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战的饮、医和随僧

嘉定良民

一、战斗中的饮食

在日本战国时代士兵们奔赴战场，攻击处在较远地区的敌人的场合，合战长期持久的场合，平时军队常备的场合，给部队维持必要的粮食补给都是最为重要的。
　　
如果参与的是短期战斗，通常食物由自己解决称为“手弁当原则”，只有在参加长期战斗的时候才会由领主来提供军粮。
　　
关于兵粮，古代一般是用米糒，大宝令规定士兵每人需要准备米糒六斗，食盐二升贮存到各自兵团的仓库中。米糒可以长期贮藏，但放久了会结块变干变硬，使用的时候先用水来浸泡，将其泡软，合成米粥，在加入食盐吃起来会有些味道。
　　
根据《杂兵物语》记载，一名足轻一天的口粮是：水1升、米6合、盐1勺、味噌2勺；而《笼城守御之卷》中又记载，笼城期间一名足轻一天的口粮是：水1升、米4.5合、盐1勺、味噌2勺。
　　
在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有一日三餐的习惯，一直要到江户时代才会被引入，战国时代更多的是一日两餐。而在战场上面，吃饭时间就更加不固定了，通常是把一天的口粮分成三或四回来食用。
　　
战国时期，普通杂兵们吃的都是些麦、粟、稗、芋等粗粮；武士们的伙食就要好些了，他们可以吃由糙米和蔬菜一起煮出来的菜饭，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够吃到白米；最后，也是最豪华的军粮，那是只有大名或高级武士才有资格吃的，里面一般都会包括有白米、蔬菜、鱼、贝、鸡肉等。那么，有人或许会问，杂兵们是不是也有机会品尝到这种美味呢？我想，如果他们能与这样的食物结缘的话，也就不会到战场上来当杂兵了。
　　
那么，在这悠长的征战岁月里，兵粮是怎么样传递和运输的呢？实际上，一支队伍每天最早行动的，要算是小荷驮队了。他们往往会在军队开拔之前就把一天的军粮分发到每个杂兵的手里，士兵们则把这些食物悬挂在腰间称为“腰兵粮”。之后，队伍前进，小荷驮队就紧紧尾随，周而复始直至战争结束。
　　
现在，问题又出现了，这个“腰兵粮”该怎么吃呢？通常，这些杂兵的“腰兵粮”里面放的是煮熟晒干的干饭、炒米、山芋和味噌等。吃的时候，把上面的这些东西放进用清水煮开的味噌里再加盐一搅和就大功告成了。不过，无论怎么想这顿食物似乎都不会美味的。
　　
每天都要吃饭，所以贮藏的兵粮必须随着部队及时运送。中世纪以来称呼为“兵粮米”。在律令制度解体的奈良时代末期到平安时代初期的延喜年间（901——923），还没有固定的分工来负责兵粮输送，没有相关制度进行管理；凡是依靠己力在陆奥等军事重镇之间输送兵粮的，依据数量的多少和距离的远近，朝廷要特别授予其大小不等的位阶，这从史书中可以知道。后来，中央对兵粮的征集和调配更加重视起来，渐渐废止各地私自征集粮草，而由朝廷旨令制度来规定。如朝廷要求长门国每年必须征得稻米四万束充当当地的兵粮。到了平安时代末期，源平战乱爆发，战争波及到全国，兵粮制度急需改革，“兵粮米”这个名词首次出现在了源赖朝上奏朝廷的奏折中；里面说道，军队出征必须保证军兵的军费，首先要保证兵粮的补给，希望朝廷下令全国各大小国的田地平均每段必须征收五升的“兵粮米”课税。
　　
对于长时间不断的战乱时期，如南北朝时代，《太平记》中记载，军队移动的时候，就在沿途各地征收粮食和金钱，人数不足再拉取农兵抵上，使得平民百姓苦不堪言。可以想想《太平记》中町和村中的“征收”和“召兵”指令，兵力数倍弱于敌人的我方每每都要调整兵力——〉一路进军——〉征收拉人；打得开心，苦了百姓哦。也之所以楠木正成人数虽少但都是团结一心同仇敌忾的精锐；镰仓幕府军虽号称百万，实杂鱼乌合、观望敷衍者居多，加上补给不足，千造城两个月打下来，逃的剩下十万不到……
　　
