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新編-第二章

豪格

第二章：鴉片戰爭

第一節鴉片戰爭前的中國與世界
一中國封建帝國的沒落
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國之一。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東方文化，中國幅員遼闊，河山壯麗，資源豐富，千百年來激勵著各族人民為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團結英勇奮鬥。
鴉片戰爭前夕，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以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為基本特徵的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在社會經濟中占主導地位。農民不但生產自己需要的農產品，而且生產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業品。地主階級佔有大量土地，剝削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構成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封建社會內部雖然孕育著資本主義萌芽，但是發展緩慢，倍加艱難。17世紀中葉建立起來的清王朝，在康熙、雍正和乾隆時期，曾經出現過興旺發達的景象，產生了與漢唐時期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可以媲美的“康乾盛世”。
鴉片戰爭前夕，封建統治出現嚴重危機。首先，表現為政治上腐敗、黑暗。官場中貪污成風，賄賂公行。1799年，在乾隆時期為相的和珅被抄家時，查出黃金3.2萬兩，白銀300萬兩，還有大量珍寶，全部家產約8億兩白銀，約相當於清政府20年的國庫收入。1841年直隸總督琦善被抄家，抄出黃金1萬多兩，白銀1800多萬兩，珠寶11箱。嘉慶時，四川一個道員為巴結上司，一次就獻出珍珠3鬥，蜀錦1萬匹。至於州官縣令，大都一到任就貪贓枉法，竭力搜刮民脂民膏，當時民間流傳的“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諺語，就是真實生動的寫照。各級官吏結黨營私，排斥異己，反映出封建統治者的貪婪殘暴，腐朽沒落。鴉片戰爭以前，兩朝為相的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門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時號曰穆黨”。他的私黨外放總督、巡撫、道員、知府等官，招權納賄，無惡不作，使得吏治更壞，貪風日熾。嘉慶時，翰林院編修洪亮吉指出，大小官員“以模棱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鑽營為進取之階，以苟且為服官之計”，（《清史稿》列傳143）因此，清政府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吏治與官員均已糜爛腐敗不堪，清朝的政局已是“鷹鸇徧野，豺狼噬人”。（張際亮：《答黃樹齋鴻臚書》，《張亨甫文集》第3卷）其次，土地兼併嚴重，民生凋敝。土地是重要的生產資料，始終是官僚、貴族、地主瘋狂掠奪的對象，他們通過強佔、購買、高利貸等手段兼併土地。清初，為了賞賜功臣和八旗官兵，曾頒佈“圈地令”，圈佔了占當時耕地面積1/30的土地。乾嘉以後，土地集中現象更加嚴重，皇帝佔有龐大的皇莊。據嘉慶年間的統計，各地皇莊1078處，占土地35772頃。一些大貴族大官僚，倚勢霸田，強取豪奪土地的活動也十分猖獗。乾隆時，宰相和珅佔有土地8000余頃，連他的家人劉全和馬某也佔有土地600餘頃。道光時，直隸滄州一個袁姓地主占地2000頃。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佔有土地256.1217萬畝。土地集中于貴族、官僚、地主手中的過程，也就是大量農民失去土地，淪為佃戶或流民的過程。湖南巡撫楊錫紱說：“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每歲所入，難敷一年口食，必須買米接濟。而富戶登場之後，非得善價，不肯輕售，實操低昂之權”。（楊錫紱：《陳明米貴之田疏》，《皇朝經世文編》第39卷）地租率一般都在50%，甚至高達60％～80％。在地租、高利貸、賦稅和徭役的層層盤剝下，農民終歲勤勞，難得溫飽。在許多地區，出現“扶老攜幼，千百為群，到處絡繹不絕”（嚴如煜：《三省山內風土雜識》，第17頁）的流民餓殍載道的悲慘景象，與豪門貴胄驕奢淫逸的靡爛生活形成鮮明的對照。
第三，軍備廢弛，軍隊癱瘓。清軍八旗、綠營正規軍，總計在八九十萬人，每年耗餉銀2000萬兩以上,鴉片戰爭前已腐敗不堪。被稱為“京師首善之區”的禁旅，無論是八旗驍騎營、八旗步軍營，還是綠營兵。軍官不僅毫無近代軍事知識與技能，而且不諳軍務，只知吞餉肥私、花天酒地。士兵很少操練，終日閒遊，甚至吸食鴉片，聚眾賭博，酗酒狎妓。1835年鴻臚寺卿黃爵滋談及京城八旗兵的情況，說：“近見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聚賭博。問其名色，則皆為巡城披甲，而實未曾當班，不過雇人頂替，點綴了事。”遇有上級校閱檢查，“率皆移東補西，或一人領充數名，或暫雇貿易之人支應塞責，彼此包庇，狡獪百出，雖大吏亦無可如何”。至於各省軍隊，騎兵沒有馬，水勇不習水，檢閱操演時，騎兵便臨時雇尋馬匹，水勇雇尋漁戶，冒名頂替。清軍武器裝備落後，且大多鏽爛不堪。炮臺失修，形同虛設，清軍裝備低劣，軍紀敗壞，鬥志盡喪，已無力抵禦外來侵略，保衛國家邊防。
第四，在文化思想領域，清朝統治者一面沿用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大力提倡旨在維護封建統治的程朱理學，企圖將人們的思想嚴密控制在綱常名教、忠君媚上的範圍之內；另一方面又實行文化高壓政策，大興文字獄，禁毀書籍，壓制進步思想，以禁錮人民的反抗意識。在這樣專制下，許多士人面向故紙堆，只知古不知今，不問政治，脫離現實；或沉湎科舉考試，醉心於功名利祿，文化教育和學術思想領域出現“萬馬齊喑究可哀”的局面。
從18世紀末開始，全國各地農民反清起義連綿不斷，嚴重威脅著清政府的封建統治。1796年，湖北、四川、陝西爆發白蓮教起義，參加鬥爭的農民達數百萬，聲勢浩大。清政府用了9年時間，花去經費2億兩白銀，1804年才將起義鎮壓下去。1813年爆發的以林清、李文成為首的天理會(白蓮教支派)起義，波及直隸、山東、河南等省，起義軍曾一度攻入紫禁城內，至今故宮隆宗門匾額上還留存著起義軍當年射入的箭頭。這一切表明，清政府再也不能按照舊有的傳統方式統治下去了，全國農民大起義的風暴正在醞釀之中。
總之，鴉片戰爭前夕，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資本主義萌芽有所增長，但仍然很微弱；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清政府的封建統治已經腐敗透頂，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二世界資本主義發展與殖民擴張
正當清朝國勢日趨衰落的時候，歐美資本主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並迅速走上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18世紀60年代開始了工業革命，大機器工業逐漸代替工廠手工業。1835年，英國已擁有蒸汽機1950台，紗錠900萬枚。年產生鐵102萬噸，煤3000萬噸。1840年，英國工業產量已占世界工業產量的45%，出口總值也由19世紀20年代初的每年3000余萬鎊，增加到5000余萬鎊。與此相適應，工業城市相繼出現，交通運輸業發生巨大變革，軍事工業也在急劇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強大、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力量的增強和軍隊武器裝備的改善，使英國加強了對外侵略擴張，18世紀末英國已擁有大量殖民地。19世紀初，英國已完全統治了印度。
