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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有人不相信中国历史典籍
宋君健
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崇古重史。自唐太宗说了那句“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后以古人为鉴就成了国人重要的文化心理和判断的价值标准,其实就是以古为鉴。如果将过去真实的的实践和经验教训作为准则并无不可。问题是承载我国思想观念文化的经学,四书仅有两书,五经是一假三疑。记载中国社会存在状态的史书只是帝王家谱,多为粉饰,可信之处微乎其微。这种借鉴并不能帮先人走出怪圈,让中华文化有所超越,产生新的思想和制度。一味倚重先王,恪守古训而不是立足现实、据实定论、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民族的衰落。
中国史学的悲剧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辨析清楚,本文只说关于史籍的7个问题。
一,中国“正史”的来历
中国的史籍可以分为正史、地方志和家族谱系三大支系。文字数量汗牛充栋,委实难以算计,但居主导地位的当推正史。此语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中“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之说。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后此类史书便取得了正统史籍地位,迄今才有210年。24史从《史记》记载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明史》,计3213卷,4000万字,用纪传体编写。1921年,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史,于是有了“二十五史”之称,但有人将《清史稿》换《新元史》。如将此两书都列入则可称“二十六史”。
二,25史的形成过程:
这25部史书都形成于西汉以后,至今不到2200年,早于此前的追记所依据的仅为《尚书》等伪书的传说,严格地讲不能称为史学著作。
在三国时代只有“三史”和东汉刘珍等的《东观汉记》。到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120卷问世后,取代《东观汉记》为“三史”之一。后人在这“三史”加上西晋陈寿的《三国志》65篇统称为“前四史”。
从公元220年到581年的360年间,中国处于分裂时期,产生了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记载其短暂历史的有“十史”。于是有了包括“前三史”的十三史。显然,这十史的学术分量和影响与前三史都不在一个平台上,为了连贯被主次不分地被置放在一处。到了宋代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总共有了二十二史。後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永乐大典》中的《旧五代史》又被列为一史。1739年经乾隆皇帝钦定为二十四史并刊了“武英殿本”。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次年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五史。
三,二十五史名目和编撰者列表如下:
1,西汉司马迁的《史记》130卷。 2,东汉班固的《汉书》100卷。3 ,南朝宋代范晔 的《 后汉书》120卷。4,西晋陈寿的《三国志》65卷。5 ,唐代房玄龄的《晋书》130卷。6 南朝梁代沈约的《宋书》100卷。 7,南朝梁代萧子显 的《南齐书》59卷。8 、9, 唐代姚思廉的《梁书》56卷和《陈书》10卷。10,北齐的魏收 的《魏书》50卷。11, 唐代李百药的《北齐书》 50卷。12 , 唐朝令狐德棻等的《周书》50卷。13 ,唐代魏徵等的 《隋书》85卷。14,15,唐李延寿的《南史》80卷和《北史》。16 ,后晋的刘昫编旧唐书》200卷。17 ,宋代欧阳修、宋祁合编《新唐书》225卷。18 ,宋代薛居正等编《旧五代史》225卷。19,宋欧阳修编《 新五代史》74卷。20 、21、22,元朝的脱脱编了《宋史》496卷和《辽史》116卷、135《金史》135卷三种。23 ,明朝宋濂等编《元史》210卷。24,清朝张廷玉等编《明史》332卷。25 ,民国年间设立“清史馆”,由柯劭忞编撰,赵尔巽统稿的《清史稿》570卷。
“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通过梭理可以看出25史中记载全国历史的仅11部,魏晋南北朝年和五代十国的450年却有史书14种。我以为他们只能算“地方志”,因为分记的只是我国局部地域的历史概况。他们对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也小于那11部。史界真正研究南北朝史和五代十国史的专家学者也为数较少。