战国时代的细川幽斋（藤孝）在自己的日记中说，合战的时候不仅普通士兵，就连武将自己也要准备好一日一夜的兵粮米系在腰间，然后再出阵。如果粮食吃尽，就只有吃野草、啃树皮了。幽斋自己就曾体验过田间未长熟的青麦的滋味，而且幽斋不愧为风雅之将，风趣的说：“据我的经验，和桑树的果实比较起来，真是一种特殊的美味呢。”另外日记中还记到，出阵的时候最好再在具足的棉布上藏进几个梅干，这样缺水的时候，想起身上藏有的梅干就可以望梅止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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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经验不断丰富，想出的点子也不一样。例如江户后期林子平所著的《海国兵谈》中就专门研究了用什么金属制造的锅子用来煮东西热效率最高，对于兵粮的食用方法也下了一番功夫。
　　
再说说兵粮的内容随着时间的变化。前面说了古代的兵粮就是米糒和盐，如平安时代初期的朝廷命令，每年越后国运送一万六百石米、佐渡国负责运送一百二十石盐到出羽国雄胜城军镇，从中可以看出米、盐需求量以及它们的比例关系。而到了《海国兵谈》（江户后期）的记载，每人每天兵粮准备一升米、一撮盐，还有味噌5勺。当粮食吃尽的时候，可以将草木的叶子、各种树的内皮、根和各种草的根、茎叶加入盐再煮沸后食用充饥。从中看出盐始终是作为重要角色存在的。
　　
具体到兵粮运输和调配工作的执行，室町时代是利用驮马队，称作“小荷驮”，海上的运输船则称“小荷驮船”或“荷方船”。输送队的指挥官叫做小荷驮奉行或小荷驮押，一般由重要的部队长、深受信赖的老臣担任，但不同时期和不同势力的做法不尽相同，如织田信长军的场合就由物头身份的武将担任，丰臣秀吉军的场合则由五奉行来担当。秀吉为天下统一经常远距离作战，他非常重视己军的兵粮输送以及对敌人施以兵粮攻击战法，如秀吉的播磨三木城和因幡鸟取城攻略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自己则重用增田长盛为“兵粮奉行”。
　　
总之，合战要持续进行，兵粮的调配是最重要的环节，输送补给的成败直接影响到整个合战的胜负结局。
　　
　　
二、战地医疗 　
　　
－－战场上的医疗体制
　　
如果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必然会产生死伤；如果行军作战，那在行军过程中也会出现非战斗减员。为了尽量减少军队的非战斗损耗，且不论对伤病员的照顾，平时也应该注意军中的健康保障体系。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中世纪的战场医疗体制。
　　
－－随军医师
　　
在近代军队中，各单位部队都配备有军医、护理兵及卫生兵。当某部队的医疗水平不足以处理某些伤患时，这些伤病员将被送往上一级的部队，最后可以回到后方的医院疗养。这种一元性的医疗体制在近现代军队中被很好地实行着。但是，近代以前的军队中，是没有这样完善的系统的。
　　
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武将出征时都带着随军医师。下面举几个例子：
　　•足利义尚出征江州时，其随军医师为上池院、竹田法眼和祐乗坊三人。
　　•武田信玄的随军医师是板版法印。
　　•丰臣秀吉经常令之伴随左右的是施药院全宗，而当秀吉出征朝鲜时，他的随军医师是曲直濑玄朔，坂净庆。
　　
这些武将的随身医师，不负责全军的医疗。他们的职责是保证武将的健康和护理武将在战斗中受的伤。武将对近臣和有功之人的奖赏中也包括让自己的医师为他们治疗。不过，说到底这些医师还只是私人的随军医师而已。
　　
另一方面，身份低微、请不起随军医师的武士和普通士兵们所能够接受的治疗，我们却不是很了解。
　　