法國是僅次於英國的資本主義國家。經過1789年資產階級革命，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道路。從19世紀20年代起，法國工業革命在國內大規模地進行。1825年生鐵產量為20萬噸，1837年達到59萬噸；1831年煤產量為176萬噸，到1847年增加到515萬噸；1830年，法國擁有蒸汽機625台；從1815～1840年，棉織品的產量增加了3倍；1830～1846年間，鐵路通車里程達到1500多公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國也積極向外擴張，搶奪殖民地。
美國至19世紀初期，工業還遠遠落在英法兩國的後面。1820年，美國的農業人口占全國人口的5/6，從事工商業和其他職業的人口占1/6，儘管這樣，美國的商業卻極力向外擴張，1805年，美國掌握國際貿易的2/3。鴉片戰爭前，它的對華貿易額僅次於英國。美國向中國輸出的貨物主要是北美的人參、毛皮、棉花，南洋的檀香以及從土耳其轉賣的鴉片，從英國販運的工業製品；從中國輸入的則是茶葉、生絲和土布(南京布)。優厚的商業利潤，美國政府的政策保護與幫助，使美國資產階級“把中國看成是一個不可限量的銷貨市場。”（［美］丹涅特：《美國人在東亞》，第60～61頁）
俄國是在我國北方從陸上不斷推進擴張政策的國家。1861年農奴制改革後，資本主義有了較快發展。
隨著世界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的矛盾也日趨尖銳。1825年，英國爆發了世界資本主義史上第一次經濟危機。為了擺脫危機，增加利潤，只有更加瘋狂地掠奪殖民地。1819年英國佔領通往遠東的重要基地新加坡；1824年侵入緬甸，1838年侵入阿富汗。英國將勢力推進到中國的鄰邦和海疆後，就把侵略的矛頭對準了地大物博的中國。
法國對中國早已垂涎欲滴。1698年，第一隻法國商船來到中國，隨船來了一批傳教士。當時法國主要還是一個農業國，對外貿易不能同英國相比，所以，以天主教作為主要侵略工具。19世紀20年代末期，資本主義工業迅速發展，促使法國對外擴張。它首先以武力強佔阿爾及利亞的部分領土，又企圖侵佔摩洛哥和突尼斯，並與英國爭奪埃及。在亞洲，法國對中國和越南存有野心。法國雖然在爭奪殖民地問題上與英國矛盾重重，但對中國的掠奪卻與英國狼狽為奸。
美國在獨立戰爭結束後，向北美洲西部大陸擴張。從1803年開始，到19世紀上半葉，美國領土從密西西比河擴張到太平洋，土地從原來的230萬平方公里擴張到777萬平方公里。美國還依靠海盜式的對華貿易，積累資本。直到鴉片戰爭前，美國的工業僅限於北部和東北部，西部尚未開發，南部還是奴隸制莊園。它的經濟實力落後于英、法兩國，還無力單獨侵略中國，這就決定了它只能充當英國侵略中國的幫兇。
“資本主義如果不經常擴大其統治範圍，如果不開發新的地方並把非資本主義的古老國家捲入世界經濟漩渦之中，它就不能存在與發展。”（《列寧全集》第3卷，第545頁，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當世界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之時，亞洲還處於封建落後時代。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實現其掠奪原料，傾銷商品，攫取高額利潤的目的，必然要向亞洲特別是物產豐饒、地域遼闊的中國進行掠奪。
三清政府的閉關鎖國
鴉片戰爭前夕，中外海上貿易80%是中英雙邊貿易。到19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對英貿易每年保持出超二三百萬兩白銀的地位。統計資料表明，1765～1769年間，英國輸華商品總值是1192915兩白銀，中國輸英商品的總值則是2190619兩白銀，中國貿易出超達997704兩白銀；1795～1799年間，英國輸華商品總值為5373015兩白銀，中國輸英總值則為5719972兩白銀，中國出超346957兩白銀；1830～1833年間，英國輸華商品總值為7335023兩白銀，中國貿易出超額則高達2615263兩白銀。（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4～5頁，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從中英雙邊貿易的商品構成看，英國輸華商品主要是毛織品(各種呢絨)、金屬品(以鉛料、錫料、銅料為主，也包括少量金屬製品，如刀、鐘錶等)和由印度來的棉花等。由中國輸往英國的貨物主要是茶葉、生絲、土布，此外還有絲織品、陶瓷、糖、大黃、樟腦、水銀等。由於中國社會還處於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社會，對西方包括英國的工業品有一種本能的抵制作用，因而英國的工業品在中國沒有多大的銷售市場。相反，中國的茶葉、生絲、土布及其它土特產，在西方銷路很廣，深受消費者歡迎。1781～1790年間，中國輸入英國的商品額，僅茶葉一項，就達英國同期輸華商品總額的6倍。1821年英國運至廣州的印花布、剪絨及天鵝絨，虧本達60%以上，1826年輸入的棉布，也虧本10%左右。無怪乎英商自己哀歎，在中國“銷售英國棉製品的時代還沒有到來”。（嚴中平：《英國資產階級紡織利益集團與兩次鴉片戰爭史料》，《經濟研究》，1955年第1期）
為了改變不利的貿易局面，英國資產階級除了以正常方式進行貿易外，還採取強力交涉手段，企圖打破清政府的閉關政策，把中國納入世界市場。1793年，英國以補祝乾隆皇帝80歲大壽為名，派以馬戛爾尼公爵為首的使節團來到中國，要求面見乾隆皇帝，因覲見禮問題而未果。馬戛爾尼雖未見到乾隆皇帝，卻代表英國提出了在北京設立商館，開放天津、寧波、舟山等口岸，割取浙江沿海島嶼、減輕稅率等損害中國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要求。這些要求均被中國政府駁回。乾隆在給英王的信中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梁廷枬：《粵海關志》卷33，第8頁）馬戛爾尼交涉失敗後，英國繼之以武裝挑釁，試圖探查中國防禦力量。1802年，英船在伶仃洋面遊弋，企圖進犯廣州；1808年，英船13艘攻掠澳門，闖入虎門，被中國水師擊退。武裝挑釁行徑失敗後，英國又玩弄外交把戲。1816年，英國派遣阿美思德使團來華交涉，除要求清政府放寬對廣州的貿易限制外，又重彈馬戛爾尼的老調，仍遭拒絕。這樣，無論是正常商品輸入也好，還是通過外交途徑強力交涉也好，英國都未達到打開中國大門，擴大貿易的目的。
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不斷湧入中國市場的形勢下，清政府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防範來自海上的西方殖民主義者，實行了嚴格限制貿易的“閉關”政策。
清初，為了鎮壓東南沿海地區人民及鄭成功、張煌言領導的抗清鬥爭，曾先後頒佈“海禁”和“遷海令”，規定片板不准下海，封禁沿海人民與臺灣抗清鬥爭力量的聯繫。當鄭成功之孫鄭克塽降清後，清政府即於1685年開放海禁，准許商民出海，同時開闢粵海(廣州)、閩海(漳州)、浙海(寧波)、江海(雲臺山，即今連雲港附近)四關，加上陸路恰克圖，共五處作為外商來華通商口岸。1757年，乾隆皇帝以“民俗易囂，洋商錯處，必致滋事”為由，封閉漳州、寧波、雲臺山三口，只留廣州一口通商。在對外貿易的管理機構和管制辦法方面，實行嚴格的閉關政策。清政府于1760年在廣州設立特許的專理貿易又兼辦外交的“公行”。“公行”一方面承銷外國商人的進口貨物，為之代購出口貨物，劃定進出口貨物的價格，經手繳納外商進出口貨物的海關稅，照管外商生活並監督其行動；另一方面為清政府具體經辦一切對外商的外交事宜，代轉政府的命令、公文及外商的意見、稟帖等。“公行”成為中外商人和清政府與外商聯繫的仲介，成為以辦理商務為主兼辦外務的半官方機構。
外國資本主義不斷與清政府衝突，清政府的管理辦法也多次調整。從1757年到1835年，清政府先後公佈《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範夷人章程》等條款，對外國人的商務活動、居留期限、居住場所、活動範圍、華夷交往等都作了規定。主要包括：禁止外商在廣東過冬(每年五六月進口、九十月間出去)；外商到廣州，必須住在洋行為他們修建的“夷館”內，外商不得雇用中國僕婦；禁止偷運槍炮到商館；外國婦女不許居住廣州夷館；禁止洋人兵船闖入內河；不得偷漏稅款；嚴格禁止中國人向外國人借貸資本；禁止糧食(包括豆類)、鐵及鐵器(包括鐵鍋、鐵釘及一切廢鐵)、硫磺、硝及中國史書出洋；不准外國人像中國官員士紳一樣坐轎、乘船遊玩，等等。這種限制一直延續到鴉片戰爭清政府戰敗簽訂《南京條約》時止。
