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新編-第三章

豪格

第一節太平天國起義
一全國農民大起義的醞釀

鴉片戰爭中清政府支出的大筆軍費和給英國的巨額賠款高達六七千萬元，清政府以各種名目的捐稅強加到民眾身上。戰後鴉片輸入中國的數量劇增，白銀外流的現象更加嚴重。戰後十年間，外國輸入中國的鴉片總數達七八十萬箱，外流白銀共約三四億元。戰後大量商品輸入中國。由於外國商品質量好而價格低廉，所以，一些地區的家庭手工業紛紛破產，許多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生計，社會上出現大批遊民和饑民。在通商口岸地區，外國侵略者走私商品、偷稅漏稅，建立租界，享有管理、收稅、員警權，掠賣華工的活動極為猖獗，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鴉片戰爭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是勞動民眾生活日益貧困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戰後人民起義的原因之一。

封建主義勢力在鴉片戰爭以後，更加緊了對勞動民眾的壓迫和剝削，土地兼併更加嚴重。當時全國土地的80%集中在占人口總數10%的地主手中。而占人口90%的農民，僅僅佔有20%的土地。

從1841年開始，清政府每年增加300多萬兩捐稅，各地官吏向百姓限期催交歷年的積欠。官府增加新捐稅，貪官污吏乘機敲詐勒索，更加重了勞動人民的負擔。例如，安徽徵收賦稅，浮收勒索，超出正額數倍；湖南地丁正銀一兩，民間要納數兩，漕賦一石，民間要繳納數石。苛刻繁重的捐稅，使農民生活更加惡化。就連鎮壓農民起義的湘軍大帥曾國藩也在奏摺中說，農民們“昔日賣米三鬥輸一畝之課而有餘，今日賣米六鬥輸一畝之課而不足。朝廷自守歲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賦”。（《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第40頁）許多農民因此而傾家蕩產，失去土地。廣大民眾同封建統治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化，全國各地都在醞釀起義，一個農民運動的高潮即將到來。

從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起義前夕，僅清朝官方檔中記載的農民起義和鬥爭就達110多次，幾乎遍及全國。在各地的反抗鬥爭中，以廣西、廣東、湖南三省聲勢最大，而廣西則是這三省反抗力量匯合的基地。

洪秀全(1814～1864年)，原名火秀，又名仁坤，廣東省花縣官祿村人。出身于貧苦農家，幼時入私塾。16歲時輟學種田，18歲時擔任本村的塾師。從1828年至1843年，洪秀全連續數次到廣州考秀才均未及第。應試期間，他瞭解到外國侵略者對廣州人民的壓迫和掠奪，目睹了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也看到民眾自發的反抗鬥爭，加上多次科場失意，使洪秀全感到憤懣不平，逐漸產生對清朝封建統治者的不滿，開始把擺脫個人坎坷遭遇的痛苦和探索救世之道結合起來。

1843年，洪秀全最後一次應試落第後，閱讀、研究了傳教士梁發的基督教佈道書《勸世良言》。他逐漸被書中單一神權思想和基督教平等觀念所吸引。1843年洪秀全把基督教的平等觀與農民群眾的平等平均思想、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結合起來，創立了“拜上帝會”。馮雲山、洪仁玕是“拜上帝會”最早的成員。馮雲山和洪秀全把私塾中供奉的偶像和孔子牌位全部撤去的舉動，引起地方士紳的反對，為此他們失去了塾師的職位。1844年洪秀全、馮雲山來到廣西紫荊山區進行發動群眾活動。在1845～1847年間，洪秀全撰寫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和《原道覺世訓》，進一步闡發宗教教義，奠定了太平天國運動的理論基礎。這些文章裏，洪秀全把基督教教義和傳統的大同思想結合起來，提出上帝是獨一無二的尊神，其餘偶像都是妖魔，而清政府就是黑暗和邪惡的化身，這就把宗教觀念和政治鬥爭結合起來，號召民眾同清政府進行鬥爭。洪秀全否定封建等級制度，宣傳人人平等的思想，提出天下一家共用太平的社會理想，為太平天國起義指出了方向。

1844年，馮雲山在廣西，廣泛宣傳反清思想，吸收了2000多名燒炭工人和當地農民參加“拜上帝會”，並結識了楊秀清和蕭朝貴。洪秀全來到紫荊山后，與馮雲山共同籌畫，制訂了各種條規、宗教儀式和“十款天條”，鞏固和擴大了“拜上帝會”。1848年1月，地主王作新率領團練逮捕了馮雲山等人，並將馮雲山投入縣監獄。洪秀全得知此訊後立即來到紫荊山，隨後又前往廣州設法營救。

