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馬俑的神秘主人 ( 上、下)

沮渠元熙

兵馬俑的神秘主人 上
1974年3月，陝西省臨潼縣西楊村的幾位農民在打井的時候，無意中發現了一個讓全世界震驚的秘密。
　　幾個農民怎麽也沒想到，他們一鐝頭刨下去卻喚醒了一個沈睡了千年的地下軍團。
　　發現秦始皇兵馬俑的消息不脛而走，國內外媒體爭相報道，世界各地的參觀者向西安湧來，都想一睹兵馬俑的恢宏氣勢。當時的法國總理希拉克在參觀了秦始皇兵馬俑後興奮地讚譽爲“世界第八大奇迹”，並在留言簿上寫道：“不看兵馬俑不算到過中國”。
　　秦始皇兵馬俑儼然已經成了中華民族的驕傲，成了中國的象徵。
　　然而，有一個人卻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觀點，他認爲：兵馬俑根本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兵馬俑的主人另有他人。
　　提出兵馬俑不是秦始皇的陪葬觀點的人名叫陳景元，他是建築學方面一名普普通通的學者，退休之前在江蘇省國土局工作。
　　其實，陳景元早在浙江金華老家讀高中時就對秦始皇陵的歷史傳說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尤其是有關秦始皇陵神秘地宮的傳說更是讓他十分的癡迷。1957年，陳景元如願以償地考入了西安建築工程學院，他想用建築學方面的專業知識對秦始皇陵地宮進行一番新的研究。報到第二天，懷著滿腔熱情的陳景元就隻身一人前往秦陵一帶考察，從此便開始了對秦始皇陵歷時50年之久的研究歷程 。
　　陳景元對秦始皇陵似乎有著一種特殊的感情，這裏不僅留下了他學生時代的美好回憶，還寄託著他的一個探秘的夢想。陳景元始終沒有忘記這個夢想，除了用業餘的時間搜集各種有關秦始皇陵的資料用來研究外，他幾乎每隔一到兩年就要跑到秦始皇陵進行田野考察。
　　早在1974年以前，陳景元就完成了一部叫《驪阿集》的著作。在書中，陳景元從自己建築學的專業角度闡述了阿房宮並非秦始皇所建的理論，並大膽地提出秦始皇生前並沒有爲自己建造過陵墓的驚人觀點。陳景元認爲，秦始皇既然生前沒有爲自己預修過陵墓，那麽，像兵馬俑這麽宏大的陪葬坑肯定不是秦始皇的。
　　正是陳景元得出的這個結論引出了他和南京博物館同志的一次不經意的談話，正是這次談話讓陳景元從此開始了對兵馬俑的研究。
　　在兵馬俑考古發掘現場，考古隊員住的帳篷裏，陳景元幸運地見到了當年兵馬俑考古隊隊長、秦始皇兵馬俑前任館長袁仲一教授。一聽到陳景元想看看兵馬俑的考古發掘現場，袁仲一十分熱情，一邊帶他到處看看，一邊興致盎然地給陳景元做著講解。
　　這次相遇是陳景元和袁仲一生平第一次會面，然而，陳景元和袁仲一以及兵馬俑考古隊在學術觀點上的分歧也正是從這次會面開始的。
　　原本就認爲兵馬俑坑不是秦始皇陪葬之物的陳景元在這次西安考察當中發現了一個重大疑點。
　　他認爲，從秦始皇陵到俑坑最近也要1.5公里，如果再加上俑坑本身的寬度，這個距離還要遠一些。從常理上講，誰會把陪葬放置在這麽遠的一個位置上呢？
　　驪山一帶是塊風水寶地，除了秦始皇陵外，經常會在周邊發現其他墓葬，有些墓葬甚至互相疊壓在一起。既然這一帶墓葬密度相對較大，怎麽敢肯定兵馬俑就一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它的主人爲什麽不會是埋在附近墓葬裏的人呢？
　　並且，陳景元覺得，正式的考古發掘工作還沒有開始，很多具體的工作還沒來得及開展，各大媒體就以“陝西發現秦始皇兵馬俑”的大標題爭相進行報道，這不成了先定性，後發掘了嗎？這顯然有悖於考古工作的程式。