清政府實行的閉關政策，並不局限於對外貿易和外交兩方面，而是一種封建主義的對內對外政策。這種政策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帶有與世隔絕的盲目排外的傾向，是自然經濟的產物。它既反映了封建統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又是封建統治者被迫自衛的一種手段。而更深層的動機則是隔絕人民與外界的聯繫，以利於鞏固封建專制統治。閉關鎖國雖然曾經起過抑制外國殖民侵略的作用，但也阻礙了國內資本主義萌芽的生長，阻礙了中國對世界先進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的學習與借鑒，閉目塞聽，孤陋寡聞，嚴重阻礙著中國近代社會的前進和發展。
第二節第一次鴉片戰爭
一鴉片貿易與中國的禁煙運動
鴉片又名阿片，俗稱大煙，是從罌粟的漿液中提煉而成，自古作為藥材使用。唐代中葉，阿拉伯人將土耳其鴉片運入中國。明代，荷蘭、葡萄牙商人又把製成膏劑的鴉片運進中國，但數量不大。1589年，“定阿片每十斤稅銀二錢，是為中國徵稅之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第6冊，第140頁，神州國光社1954年版）清朝於1684年開禁後仍將鴉片列入藥材項下，只是稅額增為每10斤繳納3錢。18世紀中葉以前，鴉片輸入中國的數量每年不超過200箱。
1757年，英國侵佔鴉片產地孟加拉，成為最大的鴉片販子。10年後，英國輸入中國的鴉片每年達1000箱。由於販運鴉片可以獲取暴利，1773年，英屬印度政府制定了鴉片侵華政策，並給予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鴉片專賣權。1779年，東印度公司又獲得製作鴉片的特權。東印度公司將鴉片加以特別調製，使其符合中國人的口味，然後運往加爾各答，賣給投機商人再運往中國。自1800年起，鴉片開始大量輸入中國。當年輸入中國的鴉片為4570箱，1821年為5959箱，1830年為19956箱，1835年為30202箱，1838年為40200箱。39年間，英美鴉片販子把427620箱鴉片運進中國，鴉片輸華量增加了近8倍。（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第238頁，三聯書店1958年版）
鴉片貿易給英國資產階級、英印政府和鴉片販子帶來了暴利。以1813年為例，一箱上等孟加拉鴉片“公班土”，成本不過237盧比，東印度公司拍賣時，包括鴉片稅在內，每箱價格為2428盧比，利潤率高達924%；其中，約2/3利潤進了東印度公司的腰包，1/3則以鴉片稅的名義歸英印政府所得。英印政府每年從鴉片專賣和過境稅中取得的收入，占其全年財政總收入1/10左右；以1835～1839年為例，鴉片平均每年收入1800萬盧比，折合白銀519.6萬兩。
鴉片販子也從中大發橫財。以1817年為例，“公班土”的拍賣價為每箱1785盧比，運到中國售價為2618盧比，可獲利833盧比，折合銀元400多元，利潤率達47%左右。（丁名楠：《帝國主義侵華史》第1卷，第18～19頁，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英國最大的煙販查頓曾說，在好年頭，每箱鴉片的利潤額往往高達1000元。查頓和馬地臣都因鴉片貿易而成為百萬富翁和國會議員。英國強迫印度生產鴉片，把自己的紡織品輸往印度，印度則把鴉片輸往中國，中國再把絲茶輸往英國。形成了英國、印度、中國三者之間以鴉片為杠杆的三角貿易關係。英國從中大獲其利。由於大面積種植罌粟，印度農民有了大量購買英國紡織品的能力，使英國在輸入印度的棉紡織品在1814～1835年間，從不到100萬碼增加到5100萬碼。1793年到19世紀30年代，英國購進中國的茶葉，從1600萬鎊增加到3000萬鎊以上；1833年，英國茶稅收入就達330萬鎊。1830年，英國輸華商品總值為21906754元，其中鴉片竟占12222525元，而中國輸往英國的商品總值則為13049574元。依靠鴉片貿易英國資產階級終於扭轉與中國在正常商業貿易中的逆差局面，使英國資產階級攫取了更多的財富。因此，只要清政府不禁絕鴉片，英國資產階級就會繼續堅持鴉片貿易。鴉片的大量輸入，給中國社會經濟生產、社會風尚乃至清朝的統治帶來了嚴重危害。
第一，鴉片輸入改變了中國對外貿易的長期優勢，造成白銀大量外流的局面。1821～1840年間，中國白銀外流至少在1億元以上，相當於當時銀幣流通總額的1/5。僅廣州一口，1834～1838年，每年白銀外流就達四五百萬元。鴉片戰爭前，中國每年白銀的流出量，即使最保守的估計，也多達1000萬兩。（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28～29頁）白銀外流造成銀貴錢賤。1794年，白銀1兩兌換銅錢1000文，1838年則兌換1600～1700文。清政府規定交納各種賦稅，必須折成白銀。這樣，農民和手工業者平時出賣產品所得之銅錢，就自行貶值，實際上多交60%的款項才能完納賦稅，所受剝削大大加重。白銀外流還使清政府國庫空虛，財政枯竭。18世紀初葉，戶部存銀2000萬兩。乾隆時增加到7000萬兩，而到1820年，則僅存1000萬兩。為填補國庫空額，保證統治者的腐化享樂，清政府進一步巧取豪奪，更加重了勞動人民的負擔。
第二，鴉片輸入使清政府的吏治更加腐敗，軍隊喪失戰鬥力。粵海關從鴉片走私中受賄，皇帝則從中分肥。上行下效，地方督撫乃至禁煙緝私的官員兵弁，也直接或間接從鴉片走私中獲利。廣東水師巡船竟和英國鴉片船約定，“每箱鴉片收五元到十元”，“他們每月到船上來一次，按箱索賄，前來取款”。(《鴉片戰爭》第5冊，第8頁)大批“緝私船”變成鴉片走私船。許多將弁“其歲入得白糧餉者百之一，得自土規者百分之九十九”。（包世臣：《答果勇候書》見《齊民四術》第11卷，兵3）鴉片吸食和走私，大大加深了封建地主及其清朝封建統治階層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第三，鴉片輸入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生產，造成工商業的普遍蕭條和衰落，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進一步發展。因種植罌粟獲利“數倍于麥”，“十倍於種稻”，大片良田被改種罌粟，糧棉作物種植面積縮小。除英國輸入的鴉片開始銷往農村集市外，在浙江、雲南、福建、廣東、安徽、甘肅、湖南、四川等省，也開始種植罌粟。廣州及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工商業由於銀兩日少而大量拖欠外國商人的債務，以至破產倒閉，使江南地區已經和正在轉化為工商資本的積累相應萎縮，影響了資本主義萌芽的進一步發展。
第四，鴉片輸入嚴重敗壞社會風尚，毒害摧殘中國人民的身心健康。鴉片初入中國，吸食者不過少數官僚地主、封建貴族以及紈絝子弟，以後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車夫、轎夫、水手、兵士、太監都競相吸食。到1838年，全國約有200萬人吸食鴉片。鴉片含有大量毒素，長期吸食者“精枯骨立，無複人形，即或殘喘苟延，亦必俾晝作夜。外則不能謀生，內並不能育子”。有人寫道：“片時之煙，耗數十日之費。未幾，百畝盡消，囊空莫告，富豪之子，轉而困阨乞丐者多矣。”（《鴉片戰爭》第1冊，第507頁）不少小康富戶，也因此傾家蕩產。
面對煙禍氾濫，國勢日衰的局面，清朝統治集團內部的有識之士痛陳鴉片的禍害，提出禁煙主張，形成以湖廣總督林則徐、鴻臚寺卿黃爵滋、兵部給事中許球為代表的嚴禁派。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大學士琦善、太常寺卿許乃濟為代表的弛禁派。1838年6月，鴻臚寺卿黃爵滋上書道光皇帝，建議採取“重治吸食”的辦法，以抵制鴉片的輸入。道光帝命令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和各省督撫各抒己見，拿出具體辦法並迅速具奏。湖廣總督林則徐大力支持黃爵滋的主張。1836年6月和11月，林則徐先後上《籌議嚴禁鴉片章程折》和《錢票無甚關礙宜重禁吃煙以杜弊源片》。他指出，鴉片“流毒至於已甚，斷非常法之所能防，斬挽頹波，非嚴蔑濟”。並向道光皇帝痛陳利害：“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林則徐集·奏稿》，第601頁）道光帝感到鴉片輸入將造成財源枯竭、軍隊瓦解的嚴重局面，於1838年12月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節制廣東水師，前往廣州查禁鴉片。