馮雲山被捕入獄，洪秀全又到廣州，紫荊山失去主持大局的領導人，數千會眾群龍無首，發生混亂。在這緊要時刻，楊秀清假託“天父”下凡附體，傳言群眾，安定人心。蕭朝貴也以同樣方式取得代“天兄”傳言的資格。他們的舉動維護了紫荊山“拜上帝會”組織的穩定，但為日後太平天國領導集團的分裂埋下危機。

1848年冬，馮雲山出獄。1849年7月，與洪秀全重返紫荊山。“拜上帝會”的勢力迅速發展，並形成以洪秀全為核心的領導。為迎接大規模的武裝鬥爭，“拜上帝會”建立了軍事領導核心，並且加緊了製造兵器、籌備經費，不斷擴大隊伍。武裝起義的時機逐漸成熟。

二從金田起義到定都天京

1850年7月，洪秀全下令各地會眾到金田村團營，前來金田村團營的“拜上帝會”會眾越來越多。年底，會眾達2萬多人，進行軍事訓練，一律蓄發。他們中有貧苦農民、手工業工人、礦工、船工、遊民、散兵、地主、商人等。洪秀全把群眾組織起來，實行男女別營，建立聖庫制度，加強了紀律，提高戰鬥力。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發動起義，建號太平天國。3月，太平軍東進武宣縣東鄉，洪秀全正式登極，稱天王，建立軍師和五軍主將制。楊秀清為中軍主將、蕭朝貴為前軍主將、馮雲山為後軍主將、韋昌輝為右軍主將、石達開為左軍主將同主軍務。9月，太平軍再次擊敗清軍，攻佔了永安(今蒙山)州。在這裏太平軍進行休整補充，封王建制，史稱永安建制。12月17日，天王下詔封王，封左輔正軍師楊秀清為東王、右弼又正軍師蕭朝貴為西王、前導副軍師馮雲山為南王、後護又副軍師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諸王均受東王節制，太平天國中央政權初步建立。在永安，還頒佈了天曆，制定了各種制度，刊刻了《太平禮制》、《太平條規》、《太平軍目》等書籍。太平軍在永安停留半年，清軍以三萬之眾圍攻永安。此時，太平軍彈盡糧絕，局勢險惡。1852年4月3日，洪秀全下令突圍，要求“男將女將盡持刀”，“同心放膽同殺妖”，（《太平天國》第1冊，第68頁，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與清軍頑強作戰。

太平軍進攻桂林一月之久，沒有攻克，洪秀全命令撤兵北上攻全州。6月3日，在攻打全州的戰役中，南王馮雲山中炮受傷，不久死於蓑衣渡，使太平天國失去一位傑出的領導人和組織者。攻克全州後，太平軍主動撤離，以水陸兩路進入湖南。6月12日，太平軍攻克道州、郴州，並發佈了《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奉天討胡救世安民諭》和《救一切上帝子女中國人民諭》等三篇檄文，揭露清政府的腐敗與罪惡，號召民眾參加起義軍，擴大了太平軍的隊伍。8月17日，太平軍進攻湘南重鎮郴州戰鬥中接連取勝。9月11日，太平軍進攻長沙。西王蕭朝貴不幸中炮犧牲。經過多次激戰，長沙未能攻下。太平軍放棄攻城計畫，繼續北上。12月，太平軍攻克益陽。不久，太平軍又攻下嶽州，許多船戶加入太平軍，太平軍成立水營。這時，太平軍在湖南擴軍，兵力增加了數萬人。1852年底，太平軍向武昌進軍。1853年1月，太平軍接連攻下漢陽、漢口後，挖掘地道，以地雷轟塌武昌城牆，沖入城內，攻佔了武昌，武漢地區民眾紛紛加入太平軍，隊伍迅速擴大。太平軍放棄武昌，順長江東下，萬船齊發，水陸並進，直指南京。

2月，太平軍先後攻克九江、安慶和蕪湖。3月8日，太平軍兵臨南京城下，經過激烈巷戰，殺死兩江總督陸建瀛和江甯將軍祥厚。20日，太平軍佔領了南京，改名天京，建立了與清政府對峙的農民政權。31日，太平軍乘勝攻取江南重鎮鎮江、揚州，肅清了天京週邊的殘敵，鞏固了天京城外的防務。

