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十論：颶風肆虐後

那塔拉和易

1. Adam_S，回應《未完的抗爭：深圳佳士工人維權事件始末》
從第一次抓人開始，政府就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既然抓了，就不能說抓錯；

既然沒抓錯，就一定得有罪過；

既然一定有罪，實在沒辦法就只能說境外勢力支持；

雖然地方上有可能做的不對，但是影響有了，中央就一定要挺；

既然中央挺了，地方更加變本加厲；

既然地方更強硬了，資方就可以更加過分……

「一粒芝麻，就這樣變成了西瓜，一隻螞蟻，就這樣變成了大象。」如果把中央政府想像成家長，他得有多少次在房間裏跳着腳罵地方政府這群孩子混蛋，然後出面擦屁股。

別的孩子看了，為自己找到了混蛋的資本和理由：「反正也就是被罵一頓，你看當年三鹿那幾個小子，該升官還是升官了。」

2. RicardoZ，回應《開學首日的眼淚——從耒陽分流事件，看中國縣城教育的系統性困境》
就我的觀察來看，某些鄉鎮學校的教學質量其實相比較差的縣城中學時有一定優勢的。然而出於信息差的因素，農村家長一味迷信縣城中學，大量將孩子送去縣城劣質中學，或者私營毫無監管的寄宿部。一方面滿足了農村家長對於教育的簡單向往，另一方面把孩子送去寄宿給父母留出更多自由出門打工。

談及縣域教育的困境，這一因素不能忽略。

3. Monte_L，回應《北大教授王蓉：人們對教育如此焦慮，是因為活在「高度篩選型」的社會裏》
在大陸數量龐大三四線城市中，夾在中低段收入水平工薪族群需要面對的是截然不同的現實：文中所提到的高收入人群首先根本不需要藉助教育培養下一代能力來完成「階級固化」的操作，官場和職場環境基本是血統論性質的，或是直接培養成一個外國人。同時由於地區發展水平落後，無法吸引較好的教育人才和資源，相對優秀的本地師資全部集中在一些存在大量「既定名額」的公立學校中。絕大部分民眾最後只能在糟糕的私立學校和更糟糕的公立學校中擇其一。

4. FrankLiuPhD，回應《北大教授王蓉：人們對教育如此焦慮，是因為活在「高度篩選型」的社會裏》
從王教授對其中一個問題的回答引發的一些想法：

「國內談很多是芬蘭，北歐國家，世界上最好的免費教育。但芬蘭才多少人口？600萬，只相當於我們的一個區。不僅國家很小，對人的價值的認識都和我們不一樣。在芬蘭，可能每一個孩子都是珍貴的；中國卻沒有辦法。」

正好之前聽到過一起Freakonomics關於美國教育系統的podcast內容裏有提到芬蘭。芬蘭的教育之所以好，並不僅僅是人口少，更在於對公立學校老師質量的選拔。那期節目裏提到說，能在芬蘭考進（未來成為老師）的師範學院的難度幾乎等同於在美國考入MIT。並且，普通公立高中的老師都是當年讀高中時前10%的優等生。

從這個角度去看王教授的回答，有很多問題可以值得反思。在這裏就提一個問題供大家思考。

問題來自於整體社會對教育的期望，以及因而影響着的師資的選擇池。在我們國家的教育體系下，什麼樣的人最終成為了老師？這種選擇是一種因為高考成績導致的就業被動的結果呢，還是因為以此為目標奮鬥的結果？從芬蘭的經驗來看，這至少是一種良性循環。頂尖的學生為成為一名公立學校的老師而奮鬥，以成為一名老師而覺得光榮。最聰明最努力的那群人中有一撥去富有使命感的培養着下一代。

我們的社會對教育還未達到統一的期望值。舉個文中的例子，如果最終目標是考上985大學，而入985大學的名額又不是一個無窮大的數值，那無論公立學校的師資力量有多麼的好，從統計學上來說，總會是有一定比例的公立學生無法考入985。那如果以這個標準來衡量「好」，永遠都有一群學校一群老師是在平均線之下的考核中掙扎。

也許，人們對教育如此焦慮，應該從尊重以及傾羨老師這個身份開始呢？

5. Fai，回應《趙雲：風災之後，大家都在回復「日常」，但什麼是「日常」？》
有意思，因為工作本身空洞，於是工作倫理成為安身立命的神主牌。這其中的自我安頓很好地解釋了香港人既不斷貶低、物質化工作的意義(搵食啫)又孜孜不倦、樂此不疲地把工作修煉成一門要讓人感佩的技藝甚至精神。

