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軍的火器裝備沒有超過20％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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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軍的火器裝備沒有超過20％麼？

看到一個春秋的網友說清軍的火器，主要是鳥槍的裝備率後來已經下降到不到20％，找點資料給大家瞧瞧，來自於SB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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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網上流傳諸多文章有說：“乾隆時代的滿清軍隊的普遍裝備的卻還是冷兵器。”這個來自葛健雄的BLOG，不過不是他的話；還有“但韃子酋長(恕我用此侮辱性字眼)抱著“騎射乃滿州根本”這種白痴的念頭,愚蠢地將戴梓充軍關外”，這個很領人發笑，實際上在康熙25年的時候戴還因為制造火器有功受到康熙的嘉獎。他真正被流放的原因是“梓通天文算法，預纂修律呂正義，與南懷仁及諸西洋人論不合，鹹忌之。陳弘勛者，張獻忠養子，投誠得官，向梓索詐，互毆構訟。忌者中以蜚語，褫職，徙關東。”（《清史稿》列傳二百九十二，別再跟我說什麼清史稿不可信的鬼話，蝗漢們關於戴的資料，原文也是出自本書，呵呵）

    《中國史綱要》：清統治者不僅擁有強大的兵力，而且火器軍資，不計其數。

    《登州府志》載：登州鎮的陸軍分中營與右營兩部分。中軍有騎兵117人，步兵394人，總計511名士兵。這些士兵擁有各種火繩槍244支，火炮43門，總計有火器287件。右營有騎兵115人，步兵368人，總計483名士兵，他們裝備了各種火繩槍235支，火炮32門。比例均超過百分之五十。

    這是鴉片戰爭前後的數字，看看其他的：

   《清史稿》:西藏旗兵，自乾隆五十七年始。前後藏各設番兵千。定日、江孜各設五百。前藏領兵者曰戴琫，其下如琫，又下甲琫、定琫。原置戴琫三人，二駐後藏，一駐定日，復增戴琫一人駐江孜。前藏番兵，游擊統之。後藏及江孜、定日，都司統之。原有唐古特兵，歸戴琫督練。初制，每番兵千，弓箭三之，鳥槍七之。嗣選唐古特兵三千，鳥槍、刀矛各半。至是新設額兵三千，每千人五成鳥槍，三成弓矢，二成刀矛。

   《褔建通志》：雍正五年，議准：腹內省分，每兵千名，設鳥槍三百杆；沿海、沿邊省分，每兵千名，設鳥槍四百杆。十年，議准福建省水路海面遼闊，陸路林深箐密，鳥槍一項，最為利用，於定例每兵千名設鳥槍四百杆外，再加鳥槍百杆。

    福康安《籌干糧練兵丁備軍裝疏》：臣操演省標各營，鳥槍連環，不許拘定出數。惟令多帶火藥演放……

    清耆獻類征選編卷十一玉德：我朝武備整齊，弓矢、槍炮最為軍中利器；法制精良，世守不易。

    道光《廈門志》卷三兵制考：廈門駐軍總計四千二百七十五人，擁有火器（鳥槍二千三百七十七杆，行營炮五十位，大、中、小鉎炮二百十四位，百子炮一百十二門，子母炮五十位，紅彝炮四十一位）二千八百五十二件。



   所謂“滿洲以騎射為本”的話拿來當作不重視火器的罪證，更是好笑，這話原來出自康熙的上諭：“滿洲以騎射為本,學習騎射原不妨礙讀書,考試舉人進士,亦令騎射……”那是對我滿洲子弟左文右武的訓誡。後來，雍正的類似的話是：““以滿洲夙重騎射，不可專習鳥槍而廢弓矢，有馬上槍箭熟習者，勉以優等。”這就能說明他不重視火器？那麼為什麼又有上諭規定八旗騎兵必須練習使用鳥槍呢？為什麼要嘉獎制造和改進火炮的楊天縱呢？

   那麼為什麼要強調騎射和野戰呢？實際上從上面也看到了火器的裝備率在清軍中一直不低，可是我們也常看到統治者強調前者，我想下面這段話可以算是個解釋：“兵事至危，非得練士能臨敵苦鬥歷三十刻，及選鋒一可當三者，雖上有致果之志，下有死長之心，遇強敵不能必克。以力為本，以技濟之，謂之練士；作其勇者，謂之選鋒。世之便騎射、習火器，以為士卒程，事取捷速，恆不能持久。洎乎接刃，則霍然而去。”這裡面說明冷兵器訓練的作用實際上還是在於補充當時並不自動化的火器的不足罷了。

  實際上，自清初到中期的大的戰爭，清朝政府軍基本都是依靠火器在取得勝利，不單單靠弓馬，康熙年間的烏蘭布通之戰就是火炮對騎兵的勝利，年羹堯就曾上疏：“軍中重火器，請發景山所制火藥一百駝，駝以一百八十斤計。"特別是在平定南方某些叛亂的時候，火炮更是起到重要的作用“臣以己意制砲，大者曰靖蠻大砲，能及數裡；小者曰過山鳥，攻遠便捷。選兵送廣泗行營聽用，並調安籠、安南、大定、黔西、長寨諸營兵攜砲赴凱裡一路，分布進攻。”平定大小金川的叛亂時候，改造過的適合山地作戰的火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清朝的火器會停滯下來的原因在於缺乏競爭，沒有危機感，整個東亞的政治格局在當時就是清朝一家獨大，國家承平日久，文恬武嬉，什麼腐敗的東西都出來了，以至於訓練中放空槍，或者根本就不訓練，比較一下洋務運動時期中國制造業的進步，可以看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話還真是不錯。這個是政治上的腐敗，但是要說從一開始就不重視火器，是不符合歷史真實情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