清政府得知起義的消息，派前兩江總督李星沅為欽差大臣，率6個省的1萬多兵力前去鎮壓太平軍。在太平軍進軍途中，清軍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向榮的軍隊一直追擊太平軍，來到南京城外，在孝陵衛建立江南大營。以阻止太平軍東進。欽差大臣琦善和幫辦軍務勝保率兵在揚州建立江北大營，以防止太平軍北上。清軍這兩座大營形成南北夾擊，威脅南京的安全。

為了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政府幾乎動員其全部正規軍鎮壓太平天國。清政府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紳舉辦團練，爭取漢族地主豪紳的支持，要求他們憑藉自己在家鄉的封建勢力組織團練，鎮壓太平軍。1853年初，咸豐皇帝在湖南、安徽、江蘇等省，陸續任命了43名團練大臣。在所有團練大臣中，創辦團練最有“成效”的，就是湖南湘鄉的曾國藩。

曾國藩(1811～1872年)，字滌生，湖南湘鄉人。1838年中進士。1852年時，太平軍進入湖南，曾國藩正在家鄉丁母憂。咸豐帝命他為幫辦團練大臣，在湖南辦團練。曾國藩所辦的團練，稱湘勇，也稱湘軍。他打破了以往辦團練的辦法，組建了一支與八旗、綠營有不同特點的地方正規軍。全軍將士以同鄉、同族、師生、同學或親友的關係結為一幫。曾國藩利用封建宗法關係作為維繫湘軍的紐帶，士兵由營官自行招募，每營士兵只服從營官一人；各營彼此獨立，不相統屬。各營官只服從統領一人，層層隸屬，全軍都控制在曾國藩一人手中。其次，湘軍以程朱理學作為思想武器，用來教育士兵和將官；湘軍的將領都由封建文人擔任，提倡以禮治軍、官兵互愛、絕對服從。湘軍練成之後，開始出省作戰，成為太平軍的強硬對手。

三太平天國的制度和政策

1853年冬，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頒佈了綱領性檔《天朝田畝制度》。其中心思想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它的理想的人間天國就是“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太平天國》第1冊，第321頁)

《天朝田畝制度》的主要內容是：

第一，絕對平分土地。分田辦法，是按人口計算，不論男女，16歲以上分一份，16歲以下分一半。田地分為上中下三級九等，分田時好壞搭配。

第二，建立基層政權。太平天國統治區按太平軍的軍事編制組織居民，以25家為一個基層單位，自下而上分為伍、兩、卒、旅、師、軍。每家出一人當兵，為伍卒；每伍有伍長一人，伍卒4人；每25家為一兩，設兩司馬一人；四兩為一卒，設卒長；五卒為一旅，設旅長；五旅為一師，設師帥；五師為一軍，設軍帥。每軍共13156人，也即組織了同等戶數的居民。這種基層組織是軍隊組織與行政組織合一的社會組織，基層領導人為守土鄉官，由選舉產生，每個社會基層組織是一個經濟單位。社會基層組織的領導人兩司馬也是管理教育、宗教和司法負責人。

第三、凡是分到土地的人，都要參加農副業生產勞動，努力耕種的有獎賞，懶惰的要受責罰。產品分配方面，規定每兩生產的農副業產品“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餘則歸國庫。凡麥、豆、苧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25家的婚娶彌月喜事所需都取自於國庫，給錢1000，穀100斤，喪失勞動能力者都由國庫供給。

第四，法制上規定，民事案件，先申報兩司馬判斷曲直，倘不能解決，依次上報，到軍師為止。判斷標準為是否遵守天條和遵守命令，盡忠報國者為忠，否則便為奸。

《天朝田畝制度》是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衝擊和否定，反映了廣大農民強烈反對封建剝削和壓迫、渴望得到土地、追求平等的要求，比以往的農民起義，有了更完備的內容，觸及到封建社會的核心。因此，《天朝田畝制度》比歷代農民起義所提出的綱領更深刻，達到了農民起義所能達到的最高思想境界，對於鼓舞群眾鬥爭有積極作用和重大的社會影響力。但是，它又是農民小生產者的絕對平均主義主張，是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的產物，它所規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會經濟生活方案，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絕對平均主義思想，違反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天朝田畝制度》生產和分配之間存在著矛盾，生產是一家一戶個體進行的，而各家的勞動成果卻要由國庫絕對平均分配，不能多勞多得，勢必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不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它規定平均分配一切土地，這就超越了反封建的界限，傷及自耕農的利益。自耕農大體都有一定的生產資料和生產經驗，他們的生產具有相應的穩定性，平分土地將會影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它否定了商業和獨立手工業的地位，幻想一個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生活方式，這不符合社會發展的趨勢，是落後的、空想的。因而，《天朝田畝制度》在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的。

