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戰功無數的曾國藩，最後帶著罵名離世？

張研齋 · 發表於清·景貞元年五月二十日（夏）

中正多次告誡他的子弟幕僚，「應多看曾文正書版及書禮」，「曾文正家書及書禮，為任何政治家所必讀」。他審訂《曾胡治兵語錄注釋》時說：「曾氏已足為吾人之師資矣。」梁啟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鈔》序內說：「豈唯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唯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毛澤東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這個曾文正就是曾國藩。「文正」是一個諡號。在封建社會，一般的社會名流死後依其生前事蹟會被給予一個稱號。能得到這個諡號的人，也大多令人敬仰。如宋代的范仲淹、司馬光、蘇軾，明代的方孝孺等，民間聲望極高的清代首位漢人軍機大臣劉統勳的諡號也是文正。在清朝兩百多年的歷史中，得此諡號的只有八人，而曾國藩就是其中之一。

曾國藩無疑是中國史上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他從湖南一個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書生入京赴考，中進士後又授翰林院檢討，開始了漫長的仕宦生涯。

公元一八四七年即超擢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一八四九年又升授禮部右侍郎，此後九年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掌管機樞軍政大事，十年七遷，連躍十級，從七品一躍而為二品大官，創造了清廷官場的奇蹟。後憑藉民團湘軍平定太平天國起義軍，被封為一等毅勇侯，成為清代文人封武侯的第一人。歷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官居一品。

曾國藩以儒家「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訓示嚴格砥礪自己，他篤於修身，精研理學，格物致知，雅好詩文，自成一格。被人推許為孔子、朱子以後，再度復興儒學的聖哲；由於其卓越功績，被後世稱為清朝「中興名臣」之一。

曾國藩的功績和鎮壓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密不可分。公元一八五三年，在家服喪的曾國藩，接到朝廷的任命，任職幫辦團練大臣，在湖南督辦團練。當時太平天國已經席捲了半個中國，清政府在各條戰線上都無法與之抗衡，因此，朝廷屢次頒發獎勵團練的詔令，鼓勵各地組織民兵，意圖利用各地武裝遏制太平天國勢力的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曾國藩建議建立一支在綠營以外的正規軍——湘軍。這一建議得到了批准，於是曾國藩開始了他平定太平天國的事業。到一八五四年初，曾國藩組建的湘軍組成了陸軍十三營、水師十營，共計一萬七千多人，同年正式出師與太平軍作戰。曾國藩從此有了自己的政治資本。

拋開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軍隊正義與否不談，其軍事思想內涵有很多過人之處。曾國藩認為「兵少而國強」、「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因此，湘軍組建之初就確定了「精兵」原則。湘軍的主要成員皆仰賴封建宗法關係作為團結軍隊內部的紐帶。湘軍的官兵大多透過同鄉、同族、親友、師生等關係挑選募集。各營只服從營官一人，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同時湘軍的將領，大多選自科舉道路上失意，一心想借軍功獵取功名富貴的中小地主階級的知識份子。曾國藩治軍以嚴明軍紀為先，同時著意培養「合氣」，將士同心，「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

這一點很受毛澤東認同，將其概括為：「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夫大本大源者，宇宙之真理」。曾國藩認為「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曾胡治兵語錄》），創作了〈愛民歌〉，後來中國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是以此為藍本。蔣中正在黃埔軍校以曾國藩的〈愛民歌〉訓導學生。曾國藩軍事思想中最豐富並值得今人借鑑的是其策略戰術，如「用兵動如脫兔、靜若處子」、「紮硬寨，打死仗」、「先自治，後制敵」、「先拔根本，後剪枝葉」等等。雖然曾國藩的軍事思想得到了後世的認同，但最初與太平天國軍隊的戰鬥並不如想像中順利。

公元一八五四年曾國藩率領湘軍在湖南、湖北與太平軍對峙，十二月湘軍圍攻九江，太平天國的石達開等率軍西援，在湖口、九江戰役中，痛殲湘軍水師。一八五五年二月十一日，太平軍放火焚毀停泊在江面的湘軍大船百餘艘，奪得曾國藩座船。曾國藩走投無路，投水自殺，後被隨從救起，倉促逃入南昌，陷入太平軍的包圍之中，使他「呼救無人」、「夢魂屢驚」。

公元一八五六年，太平天國發生內亂，曾國藩趁機帶領湘軍於十二月奪下武漢，接著進軍江西，拿下九江，進逼太平軍重要軍事據點三河鎮，意圖以湖北、江西為後方，攻打安慶，這樣就可以順長江東下，奪取太平天國的首都天津。但曾國藩的算盤落空了，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太平軍將領陳玉成、李秀成在三河鎮與湘軍正面作戰，太平軍三路大軍包圍了湘軍大營，湘軍大敗。曾國藩事後評價此戰：「三河之挫，敝邑陣亡達六千人，士氣大傷！」

