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周輿
有人論及中國文明的衰落自乾隆始，而且還把乾隆說成是“千古第一罪人”。我覺得這不過是故做驚人之語罷了。事實不是那麽簡單！
一個人左右不了曆史大勢，确切地說，乾隆朝隻是清朝衰落的開始，而不是中國文明衰落的開始。中華文明的衰落從清朝建立起就開始了，那是1644年。清朝統治者從那時就割斷了中國與世界主體文明的交流互動，直到1840年才被重新打開國門，直到五四運動以來科學民主才得以複興，直到在抗日的戰火中西南聯大開始培育中華民族的科學與文化并開始有所創見。這樣算來，清朝整整耽誤了中國300年！
研究中國文明是不是衰落，何時衰落，衰落的原因以及複興的動力是什麽，這是一個非常重大而且非常有意義的課題。事實上我自己曾用一本書的篇幅在研究這一問題。但爲了不給大家帶來閱讀上的麻煩，在此文中，我隻簡斷截說，而把一些介紹性的文字放在注釋裏。
在此，我探讨三個問題。一是世界文明爲什麽會被遊牧民族不斷進犯？二是遊牧民族對中國的進犯造成了什麽後果？三是中國文明是不是自清朝開始衰落了？
一、爲什麽文明世界會遭遇遊牧民族的不斷侵犯？
一部世界文明發展史是文明之間、文明與遊牧民族之間的互動史，哪個文明稍一遲疑，必然落後，甚至滅亡。任何一個民族的興衰都難逃這一命運。
在世界曆史發展中，起主導作用的是三大文明區域和三大遊牧區域。三大文明區域是：中東文明[1]、中國文明[2]、歐洲文明[3]，而三大遊牧地域是歐洲森林地帶的印歐民族[4]、阿拉伯沙漠的閃米特遊牧民族[5]、中北亞大草原的突厥蒙古遊牧民族以及通古斯漁獵民族[6]。
這六大闆塊，此消彼長，牽一發而動全身，造就了世界文明的主體格局及發展脈絡。直至近代西方文明徹底戰勝遊牧民族之前，世界五千年文明史其實也可以看做是三大文明區域與三大遊牧區域的角逐史[7]。這一曆史的時間跨度長達3500年（從公元前18世紀到公元18世紀），此後僅僅是文明之間的較量了。
文明區域創造了豐富的人口、物質資源，這是遊牧民族始終缺少并觊觎的。事實上，這也成爲他們進犯文明區域最重要的驅動力。
印歐遊牧民族和中北亞大草原的遊牧漁獵民族，對文明世界沖擊主要是對亞洲、和歐洲文明的進犯，最主要的有三次。（閃米特、阿拉伯人對文明世界的進犯，本文暫不涉及。）
1、第一次：是公元前18世紀印歐人對文明世界的進犯[8]。
2、第二次：是公元4、5世紀匈奴人、印歐人對文明世界的進犯[9]。
3、第三次：是公元13世紀蒙古對世界文明的進犯[10]。
遊牧民族需要不斷地把畜群從一個牧場趕到另一個牧場，他們從少年時代在周期性的遷徙、放牧活動中，就學會了周密計劃、準确實施，并有嚴格的紀律。遊牧生活方式把遊牧民訓練得能征善掠、組織嚴密、治理有方，因此他們是天生的戰士。而遊牧民隻要被一個有力的領袖組織起來，那麽遊牧民團體就是天然的軍隊。遊牧民族的婦女可以象男人一樣照料生活的一切，她們可以讓男人們騰出手來專事剽掠。
與人們的想象不一樣，遊牧生活盡管是一種非農業生活方式，但它離不開農業，它存在的前提是在勢力所及的範圍内必須存在與之保持聯系的農業人口和商業點，可以爲他們提供所必須的糧食、鐵器等用品。農業文明和商業文明的繁華景象對于他們并不陌生，而且随時會激起他們的貪欲。遊牧民在能夠交換的時候就進行交易，當他們饑寒交迫之時就會劫掠，這與當年希臘商人其實也會随時會成爲海盜是一個樣道理。事實上，遊牧民族始終是文明世界的窺伺者，一旦發現文明世界變得軟弱或混亂，他們必然立即進犯。這也是幾千年來，遊牧民族無休止侵略文明世界的根本原因。而且，遊牧騎兵的巨大沖擊力在熱兵器時代到來之前始終是令農業民族生畏的，這也是他們制勝的主要法寶。
被遊牧民族侵犯，是每個文明的宿命，都逃不掉的。這幾次侵犯中國都趕上了，跟世界踩着一個節奏。
二、遊牧民族的侵犯對中國造成了什麽影響？
這三次世界性的遊牧民族進犯潮流，中國都趕上了，但影響都不很大。（限于篇幅，本文隻說對中國的影響。）