　　所有的這些都讓陳景元對兵馬俑的主屬問題打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由於沒有相關的說明資料，陳景元對兵馬俑的疑惑也與日俱增。他憑著當年對秦始皇陵研究的經驗，感覺到考古隊的這次判斷很可能是個錯誤。
　　他把這些疑問寫出來，轉給考古隊，希望得到圓滿的解釋，然而，陳景元始終沒有得到回信。
      那麽，考古隊的專家爲什麽沒有答復他提出的問題呢？當年的兵馬俑考古隊又是如何對兵馬俑做出定性的呢？ 在兵馬俑的考古發掘現場又發生了怎樣的故事呢？
　　袁仲一是當年兵馬俑考古隊的隊長，自1974年7月15日隨考古隊來到了西楊村，在這裏一干就是30多年。他參與了兵馬俑坑的勘探、發掘和研究的全過程，是兵馬俑考古界最具權威的專家，享有“秦俑之父”的美譽。
　　在他的記憶裏，74年到76年是一段令他至今難忘的時光，在這段日子裏，他和考古隊員們不僅經歷了發現沈睡了2000多年的地下軍團的喜悅，也經受了酷暑、嚴寒，工作環境惡劣等帶給他們的重重考驗。
　　袁仲一和考古隊的隊員夜以繼日地工作著，每一天都不敢懈怠。但原本預計一個禮拜時間完成的工作，一干就是一年多的時間。因爲，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是，呈現在他們眼前的是一個罕見的、超乎想象的大型陪葬坑。雖然挖了很多的試掘方，也找到了1號兵馬俑坑的邊界，但謹慎的考古學家們卻仍舊不敢妄下結論。
　　袁仲一當時的心情十分複雜，既興奮，又擔心。怕萬一出了差錯成爲考古史上的笑柄。尤其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出了問題，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爲了穩妥起見，考古隊又對1號坑進行了複探，複探比初探工作更爲細緻，幾乎照顧到了俑坑的每一處細節。最終的試掘工作在1975年6月底結束，而有關兵馬俑坑在學術上的定性，即兵馬俑時秦始皇的陪葬這一觀點正是在這時才得出的。
　　此後，兵馬俑才開始以“秦始皇的陪葬”的身份被刊登在各大報紙、雜誌上。
　　所以，袁仲一認爲，考古隊是在對兵馬俑經過了歷時一年多的勘探和發掘、研究工作以後，對兵馬俑坑進行的定性的。而陳景元懷疑兵馬俑先定性後發掘，可能是因爲不太瞭解情況而做出的一種猜測。
　　那麽，既然是考古隊經過仔細勘探和考古分析後得出的兵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這一定性結論，面對陳景元提出的種種懷疑，考古隊爲什麽不出來解釋一下呢？
　　在袁仲一教授看來，其實，當他和陳景元的初次見面時，就已經回答了陳景元的疑問。
　　袁仲一教授指出，當時，考古隊的勘探結果已經表明在西楊村發現的兵馬俑是中國乃至世界上罕見的大型陪葬坑。俑坑屬於秦代，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那麽，在秦國的歷史上，能夠有這麽大的財力和魄力修建如此龐大的陪葬坑的，除了秦始皇，還會有誰呢?
　　袁仲一教授認爲秦始皇陵園的範圍十分廣闊，除了秦始皇陵地宮之外，還環繞有內城和外城。兵馬俑雖然在外城之外，與秦始皇陵墓的距離貌似很遠，但從秦始皇陵和兵馬俑坑的面積看他們還時很相稱的，它們之間的距離也是合乎比例的。
　　袁仲一教授認爲，考古隊通過勘探所做出的判斷應該是準確的，並且是有歷史文獻支援的。
　　然而，正是袁仲一教授提到的這段歷史文獻，卻引來了陳景元新的質疑。
　　陳景元認爲，即便是古書中提到的秦始皇曾命令丞相李斯將陵墓範圍擴大三百丈這件事是真的，那其中的問題也仍然存在。他認爲，秦代的三百丈換算成今天的國際標準尺寸應該是690米，也就是秦始皇陵園只向外擴大了690米，這與兵馬俑坑與秦始皇墳墓之間的1500米的距離相去甚遠。陳景元認爲，考古隊一定是忽視了這點，誤把兵馬俑坑納入到秦始皇陵園的範圍之內，從而導致了對俑坑主屬和性質的錯誤判斷。
