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三）

索額圖

康乾盛世之聖祖康熙統治時期

在業已走過的中華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幾位曠世明君，比如西漢的武帝，唐代的太宗，宋朝的太祖。當歷史走入清朝時，又出現了一位雄才大略的，堪與前世明君比肩的君王：康熙帝。其文治武功可以說是無與倫比。他引導著大清帝國擺脫了明清之際的混亂與動盪，走向了和平與安定，為持續時間長達130餘年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清朝對中國歷史最重要的貢獻是完成了國家統一，而這一成就正是在康熙朝奠定的。後世史家在評價康熙帝的一生時，認為其「雖曰守成，實同開創」，評價可謂公允。

《燒餅歌》中關於康熙帝的預言

明代劉基的《燒餅歌》中有這樣的記載：基曰：「十八年間水火，奪庸人不用水火臣，卦分氣數少三數。」

這段預言，說的是清聖祖康熙皇帝的故事。「十八年間水火奪」一句，預言康熙繼位之事，「康」字底下是「水」的變形， 「熙」字底下四又是「火」字的變形，因此正與歷史事件暗合。劉基又以「庸人不用水火臣」一句來暗示康熙， 「庸」字去掉底下的「用」，再加上「水」便是「康」字； 「臣」與「熙」的左上角相近，底下加上「火」(即四點)，便基本上湊成了「熙」字(少了一個「已」)。可以說，此句大體上達到了暗示「康熙」的目地。

「卦分氣數少三數」一句，是預言康熙皇帝的在位時間。「卦分氣數」便是六十四，因為「八卦」當中， 「乾」、「兌」、 「離」、 「震」、 「巽」、「坎」、「艮」、 「坤」等名稱。這八卦兩兩相重，便可形成八八六十四卦。 「少三數」，即是「六十四」減少「三」之數，因此得數是六十一，這六十一便是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的年數(1661──1722)。

康熙帝的身世和異象

康熙帝，名玄曄，是順治皇帝的第三個兒子，母親是孝康章皇后。史書記載其「天表英俊，嶽立聲洪」 。據說當他六歲時，與皇二子福全一起向父皇問安。順治問他們二人，將來想做什麼。福全的回答是：「願為賢王」 。而玄曄卻回答道「願傚法父皇」 。順治深以為異。

順治帝臨終時，指定玄曄為皇位繼承人。因當時的玄曄年僅8歲，順治帝又指派了4名親信大臣輔政，即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和鰲拜。玄曄即位後，改元康熙，史稱康熙帝。

康熙8歲喪父，10歲又喪母。母親重病時，康熙「朝夕虔侍，親嘗湯藥，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母親病故後，他又晝夜守靈，水米不進，哀哭不停。康熙後來回憶說，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歡」。幼年的憂患，激勵了康熙奮發學習、自立自強的精神。

康熙是個非常喜愛學習之人。康熙5歲入書房讀書，晝夜苦讀，不論寒暑，甚至廢寢忘食。他曾說自己「自五齡受書，誦讀恆至夜分，樂此不為疲也。」 康熙又喜好書法，「每日寫千餘字，從無間斷」。他讀「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必使字字成誦，從來不肯自欺」。後來他要求皇子讀書，讀滿百遍，還要背誦，這是他早年讀書經驗的傳承。

康熙繼位後，學習更加勤奮，甚至過勞咯血。他讀書不是為消遣，而是為「體會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國、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宮，談《周易》，看《尚書》，讀《左傳》，誦《詩經》，賦詩著文，習以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釋卷。

康熙的身上流淌著三種血統、三種文化和三種品格。康熙的父親是滿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親是漢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誨，又向蘇麻喇姑(蘇墨爾，孝莊隨嫁貼身侍女)學習蒙古語，向滿洲師傅學習騎射，跟漢族師傅接受儒家教育。

康熙的勇武與奮進，受到了滿洲文化的影響；高遠與大度，得益於蒙古文化的熏陶；仁愛與韜略，來自漢族儒學的營養；後來，他的開放與求新，則是受了耶穌教士西方文化的熏染。康熙帝吸收了中華多民族的、西方多國家的，悠久而又新進、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營養，具有當時最高的文化素質。這為他展現帝王才氣，實現宏圖大業，奠定了基礎。

