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分 6380
爵位一等靖寧公
榮銜從一品少師
官職正二品資政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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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語，在國學興盛的今天幾成口語，引用者多半不會對它的真實性表示懷疑。然而，幾十年前，文史大家洪業先生就撰文稱“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語是“撒謊的故事”。近日，本刊收到北京大學歷史系蔣非非新作，認為“半部《論語》”之說是圍繞有宋一代政治派別及儒學發展中新學與道學的鬥爭、由程朱學派信徒故意編造的一句謊言，其長期廣泛流傳的學術政治背景則是中國古代儒家思想從漢唐經學一變為宋明理學以及元明清三代科舉考試製度的變化等因素所致。蔣文所論言之成理，今刊於此，以饗讀者。
“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語流傳甚久，相傳出於北宋宰相趙普，《辭源》（商務印書館1979年）引用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解釋“半部《論語》”，稱“典出於此”。《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年）“趙普”條稱：“他少時為吏，讀書不多，相傳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近年來，隨著“國學”熱的不斷升溫，“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語經常出現在各類文章著作中，顯然各位引用者並未注意到，早在1970年，文史大家洪業先生就已撰寫長文詳加考證，指出“半部《論語》”只是傳說，不可置信（《半部論語治天下辯》，載台灣《清華學報》1970年第8卷，又見《洪業論學集》，中華書局1981年）。惜洪業先生並未分析謬傳產生及傳言在後世廣為傳播的原由，使此論題仍留有不少值得探究的餘地。
一、趙普其人及其與宋太祖、太宗的關係
趙普（西元922─992年），五代後周至北宋時人，參與策劃宋太祖、太宗兄弟建立宋朝的陳橋兵變，太祖在位時任過十年宰相。他建議太祖逐步削奪地方將領的財權、兵權，選拔各地精兵到中央作禁軍以削弱藩鎮武力；實行更戍法，軍隊經常變換駐地，使兵卒和將領互不認識；又“杯酒釋兵權”，解除石守信等大將兵權，防止他們率軍謀反。史稱趙普“少習吏事、寡學術”，但太祖稱其為“書生”，趙普也自稱“書生”。此處之“書”應是指戰國以來慣稱的政府行政文書，後周時趙普曾“掌書記”，負責官府行政文書，“書生”即是對抄寫行政文書之人的稱謂，唐人有稱專事抄佛經者為“書生”之例。宋太祖于乾德三年（965年）滅蜀後見蜀宮女持有乾德四年鑄造的銅鏡，問身邊大臣何故，無人知曉究竟，叫來學士竇儀，才知蜀王衍曾用乾德年號，太祖遂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語。當時趙普恰在朝為相，可見太祖並不將他看作讀書人，否則不應出此言。至太祖晚年，趙普因挑撥趙匡胤兄弟關係、違法經商牟利、包庇犯法屬下等劣跡被罷相職，離開京城。太宗時，趙普又兩度短暫入朝為相，一手策劃了除掉太宗弟秦王廷美和政敵盧多遜的大獄，迫死多人。992年去世前封魏國公，真宗時封韓王。
朱熹（1200年卒）撰《五朝名臣言行錄》以趙普居首，李燾（1184年卒）《續資治通鑒長編》亦詳載趙普言行，二書均無趙普“半部《論語》”或讀《論語》的記載。據洪業先生考證，目前可知最早記載趙普“半部《論語》”事跡的書籍是南宋李衡弟子龔昱1178年所編《樂庵語錄》，該書《附錄》提到李先生對弟子說：
太宗欲相趙普，或譖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太祖定天下，才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輔陛下。太宗釋然，卒相之。《辭源》引作出處的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編成於1252年，記載內容基本相同，只在“輔陛下”後多出“致太平”三字，年代則較《樂庵語錄》晚了74年，書中記載的趙普回答是“定天下”、“致太平”各用半部，不是僅用半部，後人截取半段略成熟語“半部《論語》治天下”，已不是宋人記載原貌。