　　除此之外，在當年的考古隊還流行著對兵馬俑的另一種分析。
　　古代的秦國人都信仰一種觀念，即人死後靈魂是不滅的，生前怎樣，死後還要怎樣。秦始皇自然也逃脫不了這種觀念的局限。他生前是稱霸六國、不可一世的皇帝，他死後仍然需要一支威武雄壯的軍隊守衛他的亡靈。兵馬俑正是在這樣的一種觀念下誕生的，所以它被安置在秦始皇陵地宮城牆的外面，象徵著守衛京城的部隊，離陵墓有一段距離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陳景元仍覺得袁仲一和考古隊的解釋流於表面，他十分確信自己曾經得出的秦始皇沒有預修過陵墓的結論。並且，對袁仲一教授和考古隊提到的秦始皇陵面積爲56.25平方公里這個數位，陳景元還有著自己的看法。
　　陳景元認爲，考古隊得出的秦始皇陵56.25平方公里面積的數值很有可能就是他們當年規劃的森林公園的範圍，陳景元懷疑考古隊的這個說法只是想爲秦陵和兵馬俑坑之間遙遠的距離找一個合理的解釋。
　　那麽，秦始皇陵園的面積真的有那麽大嗎？兵馬俑坑到底和秦始皇陵有沒有關係呢？
　　吳永琪是兵馬俑博物館的現任館長，他主持修復了銅車馬，由於修復技藝十分精湛，在業界很有名氣。對於兵馬俑的定性問題，吳館長有自己的見解。
     袁仲一教授和吳永琪館長的解釋似乎給這場關於兵馬俑定性問題的討論畫上了一個句號。但陳景元仍然不甘心承認這個結論。因爲如果他承認秦始皇曾經爲自己修建了這麽大的一座陪葬坑，那就意味著他以前所有關於秦始皇陵的研究都陷入了一個誤區，爲了證明自己的理論，陳景元幾乎查閱了所有已出版的兵馬俑的資料，就連兵馬俑博物館內部的論文集他也一篇都不落地研究了。
     終於，陳景元又發現了幾條有利的證據。
     陳景元認爲，兵馬俑坑中出土的秦俑似乎落後于秦始皇的時代，它看上去更像是更早一點的文物。
     在兵馬俑的一號坑和二號坑中，大量的步卒圍繞著戰車排成一列列整齊的大小方陣，陳景元從而做出判斷，戰車是這支部隊的主力，是主要的作戰方式。
      然而，自殷周以來，直至春秋時期，隨著戰爭規模的不斷擴大，車戰的弱點也逐漸地暴露出來：在兩軍作戰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備前則後寡，備左則右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相互之間不能救援的危險狀況。那麽，作爲一名富有作戰經驗的統治者，秦始皇還會在交戰時大量使用已經落後了的戰車嗎？
     陳景元指出，秦始皇當政以後，征戰四方，統一六國，連年的戰爭迫使他對軍隊的結構進行了優化調整，他大量採用騎兵和步兵相配合，使之更加輕便，易於作戰。從這點判斷，兵馬俑坑中的那支以戰車爲主力的部隊應該不是秦始皇的軍隊，它的年代肯定更早一些。
      對於陳景元的這個推斷，袁仲一教授表示了自己的意見。
      他認爲，不能因爲俑坑中出現了戰車就否定它屬於秦始皇的可能性。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文字記載說秦國取締了戰車，作戰時完全倚靠步兵和騎兵。戰車雖然有它的局限，但是在兩軍交戰時，戰車所表現出來的速度和衝擊力的優勢是步兵和騎兵無法比擬的。兵馬俑坑的軍陣，正是戰車、騎兵和步兵有機組合的典範。
      陳景元顯然並不同意袁仲一教授的這個解釋，因爲他又指出了俑坑中的另一個疑點。
      陳景元認爲，兵馬俑坑中發現了很多笨重的青銅材質的兵器。雖然青銅兵器在古代曾被廣泛使用，但隨著冶鐵技術的發展，鐵兵器材質輕、韌性好、殺傷力更大的優勢逐漸被人們所認識。在戰國時期，楚、韓、燕、趙的鋼鐵刀尖就已經鋒利無比，並且種類繁多。
