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才大略"的康雍乾帝當政時文字獄為什麼那麼多?

沮渠元熙

"雄才大略"的康雍乾帝當政時文字獄為什麼那麼多?

元熙按：一個少數民統治一個多數民族，融合是一種手段，但如何毀滅對方的文化，也是一種手段，從另一角度看文字獄的本質，不正是毀滅另一方民族性的手段嗎??


說起文字獄，今天的人往往覺得古代帝王心理很陰暗，很不正常。其實，慣於製造文字獄的多是神經健全的有為之主，他們心裏十分清楚不能以文字罪人。比如清朝雍正年間，內閣學士查嗣庭典試江西，因所出考題被雍正帝認為影射自己而被殺。但在結案時，雍正卻說自己治查嗣庭的罪並不是因為他在江西出的試題有毛病，以示查並非"偶因文字獄罪"。搞文字獄的專家乾隆皇帝更是常把"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挂在嘴邊，可見他並非不懂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思想與實際行動有著嚴格的法律區別。而且嚴格來講，欽定的《大清律例》中也沒有"以文字罪人"的法律根據，相反，《大清律例》卻明確載有將"以文字罪人"定為犯罪行為的條例："有舉首詩文書劄悖逆者，除顯有逆跡，仍照律擬罪外，若只字句失檢，涉於疑似，並無確實悖逆形跡者，將舉首之人，即以所誣之罪，依律反坐。"

    "悖逆"，在清代屬十惡不赦的最嚴重的政治性犯罪，罪犯處以淩遲極刑，其親屬也要受到株連。論其罪款，不外詆毀清朝、指斥皇帝兩大類。上述《大清律例》條例強調把有無"確實悖逆形跡"---即當事人是否有推翻清朝統治的行為---作為文字獄最後定案的根據，可謂抓住了遏制文字獄產生的關鍵。這樣來界定的"形跡"一詞，和今天法律意義上"行為"這一概念十分接近。

    既然如此，為什麼清代，特別是雄才大略的康雍乾三位元皇帝當政時文字獄又那麼多呢，問題恐怕就發生在究竟應如何解釋"悖逆實跡"上。雍正皇帝和中年以後的乾隆皇帝總是指斥以文觸法者有"種種悖逆實跡"，但他們所說的"實跡"是不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法律意義上的"行為"呢?芽還是看上面提到的查嗣庭文字獄：雍正說我之所以殺查嗣庭，是因為他有"種種實跡"。這"種種實跡"究竟是什麼呢？原來是抄查嗣庭家時發現的兩本日記，在那裏面記下了查嗣庭對已去世的康熙皇帝的種種不滿，對雍正初政的一些微詞。查嗣庭將自己夜深人靜所寫的日記置之高閣，從來沒有明示於他人，可謂隱秘之至，如果不是雍正抄了他的家，可能誰也不知道他有這樣兩本日記。他並沒有借日記宣傳他的思想，更談不到有顛覆清廷的相應行為，因此，不能把他定性為反清的宣傳煽動罪---當然，這是今天的認識，雍正並不這麼看。應該說，這樁著名的文字獄很有典型性，它表明以雍正為代表的清朝皇帝的邏輯很簡捷：凡是有譏諷皇帝、詆毀清朝之嫌的，不管你有沒有危害清朝統治的行為，都要視為"謀叛大逆"的"實跡"。清代文字獄特別多，與皇帝對"實跡"做如此強詞奪理的解釋，隨意擴大其外延，實在有很大關係。

皇帝嘴上說不以文字罪人，卻又硬把有問題的文字或根本沒有問題的文字打成"悖逆"大罪，是不是心理有毛病呢？似乎也不好這樣講，因為他們自有他們的一套邏輯，這反映出了清朝皇帝對整飭思想極端重要性的認識。

    雍正之子乾隆全盤接受，而且認識得更深刻，措施也更有力。乾隆說："干犯法紀之人，莫如悖逆、貪汙二者，於法斷無可縱。"如果真的圖謀推翻清朝統治並付諸行動，那麼，律以"悖逆"，也還算罪有應得；但乾隆這裡說的"悖逆"，指的是文人著書寫史流露出的反滿反清思想。