第一次進犯，即公元前18世紀那次，華夏民族本身還在形成之中，而夏族本身也出自西羌，商族則出自東夷（但周輿博客懷疑商人也來自西方，至少其文明特征很象是西方傳來的）。在這次侵犯中，華夏族受到的沖擊不大，甚至還從中得到某些好處。因爲當時華夏族的文明程度也不高，而此時華夏文明卻獲得了“一項突發性的創新就是馬拉戰車的使用。毋庸置疑，這是在公元前18世紀或稍後一些時候由歐亞大平原傳入中國商朝的。”（湯因比：《人類與大地母親》，第十三章）。中科院的易華也認爲，東西方在絲綢之路開通之前早已存在一條“青銅之路”。這條通道不但爲東亞引入了遊牧文化，而且也爲東亞引入羊、黃牛、馬和青銅技術。事實上，這條“青銅之路”就是中國商周時代遊牧民族的主要侵犯路線。中國上古時代的許多文明因素很有可能是由西亞輸入的。
第二次進犯，西羅馬帝國滅亡了，野蠻人建立了新的王國；印度文明遭到匈奴人的嚴重摧殘；中國北方被“五胡”蹂躏；但東羅馬帝國和中國南方保住了。中國盡管北方盡落胡塵，但華夏文明的正脈卻轉移到了南方，而且得到很好保存；中國北方經過三百年的混亂也終于“民族融合”，胡人被漢化，并最終統一了南方。因此沒有人不承認繼之而來的隋、唐、五代、宋還是華夏文明。
第三次進犯，是蒙古人的進犯，華夏第一次遭遇全境淪陷。但由于蒙古人看不起漢人，很難與漢族“融合”。現在看來，這到是中國文明的一件幸事，因爲沒有這種“融合”，漢族可以充分保留自己的傳統。而且由于蒙古人不願意“融合”而繼續歧視漢人，漢人終于起而反抗，把蒙古人趕了出去！而且蒙古人耽誤的時間并不多，明朝很快就追上了世界發展水平，甚至在很多方面還保持領先地位。
應該說，中國雖然遭遇了三次進犯，但都挺過去了，而且繼續與世界保持同步發展。但就在這時，中國卻遭遇了第四次進犯：即公元17世紀滿人對中國的進犯。
這次進犯來得奇怪，也很糟糕。因爲那時西方文明已經崛起，他們已經徹底終結了遊牧民族入侵文明世界的曆史，并把曆史的主動權拿到了自己手中，開始書寫西方文明進攻遊牧民族以及所有落後文明的新篇章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把大半個美洲變成自己的殖民地；荷蘭作爲“海上馬車夫”橫絕四海以至于到了中國；英國和法國人移居北美，英國開始把軟弱的印度文明變成英國王冠上的明珠；歐洲文明中最落後野蠻的一支——俄羅斯，也乘着中北亞遊牧民族勢微之際，全力向東開進，把過去中北亞遊牧民族故壤幾乎全部鲸吞。
而中國，在這個時刻還沒有遭遇西方人的嚴重挑戰，卻遭受了一次落後民族的侵犯，這一次侵犯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
三、爲什麽說滿人建立的統治是中國文明衰落的開始？
現在很少人知道并相信，在明朝中後期，中國就已經開始了近代化！滿人入主中原打斷了這一曆史進程，耽誤中國整整300年。
一般人都想象不到，明朝非常先進與開放，在許多方面不僅不落後于西方，而且還居于世界領先水平。
首先，我們先看明朝的精神文明：
明代的中國，在伏爾泰眼中是西方學習的榜樣。那時的皇帝似乎不很勤政，但良好的體制和各級官僚很好地維持着帝國的運轉。那時的知識分子也不再僅僅是皇權的依附物，而把書院作爲抗争的陣地，并敢于在朝堂上與皇帝據理力争，而且象王夫之、唐甑這樣的學者則開始關注人權等問題。中國全境亡于蒙古的痛苦經曆和關外落後民族的不斷侵擾，也使得知識分子開始把目光投向“民族國家”的構建問題。書院的廣泛分布、生活的富足、教育的普及，使得各種學術活動遍地開花，也使得更多的中國人有條件與同期脫離了宗教束縛的西方人一樣思考着人性問題。那時，以中原華夏貴胄自居的明代知識分子，是自信的，也是開放的，從皇帝到各級官僚，再到一般知識分子，對西方先進技術的掌握和引進抱着熱忱的歡迎态度。以往被看得很低的“奇淫技巧”，在明代也獲得了廣闊的生存空間，當時中國人的思想自由和創造力都極其驚人。
1、在政治思想上，許多思想家都把思想鋒芒都達到了“民權”高度。王夫之提出了虛君立憲思想，他說：“預定奕世之規，置天子于有無之處”， “以法相裁，以義相制，……有王者起，莫能易此”。憲法高于一切，即使天下再易手，新的“王者”也不能輕易改變憲法。即使今天，這樣的道理又有幾人知道？黃宗羲則怒批君主專制：“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東林黨領袖顧憲成則提出：“天下之是非，自當聽之天下”，如此明确的輿論監督思想，今天又有幾人知道？