      陳景元認爲，秦始皇這樣一位善於征戰、能夠統一六國的國君，會放著先進的鐵兵器不用而去選擇已經落後的笨重的青銅兵器爲他陪葬嗎？這顯然有悖於常理。
      尤其是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他收繳了大量的鐵兵器，彙聚了一批高水準的冶鐵技術人才，他應該更加有條件更新部隊的武器裝備。
      陳景元認爲，咸陽附近發現的秦國冶鐵遺址和秦始皇陵西側的刑徒墓中出土的鐵劍都可以說明，在秦始皇統治的年代，秦國進行過鐵兵器的生産。並且，書上曾經記載秦國的宮殿爲防刺客“以磁石壘門”的說法，似乎也在暗示鐵兵器在秦國的使用是很普遍的。
      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了一個結論，那就是出土大量銅兵器的兵馬俑坑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它的主人很有可能是早于秦始皇的另外一個秦國的統治者。
　　青銅劍一般都是短劍，它無法做長的原因是因爲青銅材料容易折斷。春秋戰國時期，最負盛名的越王勾踐劍，全長不過55.6釐米。青銅劍普遍寬而短，60釐米似乎是青銅劍的極限。而1974年，在兵馬俑坑的黃土中，考古人員發現了一把完全不同的青銅劍。令專家吃驚的是，這把劍的長度竟然超過了91釐米。
      對秦劍做的化學定量分析顯示：它的銅錫配比讓青銅劍的硬度和韌性結合得恰到好處。但秦劍更讓人著迷的地方，是它的外形。袁仲一先生仔細地研究了秦劍奇特的形狀變化，他指出這種設計使秦劍的受力部分得到加強，而又保持一定的彈性，同時劍身又不會過於沈重。
　　由此可見，兵馬俑坑中出土的這些銅劍可謂是青銅劍鑄造工藝的巔峰之作，它的長度、硬度和韌性達到了幾乎完美的結合，攻擊性能也因此大大的增強。在沒有精密機器的古代，能夠鑄造、打磨出這樣精准的高質量的青銅劍，恐怕也只有秦始皇才能做到吧！
　　然而，陳景元對兵馬俑坑的質疑仍然沒有結束，他指出，秦始皇的軍隊既然是一支能夠統一六國的強者之師，在裝備上也應該是一流的，然而，俑坑裏的這些兵俑沒有任何頭盔保護。難以想象，這種簡陋的武裝能在近距離廝殺的戰場上獲取全面的勝利。
      的確，在秦始皇陵的附近考古人員發現了一個石鎧甲坑。從已經拼合起來的石盔石甲，我們似乎看到了秦國軍隊威武的英姿。然而，奇怪的是，既然秦國的軍隊配有頭盔，那兵馬俑坑中的兵俑爲什麽沒有一個人戴頭盔呢？難道兵馬俑坑裏的這支地下軍團真的不是秦始皇的嗎？
      在中國歷史上，秦人的文化和秉性是獨一無二的。秦人出身於大西北的草莽之間，與遊牧民族混居。在當時文明高度發達的中原國家眼裏，他們是落後野蠻的民族。在秦人看來，尚武、爲利益而競爭是天經地義的。
　　並且，著名的改革家商鞅爲秦國制訂了一套任何別的國家都無法忍受的嚴苛法律。商鞅規定：秦國的士兵只要斬獲敵人一個首級，就可以獲得爵位一級、田宅一處和僕人數個。斬殺的首級越多，獲得的爵位就越高。顯然，商鞅制定的這項規定對於素日衣食不飽的普通秦人來說無疑具有強大的誘惑力。
　　或許正是在這種利益的驅使下，原本就好戰的秦軍乾脆脫掉了笨重的頭盔和重甲，置生死於度外，沖上戰場與敵人拼殺。因爲一旦他們取勝，不僅自己能升官晉爵，全家也會跟著收益。
　　司馬遷在《史記》中對秦軍的這一行爲也有描述：戰場上的秦軍竟然袒胸赤膊，索性連僅有的鎧甲也脫掉了。
　　由此看來，兵馬俑坑中的這支軍隊正是在向後人傳達著秦人強烈的尚武精神。這些沒有戴頭盔的軍人才是秦國最勇敢、最有戰鬥力的神勇之兵。
     然而，陳景元對兵馬俑的質疑並沒有因此而結束。
     在兵馬俑的手臂上，陳景元發現了一個神秘的文字，這個似曾相識的神秘文字給陳景元帶來了無限的困惑。然而，隨著陳景元對這個神秘文字的破譯，關於兵馬俑主人的秘密也逐漸地浮出水面。