1839年3月，林則徐到達廣州，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等嚴拿煙販，整頓水師，懲辦不法官弁。他責令外國鴉片煙販將躉船上所有鴉片，造具清冊，聽候收繳。並令其出具甘結，聲明“嗣後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他堅決表示：“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林則徐集·公牘》，第59頁）為了打擊英國政府在華的代理人義律破壞禁煙行為，林則徐下令停止中英貿易，派兵監視洋館，斷絕廣州與澳門之間的交通。林則徐的禁煙措施得到了民眾的熱烈擁護。
1839年4月上旬至5月中旬，英美等國煙販陸續交出237.6萬斤鴉片。從6月3日起，在林則徐的主持下，在廣州虎門海灘上挖成兩個15丈見方的大池子，車水入池，撒鹽成鹵，將鴉片切開投入池中浸泡半天，再倒入燒透的石灰，使其化成渣沫，然後啟放涵洞，沖進海水。6月25日，收繳鴉片除8箱留作樣品外，全部銷毀。虎門銷煙沉重打擊了外國侵略者的囂張氣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鬥志，是中國禁煙運動的一個重大勝利。林則徐領導的禁煙運動，是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的偉大起點，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人民維護民族尊嚴和反抗外國侵略的決心。

豪格

第二章：鴉片戰爭

二 鴉片戰爭的爆發
1839年8月，中國禁煙的消息傳到倫敦後，立刻引起英國資產階級的戰爭喧囂。他們一面製造戰爭輿論和藉口，一面積極向英國政府提供情報，出謀劃策。9月30日，曼徹斯特39家公司和廠商聯名致函外交大臣帕麥斯頓，“希望政府能利用這個機會，將對外貿易置於安全的、穩固的、永久的基礎之上”。（《鴉片戰爭》第2冊，第634頁）接著，倫敦、利物浦、裏茲等大城市的廠商也大喊大叫，要求立即發動侵華戰爭。10月1日，英國內閣會議決定派遣艦隊到中國，並訓令印度總督就近支援。1840年2月，英國政府任命懿律和義律為正副全權代表，並派懿律為侵華英軍總司令。4月，英國議會通過了對華戰爭案。6月，以懿律為司令，由48艘船艦、540門大炮及4000多人組成的英國“東方遠征軍”陸續到達中國海面，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開始。在英國方面，這場戰爭完全是非正義的侵略戰爭。鴉片戰爭從1840年6月正式開始，到1842年8月結束，持續兩年零3個月的時間，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1840年6月28日英軍封鎖珠江口，到1841年1月20日義律私自宣佈《穿鼻草約》，並於26日強佔香港。
1840年6月，懿律率領英軍到達廣州海面時，廣州軍民早已嚴陣以待，侵略者見廣州防範嚴密，無隙可乘，遂決定留少數艦船封鎖珠江口，主力則沿海北犯。7月2日，英軍進犯福建廈門，被新任閩浙總督鄧廷楨打退。接著又北犯浙江。7月5日，英軍攻陷浙江定海。8月英軍船艦到達天津海口，投遞英國政府照會，誣衊林則徐的禁煙是對英人的“強行殘害”，並提出割地、賠款、通商等一系列無理要求。聲稱如不滿足上述的要求“必相戰不息”，以武力威脅清政府屈服。這時，清政府內的弛禁派琦善等大肆活動，在皇帝面前進言，胡說“夷兵之來，系由禁煙而起”，“英夷船堅炮利，難於取勝”，使本來對禁煙沒有多大決心的道光皇帝，很快倒向妥協投降派一邊。8月20日，道光皇帝指責林則徐禁煙措施失當，當“重治其罪”，並派琦善前往天津海口與英軍談判。琦善在英人面前大罵林則徐“辦理不善”，私下對懿律表示，只要英軍退回廣東，清廷“定能代伸冤抑”，使一切問題在廣州談判中獲得滿意解決。英軍要求得到滿足，加上其兵力有限，病亡人員眾多，深秋將臨，艦船不宜在北方久留，於是在9月中旬南返廣州。
道光皇帝以琦善退敵有功，委其為欽差大臣到廣州與英軍談判，將林則徐、鄧廷楨革職。1840年11月底，琦善到達廣州。12月初，琦善開始與英方全權代表義律談判。義律堅持按照英方提出的賠款、割地等條件締結和約，琦善接受了賠償煙價等要求，但對割讓香港一事因未得道光皇帝允許，不敢答應，使談判陷入僵局。義律決定“相戰以後，再行商議”。1841年1月7日，英軍以優勢兵力猛攻大角、沙角炮臺，守將陳連升等英勇犧牲，炮臺失陷。英軍進逼虎門。琦善立即和英方恢復談判。20日，義律單方面公佈所提《穿鼻草約》。主要內容是：清政府割讓香港；賠償煙價600萬元；恢復廣州通商等條款。26日英軍強佔香港。
戰爭的第二階段：從1841年1月27日清政府對英宣戰開始，到5月27日《廣州和約》訂立為止。
1841年1月27日，英軍攻佔大角、沙角炮臺的消息傳到北京後，道光皇帝認為羈縻政策失敗，下令對英宣戰。派皇侄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和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從湖南、四川、貴州、湖北、江西、廣西、雲南等省抽調軍隊1.7萬人開赴廣東作戰。廣東巡撫怡良在林則徐的支持下，以義律在香港擅自貼出的佈告為證，參奏琦善私割香港。清政府堅決拒絕割地條款，道光皇帝下令將琦善鎖拿革職，查抄家產。
義律獲悉清政府調兵遣將後，自2月上旬起，率軍向虎門炮臺發動進攻。水師提督關天培率眾抵抗壯烈犧牲。英軍長驅直入省河，3月3日兵臨廣州城下。4月10日，奕山到達廣州，認為“患不在外而在內”，誣衊“粵民皆漢奸，粵兵皆賊黨”，執行“防民甚於防寇”的反動方針。（《籌辦夷務始末》第27卷，第33～34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5月21日，決定分兵三路夜襲英軍，開始取得小勝。次日英軍反撲，激戰5天，清軍潰敗，廣州城外重要據點泥城、四方炮臺相繼失陷。英軍居高臨下，炮擊城內，奕山等人喪魂落魄，豎起白旗投降，並派廣州知府余保純向義律乞降。5月27日，簽訂《廣州和約》，規定向英軍繳納贖城費600萬元；商館損失費30萬元；清軍退駐廣州城外30公里；贖金交清後，英軍歸還炮臺，退出虎門。
第三階段；從1841年8月英軍攻陷廈門開始，到1842年8月《南京條約》簽訂為止。
1841年4月，英國政府收到《穿鼻草約》，認為所得權益太少，於是撤換義律，改派璞鼎查為全權代表，海軍上校巴爾克為英軍總司令，增派兵艦26艘，陸軍3500人來華，擴大侵略戰爭。
8月，璞鼎查到達澳門，所提要求未得廣東當局答復即行北犯。8月26日，攻陷廈門，總兵江繼芸力戰犧牲。10月1日，英軍再陷定海，總兵葛雲飛、鄭國鴻、王錫鵬血戰六晝夜，壯烈犧牲。10日，英軍進犯鎮海，浙江提督余步雲臨陣脫逃，兩江總督裕謙力戰不支，悲憤投水，鎮海陷落。13日，寧波陷落。英軍從寧波府庫中搶走12萬銀元，以及大量糧食、絲綢和瓷器，此外，向市民勒索巨額“犒軍費”。
連失定海、鎮海、寧波三城，使清政府的漕運受到嚴重威脅。1841年10月18日，道光皇帝決定第二次出師，令皇侄奕經為揚威將軍。1842年2月，奕經移駐杭州，奉旨從江甯、河南、湖北、安徽、江西、陝西、甘肅、四川、山西等地抽調兵力1萬餘人，又雇募水勇、鄉勇等2萬餘人，共計3萬多人，準備“合力剿洗”。3月10日夜，奕經兵分三路反攻三城，由於敵情不明，事機早洩，大敗而歸。英軍攻陷慈溪。
浙東戰役潰敗，戰和不定的道光皇帝又倒向妥協投降派一邊。4月，他派耆英和伊裏布赴浙與英軍交涉。但英軍對清政府的乞降不予理會，決定擴大侵略，內犯長江，佔領南京。5月，英軍放棄寧波，攻陷江浙海防重鎮乍浦。6月，英軍1萬余援軍到達中國，攻陷長江吳淞口要塞。兩江總督牛鑒倉皇逃跑，江南提督陳化成戰死，上海、寶山相繼失陷。7月21日，英軍進攻鎮江，守將海齡壯烈犧牲，鎮江陷落。8月，大批英艦到達南京下關江面。耆英、伊裏布根據道光皇帝“所求無不允准”的旨令，於8月29日與英國的璞鼎查在英艦“康華麗”號上訂立《南京條約》。鴉片戰爭以清政府的失敗告終。