2、在人文思想方面，明朝思想家們普遍主張以人爲本，張揚個性。王陽明說：“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王艮說：“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湯顯祖說：“天地之性人爲貴，人反自賤者，何也。”陳确說：“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到好處，即天理也”。同時，他們都主張學術要沖破一切網羅，自由馳騁，即使孔子之言，也不能盡信。王陽明說：“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爲是也”。又說：“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而400多年後，中國還有“兩個凡是”之論！真不可以道裏計！唯物主義思想巨人王廷相還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教條主義者人嘲笑成“函關之雞”，他說：“學者于道，不運在我心思之神以爲抉擇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爲函關之雞者幾希”。馮夢龍在《廣笑府叙》中說：“又笑那孔夫子這老頭，你絮絮叨叨說什麽道學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這樣的話與魯迅等啓蒙精英在五四時期的言論豈不是如出一轍？
3、在經濟思想方面，王夫之明确主張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産：“王者雖爲天地之子，天地豈得而私之，而敢談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爲己土乎”。他又指出人君也不能幹涉經濟自由：“人則未有不自謀其生，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上爲謀之，且弛其自謀之心，而後生計愈蹙”。而這個道理，在400多年後，治國者還是不知道，他們的智慧還不如小崗村的那些冒着殺頭危險私搞“承包”的農民！
其次，我們再看看明朝的科學技術：
自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100年間，是我國科學技術史上一個群星燦爛的高峰時期，各種科學成果異彩紛呈，同時出現方以智、李時珍、徐光啓、徐霞客、宋應星五位科學巨人以及朱載堉、李之藻、王征等衆多科學家。中國的科學學科體系已具雛形，與西方相比毫不遜色。萊布尼茨在《中國近事》序言說：“中國這一文明古國與歐洲難分軒轾，雙方處于對等的較量中”。李約瑟也認爲，由于曆史的巧合，近代科學在歐洲崛起與耶稣會傳教團在中國的活動大體同時，因而近代科學幾乎馬上與中國傳統科學相接觸。在明代，中國的傳統數學、天文學由于西學的到來而複興。到1644年中國的和歐洲的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已經沒有顯著的差異，它們完全融合，渾然一體。在明朝，各種技術和原始機器的發明和創新嘗試在各個領域不斷湧現。在北京保衛戰中，明朝軍隊竟然出動了中國人制造的“噴火坦克” ，足見當時中國社會之開放自由、創造力之勃發。
1634年，即明朝滅亡前十年，在徐光啓的主持下《崇祯曆書》修編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譽爲近代科學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羅馬教廷判處終身監禁，晚年極其悲慘。而徐光啓當時的職務是“東閣大學士”和“文淵閣大學士”，得到崇祯皇帝的寵信。這是西方和中國明朝在天文學上的對比，可以說，中國明朝崇祯皇帝對天文學的支持遠超過歐洲。這部集歐洲天文學所有經典爲大成的《崇祯曆書》不僅代表“西學東漸”的學術成果，還代表着中國對西方天文學的接納，而更爲可貴的是這在歐洲還尚且不能。