轉自：中央電視台  http://space.tv.cctv.com/article/ARTI1225422614658318

[ 本帖最後由 沮渠元熙 於 2009-6-22 00:13 編輯 ]

沮渠元熙

兵馬俑的神秘主人（下）

      1974年，西安臨潼縣西楊村發現了一座舉世罕見的秦代兵馬俑坑。經過專家們的仔細勘探和研究，認定俑坑是秦始皇陵墓的陪葬，而俑坑中這些按照真人大小塑造的陶俑正是當年跟隨秦始皇征戰四方、統一六國的神勇之軍。
      然而，一個叫做陳景元的人卻不同意這個觀點，他首先對兵馬俑坑和秦始皇陵之間的距離提出質疑，而後又對俑坑中出土的戰車、兵器和陶俑提出了與專家截然不同的意見。
      那麽，在陳景元的心中，誰才是兵馬俑的真正主人呢？
      1975年,一篇題目是《臨潼縣秦俑坑試掘第一號簡報》的文章,其中的一幅圖片引起了陳景元的注意。
      圖片上顯示的是兵馬俑的一個局部，上面刻有一個奇怪的文字。在衆多的兵馬俑身上，大都刻著一些文字，這些文字和今天的文字十分接近，在寫法上幾乎看不出什麽差別。
      但這個字不同，陳景元從來沒見過這個字。雖然他一直以來都執著著秦始皇陵的研究，對秦國的文字並不陌生，但像這樣奇異的文字他還是頭一次見到。
　　在秦兵馬俑考古隊撰寫的《試掘簡報》中，專家把這個奇怪的文字解釋成“脾”字。然而，對考古隊的解釋陳景元卻有著自己的見解。
　　陳景元翻閱了容庚編著的《金文編》和徐文鏡編寫的《古籀彙編》，發現構成“脾”字右半部分的“卑”字有很多形式的寫法。然而，在衆多的字形當中，沒有一種寫法符合兵馬俑坑中發現的那個奇異的文字。從而，陳景元認定，把陶俑上的神秘文字解讀成“卑”字並不恰當。
　　陳景元確信，這個神秘文字的背後一定隱藏著一段不爲人知的歷史，破解了那個神秘文字，就能還原歷史的真相。
　　令陳景元沒想到的是，他對這個字的困惑竟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得到了解決，並且，這個答案還引出了他對兵馬俑主人的驚人發現。
　　1976年，陳景元在得知西安發現兵馬俑的消息後親自跑到了西安，在西安文管會的辦公室裏，當有關負責人瞭解到陳景元曾經畢業于西安建築工程學院，又一直利用業餘時間研究秦始皇陵以後，小心地拿出一塊秦代的桶瓦給陳景元看。
　　在這塊瓦上也刻著一個奇異的文字，左邊的字陳景元不認識，但右邊的月字還是很容易就能辨認出來。
　　陳景元帶著描下來的桶瓦上的奇異文字回到住地南京，然而，兩年的時間過去了，陳景元對這個字的研究仍然沒有取得突破性的進展。面對浩如煙海的古代文字，陳景元一籌莫展。
　　一個偶然的機會，陳景元在圖書館裏結識了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古文字專家段熙仲教授。經過仔細查對和認真分析，段教授認爲，秦代桶瓦上左邊的文字爲“羋”字的一種變體字。這應該是兩個獨體字，讀作“羋月”。
　　段教授對“羋”字的破解消除了長久以來陳景元心頭的困惑，這讓他感到如釋重負，但很快，陳景元又想起了那個一直令他疑惑的出現在兵馬俑身上的神秘文字。那個字總是像一個揮之不去的影子跟著陳景元，讓他十分好奇地想去揭示隱藏在神秘文字背後的秘密。
　　“羋”字對陳景元來說並不陌生，在他以前的研究中，就曾經遇到過一個姓“羋”的人。此人是秦始皇的祖母——秦惠文王的王妃，一個曾經在秦國歷史上有著舉足輕重地位的女人秦宣太后。
　　陳景元認爲，阿房宮遺址上出土的桶瓦上的這個文字，正好印證了他提出的阿房宮始建于秦惠文王的理論，同時，陳景元也把這兩個字作爲表徵宣太后身份的最有力的證據。
　　或許是段教授的分析方法給了陳景元極大的啓發，他在汪靜山編輯的《金石大辭典》中找到了他想要的答案。