趙匡胤兄弟雖是武將出身，但絕非目不識丁的草莽。宋初沿用唐制以科舉取士，考試內容包括儒家《九經》及史書詩賦法律等，宋太祖曾親自出題，開此後殿試先例；又致力徵求散亡書籍，擴大皇家藏書。太祖曾說“欲武臣盡令讀書”，也經常勸趙普讀書。若論統治國家的儒學知識水準，“書生”趙普在太祖面前無任何優勢可言，而且他為太祖謀劃的計策都是法家申不害、商鞅以法術勢駕馭臣下一類，無關儒家“君君臣臣”的統治理念。
內容摘要: “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語，在國學興盛的今天幾成口語，引用者多半不會對它的真實性表示懷疑。朱熹（1200年卒）撰《五朝名臣言行錄》以趙普居首，李燾（1184年卒）《續資治通鑒長編》亦詳載趙普言行，二書均無趙普“半部《論語》”或讀《論語》的記載。
史載太宗也“性喜讀書”，自稱“無他好，但喜讀書”，在位時修千卷《太平禦覽》和《文苑英華》，要求臣下每日送三卷《太平禦覽》，要在一年內讀完這部類書。西元990年，太宗賜各路官員《九經》，令眾官誦讀。宋初又印佛經，至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已刻印佛經五千多卷。太宗對佛教頗有興趣，曾對趙普說“方外之說亦有可觀”，要他讀來看看。試想，面對孜孜不倦的讀書皇帝，臣下趙普哪有可能狂妄到聲稱以“半部”書就能輔佐天子致太平的道理？
誠如洪業先生所論，太宗與趙普少年相識，共同策劃篡奪後周天下，到太宗欲以為相時，普已年近花甲。共事多年，太宗應深知趙普為人，不會因旁人的片言詆毀便生疑竇。李衡所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這類話更非兩百年前趙普本人口吻。《宋史趙普傳》載，雍熙三年（986年），趙普上疏太宗：“臣載披典籍，頗識前言，竊見漢武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又引《漢書》“兵久生變”之言諫太宗退兵，可知他到太宗時已經自詡熟悉漢唐歷史，讀過《漢書》及唐人著作。宋太宗所撰趙普《神道碑》稱其“及至晚歲，酷愛讀書，經史百家常存幾案，強記默識，經目諳心，碩學老儒，宛有不及”。趙普早年為吏時確曾“寡學術”，經數十年學習，到晚年經常閱讀儒家經書史書，某些學問甚至超過碩學老儒，這應是宋太宗對趙普的真實評價。
考述至此，大致可以斷言，趙普不是“半部《論語》”的發明人。然而，我們更感興趣的是，是何人因何目的要編造荒誕不經的“半部《論語》”之說？這一謊言為何能從南宋以來流傳千載，且每每讓人深信不疑？
二、有關趙普與《論語》的另一則傳說
南宋時記載趙普讀《論語》事跡的一部史書是王偁《東都事略》，其文雲：
當其（趙普）為相，每朝廷遇一大事、定一大議，才歸第，則亟闔戶，自啟篋取一書而讀之，有終日者，雖家人不測也。及翌日出，則是事決矣，用是為常。後普薨，家人始
得開其篋而見之，則《論語》二十篇。元朝所修《宋史·趙普傳》也有相同記載：
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關於《東都事略》與《宋史》的關係，《四庫全書總目》稱“《宋史》尤多舛誤，元人修史蓋未嘗考證此書”。洪業先生則認為，《宋史·趙普傳》所據史料即王書。從文字內容看，二者承襲關係頗為明顯，但不排除另一種可能，有關趙普讀《論語》決斷朝政的故事自南宋後廣為流傳，如南渡20餘年後成書的蔡絛《鐵圍山叢談》亦有同樣記載，與《鶴林玉露》約略同時的趙善璙《自警編》、黃震《黃氏日鈔》、呂中《大事記講義》等都有趙普惟讀《論語》決斷大事的記載，《宋史》所記為當時人熟知故事，不必一定取自王書。
更奇的是，趙普每天回家後關閉房門打開箱子取書讀，到他死後，家人打開箱子，才知道他終日讀的書是《論語》。洪業先生認為，北宋東京開封府人文薈萃，《論語》非珍本又非禁書，“閉戶私讀”不近情理，“反似奚奴婢女閒談藻繪之辭”，不可置信。然而，“奚奴婢女”為何要拿主人家一部平常書籍作談資？《宋史》又為何將“奚奴婢女閒談”鄭重寫入國史？
內容摘要: “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語，在國學興盛的今天幾成口語，引用者多半不會對它的真實性表示懷疑。朱熹（1200年卒）撰《五朝名臣言行錄》以趙普居首，李燾（1184年卒）《續資治通鑒長編》亦詳載趙普言行，二書均無趙普“半部《論語》”或讀《論語》的記載。
其實，《宋史》“闔戶啟篋”四字也是一句謊言。趙普“闔戶”之後，憑何確認一定“啟篋取書”？唐朝以降，雕版印刷業發達，五代時已經刻版印製儒學《九經》。西元990年太宗遍賜各路官員《九經》，加上佛經和前朝史書子書，趙普書房內放置的各種書籍至少千卷，太宗說他“經史百家常存幾案”蓋非虛美。即便趙普死後家人發現他篋內有《論語》20篇，也不能證實《宋史》“闔戶啟篋”之說。那麼，《東都事略》與《宋史》記載這麼一個一戳就破的謊言理由何在？在北宋，《論語》因何不能與“經史百家”一併“常存幾案”，必須藏於篋內？而宰相趙普讀《論語》必須“闔戶”，不願為人所知的理由又何在？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為後人道出了個中秘密：