1、徐光啓提出建立以數學爲基礎的整個科學技術發展的學科構架。崇祯2年（1629年）7月26日，徐光啓給崇祯皇帝上奏折《條議曆法修正歲差疏》，論述了“數學和其他科學的關系，數學在生産實踐中作用”，他是把數學作爲其他一切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的基礎來看待。
2、方以智對自然科學和哲學進行了科學劃分和論述。那時西方連哲學和科學的區别都弄不清楚，而方以智已經明确提出概念的區分和關系的論述。
3、在軍事科學方面，徐光啓在崇祯2年（1631年）上疏建議組建全火器裝備的現代化陸軍。他建議，一營陸軍用“雙輪車”120輛、“炮車”120輛、“糧車”60輛。“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鷹铳”100門，“鳥铳”1200門，戰士2000人，隊兵2000人。……練成15營6萬人，并推舉孫元化先訓練一營。此計劃得到崇祯皇帝的激切贊賞和大力支持，并投入實施。孫元化是徐光啓的學生，也是徐光啓新軍事思想的大力實踐者。孫元化本身在科學上也有相當造詣，著有《幾何體論》、《幾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說沒有孔有德的叛變，他會訓練出一支相當強大的火器部隊來，徹底殲滅滿清應該也沒有問題。但孫元化很快被叛軍孔有德俘虜，後雖放回卻因渎職罪而被處死。徐光啓訓練新式陸軍的計劃雖然落空，但他卻已經指明了中國近現代軍事的發展方向。沒有滿清的中斷，中國在軍事上是不會落後于西方的。
4、在機械工程學與物理學方面，王徵自制出自行車、自轉磨、虹吸、鶴飲、刻漏、水铳、連弩、代耕、輪壺，同鄉人把他當作諸葛孔明複出。王徵和金尼閣合作翻譯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中國第一部羅馬字注音專著。王徵和西方傳教士鄧玉函合作翻譯編寫創作了《遠西奇器圖說》，這是中國第一部系統引進西方機械工程學與物理學的著作。
5、現代醫學也開始萌芽，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實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過了以往所有本草學著作。而吳有性的《瘟疫論》則透露着中華新醫學的曙光。
第三，我們再看看物質文明：
明朝代表着當時人類文明發展的最高水平。明代末年的中國生産力高度發展，永樂年間的鐵産量高達9700噸，而17世紀歐洲産鐵量最多的俄羅斯才2400噸；無論是鐵、造船、建築等重工業，還是絲綢、棉布、瓷器等輕工業，明朝在世界上都遙遙領先，工業總産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農業産量在全世界的比例還要高得多。與此同時，明末的對外貿易量也相當驚人。根據已有研究成果推算，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間，由歐亞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在7000到10000噸左右，約占當時世界白銀總産量的1/3。那時，不是歐洲而是中國占據了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
第四，我們再看看明朝的對外交往：
明朝人對外極其開放。在對待外國文明的态度上，瞿太素主張應以文化的高低來區分是否文明國度，他說：“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雖遠在殊方，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鮮恥焉，雖近于比肩，戎狄也”。 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也說：“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國勝于外國。’