    顯然，雍正和乾隆的高度重視抓意識形態，與作為出身於少數民族的最高統治者對佔人口絕大多數且文化優越的漢族臣民的猜忌與防範有很大關係。從形式上看，滿族是統治民族，漢族是被征服的民族，以幾百萬人口的少數民族統治兩三億人口的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談何容易！所以說，表面上看，他們可能有些神經過敏，但設身處地地想，不能不說他們的思維是正常的，心理是健全的。歷數清朝的文字獄，確有一些大案，如康熙初的《明史》案、康熙晚年的《南山集》案，以及雍正時的呂留良案等，被治罪的思想家、史學家等，都有強烈的反滿反清思想，另有諸多文字獄的當事人也的確被抓住了某些把柄，比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安徽天長縣生員程樹榴為好友王沅所作《愛竹軒書稿》寫序，故意說什麼"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術乃愈出而愈巧"，以發泄對乾隆皇帝查辦禁書的險惡用心的憤懣，結果被人檢舉了，法司律以大逆，淩遲處死，乾隆說該犯"隱喻訕謗"，巧罵當今皇帝，"從寬改為斬決"。這一類文字獄其實治的是思想罪，在今天看來當然是荒謬的，非法的，但在當時，從滿族皇帝的心理來看，又不能說全無道理，他們從維護清朝統治的合法性這一安身立命的根本出發，勢不能容漢族文人反滿反清思想的蔓延滋長。這樣看，雍正說以文字蠱惑人心的"匪姦"之為害國家、淆亂人心，甚於明火執仗的盜賊，乾隆把文字"悖逆"與吏治腐敗同樣視為法律嚴厲打擊的最主要的目標，也就不難理解了。

    真正難於理解的是，為什麼清代，特別是乾隆中期竟出現了那麼頻繁而酷烈的文字獄，而且其中多數文字獄根本沒有反清反滿的確鑿證據。

在乾隆統治中國的60餘年中，文網之密，文禍之多，遠遠超過了順治、康熙、雍正三朝，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乾隆朝130餘起文字獄集中發生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這段時期，特別是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開始查辦明末野史等違礙禁書以後，文字獄更是大肆氾濫起來。是不是這時民族矛盾、階級矛盾趨於緊張，迫切需要統治者強化對思想意識的控制呢？不可否認，滿漢民族矛盾、民族鬥爭在乾隆朝始終是客觀存在的，"反清復明"的旗幟也不時為某些政治勢力所利用，但較之清入關初期的順治時期和康熙中期以前來說，滿漢民族矛盾、民族鬥爭不是越來越尖銳，而是逐漸和緩了下來，漢族臣民作為一個整體，已認同了清朝對全國的統治。既然如此，乾隆為什麼在清朝統治業已穩定下來的時候發動查辦禁書運動，大張旗鼓地向思想領域中潛在的反滿民族思想、民族情緒做一徹底整肅呢？

    一種推測是，他把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和民族鬥爭的嚴重性誇大了，特別是誇大了反映在明末清初某些詩文野史中反清民族意識的作用。應該說，這種推測可能大體符合乾隆的心理。一方面，由於人口壓力、米價上漲、吏治腐敗、陋規氾濫等原因，廣大民眾自乾隆中期以後生計日益艱難，不滿情緒開始蘊蓄，乾隆確實感到一種統治危機；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視，乾隆的誇大滿漢之間民族矛盾、民族鬥爭嚴重性的思維方式帶有某種有意為之的成分，這和他的祖父康熙、父親雍正似乎也是一脈相通的。他們祖孫三人慣於把一些將來可能發生的問題預先向族人提出，甚至把本來並不存在的危機也故弄玄虛地設為靶子，以引起滿洲上層的注意和警覺。儘管康雍乾三帝經常念叨"滿漢一家"這句口頭禪，但心裏卻總難免懷著坐在火山頂上的危機感，所以他們有天然的憂患意識，遇到問題寧肯說得嚴重一些。

