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說與明清社會 作者：方志遠

沮渠元熙

《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像兩顆奪目的亮星，升起在明初文壇，被文史學家們視爲明清小說的重大成就。但是，人們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問世以後，是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斷裂時期。在這一個半世紀裏，除了瞿佑的《剪燈新語》和李昌祺的《剪燈餘話》等屈指可數的傳奇短篇集外，沒有産生過一部有影響的小說。而到嘉靖以後，卻湧現出以《西遊記》、《封神演義》、《金瓶梅》及“三言”、“二拍”爲代表的一大批長篇小說和短篇白話小說集，令人目不暇接。然而，這樣一個小說創作的黃金時代卻被又一次的改朝換代所中斷，直至１８世紀初，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才以其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曲折故事，打破了小說史上的沈寂，它和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紅樓夢》，猶如三個巨浪，將明清小說的創作推到高峰。但明清小說的真正繁榮期，卻出現在晚清。據阿英先生估計，這一時期翻譯和創作的成冊小說不下一千種，但無論在思想深度上還是在藝術造詣上，卻沒有能與《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等相匹者。明清小說創作的大起大落，客觀上反映了明清社會的一波三折。
　　嚴格地說，《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並非明初社會的産物，而是宋元市民文學發展的結果。關於三國的故事，唐季五代以來即在民間廣爲流傳，是宋元話本雜劇的重要創作源泉。目前所知的最早的關於三國的話本小說《全相三國志話本》，流行在元代至正年間，雖然內容比較簡單，文字稍嫌拙樸，但羅本《三國演義》的主要情節，已在這裏出現。同樣，《水滸傳》的基本線索和主要內容，宋元間成書的《大宋宣和遺事》也已備載。羅貫中、施耐庵正是在繼承宋元話本小說的基礎上，創作出《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
　　據《武林舊事》所載，南宋著名的“說話人”，說小說者有５２人，說史事者有２３人，說佛事者有１７人。世情、歷史、神魔，實爲宋元話本的三大內容，而在明初成爲長篇的只有反映歷史題材的《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其流行也並不在明初，而是在嘉靖、萬曆時期；至於大量反映市井平民日常生活以及談鬼說怪的作品，直到明中葉以後才漸次被挖掘出來。這就不能不使我們考慮：明前期一百多年的歷史，在中國文學史、中國社會發展史上，究竟處於何種地位？
　　明朝建立以後，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恢復、保護小農業生産的政治經濟政策，使從唐中葉以來漸趨解體的小農經濟重新得到鞏固和發展，並成爲明初極端君主專制的基礎。在明初高度強化的君主專制制度下，社會思想遭到禁錮，商品經濟受到摧殘，宋元時期發展起來的市民文學，也被扼殺。明初嚴峻的政治形勢，並不具備小說創作的社會條件。儘管元末明初波瀾壯闊的政治風雲和宋元時期市民文學的發展慣性的相互作用，仍然造就出了《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這樣的不朽歷史小說，但這也是産生於明初極端君主專制尚未來得及發生作用以前；至於世情小說和神魔小說，則被掃除一空。政治上的淨化帶來了小說創作的淨化。
　　天順、成化以後，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趨於活躍，明初極端的君主專制制度和經濟一統化政策，以及由此導致的嚴峻政治形勢，開始出現緩解。社會風氣也由“敦厚儉樸”轉向“浮薄華侈”。市民階層和市民意識重新擡頭。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終於從嘉靖開始出現小說創作的高潮。與明初不同，嘉靖以後的小說是以世情、神魔小說（尤其是世情小說）爲主流。可以說，宋元的話本小說，是明中後期小說的文學源頭；而當時的社會現實，則是它的生活源泉。
　　在民間流傳的唐僧取經故事的基礎上，宋元之際已有《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問世，元末流行的《西遊記平話》，進一步增加了取經故事的神話色彩，人物形象也更加豐滿，成爲吳承恩創作《西遊記》的重要材料來源。馮夢龍的著名短篇白話小說集“三言”中的不少篇目，錄自宋元話本小說，即由馮夢龍自己創作者，也多以宋元話本故事爲引子。被認爲我國第一部單獨由文人創作的長篇小說《金瓶梅》，也仍取《水滸傳》故事中的一節爲全書的開端。這些小說無論在語言文字上還是內容編排上，均跨越明前期而直承宋元。
