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暴力、民族主義 I（清涼院）

那塔拉和易

2019年六月開始，不少香港人都發緊同一場夢，一場鮮血淋漓、難以忘懷的夢。我謹此希望這場夢快點完結，大家能夠好好休息。
這場夢令我聯想到國家和暴力的關係，例如納粹德國、北韓金氏政權、中國六四事件、美國關塔那摩灣拘押中心等等，這些大家都不會陌生。而對此為政權作出辯護的人，那些自稱為愛國的人，往往都歸於維持政權存續的。讀起家中束之高閣已久的《思想地圖》系列，2008 年的 vol.1 正正提到國家、暴力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十年前的思想討論，仍然一點都不過時。

文章為該討論會的筆錄，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幾位講者各自表述，第二部分則是互相討論。首先略述一下各人的觀點：

1。北田暁大－－作為社會建構論臨界點的「民族國家」
反身性／再歸性（reflexivity）可說是近代的一大特點，社會學者Anthony Giddens 稱之為「Reflexive modernization 反身的現代化」，指的是近代社會經常處於不停的自我反省過程。我們從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等面向，對於自己內在其中的社會，產生出後設的論述。這種自省的過程，使得社會作為運動主體的不完全性、機能不全得以自檢。在這個意義底下，我們不斷描述自己處於「危機」之中，「危機」會不斷被創造、發現，提出解決「危機」的處方，然後指出處方的不足。近代的論述可以稱之為處於一種「自編自演」的構築裏，所謂「危機意識」、「問題意識」都是內在於此構築之中。而北田氏認為，日本在九十年代思想領域的傾向，都能夠以一個詞彙來涵括：「Social constructionism」社會建構論。

七十年代時，英國愛丁堡大學的一群科學社會學家(Barry Barnes 1974, 1977; David Bloor 1976)，提出「科學知識的社會學」之「強方案」(Strong Programme in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主張科學知識的形構，必然受利益、權力、 意識型態等種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兩三年後，法國學者拉圖和英國學者伍爾加 (Steven Woolgar)推出了他們的田野調查著作《實驗室生活：科學事實的社會建構》 (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1979)，正式打起「社 會建構論」的旗號。《實驗室生活》是「科學人類學」的開山之作，也是「科學 研究」(science studies)的里程碑，標誌了社會建構論從研究科學知識與科學的巨 觀結構之老傳統，走向研究「科學實踐」(scientific practice)與「科學的微結構」 (microstructure of science)之新階段。1984 和 1985 年，兩部社會建構論的扛鼎之 作皮克林(A. Pickering)的《建構夸克》(Constructing Quark)與謝平(S. Sapin)和謝 佛(S. Schaffer)《《巨怪》和空氣幫浦》(Leviathan and Air Pump)出版了，分別以二 十世紀高能物理的發展與十七世紀的空氣幫浦之爭為歷史案例，來顯示究竟「科 學事實」如何地被科學家的社會行為所建造出來。
社會建構論於是形成一個顯赫的觀點學派，並且掀起了人文學者研究科學活 動的熱潮。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環境運動，紛紛在自己的立場上， 援引社會建構論的立場來形構自然科學觀──它和大部分從業科學家眼中的科 學觀大異其趣──而且廣泛流傳在各國大學之間。－－《社會建構中的「實在」》

除了女性主義、文化研究等領域外，「民族主義」、「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斷然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課題。在「社會建構論」之下，民族（ネイション）和國家（ステート）本是兩種異質的概念，其結合及同一性只是近代的產物，歷經的時間相當之短，並不如一些「超國家主義者」（ultranationalist）般相信國家是持續了幾百年的自明存在。而透過歷史資料，論者針對「民族國家」、「傳統」的歷史性、社會的構成其方法作出實證分析。Benedict Anderson 的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可以說是當中的名作。民族作為「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等等的論述，影響著90年代以後的日本思潮，並引入文化研究、後殖民研究等的思考方式。在這種思潮下，「民族國家」抑或「民族主義」的幻想，亦逐漸透過「社會建構論」的論述得以解構。
不過有趣的地方在於意識到民族只是「共同幻想」的同時，民族主義者作為此種論述的假想敵之一，卻並非舉手投降，而是有相對應的反抗:「既然所有都只是故事的話，就創作一個更好的故事吧」。在此，民族主義者非但不拒絕「社會建構論」，反而接納此種論述，並去努力創作、散佈其「民族國家」的故事。
可以理解的是，「民族主義」為「民族國家」所作出的回應，暴露出「社會建構論」到達其界限／臨界點。而北田氏希望透過認識到「共同幻想」的界限，並嘗試脫離／超越，並重新摸索出對「民族－國家」的新定義，以免永遠在「幻想」的爭論之中徘徊。