這個規訓講得上嚴絲合縫，讓交易代理了真正對自我的思考。溢出自然是會帶來強烈的不安和自我塌陷的。這道理想來又不止是香港了。

6. 臨淵，回應《趙雲：風災之後，大家都在回復「日常」，但什麼是「日常」？》
非常有趣，時間被作為一種資源，被精確地刻畫和計量，成為了人們記錄人生的刻度尺，也成為了一種束縛和工具，把人們變成巨大精密複雜的社會機器中的一顆顆螺絲釘，每個崗位上的人被限定在了很窄小的範圍內，被要求着以恰當的方式運轉。

想起之前那個自殺前偷偷開了一架飛機的機場員工，被很多人指責為什麼不能安安靜靜、不打擾別人、不麻煩別人地死去呢？造成了多麼大的經濟損失和主管困擾。

社會運轉中作為個體的人的生產性、職能性功能不斷被強調，而各不相同的、崎嶇的、隱秘的心事情感無限收縮，成為面具之下不需要也不應該為人所知的卑微小事，無足掛齒。

7. Gundammama，回應《自己的家自己救，風災後的社區自救工程》
寫之前要先表態：我是個70后的香港人。我看完後感覺到這個城市發生了什麼問題？我們變成怎樣的人了？好像不再是以前那個香港。

我去年在珠海經歷了天鴿、今年在深圳經歷了山竹。去年天鴿過后，我住的小區居民自發地組織起來清理自己的屋村。她們都是那些日常廣場舞大媽。有車庫給水淹了，困了幾個人在里面，卅幾個同一小區的居民不停地用水桶抽水，明知沒大用但怕最後的機會也沒了。

今年在深圳，台風過后一樣是沒人會去幫手，大家也只是忙著去上班。和香港很像呀。都只投訴處理不好，卻沒有想過出一分力。是因為我們都還當自己是過客，不會珍惜這片地方？

8. 咸鱼姬，回應《養樹有如教育孩子：五問香港為何塌樹15000》
把喬木當盆栽應該是國內大城市的通病了，同在珠三角的廣州山竹過後第二天幾乎所有路段都有倒塌的樹木，被連根拔起的多是樹幹粗壯的類型。這些倒下的大樹被迅速切割回收運走，沒有人想想它們是不是還能搶救一下。

在這個層面上，除了千年古樹，其他喬木和廣場上定期更換的盆栽沒有什麼兩樣。鋪設道路的時候覺得它們的根礙眼，於是一鋸了之；颱風過境它們頭重腳輕倒下，又嫌棄它們阻擋道路增加工作量。為了幾棵樹重新設計道路無疑是高成本的，於是下一個颱風過後又是一邊嫌棄抱怨一邊清理倒下的大樹。

9. nauseacoco，回應《塑造可見的敵人——兩岸諜戰風雲之下的陸生台生》##
我覺得先不要講政府了，間諜案爆出之前，兩岸三地的各種媒體不斷誇大其詞地報導對方的醜聞，導致大陸講一國兩智，留島不留人；台灣講共匪陸畜；香港講強國蝗民。

政府是營造了對立的氛圍，但表面上仍舊維持一種相對溫和的關係。但是大部分媒體作為公眾接受信息的最直接的媒介，為了迎合大部分的人胃口，非常biased的報導，比政府各種遊說更能塑造敵人吧。

然後，我認為人民是應該站在一起的，兩岸三地的人都是政府權力鬥爭的受害者。我們從出生就被政府掌管的教育告知「對面是同胞，我們要收回來」「對面是敵人，他們想侵犯我們」，政府如此作為導致我們在政治問題上直接違反了John Rawls提出的veil of ignorance。

10. Cyra，回應圓桌話題《中國煙民支付能力增速全球第一，繼續增加煙草稅可以幫助禁煙嗎？》
我曾經看過一篇有關煙草經濟的分析，說是就純經濟的考量而言，不禁煙對於國家是比較有利的。其主要的依據在於人體因煙草危害而喪失勞動力的時間平均發生在接近退休的時候，由此造成的壽命縮減反而起到了減輕國家財政負擔的作用。假設這篇文章的論據是真的，那麼關於禁煙的討論就又多了一個複雜的經濟倫理考量。

話說回來，公共場所禁煙難以推廣的本質不在於大家不了解煙草的危害，而是國人習慣以權力的大小決定自由的範疇，普遍還沒有養成尊重他人正當權利不受侵害的意識。

與公共場所禁煙有所不同的是，是否要限制個體吸煙，則取決於人們對以下問題的看法：政府在哪些領域，有多大權利干涉公民個體的自由選擇。美國在禁酒禁大麻上的反覆，各國對紅燈區，安樂死等的態度區別都來自對這個議題的不同理解。

公共場所禁煙應是文明社會的共識，對私人吸煙的限制則見仁見智了。討論以提高煙草税限制消費的前提，是認同應該限制個人吸煙的自由。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好進行後面的分析：譬如到底提税有沒有用，提税的正當程序是怎麼樣的，税收的用途是什麼等等。

原文：《讀者十論：颶風肆虐後》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 ... ek/?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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