历朝历代都重视历史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先秦开始,还处在人类早期文明的各部落就出现了比巫稍后的“史”这种职位,周朝的各诸侯国就有了史官。所有的史料均由他们记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传承了中国文化2800余年的薪火,记下了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足迹,就文化意义而言,居功甚伟。
四,中国正史的王权指向和和形成的原因
和古希腊的史学家希罗修德等不同,和基督教中的“先知”们也不同,中国的史官被官方所养,从来不具备个人独立的地位和身份,又没有神的名义作保护。在中国从古到今等级森严的世俗社会中,这些幕僚只是皇家的奴隶和工具,所表达都只能是皇帝的意图和利益。要他们具备所谓“史德、史才”几无可能。传说中战国时赵国有个董狐敢于据实记事,但未见其任何文本。秦汉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形成2000多年来,天下人都必须按一个主子的意愿和格调写史。客观的社会环境不允许中国的史家记载历代帝王见不得人的言行。若有忤逆,轻则丢官,重则灭族。谁敢冒此天下之大不讳。从史家个人的主观因素来讲,包括皇帝和臣民的中国人都有“家丑不可外扬”的共同心理。儒家据此制定了“为尊者讳”的信条而使得为权势者遮羞和掩盖的丑行道德化。从程序而言,除了写史者自觉地美化主子,掩盖历史真实之外,所有的文字都得经过皇帝本人过目才可能入史,据载乾隆帝几乎每天都亲阅编篡中的《四库全书》,全面把关。此种恶劣的文化专制还常被愚儒们夸耀为文治的辉煌,粉饰为勤政。这道关卡是王权对中国史学的根本影响。以上三种原因决定了中国的史学天生的带有王权的烙印。此是与外国史学的命运最大的不同。
在西方,无论是民间学者还是神职人员写史,都多少有些独立性。因为他们要么凭借高于王权的神权保护,要么可以远避他国或独立于本公国的强权之外,以旁观者的身份思考执笔。可怜的中国史家们被固定在大一统的牢笼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的皇帝们要为自己写的家谱,试想常人的自传都常有自美自恋,作为文奴的史官能不挖空心思,极力献媚?中国文字的诡秘世所罕见,特别便于做文字游戏。据说曾文正公为救爱将其“屡战屡败”颠倒为“屡败屡战”后使连连败绩,理当去职的人变成了可担重任的骁将;相传关羽的魂灵乞求纪晓岚在其所编的《四库全书》中将其“日抱皇嫂,夜度春秋”改为“日保皇嫂,夜读《春秋》”,使得淫嫂乱伦的小人变成了忠义千古的高尚人品;民间传闻清宫秘史中将遗诏“传位于四子”改写成“传位一十四子”的笑谈提醒国人,帝王的言行实录类的文字一不小心就可能是非颠倒,一字之差就可能黑白易位。除能做流水账备查之外,其真实性、学术性和道德评价就万不能信。
五,《史记》和正史都是王权的产物
有些史界同仁处于职业的护短,会怀疑我的结论,他们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不完全是按汉武帝的意志。理由是他受过宫刑,对武帝心怀不满。证据有两个:一是司马太公为刘邦的劲敌项羽写了本纪,而本纪实皇帝都有的待遇。司马公将每做皇帝的项羽与刘邦同等看待,其意在抬高项羽贬低汉高祖;二是他为陈胜写了“世家”,当作了大臣,僭越了汉代官制,表示了司马氏个人的心意。其实此乃书生的迂腐之见。刘邦项羽同时起兵,义结金兰,汉代为尊崇刘邦,证明自己的政权合法就必须同时肯定项羽。如若否定楚霸王,刘邦亦成叛逆,大汉王朝决不会如此。同理可知司马迁对陈胜的肯定。陈胜如系反贼,高祖便是叛逆的同伙。司马迁敢于肯定项羽和陈胜并不违反皇帝的意图。至于司马迁个人是否对武帝心存怨恨不得而知也无关紧要。《史记》等乃官方正史,并非个人私藏,如若帝王看不顺眼,当即或迟早都会更改至其满意然后传世。
有质疑者还会以先人知晓当朝的史书不足信,除史记外其他正史均为后朝所修,他们与前朝不共戴天,总不致为政治敌手粉饰,应该客观可信。此论思维简单,视野逼窄,只看到了文化表层的经济冲突即所谓政治矛盾而无视经济冲突的双方在观念文化上的同一性。前后两朝在功利得失上矛盾敌对,但文化观念和政治体制却惊人一致。等级社会的政敌之间多是只要权力的替代和对方肉体的毁灭,后世的野心家窃国后,否定前代某些举措而继承其道统,体制上往往重复前代,形成传承关系而不是否定。秦汉、隋唐、明清的关系莫不如此。
我国历史上的“汉承秦制”为众所周知。汉代对秦朝的文化继承远多于否定,虽然他从秦始皇的坑儒变为了尊儒,改暴秦的横征暴敛为‘清静无为“、休养生息;变赢政的单纯崇法为儒法两家即王霸两道并用,但这些都只是治国方略和体制上的些许更变。由于同处最高等级,帝王们的需要、欲望和利益都相同,秦暴政追求的的本质如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目标、利于极权独裁的郡县制,君主的终生制、嫡长继承等根本制度都全部继承;
隋唐两代只是杨李两个有着表亲血缘的家天下的替换,隋朝的科举、赋税制度都被新的家天下光大;清代在文化上落后于明朝,处于学生的位置,人口又是少数,他不能不学明朝的传统。因此入关后追杀小明王,屠杀心怀不服的明朝臣民的同时重葬明朝皇帝,保存甚至修葺明朝的皇陵。这些不是简单的收拾人心而是两代最高统治者文化心理的一致。在道统和利益的一致,体制也大半相同的政治生态下后朝修编前朝历史,对前代不可能有深入的剖析和彻底否定。史书对前代的统治者的肯定就是必然。所以汉儒写的秦史、唐儒修撰的《隋书》,清儒编篡的《明史》,都没有离经叛道,所记所论都逃不出“为尊者讳”的窠臼。兔死狐悲,他们乐于为前朝皇帝打工,对史料进行了选择性的取舍,评价给与了美化。哪有半点可信。
六,其他史籍可信者甚少
正史25部之外的史学典籍还有实录、会要、十通等许多类书,以“三通”(《通典》、《文献通考》、《通志》)为代表。试看可信否?