拿着钳子拔掉伙伴身上的箭，这样的故事散见于各种绘画中。《杂兵物语》中，做过外科医生的夫丸的弥助，拿着医药箱，劝负伤的朋友进行治疗；旁边的一个人也在应用自己的急救常识指示加助用钳子把身上的箭拔出来。当武士们上战场的时候，都把一些常用药放在自己的火打袋里。那样的话，万一有人受伤，也可以互相救治。
　　
战场上，除了武将的随身医师外，还有许多普通的金创医生。在战场上，普通士兵就靠这些金创医生来急救。这些医生中有不少只是徒有其名，甚至是文盲，所以，普通士兵能否接受较完善的治疗还是个问题。
　　
然而，为将者完全忽视军中的医疗体制，这样的事情倒从未发生。医术是兵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凝聚了先人大量的心血。《杂兵物语》中在阵地中指导同伴进行急救也证明了这样的事情。有关的医疗记录也在那里被证实。但以做为兵法（那个兵学 查不到•••）存在而被当成了军事机密隐藏了起来，几乎没有存在具体的记录
　　
反过来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医学的普及也逐渐开始了。永禄九年（1566）毛利阵营中的随军医师曲直瀬道三被认为是日本医学中兴的始祖，他的《云阵夜话》被门徒广为传播。（书中的内容都是一般的医术和治疗，和战地医疗一点关系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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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秀吉出兵朝鲜的时候，动员了大量的医师。奈良、京都两地，五十岁以下的医生全遵照秀吉的命令集中到了名护屋（肥前的名护屋，是秀吉出兵朝鲜时的大本营）。当时这些医生连分配到哪里、担当什么工作都不知道，但出征后，各部队都确保分配到了数量足够的医师。出兵朝鲜时，一般来说就有那么多的随军医师。从曲直瀬道三的书中记录的普通医疗的程度来看，那时医生的医术普遍不高也是事实。
　　
战地医疗在当时是被作为高度机密的，直到和平的江户时代才被公开出来。《杂兵物语》也是那样，而当时的战地急救手册《甲胄着用弁》《武学拾粹》更是被出版发行，这些书都记录了当时战地医疗的情况。
　　
随着战地医疗专业书籍的逐渐出版，对国外医疗技术的接触和了解，自文化八年（1811）始。当时，水户藩的医生南阳把自己的心得记录在《砦草》中，这是一部包括了卫生管理、伤病护理，范围较广的手册，但还不是很系统的医学书籍。
　　

三、随军僧侣
　　
作为武士，身边的随从中还有僧侣，或是作僧人打扮的人。同样，战场上也有许多随军僧侣。他们在战场上抚慰伤员，处理尸体和超度亡魂；当主人死亡时，这些僧人也负责清理遗体，将遗物送归遗族等等。当然，帮助僧人一起处理这些事务的随军医师也大有人在。
　　
前面说的许多随从、僧医，大部分是时宗的僧侣。天正年间（1573∼1592）的《异本小田原记》则有这样的记载：“时宗的僧人，原来是专门创作和歌的，同时也治疗刀伤枪伤。”书中也有某些武将让时宗的僧侣随军治疗死伤者的记载。最初，金创医师以武士出身的居多，而时宗的僧侣中，大部分也出身武士阶级。这中间有一定的关系。
　　
与随军僧侣不同，有许多宗教团体在战时不分敌我地为被卷入战祸的人施以救治，这可以说是广义上的战场医疗。曾经有过宗教团体对农民（这里不仅仅指农民，而是指普通百姓）救助的记载，但对被战火殃及的人们进行救治，仅在进入室町时代后才有记录。下面是两个例子。
　　
首先，应永二十三年（1416），上杉氏宪与足利持氏酣战期间，其地的时宗的游行寺（神奈川县藤泽市）的僧侣和周围的百姓，就不分敌我地救治双方的伤病员，处理战死者的遗体和后事。
　　
其次，六角义贤和三好长庆交战期间（约永禄四∼五年，公元1561∼62），耶稣会决定每月派三名当值教士为百姓募捐，进行慈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