    當然，乾隆又與康熙的心理有別。他是一個自視甚高、特別自負的帝王，自以為事關全局、事關長遠的最重大最棘手的戰略性問題，列祖列宗格於當時形勢未能解決，後世子孫又可能沒有魄力、沒有能力解決，因此，釜底抽薪、一勞永逸、不留後患、乾淨利落地處置妥帖，非他莫屬。"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明清鼎革之際具有強烈反清意識的遺民們留下的詆毀滿族統治、懷戀前朝的文字作品就是乾隆心中久欲斬盡殺絕的離離原上草。在命全國查繳禁書的諭旨中乾隆毫不掩飾地說："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抵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宜置之不辦。"而天下承平百年，乾隆以為此時正是進行徹底手術的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他的如意算盤不外是，將載有漢人反清反滿，乃至反金、反元內容的書籍搜剔凈盡，"盡行銷毀"，那麼漢人就會根本不知自己的歷史與文化，一代一代渾渾噩噩地永遠安心充當滿洲貴族的奴子而不覺。

不過，要把天下書籍一本一本地搜查審閱個遍，把該禁的書統統劈板燒燬，又有誰能做到呢？但乾隆自信能做到。為了實現這個看來根本無法達到的目標，乾隆開動了強大而效率空前提高的整部國家機器，親自督責從中央到地方的數以十萬計的大大小小官吏隊伍，向全國撒下了密不透風的查繳古今群籍的羅網，從人文淵藪的江蘇、浙江到偏遠的邊疆地區，從繁華城市到窮鄉僻壤。乾隆先是打著"稽古右文"、"嘉惠士林"的旗號，以誘使人們自動繳出家藏之書；此計不成，則立即改變面孔，通過厲行查辦禁書強迫人們呈繳違礙書籍；上自地方大吏、下至草野細民一時反應不過來，畏首畏尾，遲回觀望，為推動禁書運動的開展，乾隆不惜祭起文字獄的法寶，連續製造王錫侯、徐述夔兩大震驚朝野的冤案，使天下臣民在恐怖的氣氛中為保官或保命而迅即行動起來；為保持令人觳觫戰栗的高壓態勢，乾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隔幾個月就蓄意製造一起當時名為"書禍"的文字獄，直到他判斷禁書業已蒐羅殆盡時，政策才有所舒緩。在查辦禁書最嚴厲的十年間，全國告訐蜂起，居心叵測的姦民借片紙只字傾害仇家，以報睚眥之恨；良善之人安坐家中而橫禍飛來，立致家破人亡。舉人王錫侯編了一本名為《字貫》的字典，因未避"廟諱"和"禦名"(即康雍乾三帝名字)掉了腦袋；早已物故的原任知縣徐述夔的詩句"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被乾隆硬打成"非常悖逆之詞"，徐述夔照大逆淩遲律，銼碎其屍，梟首示眾，其孫徐食田以藏匿逆書擬斬。王、徐兩大案完全是乾隆為震懾士民儘快交出全部家藏書籍而一手製造的冤案。更有令人哭笑不得者，連胡亂塗畫、投遞"狂誕"紙片的精神病患者也被列入逆案，淩遲處死。

    如果說文字獄是些心理怪癖的帝王胡亂搞出的鬧劇那並不可怕；真正可怕並值得深入研究的倒是那些心智健全、邏輯清晰的強幹之主蓄意籌劃出來荼毒蒼生的文禍。(郭成康)

http://big5.ce.cn/culture/histor ... 60713_7720826.shtml

愛新覺羅奕璿

思想上的控制雖說是一種手段
口服心不服，還是難矣持久
不過種族的差異與統治
不難明白會使用這種手法
假使今日是漢族統治漢人
可能還會重演比起魏徵與唐太宗之間這般互動
但少數民族不只是少數人
更是原本被視為較沒文明的少數異族
對上自視甚高的儒家士人
地位低的統治地位高的
後者難免會鄙視而有所不服
因為前者並非"正統"
只是要徹底執行
也需要相當的魄力
不能否認乾隆心機重歸重
但也是個高智慧且決絕的君主

因言語忤逆而判以凌遲的手法
令璿想起前陣子虛國中的另一宗慘案

牛頭

思想控制吧，雄才大略的朱元璋、朱棣也有文字獄吧。永樂大典和四庫根本是一樣的功能，都是言論思想控制而已。多辦了文字獄，人都會有自我審查的傾向，在管治上都比較有好處。反而是雄才大略的皇帝，才有時間辦文字獄，因為十分用時用心。庸君那有時間管你文人墨客寫什麼東西，有時間回打獵，有時間回家玩男人，出宮玩妓女吧。

綿英

沒有文字獄
大清如何能在十數年間繁盛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