　　陳景元發現畢業的“畢”字在古代有三種寫法，其中一種寫法的局部正是他要找的那個出現在兵馬俑坑身上的神秘文字的右半邊。更讓他驚喜的是，“畢”字還有一種繁體字寫法——（畢）它是由一個“田”字和一個“羋”字上下組合而成。陳景元由此認定，刻在兵馬俑身上的那個神秘文字的右半邊應該就是“羋”字。而且，他還大膽地做出了進一步的推斷：兵馬俑身上刻的“月羋”和阿房宮遺址桶瓦上刻的“羋月”應該是一回事。
　　陳景元認爲，這兩處發現的文字都在暗示著一個事實，那就是阿房宮和兵馬俑都和宣太后羋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從而，陳景元斷定，兵馬俑的主人不是赫赫有名的秦始皇，而是他的祖母秦宣太后。
　　陳景元並不同意袁仲一教授的解釋，他堅信兵馬俑身上那個神秘的文字一定和秦宣太后有著特殊的聯繫。
　　在兵馬俑的附近考古人員發現了一座秦代大墓，這座墓雖然還沒有進行考古發掘，但陳景元認爲，這很可能就是秦宣太后的陵墓，而巨大的兵馬俑坑則是爲宣太后送葬的一支儀仗部隊。
　　然而，陳景元卻有著不同的觀點。他認爲，如果把多種古代文獻對照起來看，就會發現這些資料實際上已經十分明確地標注了宣太后陵的確切位置，而這個位置正是秦兵馬俑的附近。
　　的確，《史記·秦本紀》中記載：“秦昭王39年，太后薨葬芷陽驪山。”然而，驪山又在哪里呢？
　　陳景元在李泰編寫的《括地志》中找到一則這樣的記載：“驪山在雍州新豐縣南十六裏”。
　　結合《史記正義》中對宣太后陵位置的描述“雍州新豐縣南十四裏”，陳景元得出結論，宣太后的陵應該在驪山往北1公里的地方。如果宣太后陵的位置用一個座標表示的話，這就好比得出了一個座標的縱軸。
　　在另一個文獻《史記集解》中記載：秦始皇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十裏”。這說明秦始皇陵和宣太后陵的位置關係是秦始皇陵在西，宣太后陵在東，並且相距正好在2公里左右。而這一點證據似乎確立了座標的橫軸。橫軸和縱軸的交點所指示的正是那座尚未發掘的秦代大墓所在的位置。
　　陳景元認爲，他對宣太后陵位置的確定更加證明了兵馬俑坑就是秦宣太后的陪葬坑。
　　袁仲一教授是這個神秘大墓的勘探者之一。根據勘探結果，他並不認爲這個墓和兵馬俑有什麽關係。他指出，如果兵馬俑是爲宣太后陪葬，根據以往的慣例，女性的陪葬中至少要出現一些和女性有關的東西，以宣太后高貴的身份，至少要有一些女性侍俑，女性的歌舞俑或是女性生前喜歡的東西。然而，在兵馬俑坑中，除了與軍隊有關的東西外，其他能夠體現女性特徵的隨葬品完全看不到。所以，袁仲一教授堅持認爲，兵馬俑坑和秦宣太后沒有任何關係。
　　專家對那座神秘大墓的解釋似乎讓陳景元有些失望，但他又提出了一條令人意想不到的證據。
　　陳景元認爲，兵馬俑中出現的很多髮髻偏于一邊的陶俑，這恰恰是古代楚人特有的習俗特徵。
　　在《淮南子·主術訓》中早有記載：“楚文王好獬冠，楚國效之。”這說明楚國很流行這種歪髻，以至於全國上下紛紛效仿。
　　另外，陳景元認爲宣太后的姓氏中也可以找出歪髻淵源。宣太后的 “羋”姓在《說文解字》中被解釋成羊的鳴叫，其中，這個部分“#”被解釋成羊角。陳景元認爲，羋姓的楚人對羊角有一種特殊的偏愛，或許是對羊的一種圖騰導致了他們對狀如單只羊角的歪髻的喜愛，而兵馬俑坑中那些梳著歪髻的士兵很可能就是隨宣太后來到秦國的楚人。
　　陳景元並不同意袁仲一教授的解釋，因爲他覺得在兵馬俑身上，他還可以拿出證據。
　　陳景元發現，兵馬俑原本是有顔色的。在發掘的時候，很多俑的身上還殘留著一些顔料。這些顔料的顔色十分鮮豔，並且從顔料的位置和顔色判斷，他們的衣服是五顔六色的。
　　陳景元認爲， 在秦始皇生活的年代，金木水火土的陰陽五行說十分盛行，被統治階級奉若神明。當時的周崇尚火德，秦始皇滅周之後認爲是自己的水攻克了周的火，因此把水德作爲秦國精神崇拜的物件。而在秦代，人們認爲五行裏面水相對應的顔色就是黑色。