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語。”徐光啓說：“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這一主張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實上，明朝中國民間和官方已經同時展開對西方科技思想書籍的大規模翻譯。現在我們把林則徐，魏源看成是睜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實比他們早兩個世紀，徐光啓等一大批明朝知識分子已經把視野轉向世界，并且認識到中國以後最大的競争對手是西方列強。徐光啓說：“今之建賊，果化爲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則今之閩海寇夷是也”。也就是說，雖然那時關外的建州滿人雖然是明朝的大敵，但象徐光啓、崇祯皇帝那樣的人已經知道西方将是中國更兇惡的敵人，因此在内憂外患之中還不忘加緊引進西方科技。
明朝，中國人不僅走了出去，而且還獨占中國近海以及東南亞的海上霸權，确保了祖國的海上安全。更爲關鍵的是，由于我們不僅沒有關上國門，而且還走了出去，這樣使我們的航海與軍事技術都始終與西方世界始終接軌，不至落後。
鄭芝龍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曾經發展成爲擁有三千多艘海洋貿易船隻，超級龐大的海上貿易集團。當時鄭芝龍集團勢力已經達到“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來往，每舶例入二千金，歲入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崇祯元年，荷蘭人和漢人許心素聯手在東山島海面上向他發動攻擊，鄭芝龍盛怒之下出動千艘船隻進行還擊，捕獲荷蘭人的兩艘大船和85名荷蘭船員。不久又攻入廈門港，把許心素抓獲處死并再捕獲一艘荷蘭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強大的中國海盜集團劉香勢力崛起之後，“荷蘭人與劉香勾結，在1633年7月12日突襲廈門，把港内鄭芝龍水師的二、三十艘戰船擊沉或燒毀，這些被破壞的船隻每艘上面配備有16門、20甚至36門的大炮，可見鄭芝龍的明軍水師實力強大到什麽程度。而在短短兩三個月内，鄭芝龍竟能連續對荷蘭人發動兩次龐大的海上反攻。出動包括五十艘特大戰船在内的150艘戰船，使劉香海盜集團和荷蘭人遭受到重創。最後徹底消滅了強大的劉香海盜集團，并使荷蘭殖民強盜受到沉重打擊。這種戰果在中外交鋒的曆史上是罕見的。也奠定了鄭芝龍的明軍海上力量在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蘭人在見識了他的厲害之後，改變了對他敵對的态度，與他合作，以求在幾乎完全由他壟斷的貿易中得到一些好處。
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根本無法和鄭芝龍集團競争，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貿易上，都是如此。德國學者Aldree he wiltn說“他除靠那一項強暴的營業稅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機生意，而終于積攢起一筆莫大資産，他的船隻計有三千，他令其船主們巡航到暹羅、馬尼拉、馬六甲等地，就豪華以及财富而論，他淩駕在他君主之上”。當時就連鄭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員，都富可敵國，如戶官鄭泰“守金門，資以百萬計”“富至千萬”“少者百萬”。
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些方面看看這個中國的海上集團當時強大富裕到什麽地步。《明末中國的私人海上貿易》中說：“崇祯元年，台灣荷蘭長官與鄭芝龍訂立爲期三年的購貨合同，議定鄭芝龍每年向荷蘭交付生絲一千四百擔，糖五千擔，糖姜一千擔，絹绫五千擔，荷蘭人支付29萬9700元，這項合同後因荷蘭東印度公司缺乏現金作罷。”