　　在明中後期的小說中，我們看到的這樣一幅畫圖：商業發達，城市繁榮，官、商合流，金錢萬能，社會道德墮落，官場風氣腐敗。這幾乎是明中後期社會的寫照。在商品經濟最發達的江南地區，正德以前被稱爲“風尚誠樸”，而嘉靖以後，則“風俗自淳而趨於薄也，猶江河走下，而不可返也”。明前期，吏治整肅，官員致仕，惟恐有人言其重利，而至嘉、萬時期，爲官惟以取財爲能，稍清廉者，被人譏諷。
　　在嘉靖、萬曆的小說中，我們也看到作者對社會現狀的矛盾心理。他們既讚美青年男女的自由婚戀，又痛惜封建道德風尚的墮落；既主張消除士、商間的社會差別，又希望封建綱常的重振；企圖通過小說來規勸人們放棄對金錢的追逐，回到原有的道德規範中去。馮夢龍在這一問題上具有代表性。在“三言”中，有大量關於男女青年衝破封建禮教，大膽追求愛情的動人故事，但幾乎每個故事，又安排了金榜題名、夫貴妻榮的大團圓結局。在《一文錢小隙造奇冤》這樣不很著名的短篇中，馮夢龍對明代景德鎮的瓷業生産和社會風尚作了真實的敍述，但得出的結論則是“奉勸世人，舍財忍氣爲上”。又回歸到舊的社會觀念之中去了。
　　小說家的矛盾心理，反映了明中後期普遍的社會觀念。人們既反對明初那樣的高壓統治，又不滿於嘉萬時期封建法制的廢弛；既熱衷於對財富的追逐，又對因商品經濟的衝擊而日漸頹廢的社會風氣表示擔憂；既希望有一定的思想、活動自由，又擔心社會發展方向的失控。社會觀念的矛盾，反映了社會現實的矛盾。明中後期，儘管商品經濟有了新的發展，在一些先進的手工業部門出現了稀疏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市民階層逐漸形成並開始有了自己的經濟要求，但是，這些發展和要求在傳統的農村自然經濟和穩固的政治經濟一元化體制面前，又顯得那樣的微弱。商品經濟不但不具備改造乃至統馭自然經濟、解體一元化政治經濟體制的力量，卻因城市經濟的畸形繁榮以及由此而帶來的社會道德的過速墮落而引起從下到上的普遍憎惡，因而在一次新的改朝換代中被政治權力碾得粉碎。以商品經濟和城市繁榮爲基礎的小說創作，又一次進入低潮。
　　清朝的建立以及封建君主專制的再度強化，既是明清之際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的結果，也是對明中後期封建法制鬆弛和封建道德墮落的反動。從民族意識來說，清朝的入主中原是一次“華夷之變”；從階級意識來說，清朝推行的強權政治又代表著中國社會的領導階級——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治要求；從社會意識來說，清初對城市經濟的摧毀和對小農經濟的扶植，則順應了廣大農民的願望。從一定意義來說，清初社會是跳躍了明中後期而直承明初，自然經濟重新得到穩定，君主專制重新得到強化。直到康熙晚期，商品經濟和市民意識才又開始復蘇，但卻以比明中後期緩慢得多的速度發展。小說創作的又一次高潮也伴隨而來。
　　在藝術手法和思想深度上，《聊齋志異》、《儒林外史》和《紅樓夢》似乎自然地形成三個階梯。《聊齋志異》以一個個獨立的花妖狐魅的短篇故事，從表層揭露清朝政治的潰瘍；《儒林外史》卻是以一條主線將一個個相對獨立的短篇故事串成長篇小說，來剖析封建專制制度的一個社會基礎——封建知識份子，進而抨擊封建專制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科舉制度；《紅樓夢》則是以幾個上層貴族家庭的興衰榮辱和幾對青年男女的愛情瓜葛爲線索，、來揭示封建社會的內部矛盾。
　　如果我們將明中後期的《金瓶梅》、《西遊記》及“三言”、“二拍”等與清康雍乾時期的《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加以比較，可以發現，前者的格調是輕鬆的，輕鬆中帶有幾分戲謔；後者的格是嚴肅的，嚴肅中帶有幾分悲戚。
　　兩個時期小說的不同特點，反映了兩個時期不同的政治氣候。朝自成成化始，皇帝已不經常過問政事，至萬曆，神宗三十年不上朝，司奏啓留中不發，大臣離職不聞不問，都察院八年不配正官，詔獄地長滿青草，封建法制近於廢弛，整個國家機器幾乎憑藉慣性運轉而清朝康雍乾時期，正是封建法制重建並趨向穩固、君主專制高度化的時期，連續不斷的文字獄和文化專制政策，驅趕著文人儒士埋古籍，直至鴉片戰爭前夕，龔自珍尚心有餘悸：“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全爲稻梁謀。”正如傅衣淩先生所說：“在萬曆時代是自由奔放的有較多的新氣息，而到雍乾兩朝則嚴肅冷酷，聞不到人們的笑聲。以新的因素往往中斷、夭折。”（《從中國歷史的早熟性論明清時代》，載《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較之明中後期，清前期的封建政治制度不是衰落了，而是強化了，封建經濟結構不是鬆散了，而是穩固了。因而，明中後期的小說是嘻笑怒駡，無所顧忌，康雍乾時期的小說則是假語村言，言而未盡。