　　陳景元指出，秦始皇在統一六國後，正是受這種思想的影響，頒佈了一系列的法令強制實行，並且，文獻中可以找到這樣的記載：“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旗、節旗，皆尚黑”。
　　陳景元認爲，秦始皇既然把“尚黑”作爲一項法令頒佈，那它實行起來一定是十分嚴格的。至少要出現以黑色爲主色調的衣服顔色才算得上是執行了尚黑的法令。所以，兵馬俑坑中出土的這些衣著五顔六色的兵俑如果放在秦始皇時代就很難解釋得通，但如果放在宣太后的時代，那就會得到合理的解釋。
　　但陳景元認爲，從古代文獻上看，秦始皇是一位具有強烈的統一天下思想的君王。秦始皇不僅規定衣服、旌旗皆尚黑，還在全國強制推行小篆，統一貨幣和度量衡。他把天子的符傳、法冠、輿乘等所使用的數量規定爲六。爲發展全國水陸交通，秦始皇又實行“車同軌”，修建由咸陽通向燕齊和吳楚地區的馳道，以及由咸陽經雲陽直達九原的直道；在西南地區修築了“五尺道”，開鑿溝通湘江和灕江的靈渠。
　　由於秦始皇信奉戰國時期流行的陰陽五行的說法，認爲秦國崇尚水德，水主陰，陰代表刑殺，於是秦始皇以此推行嚴刑酷法。陳景元認爲，嚴酷的刑罰保證了秦始皇制定的規章制度得以很好地執行，車同軌的制度也不應例外。
　　然而，陳景元認爲從兵馬俑坑中出土的與真車等大的車輛中，車的輪距並不統一，而在俑坑邊上出土的銅車馬坑，按照真車大小換算過來時，兩輛車的輪距都與俑坑中車輛的輪距不一致。由此，陳景元推測銅車馬也不是秦始皇的隨葬。
　　並且，陳景元還認爲，在歷代，數位都代表著身份貴賤的等級差別。在周早有天子駕六的記載，秦始皇自己頒佈法令規定天子使用的數位爲六，但銅車馬所使用的馬匹數是四，俑坑中車輛使用的馬匹數也是四。他又怎麽可能在自己的陪葬坑裏使用低一級的數位呢？
　　而這些令人困惑的細節正好證明了兵馬俑坑的主人只能是秦宣太后，而不是秦始皇。
　　雖然袁仲一教授針對陳景元提出的質疑進行了詳盡的解釋，但陳景元仍然覺得他對兵馬俑的分析流於表面，缺乏直接而有力的證據。那麽，面對陳景元一次又一次的質疑，袁仲一教授在想什麽？他是否能最終拿出陳景元所認爲的直接證據呢？這場關於兵馬俑的主人的討論到底會以怎樣的方式結束呢？
　　袁仲一教授指出，在兵馬俑1號坑中出土了很多秦代兵器，其中在一種被稱作“戈”的兵器表面，明確地刻有“五年相邦呂不韋造”的銘文。
　　呂不韋是秦始皇的丞相，相當於今天的國家總理。跟隨秦始皇近十年的時間。他的職責之一就是負責秦國的兵器生産。在呂不韋編撰的歷史文獻《呂氏春秋》中有“物勒工名”的記載，這是一項讓器物的製造者必須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所造器物上的規定。這些文字原本是爲了方便追查出殘品器物的製作者，但它的存在卻爲今天給兵馬俑判定年代提供了極爲重要而且十分準確的事實依據。
　　袁仲一教授認爲，兵馬俑中“呂不韋戈”的出現已經充分說明，兵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已然是個不爭的事實，任何關於兵馬俑的疑問都會因爲“呂不韋戈”的出現而逐漸消退。
　　然而，即便是兵馬俑的權威專家做出了結論性的判斷，陳景元依然又提出了質疑。
      陳景元指出，在兵馬俑坑的考古報告中一共就提到過5個有“相邦呂不韋”字樣的戈，其他的兵器都沒有明確的年代標誌。比如，兵馬俑坑中還出土了一些被稱作“鈹”的秦代兵器，在這些兵器上只注明了“十七年”“十八年”的字樣，沒有其他標誌朝代年份的資訊，所以，這樣的銘文很難判斷這些兵器應屬於哪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監管兵器生産的秦國丞相呂不韋在任不過十年的時間，並且，在秦始皇十二年的時侯呂不韋就死了。所以，陳景元認爲，標有“十六年”銘文的銅鈹肯定不是指“呂不韋十六年”，由此推斷，除了5個刻有“相邦呂不韋”銘文的戈的兵器外，其他沒有明確紀年的兵器應該都不是秦始皇時代所造。