少年康熙計除鰲拜親政

康熙即位之時，清朝處於雖然建立，但國家正百廢待興的局面。而康熙雖然當了皇帝，但因為年幼，國家大事的決斷基本掌握在四位輔政大臣手中。這四位輔政大臣，索尼居首位，總掌啟奏批紅等大權，但年老力衰。排在第二位的蘇克薩哈富有才幹，但與鰲拜不和。其後的遏必隆則為人圓滑，不與人爭鋒。對權力最有野心的是鰲拜。為了在索尼退下之後掌控朝政，鰲拜一方面拉攏遏必隆，一方面借圈地事件打擊蘇克薩哈。在處理朝政時，鰲拜十分專橫，根本不將康熙帝放在眼中。

聰明的康熙以退為進，在祖母的支持和幫助下，一方面避免與鰲拜發生正面衝突，一方面韜光養晦，專心學習治世本領，並尋找適當時機剪除鰲拜。

1667年6月，索尼去世。十二歲的康熙決心廢除四大臣輔政體制，實行親政。7月，實行親政大典。不過，康熙雖然親政，但原有輔政體制卻未能發生變化。為了使康熙能夠及早親政，並迫使遏必隆和鰲拜也交出權力，蘇克薩哈在康熙親政第六天上書請求退隱。在康熙尚未做出反應之際，鰲拜羅織了24條罪狀陷害蘇克薩哈，並強迫康熙將其處死。清除了蘇克薩哈後，鰲拜更加肆無忌憚，朝廷所有政事，均由其決斷；對於康熙帝的有些詔令，他也敢公開抗旨。這些使康熙意識到該是剪除鰲拜的時候了。康熙考慮到鰲拜親信黨羽遍佈朝野，所以決定設計將其剷除。

康熙一方面在表面上麻痺鰲拜，一方面選擇一群身強力壯的少年練習撲擊之術。1669年5月，康熙決定採取行動。他首先將鰲拜的黨羽以各種名義派出，削弱鰲拜的勢力，然後派人將鰲拜召入宮中擒獲。鰲拜的黨羽在此之後也被一一擒拿。

在對待鰲拜的處理上，再次顯示了康熙的睿智。他下詔說：「鰲拜愚悖無知，誠合夷族。特念效力年久，迭立戰功，貸其死，籍貫沒拘禁。」 也就是說，鰲拜因立過許多戰功，所以免於一死而終身監禁。對於其黨羽也給予了不同的處罰。同時恢復了蘇克薩哈的職位。這種措施穩定了朝局。

康熙剪除鰲拜後，廢除了輔政體制，收回了朱批大權。自此才真正開始了親政。

康乾盛世的開啟--康熙的寬仁之治

康熙親政後，清朝內部出現了相對的穩定。但是，國內形勢仍然十分險惡。南方的三藩割據，西北噶爾丹的反叛，台灣鄭氏的割據等等，都擺在康熙的面前。深謀遠慮的康熙憑著自己超凡的膽略，在良臣的輔佐下，開創了盛世王朝。

在治國之本上，康熙選擇了儒家思想。康熙自幼就對儒家學說充滿濃厚興趣，認為「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倦」（《康熙起居注》第1冊第80頁）。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講四書解義序》中，明確宣佈清廷要將治統與道統合一，以儒家學說為治國之本。康熙帝的這一態度為清朝內部持續數十年的文化紛爭（也是治國方略的紛爭）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但信奉儒家思想的康熙因受祖母的影響，對佛家思想亦有所研究。每當天下發生災禍，康熙常常視為對當政者的警示。比如康熙十八年發生地震，康熙下詔說：「朕躬不德，政治未協，致茲地震示警」。因此要求臣下自省，廉潔。康熙二十六年，天下大旱。康熙下詔說，這都是由於自己缺少涼德「不能上格天心」而造成的。

在政治上，康熙進一步加強了皇權。他表示「天下大權當統於一」（《清聖祖實錄》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身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清聖祖實錄》卷284，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辛亥）。為此，他一方面通過各種手段，採取強有力的措施，限制滿洲貴族的權力，如剝奪各旗王公幹預旗務的權力，破除「軍功勳舊諸王」統兵征伐的傳統，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政治影響等。另一方面，康熙將用人之權、獎懲之權親自控制，不許大臣干預；並設立密奏制度，以廣泛體察下情。這種統治方式為被雍正、乾隆二帝繼承和發展，並為清朝其他皇帝沿用。