三第一批不平等條約的簽訂
中英《南京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主要內容是：
第一，割讓香港。由英國“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第二，勒索巨額賠款。第四、五、六款分別規定，中國賠償鴉片煙費600萬銀元，商欠300萬銀元，軍費1200萬銀元，共計2100萬銀元，分4年付清。
第三，中國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英國可在上述口岸派駐領事等官員。
第四，協定關稅。英商應納進、出口貨稅及煙費，由中英雙方“秉公議定則例”。
第五，中外貿易不必通過公行，英商“赴各該口貿易者，無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英國商人可以自由地同任何中國商人進行交易。
1843年7月和10月，英國又強逼清政府簽訂《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即《虎門條約》)，作為《南京條約》的附約。使英國獲得如下特權：
第一，領事裁判權。即以後英人在通商口岸犯罪，不受中國法律制裁，而“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照辦”。
第二，關稅值百抽五。英商大部分進出口貨物按時價的5%繳納稅額。
第三，片面最惠國待遇。即中國將來給予其他國家權利時，英國人可以“一體均沾”。這就成為英國及其以後各國竊奪侵略特權的重要手段。
第四，設立租界，即英國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地區租賃土地及房屋。後來外國侵略者利用這項特權，在通商口岸逐漸建立租界。
第五，外國軍艦常駐中國各通商口岸。條約規定“凡通商五口岸，必須有英國官船(即軍艦)一隻在彼灣泊”，“以便維持良好秩序及英國領事必要的尊嚴”，這條規定實質在於外國軍艦可以對通商口岸進行武力威脅，這就破壞了中國的領海權。
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後，美國、法國、俄國等侵略者趁火打劫，紛紛索取特權，強迫清政府訂立不平等條約。
1844年，美國派顧盛率軍來到中國，7月3日，強迫清政府與其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訂立中美《望廈條約》，共計34款。美國除獲得英國在《南京條約》中取得的一切特權外(割地賠款除外)，並且擴大了領事裁判權的範圍；還正式規定中國變更關稅稅率必須得到美國領事的同意；美國兵艦可以到中國沿海各口巡查貿易；美國人除可以在通商口岸居住、租地建屋外，還可以設立禮拜堂、醫院。《望廈條約》進一步破壞了中國的主權獨立。
1844年8月，法國專使拉萼尼率領8艘兵艦抵達澳門。10月24日，迫使清政府與其簽訂中法《黃埔條約》，共計36款。法國除取得和英、美同樣的特權外，還取得了傳教權。條約規定，法國人可以在通商五口岸建造禮拜堂、墳地、學校和醫院，如有中國人破壞，地方官員“照例嚴將重懲”，迫使清政府承擔保護法國教堂和傳教士的責任。1845年換約時，法國又迫使清政府正式廢除天主教禁令。1846年2月，清政府發還以前沒收的天主教教產。依據片面最惠國待遇原則，法國所獲取的傳教特權亦為各國所享受。這樣，各國傳教士成為外國侵略者對中國進行經濟、文化各方面滲透的重要手段和力量。
繼英、美、法之後，比利時、瑞典、挪威等國群起效尤，爭相向清政府索取特權，清政府被迫一一答應各國的侵略要求。1849年，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擅自宣佈澳門為自由港，封閉澳門海關，趕走中國官吏，並停繳地租，實際上攫取了中國對澳門的管轄權。
《南京條約》及各國強加給清政府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嚴重破壞了中國的行政權、關稅權、領海領土主權的完整，是套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一副沉重枷鎖。《南京條約》是中國開始由獨立自主的封建社會逐漸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標誌。
第三節鴉片戰爭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一 中國戰敗的原因
戰爭的勝負，取決於戰爭的性質，人心民氣，軍事實力，國力，地理條件等等。鴉片戰爭時中國是處於被侵略而自衛的地位。清政府從禁煙到組織反侵略戰爭，都是與民眾利益相符合的，它所進行的是正義的反侵略戰爭。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告訴我們：
首先，封建官僚政治的腐敗，吏治的黑暗和糜爛，使得統治階級既不敢也不能發動和領導有民眾廣泛參加的反侵略戰爭。長期的閉關自守，使清政府上至皇帝和百官，下至地方督撫和封疆大吏，既昧於世界大勢，孤陋寡聞，昏庸頑固，又盲目虛驕，倉促應戰，缺乏對待戰爭的正確態度和策略。這主要表現在：一是領導和指揮作戰的道光皇帝把維護“國體”和避免“邊釁”作為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始終沒有一個總體的戰略方針和完善的部署，而是實行戰和不定的對策。戰爭開始時，幻想憑藉天朝國威降服侵略者，對戰局表現得過於樂觀；當前線接連失利後，又喪失信心急於議和。被動應戰，直接影響到朝廷妥協派官僚的態度和地方督撫的作戰舉措。二是整個統治集團不相信民眾的力量，與人民為敵，從而削弱了抗擊外敵的力量。奕山到廣州後上奏道光皇帝說：“各商因夷以致富，細民藉夷以滋生，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語，其中狡者布為奸細。……人情若此，深為可慮。”反映出敵視人民的心理。奕山公然提出“患不在外而在內”，“防民甚於防寇”的方針。因而，他縱兵殺民，殘害鄉里。廣東商民在向官府呈遞的《冤詞》中說：“壯士助兵以抗敵，而兵反將壯士作奸民。無罪受毒，見者傷心，聞者流涕。”他們還指控清兵“徒有剿夷之名，反有害民之實”，“常存殺民之心，不奮殺夷之志”。（《鴉片戰爭》第3冊，第317頁）三元里之戰後，新任江西巡撫梁章钜就說：“風聞廣城岌岌之際，各官日日議和，城鄉遠近百姓，受害已深，幾至民變……大眾相戒，隱忍不發。”說明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時，民眾中出現的反投降鬥爭，只是由於大敵當前，抵禦外侮成了當務之急，才未爆發為公開的反對清朝封建統治的鬥爭。三是吏治敗壞，官吏昏庸怯懦。鴉片戰爭前夕，清朝的吏治已經腐敗不堪，大小官吏因循守舊，抱殘守缺，苟且偷安。有人形象地指出，當朝官吏“除富貴而外不知國計民生為何事，除私黨而外不知人才為何物”，（《魏源集》上冊，第66頁）各級官吏“以推諉為明哲，以因襲為老成，以奉行虛文故事為得體”。偏偏就是這班只顧自己權勢，根本不管民族和國家的前途和利益，結黨營私，循私舞弊之徒卻掌握著局部戰場的指揮權。代替林則徐辦理廣東“夷務”的琦善，在“現在辦理夷務，在柔遠不在威遠”（《鴉片戰爭》第4冊，第212頁）思想指導下，一切力反前任之所為，拆除珠江口木排鐵鏈等防禦設施，解散水勇，裁減水師兵弁，這些行為，渙散了軍心，破壞了廣東軍民的抵抗力量。一些督撫大員每臨戰陣，或率先逃奔，或避居城中，或畏敵如虎，或盲目出擊，使得清軍在許多戰役中喪失了有利戰機，一敗再敗。雖然，清朝統治集團內部也出現了一些開明官僚和勇於戰陣的提督總兵，相信“民心可用”，組織和利用民眾的力量抵抗英國侵略者，曾率領清軍殊死搏鬥，奮勇殺敵，為國捐軀，但整個統治集團的軟弱無能，妥協投降卻占主導地位，這就使失敗成為必然。
其次，經濟落後，導致財政拮据，使清政府無力鞏固和充實。恩格斯指出：“沒有任何東西像軍隊和艦隊那樣依賴於經濟條件”。說明了戰爭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聯繫。處於自然經濟條件下的中國社會，其綜合國力明顯落後於資本主義的英國。以1840年和1770年相比，1770年英國技術成就的生產率和手工勞動生產率比例是4∶1；1840年則為108∶1，英國社會中一個工作日的生產率在70年間增加了2700%，即1840年每天所生產的是1770年的27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5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資本主義的這種發展速度，當然使封建自然經濟無法望其項背。鴉片戰爭中，清政府有幾次撤兵都是為了節省開支。1841年7月底，裕謙鑒於英軍新到軍隊和艦船向浙江集結的形勢，上奏道光皇帝請求浙江、江蘇兩省軍隊緩撤，結果被道光皇帝以“糜餉勞師”加以拒絕。戰爭實際上是交戰雙方經濟實力的大較量，經濟落後的中國在戰爭中的失敗不可避免。