《天朝田畝制度》正式頒佈後，未能在社會生活中加以推行。1854年，太平天國“曉諭良民，照舊繳糧納稅”。(《太平天國》，第3冊，第204頁)所謂“照舊”，即按照清政府的舊制來徵收田賦，並沒有改變土地佔有制度，而且允許地主收租。這種辦法一直施行到太平天國失敗。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宣佈“凡物皆天父賜來，不須錢買”，並發佈告示：“天京乃定鼎之地，安能妄作生理、潛通商賈。”太平天國出於首都的特殊尊嚴和防務安全考慮，在天京城內外實行了廢除商業的政策，將所有商賈貨物盡行沒收，歸入聖庫。全城軍民的生活所需全部取自政府的供應。從天王到士兵、市民都沒有薪俸，實行生活資料供給制度。聖庫制度在戰時是必要的，但長期推行下去，便違背了社會經濟規律。這種政策造成天京城內供求無法相適應，以至市場蕭條、經濟停滯。

為保障天京城內生活必需品的供給，太平天國設立了百工衙和諸匠營，並加以統一管理，全部產品交公，百工衙和諸匠營，每百人設一卒長，諸匠營分7個營，百工衙分9類37種，做工者不發給工資，與太平軍士兵享受同樣待遇。

太平天國取消商業，引起廣大居民的強烈不滿。1854年以後，太平天國不得不從實際出發，對商業政策進行了兩次變通。第一次是在城內開設公營商店，有限制地進行商業活動，由老兄弟出城購物買品交給聖庫，然後設立官店，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聖庫制度的不足。第二次是在城外開闢指定的商業區。1860年以後，儘管洪秀全一再強調城內不許進行商業貿易，但商業活動仍舊出現了。這表明太平天國領導人企圖按照農民小生產者的絕對平均主義思想來實現對城市的改造，必然要失敗，最後還得恢復原來的社會秩序。

《天朝田畝制度》中，分田不論男女，主張“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太平天國文告中規定禁止婦女纏足，違者斬首。太平天國嚴禁娼妓，主張一夫一妻制。在太平天國，婦女同男子一樣，進行勞動、享受分配，可以參軍，可以考試做官，也可以到諸匠營或百工衙中做事。但是太平天國解放婦女的政策並不徹底，男尊女卑的觀念沒有得到完全改變。例如，洪秀全等領導人沿襲嬪妃制，宣傳封建婦女觀。《幼學詩》中說：“妻道在三從，勿韋爾夫主”；《天父詩》中也有一些貶低乃至侮辱婦女的詞句。這些也表明太平天國對婦女解放有一定的局限性。

太平天國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倡“文以紀實”的樸實文風。太平天國的官方文書，大多採用語文體以及各種標點符號，這是一項改革，同時也抨擊封建社會中某些崇尚雕琢辭藻的文風。1854年，太平天國成立“刪書衙”刪改四書五經，把“鬼話”、“邪話”、“怪話”全部刪除。不過，對於儒家學說並未進行科學的批判，實質內容並沒有改動。1861年前後，洪秀全下聖旨說：“孔孟之書不必廢，其中有合於天情道理亦多。”(《太平天國》第2冊，第552頁)這才沒有把孔孟之書全部廢棄。

太平天國在1854年頒佈了天曆。規定一年為366日，單月31日，雙月30日，與地球自轉一周的時間不相合，40年將相差一個月。但它的重要革新在於刪除了封建社會曆書中的良辰吉日等封建迷信內容。太平天國還創造了若干新字，又規定了四五十個避諱的字。這些新創和改動，反映了太平天國要求否定清朝統治的革新願望，其中也包含有宗教上的避諱和封建避諱，但這些改動對文字革新意義不大。