　　兩個時期小說的不同特點，又反映了小說家社會責任感的昇華。笑笑生、馮夢龍等嘉、萬時期的作家，多用嘲弄的筆調來揭露那些表面上道貌岸然，實際上的男盜女娼者，一吐爲快。甚至對一些腐朽生活細節津津樂道。較少考慮社會效果，所反映的，也往往是某種社會現象，而缺乏對整個社會的批判。吳敬梓、曹雪芹等雍乾時期的作家則力圖通過故事情節來展示清代社會的全貌、表達作者自身的濟世主張，行文下筆間，可以感受到作者對腐敗現象的痛心疾首。
　　許多小說評論家和歷史學家認爲，《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小說從不同角度揭露和抨擊了封建制度的罪惡，反映了作者對新生活的追求，這是沒有疑問的。但不少學者又認爲，這些小說還反映了封建制度的瀕於崩潰和走向滅亡，表現了封建社會的世界觀原則和準繩的徹底破産，則未免失之於過。
　　康雍乾時期，正是清朝最強盛的時期，生活在這一時期的小說家，所能感受的是自身和家族的悲劇，很難設想他們能感受到清朝乃至封建社會的沒落並在小說中反映出來。一方面是曹雪芹筆下的幾個貴族家庭的衰敗、吳敬梓筆下的科舉制度的不合理，一方面卻是另一些家族的興起更多的知識份子奔競於科場。《紅樓夢》等小說確實揭露了清代社會的腐朽，但腐朽並不等於滅亡，中國封建社會從確立時起，腐朽性就已開始暴露，同樣，腐朽也不等於崩潰。人們指責高鶚違背了曹雪芹的原意，在續書中寫了賈府的復興。其實，高鶚的這一處理卻使《紅樓夢》更能反映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規律：盛極而衰，衰而復興，具有極強的自身調節力和穩定性。
　　人們往往只注意“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但卻很少考慮，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如果沒有鴉片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世界資本主義的猛烈撞擊，這個發展過程將會有多長時期。在曹雪芹等人生活的康雍乾時期，還遠沒有形成使封建社會潰崩的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小說家是不可能超越時代去反映這一社會的崩潰和滅亡的。
　　鴉片戰爭的爆發，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中國既不能繼續保持原有的政治經濟結構，又無法迅速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而是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自然經濟頑強地抵制著洋貨的衝擊，卻又不可挽回地走向解體；城市仍是封建統治的政治中心，但在外來資本的刺激下，經濟上卻呈現出畸形的繁榮；清王朝竭力維持祖宗舊制，壓制一切新的思想，卻無可奈何地走向衰亡。人民的生活狀況繼續惡化，上層社會進一步腐朽，民族自救意識開始形成並逐步發展爲實際行動。正是在這樣一種形勢下，出現了小說創作的繁榮。
　　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和民族自救意識的加強，晚清小說創作以１８９５年“馬關條約”的簽訂爲自然分界，形成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以《三俠五義》、《彭公案》等俠義公案小說爲主流，小說對社會的黑暗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揭露，但並沒有跳出舊式俠義小說的窠臼。小說中的俠義人物，幾乎無一例外的最終拜倒在清官腳下，爲朝廷賣命，反映了生活在苦難之中的蕓蕓衆生寄希望于清官、俠客的社會心理。後一階段以《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和《老殘遊記》等譴責小說爲主流，揭發弊惡，糾彈時政，舉凡官僚制度的腐朽，官場作風的腐敗，帝國主義侵華的罪惡，地痞流氓的無恥，乃至民衆的愚昧和社會風俗的落後，均在小說中得到反映。從這些小說中，我們看到了一個無所作爲、瀕於滅亡的王朝，一個陷入滅頂之災的古老民族。但絕大多數小說的格調低沈，在傷感和憤慨之外，難以看到前途和力量，這客觀上又反映了這樣一個社會現狀。儘管民族自救意識增強，但全民族的覺醒程度卻極爲有限，離爆發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革命尚有相當的距離。辛亥革命的結局正說明瞭這一點。
　　晚清小說，主要是譴責小說所表現的一個明顯傾向，是小說日益成爲作家自覺地透視社會、批判社會的武器，小說家的社會責任感比以往任何時期更爲強烈，這無疑是明清小說的一大進步。但也正因爲作家在創作時以理性控制感情，使藝術性服從於實用性，故而小說無論在組織結構，還是塑造人物上，均顯不足。晚清譴責小說數量甚多，卻沒有塑造出一個不朽的藝術形象，沒有出現一部影響深遠的巨著，不能說與此無關。明清小說與明清社會一樣，至此也走到了它的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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