第三，清軍裝備低劣，軍隊缺乏實戰訓練，軍紀廢弛，戰略戰術觀念陳舊。清軍裝備的是刀矛弓箭和少量的鳥槍土炮。水師兵船仍以木制帆船為主，依靠人力劃槳前行，船隻簡陋，難於負重，抵擋不住英軍“堅船利炮”的攻擊。清軍紀律鬆弛，軍事訓練視如兒戲，“人不知戰，名之為兵，實則市人，無紀律，無賞罰，見賊即走”。（《籌辦夷務始末》第4冊，第1849頁）就是這支畏敵如虎的軍隊，“遇避難百姓，指為漢奸，攘取財物”。（《鴉片戰爭》第2冊，第615頁）士兵在訓練中走過場，使軍事訓練徒有虛名。清軍由於裝備低劣，軍紀敗壞，鬥志喪失，無力與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侵略者對陣。清軍戰略戰術屢屢失誤，使己方優勢喪失殆盡。
綜上所述，中國在鴉片戰爭中遭到失敗，經濟和軍事落後是其重要原因，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則是以封建專制主義為根本特徵的政治制度的腐敗。為了維護封建統治，清政府寧願喪師失地，妥協投降，也不敢利用和發揮民眾的力量。馬克思指出：“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幅員廣大的帝國，仍然安於現狀，由於被強力排斥於世界聯繫的體系之外而孤立無依，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來欺騙自己，這樣一個帝國終於要在這樣一場殊死的決鬥中死去。”

二東南沿海地區人民的反抗
英軍侵入中國後，燒殺搶掠，無惡不作。1841年5月，英軍進攻廣州“四處放火，將省城南岸民房及十三行地方，燒毀房屋無數，徹夜火光燭天”，（《鴉片戰爭》第3冊，第533頁）十三行貨物均被搶走或燒毀。在廣州城郊，英軍“肆行無忌，於附近各鄉，晝夜巡擾，打破門扇，搶奪耕牛，搜索衣物，淫辱婦女，發掘墳墓，禍及枯骨，種種貽害，不可勝言”。（《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史料》，第103頁）在寧波，英軍劫走白銀17萬兩，索取軍費120萬兩，搶去絲綢無數，又擄走大批婦女，供其蹂躪，據《夷氛聞紀》載：“所擄寧波婦女，有失鞋裂帛纏其足者，載入澳門夷樓，作出長夜飲，婦女涕哭，聲徹樓下。”在乍浦，英軍燒殺搶掠，無數居民被殺害，浮屍滿河，慘不忍睹。在上海，英軍除勒索“贖城費”50萬銀元和大批物資外，還在城內外四處掠取財物、雞鴨，並姦淫婦女。在鎮江，遭到猛烈抵抗的英軍在破城後瘋狂報復，姦淫擄掠尤為殘忍，造成“婦女屍滿道上，無不散發赤體”，“無市不空，無家不破”的慘烈局面，使繁華的鎮江城變成一片瓦礫場。侵略者自己供認說：“本來繁華的鎮江府，現在變得荒涼不堪，城壘上，街道上，到處躺著被殺者的屍體……城裏許多好房子被破壞了。”“只要是真實的回憶，就可覺得這顆心很難說是有人道的了。但即使是心腸最硬、資格最老，以殺人越貨為生的人，看到這處悲慘景象，也不能無動於衷的。”（利洛：《英軍在華作戰末期見聞椦鎰詠揭奐澳暇┨踉肌罰堆黃秸┢謨⒕誄そ掠蔚那致宰鐨小返164頁）馬克思憤怒地寫道：“……強姦婦女，槍挑兒童，焚燒整個整個的村莊，這些並非由中國官吏而由英國軍官親筆記載下來的暴行，完全是恣意的胡作非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09頁）
英國侵略者的野蠻行徑，激起中國人民極大的憤慨。東南沿海地區的廣大民眾，自發地行動起來，給侵略者以迎頭痛擊。
1841年5月29日，英軍到廣州城外三元里一帶搶劫騷擾。深受英軍侵害的群眾當場擊斃8名英兵，其餘敵人狼狽逃走。為了對付敵人的反撲和報復，三元里村民在村北三元古廟集會，相約以三星旗為令旗，旗進人進，旗退人退。他們又派人到鄰近各鄉告急求援，附近103鄉的民眾迅速集結。
30日，幾千名群眾佯攻四方炮臺，英軍出動2000人向群眾衝擊，群眾且戰且退，按照事先商定的計畫，將敵兵誘至牛欄崗一帶，預伏群眾突然衝擊，將敵兵團團包圍，以大刀、長矛、鋤頭、鐵鍬等武器和農具與敵人展開英勇搏鬥。頓時旌旗蔽野，殺聲震天，婦女兒童上陣助威，為各鄉的群眾送飯。愛國水勇500人，也聞聲趕來助戰。各鄉群眾，愈來愈多，“不轉眼間，來會者眾數萬”。（《鴉片戰爭》第4冊，第600頁）
義律聞訊前來救援，也被圍困其中。中午，大雨傾盆而下，一時雷電交加，煙雨迷漫。敵兵火槍淋濕，難以燃放，在泥濘的稻田裏東奔西突，妄圖作困獸之鬥。直到傍晚，才連滾帶爬地逃回四方炮臺。
31日，三元里一帶的群眾乘勝前進，將四方炮臺圍住。番禺、南海、佛山、增城、花縣等地的義勇也趕來支援，刀矛如林，殺聲直逼雲霄。英軍龜縮在四方炮臺束手無策，不得不派人向清政府廣州官員求救。在英軍“廢除和約，蕩平廣州”的恫嚇下，奕山立即派廣州知府余保純前去迫使群眾撤圍。余保純利用威脅和分化瓦解等手段，強迫群眾撤圍，才使英軍逃脫重圍。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鬥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自發反抗外國侵略者的武裝鬥爭。它顯示了中國人民反抗侵略的堅強決心和英雄氣概，沉重打擊了外來侵略勢力。
同時期，東南沿海地區的民眾也掀起反侵略鬥爭。在廣東，廣州及附近的番禺、南海、佛山等縣的社學組織，領導群眾進行了長期的抗英鬥爭。在福建，1841年8月，英軍侵佔廈門後，鄉民陳氏組織群眾500人，與英軍激戰，迫使英軍不敢久駐廈門而退屯鼓浪嶼。在浙江，英軍攻陷定海、鎮海、寧波後，以徐保、張小火、錢大才為首的“黑水黨”阻擊敵人，襲殺小股英軍。鎮海農民伏擊英軍偵察隊，俘獲英艦大副哩等人，其餘20多名英軍，或傷或逃，或被打落海中。在寧波，民眾廣泛採取遊擊戰術，神出鬼沒，使侵略者日夜驚慌，坐臥不寧。在臺灣，1841年9月，英艦“納爾不達”號侵入基隆，守軍開炮轟擊，英艦桅折索斷，在狼狽逃竄時觸礁碰碎，軍民奮勇追殲逃敵，斬首32人，活捉133人，奪獲夷炮圖冊等物。1842年3月，英艦“阿納”號入侵大安洋面，被愛國漁民以計誘使擱淺，軍民駕船圍捕，生擒49人，斬殺溺死數十，還繳獲了大炮等物，並擒獲了通敵漢奸。在江蘇，英軍竄入長江以後，松江、無錫、江陰、瓜洲、儀征等地農民、漁民、鹽夫和船夫等到處打擊侵略者。1842年8月，英兵闖入靖江騷擾，有一名少年從城上投磚，打死1名英國軍官。當天，靖江人民組織起來，嚴陣以待。次日，英軍百餘人乘舢板船來犯，千余名農民揭竿荷鋤而來，在圩岸上施放抬槍。“持械士兵喊以助威，鄉人和之，聲振林穀”。（鄭汝榮：《滄江平浪記》；見《鴉片戰爭末期英軍在長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351頁）英軍發炮轟擊，群眾則隱蔽在堤下和敵人相持，打死英兵10餘名，又打中英船火藥艙，侵略軍紛紛跳水逃命，從此不敢複窺靖江。
鴉片戰爭期間，東南沿海地區民眾的抗英鬥爭取得了局部的勝利，它是農民群眾的自發鬥爭，許多地區的地主鄉紳還在鬥爭中起著領導作用。由於清政府採取妥協投降政策，使得民眾的反侵略鬥爭不可能對整個中英戰爭起決定作用。
三思想文化領域的變化
鴉片戰爭期間，中國社會思想文化領域發生顯著變化，其特徵是經世致用的興起和“師夷長技以制夷”觀念形成。封建士大夫中的進步人士要求抵抗外國侵略，反對投降賣國；主張向西方學習，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富強的國家；反對脫離實際和崇尚空疏的學風，提倡研究現實問題和有用的學問。他們代表著思想文化領域的進步傾向，其中以龔自珍、魏源、姚瑩、包世臣等人為代表。
龔自珍(1792～1841年)，字璱人，號定庵，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1829年中進士，曾任內閣中書、禮部主事等閒職，“困下僚”，一生仕途不顯。1839年，辭官南下。1841年，就任江蘇丹陽雲陽書院講席。同年秋，暴卒於丹陽。其著作被輯為《龔自珍全集》。