      對於陳景元的推斷，兵馬俑博物館的專家馬上進行了反駁。
　　袁仲一教授指出，在很多兵器上都可以看到刻有“寺工”字樣的銘文。寺工是秦始皇設立的專門負責制造兵器和車馬器的一個國家機構。所以，兵器上“寺工”的字樣也能明確兵馬俑坑是秦始皇時期所建，而俑坑的主人就是秦始皇。
　　並且，專家們還認爲晚期的文物是絕對不會出現在早期的墓葬中的，所以，兵馬俑坑的年代還是要以在俑坑中出土的有明確紀年的“呂不韋戈”的年代作爲判定依據。
      陳景元認爲，兵馬俑博物館的專家提到的是考古界的一般規則，但這個規則並不適用於兵馬俑坑，因爲，兵馬俑坑在秦朝末年曾經遭到過農民起義軍的破壞和焚毀。這就說明，在兵馬俑坑中很有可能遺留下起義軍攜帶進來，但有可能因後來起火，慌亂之中沒有帶出去的這5件呂不韋戈。
     但陳景元並不同意袁仲一的解釋，而且，他還拿出一張照片來支援自己的觀點。他認爲照片泄露了“呂不韋戈”出土時的一個小秘密——它不是在俑坑的地磚上出土，而是在離地磚有一定距離的淤泥層上被發現的。
　　陳景元提出疑問：如果“呂不韋戈”要是和俑坑同處於一個年代，它爲什麽不出現在俑坑的地磚上，而是跑到距離地磚29釐米到250釐米的淤泥層上了呢?
　　一層層的淤泥，無疑就是一種最真實的時間年輪。從歷史上臨潼大暴雨的頻率及旱澇交替的規律特點看，形成這麽厚的淤泥的時間，至少在40多年以上。再加上俑坑修建的時間，陳景元推斷，俑坑的實際年代應該比淤泥層上出土的“呂不韋戈”的年代早50到60年。
　　文獻中記載，宣太后死于秦昭王42年，秦始皇死于秦始皇37年，這兩個年代之間差了55年，所以，陳景元認爲，俑坑如果從呂不韋戈所處的年代往前推50到60年，正好就推到宣太后去世的年份了。由此，陳景元推斷，在兵馬俑1號坑中出現的5個“呂不韋戈”應該是秦末農民起義軍在焚毀俑坑之前帶入俑坑，後來又不慎遺失在裏面的。所以，在他看來，俑坑的真正主人只能是比秦始皇早逝55年的秦宣太后。
     似乎所有的人都沒有料想到這場關於誰是兵馬俑的主人的討論會變得這樣複雜，陳景元不斷地提出疑問和自己的觀點，兵馬俑的研究專家們根據現場勘探和多年的一線發掘掌握的材料進行解答和更正。那麽，對於陳景元提出的秦始皇時代的5件呂不韋戈爲什麽會出現在淤泥層上的說法兵馬俑的研究專家又是怎樣看的呢？
     專家指出，戈是一種固定在長的木柄頂端來使用的古代兵器，在俑坑中最初應該是由站立的兵俑拿在手中，戈處在一個高於兵俑頭頂的、懸空的位置。那麽，將近2000年的漫長時間裏，俑坑可能會因爲地面滲水和洪水等自然原因湧入大量的水流而形成淤泥層，木柄也可能在這個時期逐漸地腐爛掉，終有一天，當固定銅戈的木柄完全腐爛，難以支撐銅戈的重量時，懸空的銅戈就會因爲失去載體，掉到積累了一定厚度的淤泥層上。
      兵馬俑的研究專家對陳景元提出的“呂不韋戈”爲什麽會出現在淤泥層之上的問題做出了近乎完美的解釋。有關誰是兵馬俑的主人的討論似乎也有了一個明確的結果。
      專家認爲，兵馬俑屬於秦始皇的陪葬已然是個不爭的事實，從1975年考古隊進入西楊村進行考古發掘至今，不斷有出土的文物和實地勘探報告可以證明這一點。
      雖然，兵馬俑坑的考古工作至今還沒結束，但相信，隨著秦始皇陵周邊的考古勘探工作不斷推進，考古專家的深入研究，籠罩在秦始皇陵上面的迷霧將逐漸淡去，呈現在大家眼前的將是一段真實的秦國歷史，一個恢宏的地下王國。

轉自    中央電視台：http://space.tv.cctv.com/article/ARTI1225422731973238

沮渠元熙

陳景元的袁仲一的辯論，非常之精彩，高手過招，理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