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前的中國

清明光

鴉片戰爭前，中國把自己看作「天朝上國」，文明富裕，其他民族都是野蠻人。統治者對於國際環境茫然無知，一味實行「關政策」，只開放廣州一地與外國通商。1792年，清乾隆皇帝在給英國女王的信函中說，中國什麼都不缺乏，沒有必要和英國人做生意；跟他們通商純粹是恩惠。「鴉片戰爭」進行兩年後，道光皇帝還不知道英國在哪裏，詢問從英國到新疆有沒有旱路可走。至於普通百姓，除在廣州的「行商」外，幾乎沒有人聽說過有「英國」這麼個國家，更談不上講英語和跟英國人交流了！

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呈現嚴重的社會危機。土地兼併嚴重，大官僚如琦善擁地二百五十六萬多畝，許多農民則身無寸土，只能租種別人的土地。民眾生活日益貧困，可以終年溫飽的農民不超過十分之三。政治腐敗，貪污盛行。嘉慶初年處置了貪官和珅，其家產竟遠遠超過清政府的年財政收益，為歷代所罕見。階級矛盾尖銳，民眾的反抗鬥爭不斷爆發。1796年有白蓮教起義，捲入民眾數百萬；1813年有李文成、林清的天理教起義，竟有近百名起義者一舉攻入皇宮，嘉慶皇帝驚呼為「漢、唐、宋、明未有之事」。
清初，由於社會生產力的恢復和發展，人口也隨之增加。至1712年，全國人口已接近一億，超過明代的最高數目六千餘萬。1712年，康熙皇帝下令人口增加後，賦稅不變；1723年，雍正將人頭稅按土地數量徵收。百姓再無隱匿人口的必要，也沒有人頭稅成為重負的顧慮，致使人口進一步激增：1741年為一點四億；1805年達三點三二億；1840年更達四點一二億。此時，人口劇增對社會發展的負面效應已非常突出。在資源總量不變下，人口激增導致人均資源的減少，百姓生活更加困苦！
清朝的軍事力量，主要分為八旗、綠營兩大系統。八旗約二十萬人，分為京營和駐防兩部分。京營約十萬人，駐紮在北京及附近地區。駐防八旗則分駐全國各戰略要地，如西安、涼州、成都、江寧（今南京）、杭州、廣州等地。綠營為清軍主力，約六十萬人，除京師（北京）巡捕五營的一萬多兵外，其他都部署各行省。由於清軍須要擔負防汛、治安等其他任務，綠營的布防非常分散，每處駐兵從數十至數人不等，很少有二百人以上的。分散的編制加上緩慢的徵調，使清室兵力難以集中。軍隊武器裝備仍大量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火器則仍仿照明代從荷蘭等國引進的式樣製作，技術落後，品質低劣。

沮渠元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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