龔自珍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揭露清朝封建統治的腐朽黑暗。他認為當時社會如同患了“癆之疾”，已處於“日之將西，悲風驟至”，“四海皆秋色”的衰敗局面，他對封建官吏寡廉鮮恥、苟安偷生的腐敗習氣進行嚴厲譴責，他認為“官益久，則氣愈；望愈崇，則諂愈固；地益近，則媚亦益工”。（《龔自珍全集》，第31頁）“曆覽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這些人只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而已，外此非所知也”，“至身為三公、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師傅自處之風，匪但目未睹、耳未聞，夢寐亦未之及”。針對有的封建文人將當時的社會美化為太平盛世的論調，他大膽提出，當時的封建社會雖“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事實上卻是一個沒有是非黑白，一片荒涼破敗，人們不敢隨便說話的黑暗世界。無情揭露和大膽批判清政府封建統治的極端腐敗，是龔自珍思想中最為突出的部分。
第二，倡言變法改革。他立足現實，聯繫歷史，提出“更法”、“改圖”、“變功令”的改革主張。他指出，“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肯定改革是歷史的必然，痛斥那種“拘一祖之法”而不思變革的主張。他認為“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教”，取決於社會財富的分配狀況。他在《平均篇》中說：“貧者阽，富者安，貧者日益傾，富者日益壅。……至極不祥之氣郁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為兵隧，為疫癘，生民噍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如果清政府再不重視解決貧富不均問題，將有被“山中之民”推翻的危險。因此，他企圖用限制“大不相齊”的方法來緩和階級矛盾。
第三，主張以武力抵抗外國侵略者。1832年，龔自珍就指出：“近惟英夷，實乃巨詐。拒之則扣關，狎之則蠹國”，主張及早預防英國的侵略陰謀。1838年底，林則徐赴廣州查禁鴉片時，龔自珍在《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主張嚴禁鴉片，強調以武力為後盾，並“多帶巧匠”，以便整修軍械，迎擊英國的武裝侵略。他還提醒林則徐注意廣東官僚士紳反對禁煙派的破壞陰謀。他著有《東南罷番舶議》。與此同時，龔自珍還十分重視我國西北部地區的邊務問題。
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原名遠達，湖南邵陽人。1822年中舉。1825～1826年間，代江蘇布政使賀長齡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又先後為賀長齡及兩江總督陶澍、林則徐籌議漕運、水利和鹽政。鴉片戰爭爆發後，加入兩江總督裕謙的幕府，參與籌畫浙江前線抗英鬥爭，作《聖武記》激勵統治者振興武備，抵禦外來侵略。後在林則徐《四洲志》的基礎上，編撰《海國圖志》，對強國禦侮作了深入探索。
魏源認為鴉片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清朝統治者的腐敗無能。他痛斥侵略者的侵略行徑和投降派的賣國罪行，高度評價抵抗派林則徐反侵略的功績。魏源指出，“官無虛材”，“境無虛令”，就不會憂於禦侮。他強調必須革除“人心之積患”，即“人心之寐患”與“人材之虛患”，提出“去偽、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以祛“寐患”；又提出“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毋馮河，毋畫餅”等以祛“虛患”，主張滌除封建官僚集團中的種種卑劣心理和腐敗習氣，造就善於解決實際問題的有用人才。他針對鴉片戰爭中英國侵略者擁有堅船利炮的客觀優勢，認為在同外國侵略者作戰時“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河”，主張誘敵深入，出奇設伏，以發揮我之有利條件，給侵略者以打擊。他說：“西變以來，惟林公(指林則徐)守粵，不調外省一兵一餉而長城屹然。”（《魏源集》上冊，第186頁）他認為“調客兵不如練土兵，調水師不如練水勇”。他依據鴉片戰爭中“一戰於三元里而夷酋大困”的事實，強調指出：“各省之勇民原足充各省之精兵；一省之精兵，原足悍一省之疆圉。”相信民眾有力量打敗外國侵略者。魏源在重視海防問題的同時，也強調提出加強西北邊防，預防俄國侵略的重要性和具體辦法。
魏源猛烈地抨擊清朝封建統治者的復古守舊思想，力主改革社會風氣。他指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處於不停地發展變化之中，隨著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各種制度也必然發生變化，他說“封建之於郡縣，井田之於阡陌”就是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發展變化的明顯例證。“小變則小革，大變則大革，小革則小治，大革則大治”，（魏源：《聖武記》第7卷，第21頁）“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無窮極不變之法，無不除弊而能興利之法，無不簡易而能變通之法”。（《魏源集》下冊，第432頁）“變古愈盡，便民愈甚”。鴉片戰爭後，他鼓吹創辦民用工業，而且讚揚美國州長和總統選舉制度，“其章程可垂奕世而無弊”，並把瑞士“不設君位，惟立官長、貴族等辦理國務”的聯邦制稱為“西土桃花園”。（魏源：《海國圖志》卷47）
魏源從抵抗外國侵略，維護民族獨立的願望出發，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即向西方學習的主張。魏源把是否學習西方國家的“長技”提高到能否戰勝外國侵略者的高度。他強調：“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師四夷者，外夷制之。”批駁西人之術是“奇技淫巧”、“形器之末”的論調，他說：“古之聖人刳舟剡楫，以濟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豈非形器之末?……指南制自周公，壺創自《周禮》。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西洋之長技有三：一曰戰艦；二曰火器；三曰養兵練兵之法”，（魏源：《海國圖志》卷2）另外，諸如千里鏡、風鋸、火鋸、火輪機、火輪舟、自來火之類都值得學習製造。他提出了一套“師夷”的具體辦法：一是由官府設立造船廠和火器局各一個，製造輪船和槍炮，聘請西洋技術人員參與管理和教授技術；二是按照西方養兵、練兵的方法改造軍隊，改造官佐選拔制度，增設水師科，編練精銳水師3萬人；三是官府設立的造船廠和火器局完成槍炮製造任務後，轉產民用商船及新式機械；四是允許私人集資開設廠局，製造輪船或機械，自由出售，並允許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從外國購買船炮，轉賣給政府。他認為採取以上措施，中國就不必依賴於外夷，而能自強於世界民族之林。
魏源對當時的理學和漢學進行揭露與批判，向封建正統思想提出挑戰。他把理學斥為“俗學”，把那些道貌岸然的理學家斥為“庸儒”，指出理學家的學問“上不足制國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蘇民困”，（《魏源集》上冊，第36頁）實際上毫無用處。他反對用繁瑣考證方法研究儒家經典的漢學，指責它“錮天下聰明智慧，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魏源集》上冊，第359頁）認為漢學家疲精勞神，畢生從事的文字訓詁等工作，其實不過是治學的入門。他提出“以經術為治術”的主張，要求治學要有助於治世。經世致用和學習西方思想結合，反映出鴉片戰爭後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內的鮮明時代氣息。