大凡取得大功績的人，都曾經跌倒，但跌倒後會迅速爬起來，曾國藩也不例外。曾國藩的湘軍，雖然在三河遭到慘敗，但力量並未潰滅，他仍然堅持奪取安慶進取天津的策略。公元一八六〇年，曾國藩親率八萬湘軍包圍了安慶。與此同時，太平軍擊敗清軍的江南大營，咸豐帝下令曾國藩發兵增援，但遭到了拒絕。曾國藩上書說：「安慶一軍，目前關係淮南之全域，將來即為克服金陵之張本。」為解安慶之圍，太平軍攻取武漢，意圖令曾國藩分兵解後方之圍。

但曾國藩依然沒有動搖，堅持攻打安慶，他說：「吾但求力破安慶一關，此外皆不遽與之爭得失。」事實證明曾國藩的堅持是正確的，公元一八六一年九月五日，安慶被湘軍奪取，太平天國丟失了自己的門戶，這件事無論在軍事還是政治上都有著深遠影響。從攻打安慶可以看出，若想取得成績，有時候要先失去一些，總是顧慮太多，往往會失去自己原本的目標。抓住目標，不為其他誘惑和脅迫所動，才能掌握主動。正是因為曾國藩「吾但求力破安慶一關，此外皆不遽與之爭得失」，一八六四年春，太平天國喪失了大半江浙基地，與此同時，天京各城門也被湘軍合圍。七月十九日，天京（今江蘇南京）淪陷。曾國藩平定了太平天國，奠定了自己清朝中興第一名臣的地位。但隨之而來的天津教案，卻使得曾國藩一世英名付諸流水。

同治九年（公元一八七〇年），在天津發生了一場震驚中外的教案。傳教士在清末《天津條約》簽訂後，開始在割地進行傳教工作。但由於宗教信仰的不同，傳教士與民眾屢屢出現摩擦，有時形成大規模的抗爭衝突，被稱為教案。當時外國傳教士常以辦理慈善活動的方式吸引中國人民入教，而育嬰堂是傳教士經常舉辦的慈善機構，用來收容大批無家可歸的孤兒，但這樣的舉動卻常引起民間的懷疑。

公元一八六二年，法國天主教神父衛儒梅在天津開辦仁慈堂養病院。一八七〇年四五月間，天津發生多起兒童失蹤案。六月初，由於疫病流行，育嬰堂中時常有孤兒患病而亡。民間開始傳言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幌子，實則殺死孩童作為藥材之用。於是，每天都有人到墳地圍觀，挖出孩子的屍體查看。六月二十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人口販子武蘭珍口供中又牽連到教民王三及教堂。這造成了導火線，民情激憤，士紳集會，書院停課，反洋教情緒高漲。六月二十一日清晨，數千名群眾包圍了教堂。教堂人員與民眾發生口角和肢體衝突。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要求總督崇厚派兵鎮壓，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在前往教堂的路上，打死了知縣的僕人。民眾激憤之下先殺死了豐大業及其祕書，之後又殺死了十名修女、兩名神父、另外兩名法國領事館人員、兩名法國僑民、三名俄國僑民和三十多名中國信徒，焚毀了法國領事館、天主堂、仁慈堂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四座基督教堂。六月二十四日，外國軍艦來到天津，七國公使向總理衙門抗議，要求處死負責此事的中國官員。

此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被派往出面解決。當時朝廷內部分為「打」與「和」兩派。打的一派認為：民心不可失，因此主張與外國軍隊進行決戰，以快萬眾之心；和的一派認為：清軍目前無力開戰，一旦打起來可能引起新的禍端，侵略聯軍可能再次打到北京。曾國藩軍事出身，對於清軍的戰鬥力自然非常熟悉，因此，認為主打的一派的意見並不可行，目前清朝根本不宜也無力與外國軍隊開戰，遂定下了「拚卻聲名以顧大局」的處理原則。經過調查後，曾國藩「確認」育嬰堂並無誘拐傷害孩童之事，於是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處死主犯民眾十八人，充軍流放二十五人，將天津知府、知縣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法國、英國等四十六萬兩銀子，並派師團至法國道歉。

這個結果，朝廷人士和民眾均甚為不滿，曾國藩的聲譽也大受打擊。曾國藩因此被人痛罵是漢奸、賣國賊，天津成了曾國藩的「滑鐵盧」，後來他自己也承認：「外慚清議，內疚神明，為一生憾事。」其實整個事件中，曾國藩又能做什麼呢？法英俄等駐華公使聯合抗議，並以軍事威脅。事涉外國，勢難窮追到底，恐怕這是曾國藩最為遺憾之事。試問一個以軍功得聲名的人，難道會甘願屈辱地向敵人投降嗎？他何嘗不想開戰？他何嘗不想痛擊侵略者？但他和當時的清朝有這個能力嗎？