太平天國建都南京，與清廷分庭抗禮，南北對峙。1853～1854年，英、法、美三國公使先後到天京訪問，刺探情況，考慮對太平天國採取什麼政策。對此，太平天國從拜上帝的角度，把所有外國人都看作“西洋番弟”、“眾兄弟”，並不區分侵略分子和友好人士，對西方殖民主義侵略本質缺乏認識。同時，太平天國不承認外國和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不承認外國殖民者在中國的侵略權益。此外，太平天國同意與外國通商貿易，友好往來，反對鴉片貿易，同時還警告外國人，“爾等如幫助滿人，真是大錯，但即令助之，也是無用的”。(《英國政府藍皮書中之太平天國史料》，《太平天國》第6冊，第903頁)太平天國一些領導人，從宗教觀點和狹隘的民族觀點出發，把清政府看作是異民族統治的、信奉異端教義的敵國，而把西方列強看作是有共同信仰的、天下一家的友好鄰邦，甚至提出想與英法聯軍合作，消滅清政府的政權。這種觀點當然不能代表太平天國，當外國侵略者拔刀指向太平天國時，太平天國的英雄們則毫不猶豫地進行堅決反擊。

《天朝田畝制度》和太平天國的其他制度、政策，都表現了農民階級的鬥爭精神，但太平天國畢竟是單純的農民戰爭。農民階級不能創造新的生產方式。農民階級固有的弱點和局限性，在以上各種制度和政策中明顯反映出來，這是需要加以認真對待的。

四北伐、西征和天京破圍戰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軍事攻勢並沒有停頓下來。1853年5月，太平天國分別派軍北伐、西征。北伐的總目標是攻取清政府的老巢北京，摧毀其中央政權。1853年5月8日，洪秀全派林鳳祥、李開芳等率太平軍2萬人從揚州出發，揮師北伐。北伐軍經過江蘇、安徽、河南、山西、直隸。10月，北伐軍佔領了天津附近的靜海、獨流，直逼北京。清朝廷大為震驚。京中官紳逃遷者達3萬多戶，六部官員紛紛準備外逃，咸豐帝也準備逃往熱河行宮。

北伐軍乘虛東進，攻克獻縣城池，天津知縣挖開運河堤岸放水，北伐軍被水阻攔，在天津週邊待援3個月。1854年2月被迫向南撤退，等待援軍，但援軍遭清軍阻截而潰敗。1855年3月，北伐軍孤軍奮戰，林鳳祥和李開芳先後被捕，被押往北京，慷慨就義，北伐完全失敗。

在北伐的同時，天王洪秀全派賴漢英率太平軍西征。1853年5月19日，曾天養、林啟容率軍沿江西進；目標是奪取長江中游的武昌、九江、安慶三大軍事據點，以鞏固天京的地位，切斷清朝與江南的聯繫。6月10日，西征軍攻佔了安慶。西征軍繼續向西挺進，圍攻南昌未成，於是撤軍北上，佔領了九江。東王楊秀清派石達開坐鎮安慶，指揮西征全局。西征軍於9月24日攻克九江後，兵分兩路，一路由胡以晃、曾天養率領，以安慶為基地，佔領安徽廣大地區，成為太平天國給養基地；另一路由石祥貞、韋俊率領進軍湖北。1854年2月，佔領漢口、漢陽。6月，再次攻佔武昌。西征軍從湖北挺進湖南，遇到湘軍的抵抗。太平軍經過激戰，攻佔了嶽州，湘軍敗走，太平軍乘勝攻佔湘潭。隨後在長沙北面的靖港湘軍戰敗，幾乎全軍覆滅。曾國藩驚恐萬狀，跳水自殺被隨從撈起。清廷革去曾國藩禮部侍郎、團練大臣之職，令其帶罪自效。

1854年5月，在湘潭大戰中，曾國藩孤注一擲，使用洋槍洋炮，全力以赴對付太平軍。而太平軍因為曾經二次打敗湘軍而產生輕敵情緒，在戰鬥中沒有集中兵力，結果失敗，損失戰船兩千餘艘。由於這次嚴重挫折，太平軍無法再鉗制長沙，消滅湘軍，只得退守嶽州。10月，湘軍出省作戰，佔領武漢鎮，順江而下，太平軍退守安徽。

1855年1月，石達開和羅大綱組織湖口之戰，圍攻湘軍水師大船，火箭噴筒齊放，燒毀敵船100多艘。石達開率小艇直奔曾國藩座船，曾國藩慌忙逃往南昌。太平軍攻佔湖口、九江，阻止了湘軍的攻勢。隨後太平軍乘勝西進，三克武昌。1855年9月，石達開回師江西，曾國藩被圍困在南昌，“呼救無人”，“魂夢屢驚”。(《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7)