杜少陵（杜甫）詩雲“小兒學問只《論語》，大兒結束隨商賈”，蓋以《論語》為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只《論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原來《論語》在唐宋時代只是兒童讀物，趙普官至當朝宰相，再讀《論語》有悖常理，所以《東都事略》與《宋史》有“闔戶啟篋”之說。從儒學發展史看，漢代儒家以《詩》、《尚書》、《易》、《周禮》、《春秋》為“五經”，朝廷設五經博士，弟子學經考試合格可以入仕，《論語》在漢代並不具經書地位。唐代“正經”有九：《禮記》、《春秋左傳》為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為中經，《周易》、《尚書》、《春秋公羊傳》、《春秋榖粱傳》為小經，《孝經》、《論語》只稱“兼經”。唐代明經科一般考《九經》中的兩經，只有十歲以下的童子科，應試者考一經加試《孝經》、《論語》。漢魏至唐，兒童啟蒙先學《孝經》、《論語》，其後才學《詩經》等儒家經典。所以，杜甫詩雲“小兒學問只《論語》”，意為讀過《論語》只是小孩學問，算不得什麼,離儒家經典的堂奧還遠著呢。宋朝科舉考試內容《九經》與唐相同。北宋程顥、程頤兄弟推崇《論語》、《孟子》和《禮記》中的《大學》、《中庸》等篇，二程是洛陽人，又在洛陽宣講，時稱“洛學”。南宋朱熹奉二程洛學為道學（理學）正宗，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編一書並作注，即《四書章句集注》。元朝中期開科舉，《四書》取代《九經》地位，成為儒家重要經典，形成理學著作一統天下的局面，“非程朱之學不試於有司（官府），於是天下學術凜然一趨於正。”（歐陽玄：《趙忠簡公祠堂記》）元明清科舉考試中的鄉試、會試與唐宋時期大為不同，以朱熹《四書注》為考試內容，首場考《四書》以定舉人名次高下。在古代社會，“學而優則仕”是士子最普遍的人生理想，元明以來《論語》關乎仕途，600年間扶搖直上，終於脫棄它在上古時代兒童讀物的本來面目，明清士人著作屢引“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以自擡身價，也就不足為怪了。
宋太祖慨嘆“宰相須用讀書人”，勸趙普讀書。趙普手不釋卷，到晚年已能談經論史。這麼一個模範宰相，緣何在150年後形象大變，被士人稱為只能讀童蒙之書《論語》？朱熹等熟諳經學，為何放棄漢代以來千餘年經學傳統，舍九經而崇《論》《孟》？“半部《論語》”傳說映射出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一場巨變，其間蘊涵的深刻含義值得認真探究。
內容摘要: “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語，在國學興盛的今天幾成口語，引用者多半不會對它的真實性表示懷疑。朱熹（1200年卒）撰《五朝名臣言行錄》以趙普居首，李燾（1184年卒）《續資治通鑒長編》亦詳載趙普言行，二書均無趙普“半部《論語》”或讀《論語》的記載。
三、趙普“半部《論語》”傳說的由來
南宋各家論趙普與《論語》關係集中於一點：宰相惟能讀《論語》，便足以“定天下”、“致太平”。後人看來，似乎是強調《論語》作為統治理論的重要。然而在以經術取士的宋朝，此說公然挑戰的是北宋以來國家的政治傳統，李衡、蔡絛、羅大經等宣揚如此極端言論絕非無的放矢。趙普“半部《論語》”傳說出現在其死後百餘年的南宋時期，應與北宋神宗朝（1068—1085年在位）王安石變法至南宋中葉百年間的官場政爭有關。追溯“半部《論語》”的出處，我們發現傳播者是反對新法的二程學派再傳弟子。據《樂庵語錄》記述：李衡在北宋末（1120年）為科考事，曾與趙仲脩同居一舍一年余，而仲脩之父趙顏子乃程頤（伊川）高足。仲脩時年而立，程頤逝於1086年，則仲脩之父趙顏子為伊川先生親授弟子諒無大誤。期間李衡與趙仲脩討論《論語》深受啟發，稱“平生操心行己、立朝事君，皆趙君之言”。李先生開館授徒30餘年，學生說他“教人也，無他術，但以《論語》朝夕討究”。據目前所知史料，雖不足以判定李衡所謂“半部《論語》”之說得自趙仲脩，但李氏思想淵源與學術傳承出自二程，服膺趙仲脩，則無疑誤；“半部《論語》”之說出於二程學派弟子，應該說于史有據。蔡絛為蔡京季子，所撰《鐵圍山叢談》記載趙普讀《論語》斷大事，又“痛詆安石新法”、“崇尚元祐之學”（《四庫總目》），政治立場仍屬二程、司馬光派。羅大經亦是理學信徒，他嚴辭斥責王安石是破壞國家一統大業的罪人，新法肇南渡靖康之禍。《鶴林玉露》指新法之害“其過正在於讀書”，王安石推行新法的自信來自“著一能讀書之心”，在政事堂爭論時作色道：“安石不能讀書，賢輩乃能讀書耶？”譏諷“公輩坐不讀書耳”，指反對意見為“流俗”。