總之，明末華夏文明處于進入人類文明更高級階段的前夜，前程未可限量。雖然因爲饑荒西北起了民變，但以明朝的實力是完全可以鎮壓下去的。而事實上，民變之起也跟由于平定滿人而增加稅收有關。增加稅收，江南尚不覺得吃力，而西北卻承受不了。假如滿人不在關外鬧事，一是西北民變未必會起，二是明朝也可傾力鎮壓，而左支右绌而緻流寇坐大。
中國自宋以來，北宋、南宋、明從根本上說都不是亡于内，而是亡于外。假如，沒有被少數民族滅亡，華夏文明成果都将會得到進一步積澱，也許會創造更加燦爛的前景。但這一切卻被女真、蒙古和滿人這些敵人毀掉了！
明末傳教士利瑪窦對那時的明朝社會有過這樣描述：“這裏物質生産極大豐富，無所不有，糖比歐洲白，布比歐洲精美……,人們衣飾華美，風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禮，談吐文雅。（利瑪窦中國劄記第十章 ）。這多麽像今天西方的景況呀。 [11]
上面說的是明朝，在滿清異族統治下，華夏變成了什麽樣子呢？
首先我們看看清朝精神文明：
滿人通過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幾乎把所有崇尚氣節、不甘異族統治的知識分子屠殺殆盡。通過大屠殺政策，滿族人還第一次徹底滅絕了華夏民族的傳統服飾和發飾，華夏民族腦袋後面晃蕩的那根豬尾巴成了征服者打在華夏民族身上最恥辱的烙印，華夏民族曾經不曾丢失過的自信驕傲以及民族意識都蕩然無存。魯迅所極力批判的國民劣根性，難道不就是奴才的品性嗎？高貴的華夏民族在滿清異族統治下奄奄一息，苟延殘喘。
在清初幾代皇帝厲行的文字獄下，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終極關懷，對人權、對人性的思考也都在中國大地上滅絕了，荒謬的金石學，魚蟲學冒了出來，中國的傳統文化不再是有生命的形體，而被博物館化，鑽研滿清認可的那些所謂經典和埃及學家在大英博物館裏翻閱埃及文獻沒有兩樣，而且還有個很接近的名字——漢學。漢人的學問已成故紙，這意味着漢族真的成爲一個考古意義上的名詞，或者說清朝的漢人已經不是漢人，
清朝統治者，還通過修纂《四庫全書》，焚毀和篡改了大量代表華夏文明最高發展階段思想精華的書籍，如後來對東亞國家農業、手工業的發展貢獻巨大的《農政全書》、《天工開物》都不見了，直到鴉片戰争後中國的留日學生才在日本重新發現。
其次，我們再看看清朝的物質文明：
農業方面，明末崇祯時有田783萬頃，到乾隆31年（1766）才恢複到741萬頃，可見清朝過了一百多年才恢複到明末的生産規模。而最高的記錄是嘉慶17年的791萬，僅僅超過明崇祯時期7、8萬頃。
清朝最大的功績是人口方面，乾隆年間已近四億，是明末數倍！但在糧食生産沒有增加、工商業也沒有明朝發達的情況下，人口翻了兩番意味着什麽呢？難道不是人民生活質量的普遍下降嗎？乾隆時來訪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說：“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很多人沒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 中國曆史上的人口發展，都存在着一個上限，大概在一億左右，以宋、明之富也沒有超越這個極限。清朝生産力并沒有提升，卻滋生出這麽多的人口，不僅說明從清朝開始，中國進入一種低生活質量的發展模式，而且這是一種“反近代化”的道路，巨大的人口也成爲中國現代化的巨大包袱。
中國一直都出産大麻、鴉片等作物，并且是鴉片出口國，可到了滿清時才有大量民衆吸食鴉片，而且中國還成爲最大的鴉片輸入國呢。生理繁殖活動的異常活躍和對麻醉品的大量需求，顯然反映出文化思想活動的貧乏和壓抑。
清代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标性的工業産品的總産量在鴉片戰争之前從來沒有達到過明末的水平，在所謂的“康乾盛世”結束不久，中國工業産量僅爲全世界的6%，無論總産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明代末年。