唐儒杜佑撰《通典》于801年但200年后在北宋才刊行,共二百卷。被誉为中国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是「十通」之一。它通记唐天宝末、肃宗、代宗、德宗4朝典章制度的建置沿革,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典。每编各冠总论,下系子目,共1584条,正文170万字,注文约20万字。所录多究原本,明其始末。尤以食货、职官、边防三典为精到。以上三通各有侧重,但都取材于历代正史,人云亦云。南宋郑樵的《通志》以历史人物为线索,用纪传体写成通史。传统史学将其归入政书,也有人将其列入百科全书。全书200卷,总序和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宋末元初的马端临写成《文献通考》348卷,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共24考阐述自己的见解,显然只是一家之言。以上三通各有侧重,但也都取材于历代正史,史实史论均无甚突破。
对国史影响最大的还有宋儒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294卷,约300万字。书名来自宋神宗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钦赐此名。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0年。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供后世君主参考借鉴。实为专制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权的工具。王室血统更加典型。毛泽东常读不辍。
七, 中国史籍的第三系列是方志和族谱。可信度如何?
地方志主记各地史地风物人情,均为官方所修。《大元一统志》和明清两代的一统志所记范围是全国。其他记载各地的称为方志。现今收藏此类书的前三甲是北京图书馆,藏6000部;上海图书馆,藏5000部,南京图书馆藏约4000部。大学以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北师大馆藏最多。此类史籍对各地的历史沿革记载甚详,但拘于大一统的王权和道统的限制,体制外的史料遗漏居多,甚至迷信,皆不足全信。
中国是个世俗的宗法社会。他不象印度有种姓制度,但名门望族控制社会文化达1400年之久,自东汉到唐初,莫不如此。故此家族谱系久远,族谱繁多,明清两代尤盛。宗族家谱通过对家系衍变的记载,对个人的情况可补正史和方志之不足。我周围的人事就有两点全国闻名。一是在岳阳发现了孔子后裔某个支系收藏的《圣裔宗谱》,据说是国内最为完整的文宣王的族谱。二是我的老友,著名的古国史学者何光岳先生1980年考据出的昆明岳飞后裔所藏的《岳氏宗谱》,记载着名将岳飞一族如何流迁云南的足迹。此外1995年10月李培业所藏的九部西夏李氏家谱在西安面世使“成吉思汗灭亡西夏后,皇族李氏人众为何不见踪影”的谜团有了蛛丝马迹。家族谱让人们可以从社会细胞群,家系和个人生平中了解局部的社会历史但在重祖的文化理念支配之下多数家谱如墓志铭一般有溢美之辞,甚至肆意攀附,真假莫辨,而且过于浩繁庞杂。
简言之,我国的正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和统治秘诀,有关民生消费等重要的史料寥寥无几,功能偏废;各种类书名鱼目混珠但可信度不高;族谱良莠不齐,如同人口登记簿,信息量小,用于对社会文化全貌的研究作用有限。
我国实无信史可读,讲求秉笔直书的史德和明辨真伪的史才几乎没有可能。多数为尊者讳和以讹传讹。而且这种传统和实质迄今并未改变。在如此基点上形成的重祖崇史的文化有利于王权但有害于民智。社会文化心态一旦形成很难校正。笃信古史和崇拜祖先是所有古文化沉重的历史包袱和衰落的原因。每逢时代转折的历史关头,他们反不如那些真实、简明记载的历史甚至忘却了古代的民族来的轻快。
轉自:http://www.kotnation.com/dispbbs.asp?boardid=46&id=12666
其實本人對於中國史都半信半疑 大家的看法又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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