他與弟子合撰《三經新義》，時稱新學，頒行天下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宋史》論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他作宰相，“雖宋室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李、蔡親歷熙豐之後社會動蕩終至靖康南渡家國慘變，羅、黃、呂等所處時代，宋室衰微恢復無望，他們將罪責歸於新法，抨擊王安石最自負的“能讀書”無關治國能力。朱熹論王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上任後卻“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背離了《論語》“子罕言利”、《孟子》“何必曰利”的儒學正道。羅大經說“士大夫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儒學”。王安石說：“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新法依據的是“一部《周禮》”中的半部。理學信徒將“寡學術”的宰相趙普捆綁“罕言利”的通俗讀物《論語》，編造“半部《論語》致太平”故事,其批評鋒芒指向“好學泥古”的王安石和他所謂“理財居其半”的一部《周禮》。從官職說，趙、王二人都官至宰相，但趙普為開國元勳、兩朝宰相、真宗時封為韓王，在宋朝歷史上的地位遠高於王安石，而且趙普早年“初無學術”，不曉經學，正是王安石指責反對者的“不讀書”典型。道學家借趙普故事宣揚自己的治國理念：士人只須讀《論語》，不須言利，便可以輔佐皇帝定天下、致太平。
頗有後代士人譏評“半部”之說荒謬，薄薄20卷書，如何能前後割裂為二分別運用？其實李、羅等宣揚“半部《論語》”有政治上的針對性，王安石提出“《周禮》理財居其半”在前，道學家持“半部《論語》致太平”說反擊在後，北宋末各學派陷於黨爭糾纏，“王霸義利之辯”延續到南宋末年。如果抽掉時代背景，單純從字義上理解“半部《論語》”，便無法詮釋其中豐富的政治內涵。
南宋道學家頻頻稱道趙普讀《論語》故事，並非偶然。孝宗（1163—1189年）即位之初，用王淮為宰相理財備戰；朱熹則在廬山建白鹿洞書院召集弟子講道學，以董仲舒“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為條規，繼續“王霸義利之辯”。孝宗說：“《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後世儒者尚清談，以理財為俗務，可謂不知本。”道學家表彰趙普有不便明言的理由，面對北方強敵，他們反對朝廷聚斂民財貿然興兵，呂中說趙普兩朝為相的功績是“遲幽、薊之伐”、“諫北伐之書”，即反對北宋出兵征伐契丹遼國。《宋史》說趙普為政“薄斂”，“終身以輕動為戒”。宋朝政治遵奉“祖宗家法”，道學家搬出兩百年前的宰相趙普，目的是為自己的主張正名，爭取官場權利。西元1188年，朱熹上萬言奏疏，其中有“道學之人”被加罪以至“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的話。其後，以元代開科取士考朱熹《四書注》為標誌，道學最終完成了儒學體系中對經學的顛覆，亡國敗亂的慘痛代價促成了儒家治國理念的巨變。
《四庫總目》評元人所修《宋史》“以表章道學為宗”，只因“半部《論語》”與史實太過牴牾，道學家亦不敢破壞正史傳統，《宋史》遂採擇“闔戶啟篋”之說，以符合400年前《論語》的真實地位；但《宋史》稱趙普日讀《論語》，“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將政務與《論語》掛鉤，走的還是道學家李衡、羅大經“半部《論語》”說的舊路。對此，明清以來已有許多批評。
洪業先生說：“《論語》中有很重要的政治原則，凡為政者不可忽略，但不可用撒謊的故事來替《論語》鼓吹。然則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之傳說，而今而後，可已也夫！”30多年過去，這個“撒謊的故事”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更加為人津津樂道，廣泛傳播，實乃一件憾事。
（作者：蔣非非 單位：北京大學歷史系）
來源: 光明網
本文轉自：http://hk.huaxia.com/zhwh/gjzt/2010/03/1800424.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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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0-5-30 00:3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