鴉片戰爭前後，姚瑩、包世臣等人也提出學習西方自然科學技術的主張，並對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進行廣泛的探討，提倡經世致用的學風，“文以紀實”的文風，對當時的學術思想領域和知識份子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總之，龔自珍、魏源、姚瑩、包世臣等人的思想和主張，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積極意義。但他們都是地主階級知識份子，其思想帶有深刻的階級和時代烙印，不可能衝破封建主義的藩籬。他們不敢觸及封建制度本身，也不可能真正依靠人民抵禦外侮。當國內階級矛盾激化時，他們便站到民眾的對立面，為維護本階級的利益而主張鎮壓群眾。因此，鴉片戰爭前後思想文化領域內的新變化有其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
四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開始
鴉片戰爭後，第一批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中國主權完整遭到破壞，中國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地位，開始遭受外國資本主義的掠奪和奴役，中國社會從此發生巨大的變化。
鴉片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走私公開化，使銀貴錢賤的情況更加嚴重。1842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共計3.2萬箱；1850年增加到5.3萬箱，售價約在3000萬元以上；1858年，鴉片貿易成為合法的貿易，輸入中國的鴉片竟高達7.8萬箱。1848年，每兩白銀兌換製錢已升至2350文，人民的負擔更加沉重，生活痛苦不堪。
外國廉價工業品的輸入，使中國封建社會原有的農民家庭手工業和城鎮手工業受到排擠，逐漸趨於破產。戰後，由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向中國輸入大量棉織品，並以通商口岸向周圍農村輻射傾銷，中國的土布生產日漸萎縮。英國1845年輸華商品總值為239.4萬英鎊，棉織品則為173.5萬英磅，所占比重高達72%。同期，美國輸華商品也有顯著增加。1845年，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的敬奏報廈門情況時說：“今自夷人來廈開市，……兼運洋布洋棉，其物充積於廈口。內地商販，皆在廈運入各府銷變。其質既美，其價複廉，民間之買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復暢銷，商人多不販運。而閩產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滯，不能出口”。（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494～495頁，三聯書店1957年版）
上海、松江、太倉、蘇州一帶盛產棉布，本為江南棉紡中心，戰前行銷國內各地，還通過廣州出口。戰後由於上海開埠後洋布、洋紗入侵，這一帶的手工棉紡業很快衰落。1846年，包世臣談及江南棉紡業時說：“近日洋布大行，價才當梭布三之一。吾村專以紡織為業，近聞已無紗可紡，松、太布市，消減大半。”（包世臣：《答族子孟開書》，《安吳四種》第26卷）廣東順德原來“女布遍於縣市”，因洋布的傾銷而使“女工幾停其半”。除了棉織業外，還有冶鐵、制針、制靛等行業，也因外國工業品的排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向中國傾銷工業品的同時，大量掠奪絲、茶等農副產品和工業原料。19世紀30年代，中國茶葉年出口約5000萬磅，1845年增至8000萬磅，1853年以後超過1億磅。絲的出口，鴉片戰爭前每年最多不超過1.2萬包，1847年增至2.2萬包，1853年達6.3萬多包。中國大量出口茶、絲，一方面擴大了部分地區農業生產中商品經濟作物的比重；另一方面，由於其數量和價格受外商的控制和操縱，使其開始捲入世界資本主義原料市場，逐漸依附於外國資本主義。農民出賣自己的農副產品，換取日用工業品，與市場緊密地聯繫起來。這樣，農民除了受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剝削外，還要受西方資本主義和本國商業資本家的剝削。
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東南沿海地區出現了第一批半殖民地性質的城市。1845年11月，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富爾強迫清朝地方官吏議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劃定一個區域作為英國人的居留地，這是外國在中國設立租界的開端。1848年和1849年，美國、法國分別在上海強行劃分租界。後逐漸推廣到其他通商口岸。上海從19世紀40年代起成為中國半殖民地的典型。外國侵略者在租界建立工部局、巡捕房等行政、員警、司法和稅收機構，使租界成為國中之國，進一步破壞了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租界成為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據點和跳板。
鴉片戰爭後，公行制度被廢除，通商口岸出現了一批為外國商行推銷商品和收購土貨的買辦商人，他們是近代買辦資產階級的前身。買辦為外國資本家推銷商品、鴉片，收購絲、茶等原料；刺探情報，代辦各種事務；有的還因捐納銀兩而取得官職，受到清政府地方封疆大吏的倚重。廣州同順行買辦吳健彰、同孚行買辦潘仕成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這些買辦商人既是外國資本主義剝削和掠奪中國經濟的經紀人，又是外國侵略者與封建統治者相勾結的媒介。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傾銷商品，掠奪原料，使中國的家庭手工業遭到嚴重破壞，農業中商品經濟作物比重增大，並被迫捲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這一切表明，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發生了新的變化。
鴉片戰爭前，中國在政治上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封建國家，清政府的主權不受外國干涉。戰後，由於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中國的領土、司法、關稅和領海等主權遭到嚴重破壞，清政府開始喪失政治上的獨立地位，逐步變為外國資本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
戰前，中國是小農經濟占主要地位的自給自足的封建國家。戰後，由於外國資本主義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中國封建自然經濟逐漸解體。中國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給地，社會經濟為外國資本主義所控制，逐步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庸。
戰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開始變為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而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逐漸成為中國社會各種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反帝反封建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雙重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