2。白井聡－－「無國民民族主義」的出現

承繼上文北田氏的討論，白井氏提出了一些對「社會建構論」的感想。首先他以個人的經驗，指出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的日本思想的不同。八十年代主導日本思潮的是以浅田彰和中沢新一等人為主軸的「New Acadenism（ニュー・アカデミズム／ニューアカ）」，而九十年代則被稱為「後現代的左轉（ポスト・モダンの左旋回）」的「社會建構論」。
作為九十年代後期開始研究思想的白井氏來說，他感受到兩個時代思想「溫度」的差別。八十年代的日本思想給他的印象是開朗，是一種作為當時日本泡沫經濟迅速增長的產物，或會輕浮，批判各種各樣的事物。九十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爆破，思想往「社會建構論」轉向，彷彿透露出該一代漸轉陰沉。白井氏舉例，以前的男生認為鍛煉身體能夠吸引女性，那就已經很快樂，但現在就會纏繞在男性沙文主義和排他的異性戀主義中。白井氏認為作為賦權於人們的思想，「社會建構論」總是有一些缺失。
另一個「社會建構論」的問題在於它過分擴張，以致變成北田氏所說的「社會學帝國主義」，亦即所有事情、現象在「社會建構論」下，都是能夠透過結構主義，解釋為是社會中那種不可視的權力構造（傅柯）所構成的，這彷彿確保了我們的觀點變得萬能。亦即，世上所有事物都是政治的。白井氏指出這促成了一種悖論，就是政治其固有的領域、對象其實並不存在，又或者是變得難以斷定。當代美國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亦批評這種「文化左翼」的論述使得「社會建構論」的領域過份肥大化，以致即使討論不斷繼續，亦難以有更好的具體結果。白井氏認為應該追求一個新的「文法」，以重新討論<政治的事物>。
在08、09年的時候，關於國家的議題在日本猛然飆升，但理應作為論述國家的政治學，卻沒有好好地回應。以白井氏之言，在日本的政治學內部，「國家」反而消失蹤影，連有關國家為何物的論述亦都失蹤。而當然，白井氏就希望作出改變，而首先就要分析為何關於國家的論述會急升。
簡單來說，國家論述急升主要是作為民族國家其支柱的民族主義，正在迅速流失基本盤。民族主義牽涉到作為建立民族國家，希望予以維持、發展的感情，以及基於此感情為動機而作出的行動。尤其在20世紀後期，民族主義都是由將國民經濟作為根基的工業社會所支撐著。英國哲學家Ernest Gellner 更稱工業社會為民族主義之親生父母。
以前任美國勞工部長、政治經濟學者Robert Reich的分析，福特主義與凱因斯主義是20世紀後期最有效積存資本的體制，而在這之內資方與勞方的激烈對立能夠得以緩和，並能分配利益與勞資雙方。這使得勞資雙方能夠選擇妥協，而非階級鬥爭到底，反而能夠獲得更多利益，因此國民就能成為一種統合。不論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作為同一國民而確有利害與共，並作為數十年民族主義的根本。但當迎來全球化後工業社會，各階級因為共同利害不再以導致斷裂，不論是「日本國國民」還是「美利堅合眾國國民」的國民概念，實際的意義已逐漸失去。失去「國民」，遺下的就只有國家，即使民族主義仍然存在，也漸漸變為一種「無國民的民族主義」。
或以暴力來說，唯一能夠維繫各個階層的國民就只有治安。在「保持國家安全」的意義底下，放任的暴力就得以解放。而近年無日無之的反恐措施甚至戰爭，亦也能夠以這種意義下得以正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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