心服務眾生，雖然只是單獨一人，這種努力卻能成為內心快樂的泉源。」

所以達賴喇嘛每天的祈禱文：「乃至有虛空，以及眾生住，願吾住世間，盡除眾生苦。」，這個藏傳佛法的利他法門，提供了前往「幸福路上」捷徑的指南。從這個層次而言，不論是小琪、流亡藏人、倫珠梭巴格西，還有我們每個人都在自己「幸福路上」，但這種解脫自在的「幸福路上」可以不需要離家，不用跨越國界，也不需要成為千萬富翁，而是從培養利他之心就可以到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