康熙帝在加強皇權的同時，也著手完善清朝官僚政治制度。有兩個現象值得特別注意：一是康熙九年八月將內三院改為內閣，從此內閣作為清朝法定中央政府、作為官僚政治的重要象徵，其地位穩定下來並一直存在到清末；二是康熙二十三年開始纂修《大清會典》。這是清代第一部重要的政典。《大清會典》於康熙二十九年完成，共162卷。從此，清朝官僚政治的運行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初步實現了政治運作的規範化。

在用人方面，康熙任人唯賢，任用了一大批敢於直言的清官。康熙在用人方面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比如康熙二十六年，康熙說：「堯舜之世，府修事和，然且兢兢業業，不敢謂己治已安。漢文帝亦古之賢王，賈誼猶指陳得失，直言切諫。今但雲主聖臣賢，政治無闕，豈國家果無一事可言耶？」 他要求大臣們盡心職業，視國事如家事。

在經濟上，康熙認為「家給人足，而後世濟」，在繼續採取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時，又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體現了他仁愛的一面。其一，是廢止「圈田令」，即廢止滿清貴族圈近京州縣田地的特權，將土地讓與百姓耕種；康熙在詔書上說：「自後圈占民間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給還民間」，其二，延長墾荒的免稅時間。清初規定墾荒三年內免稅，以後改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墾荒田十年後徵稅。這一政策刺激了農民墾荒的積極性，使耕地面積迅速增加。其三，實行更名地政策。對於農民耕種的原先屬於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詔農民可以不必支付田價，照常耕種。「原種之人，令其耕種」，永為世業，號為「更名田」。這些農民成為自耕農。這一政策將直隸、山東、山西、湖廣、陝西、甘肅等地廢藩田改為民地，自耕農大量出現。其四，改革賦役制度。1646年（順治三年），清廷以明萬歷時舊籍為準，著手編纂《賦役全書》，到1657年（順治十四年）完成。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至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刪除全書上的田賦尾數，重新編成《簡明賦役全書》。為了防止地方官吏的私征濫派和保證國家的賦稅收入，在催征辦法上也不斷改變，如從發給花戶「由單」到「串票」（二、三、四聯等串票），再到「滾單」等。

此外，康熙還重視興修水利，大力修治黃河，終將「淮黃故道，次第修復」，暫時緩和了黃河中下游和沿淮各地多年水患的威脅，保證了百姓的耕種。

在軍事上，初步形成了剿撫並用、以德服人的統一方針，即「亂則聲討，治則撫綏」（《清聖祖實錄》卷180，康熙36年2月壬寅），「仰憑天道，俯愜人情，以萬不得已而用兵」（《御制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序》）。康熙認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清聖祖實錄》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康熙在縝密謀劃之後平定了三藩之亂；遏制了沙俄的擴張，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武力平定割據台灣的鄭氏家族，使台灣回歸；康熙還親征新疆准噶爾，擊敗噶爾丹，使蒙古土爾扈特臣服清朝。

在文化上，康熙強調興禮教。他在康熙十八年下詔說：「盛治之世，余一余三。蓋倉廩足而禮教興，水旱乃可無虞。比聞小民不知積蓄，一逢歉歲，率致流移。夫興儉化民，食時用禮，惟良有司是賴。」

在康熙倡導之下，編成了收字四萬九千多的《康熙字典》以及一百八十卷的《大清會典》，一百零六卷的《佩文韻府》，一百二十卷的《歷代題畫詩類》，九百卷的《全唐詩》，還策劃了一萬卷的《古今圖書集成》。　
　
在對邊疆少數民族的關係上，康熙帝以撫慰為主，加強了邊疆少數民族對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比如土爾扈特蒙古雖然受到沙皇俄國的控制，但仍心向中央政府，多次派人奉表入貢。

在西藏問題上，康熙除了承繼順治帝冊封達賴政策外，還派兵於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間入藏，擊敗了佔據西藏的准噶爾叛軍。此後，清政府分兵駐藏，並任命康濟鼐和頗羅鼐二人分理前後藏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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