清政府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慘敗，曾國藩憂心忡忡，他意識到中國要自強禦敵，必須船堅炮利，而要船堅炮利非辦洋務不可。因此，才會在公元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的奏稿中說道：「目前資夷力以助剿，得舒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船，尤可期永遠之利。」曾國藩是最早進行洋務運動的，所以被人稱作中國「洋務之父」、「近代化之父」。在洋務運動期間，共創辦過二十多個軍事工廠，而其中最早的就是曾國藩創辦的安慶軍械所。一八六一年，曾國藩攻陷安慶後，創辦了安慶軍械所，製造洋槍洋炮。在他的支援下，一八六四年初，安慶軍械所製成了中國第一艘木質輪船「黃鵠」號。一八六五年，容閡從美國買回機器，曾國藩與李鴻章在上海共同創辦了洋務運動中規模龐大的軍事企業之一——江南製造總局。除此之外，曾國藩還創辦了翻譯機構和兵工學校，以培養機械製造方面的工程技術人才。試問一個如此致力於「兵強」的人，會是那種甘願受欺負的人嗎？可惜的是，中國洋務運動開展得太晚也太短，教案發生時，洋務運動的正面影響還沒有顯現出來，清朝還是那個「落後只能挨打」的清朝，曾國藩實在無能為力。

曾國藩知道自己無能為力，但民情洶洶不能置之不理，因此，受命處理此事的曾國藩深知此事為難，而又不得不奉旨行事。曾國藩早知自己此去十分兇險，甚至寫好了遺囑，帶病前往。審判的結果不言而明，清政府軟弱無能、忍辱退讓，只能屈從洋人。但這樣的屈從對於曾國藩又意味著什麼？試問一個堅決反對借洋兵助剿、主張遣散阿思本艦隊、痛恨「媚夷」之人，要他不戰而降、忍辱偷生是一件多麼難以接受的事情？但曾國藩雖然心有不甘，也只能將各種委屈往肚子裡吞，他反覆籌思，向侵略者作出讓步，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避免一場新的戰禍，一場可能導致清朝甚至整個民族經歷更大痛苦的戰禍。他清楚地意識到，一場戰禍的損失遠遠大於他個人因天津教案所帶來的損失和屈辱。「拚卻聲名以顧大局」，簡單的一句話，飽含了多少無奈和心酸？

公元一八七〇年冬季，曾國藩在一片咒罵聲中離開了北京，回到南京，第三次就任兩江總督。一八七二年三月十二日，曾國藩病逝於兩江總督衙門。朝廷得知曾國藩病死任上，遂輟朝三月，追贈他為太傅，諡號文正，後入京城昭忠寺、賢良寺，並在原籍、南京等地建立專祠，將其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給予他漢族大臣中最高的禮遇。

這樣的人，筆者認為自己沒有資格評價，也許梁啟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鈔》的評價更適合概括曾國藩的一生。

「豈唯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唯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

深入解析
「十年七遷，連躍十級」，「中興第一名臣」，「被封為一等勇毅侯，成為清代文人封武侯的第一人」，曾國藩的履歷是光鮮的，相信沒有人可以忽視這份履歷的光芒。但遺憾的是，曾國藩在歷史上的評價卻是毀譽參半。

曾國藩為何成功？得益於身處亂世？「亂世出英雄」，曾國藩的功績在於生逢亂世，他有了太平天國這個對手，而這個對手的失敗也成就了他的成功。但這不是他成功的根本原因。歷史是公平的，它給了那個動亂年代中的所有人一個機會，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成為英雄。筆者在本文開始的時候，先是描述了許多後世名人對曾國藩的讚許之情。應該說這些人對曾國藩的推崇不在於他取得的成績，而在於取得成績所憑藉的智慧。這也是筆者為何在本文中用大量篇幅描寫曾國藩帶兵打仗之道的原因。他有這個實力，而又恰逢亂世，所以他成功了。曾國藩的成功向我們展現了一條生存法則：實力永遠比機會更影響一個人是否成功！

曾國藩又為何身敗名裂？其實這不是他的失敗，而是清政府的失敗，他不過是隻代罪羔羊。任何人的成功都離不開一個平台。曾國藩的前期成功，在於他有一個平台——「湘軍」。而當太平天國這個敵人消失之後，曾國藩的身分發生了變化，他的平台變成了朝廷，很遺憾，這是唯一可選擇的平台，更遺憾的是：這個平台是如此不平穩。在評論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的時候，筆者相信曾國藩是非常願意拚死一戰的，因為他曾經為此做了那麼多的準備。但他不能一戰，如果一戰，他也許會留下一世清名，卻將給整個國家和民族帶來災難，這是他最大的痛苦。因此，他別無選擇，只得犧牲自己來保護那個孱弱的清朝。曾國藩的無奈選擇昭示了一條生存法則：如果有機會，選擇一個有支撐力的平台更利於個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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