第三，我們再看看清朝的科技水平:
事實上，清朝所有科技研究都已停止，直至近代以來才重新恢複。林則徐廣東禁煙期，民間有人獻上所謂威力極大的火炮，其實僅僅是明代最普通的軍事裝備。明代中國的海軍極其爲強大，戰船都配備當時最強大的火炮，而到了鴉片戰争時期，中國人竟然好象頭一次見到這樣的戰船，而不得不驚歎“船堅炮利”。直到現在，每一本關于近代的曆史書上都會寫着，“中國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而不知在明朝的時候，我們的船和炮一點也不遜色西方！
第四，我們再看看清朝的對外交往：
爲了防止漢族得到當時在台灣的鄭氏政權和日本、韓國等華夏附屬文明的幫助，滿清執行閉關鎖國政策，富庶的東南沿海地區被辟爲無人地帶，不僅阻礙了中國貿易的發展，也使得中國與世界主流文明脫軌，中國從1644年至1840年200年間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12]
總之，在清朝統治下，中國文明出現了嚴重倒退，與西方文明的差距愈來愈大，等到鴉片戰争爆發時，在英國人眼裏我們已經屬于類似印第安人那樣的半開化民族了。
事實上，清朝與“五胡亂華”一樣，都使中國文明衰退。但清朝更糟，因爲“五胡”最終接受了中華文明，而且徹底漢化，而清朝卻使中國“胡化”！而且更緻命的是，在南北朝時代還沒有西方這樣一個強勢文明存在，世界的聯系也沒有如此緊密，中華文明大有轉圜的餘地，也有複興的時間。事實上，中國文明本來就遠離世界文明中心，我們進入青銅和鐵器時代，都比文明中心晚上一二千年。但到了清末卻不一樣了，清朝使我們停下腳步，慢上這一步，結果步步慢。小日本就是因爲國民性比我們好，更加開放，因而先行了一步，結果從1894年以來騎在我們頭上整整半個世紀。假如中國一直有明朝那樣的活力，華夏文明應該在1840以前就會融到世界文明之中，哪裏會遭遇鴉片戰争那樣的恥辱？又豈容小日本猖狂？我們應該明白，明清兩代華夏文明是截然不同的，更應該明白清朝的統治本不是華夏文明的正常發展軌迹，滿人滅絕中國文化給我們帶來了災難性後果！
曆代征服者，都沒有象滿人那麽狠！他們讓漢族易服，事實上是徹底打破我們的羞恥心和民族記憶。一提起華夏文化，就應該想到峨冠博帶、寬袍大袖，這才是華夏文化區别于其他文化最重要的外在特征。可是從什麽時候開始，促使我們對傳統文化的消失、服飾的滅絕、道德的淪喪、禮儀的混沌，如此漠然、麻木甚至拍手稱快呢？爲什麽直到今天許多人對恢複漢服還不以爲然呢？ 日本、韓國都比我們更現代，但人家卻爲什麽還有自己的“民族”衣冠？還無比珍視自己的文化傳統？而事實上，他們的衣冠和文化傳統難道不是從中國傳過去的嗎？過去我們的恥辱就夠多了，但爲什麽直到今天我們還繼續制造新的恥辱，韓國端午節申遺成功難道不是我們新的恥辱嗎？
固然清朝早期的幾個統治者，似乎都比漢族皇帝尚武，因此把中國的版圖擴大了。但從文明進步的角度講，中國還是停滞落後了。這絕對是清朝統治集團的落後與保守所緻，加之他們是異族而對漢族刻意防範。
今天，振興中華民族，還是有時間的。一是最強大的西方文明并不是侵略成性，人家也不是靠侵略過活，這也是鄧小平同志得出“和平”和“發展”是“世界主題”的根本原因。二是世界聯系太緊密，除了核心技術，一般的“新生事物”都能很快學來。連朝鮮那樣的國家都能進行核爆，任何開放開明的國度要想現代化豈能沒有機會？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想發展，既有機會，又有時間，就看統治者的意願了！
制約一個民族發展的是什麽呢？不是外部的，而是内在的，即我們必須創造出這樣一種社會：人民具有高度的自信、活力與創造力。
但憑現在的樣子，親愛的朋友們，你們說行嗎？
我現在到希望中國還存在民族危機，也許那樣，我們這個民族可以稍許振作！ |
|
發表於 2008-10-9 01:51:26
發表於 2008-10-10 01:3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