太平軍的西征共歷時3年，控制了天京上游武昌、九江、安慶三大軍事重鎮，佔領了安徽、江西和湖北大部分地區，對於鞏固天京政權，發動更大規模的反清鬥爭，起到重大作用。

當西征節節取勝之時，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對天京發起攻勢，為解除清軍對天京的威脅，掃清週邊，拔除江南、江北大營，太平軍組織了一場激烈的天京破圍戰。1856年2月，燕王秦日綱率陳玉成、李秀成等從西征前線回師，解鎮江之圍。東王楊秀清命石達開從西征戰場回師，秦日綱也前來會合。各路太平軍於1856年6月20日，全力摧毀天京城外清軍江南大營。8月9日，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向榮逃往丹陽，自縊而死。江南大營被拔除，天京破圍戰取得勝利。至此，太平天國解除了威脅達3年之久的肘腋之患，控制了從長江上游的武漢到下游的鎮江這一廣大地區，軍事上達到全盛時期，推動了全國反清鬥爭形勢的高漲。

豪格

第二節第二次鴉片戰爭

一英法聯軍侵華“藉口”

《南京條約》等第一批不平等條約簽訂以後，西方侵略者彈冠相慶、忘乎所以，認為中國市場可以向它們大開。它們預料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的大國，一定能成為它們的廣闊市場。璞鼎查說，英國蘭開夏的全部產品都不夠中國一省人的衣料。（《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第71頁）中國人每人一頂睡帽，整個英格蘭都供應不及，中國婦女中每二百人中有一個彈鋼琴，則他們生產的鋼琴就大有銷路。於是，西方侵略者在《南京條約》簽訂後的最初幾年間，盲目向中國運來大批工業產品，包括吃西餐用的刀叉等。據英國官方統計，英國輸華商品總值，1837年約為90萬英鎊，1845年達239萬英鎊。但是，出乎他們的意料，這些工業品在中國出現滯銷情況。這是因為，他們不瞭解中國人的生活習俗，刀叉、鋼琴之類的生活用品在中國根本銷售不出去。同時，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對外商品有頑強的抵抗力，再加上太平天國興起後，控制了中國最富庶的江南地區，這一帶的商品貿易沒有按照侵略者的願望行事。1847年，英國對華貿易出現危機，此時，西方侵略者從鴉片戰爭後的狂熱變為失望，以致提出再度擴大侵略的要求。他們企圖用“修約”的方式對中國進行訛詐，達到侵略中國的目的。

1849年，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說過：“我們或者滿足於條約的既得利益，或者製造糾紛，擴大我們的利益。”1849年1月19日阿禮國上香港總督文翰建議書。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列強認為這是加緊侵略的好時機。於是，英、法、美三國於1854年和1856年兩次提出修約要求。所謂“修約”，就是要求修改《南京條約》、《黃埔條約》和《望廈條約》，擴充侵略者的在華特權。

對於外國公使提出的修約要求，清政府內部也存在兩種不同主張。一是主張維護戰後的現狀，拒絕修約要求；二是主張接受修約要求，並借外國勢力來絞殺太平天國起義。咸豐皇帝傾向于第一種主張。因而，當英、法、美三國公使來到廣州，提出修約要求時，兩廣總督葉名琛秉承咸豐皇帝旨意，對他們採取推託、敷衍的辦法。三國公使在廣州交涉未果，於是去上海活動。他們在上海的遊說，也沒有達到目的。修約活動的失敗，使外國侵略者認識到，不用武力強迫的手段，就不可能達到他們的目的。這表明，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就是英法為了擴大市場以滿足工業發展的需要，企圖擴大在華殖民特權。當他們用談判修約手段達不到目的時，就用武力強迫清政府屈服，發動侵華戰爭。恰在此時，發生了“亞羅號”事件和馬神甫事件。

“亞羅號”是一艘划船的名稱。1856年10月8日，中國廣東水師從“亞羅號”上逮捕了2名海盜和10名涉嫌船員。這艘船雖然在香港註冊過，但這個註冊是非法的，而且註冊期也已過時。英國公使包令也承認，對這艘船在“法律上不能予以保護”。(《第二次鴉片戰爭》第6冊，第53頁)所以，中國水師的行動，完全是中國的內政，與任何外國都毫無關係。但是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卻捏造說，船上有英國國旗，被中國官兵撕下，是對大英帝國的侮辱，要求葉名琛將被捕的水手送回，並向英方道歉。葉名琛複照巴夏禮，說明“亞羅號”不是英國船，而是中國船。葉名琛向英國妥協，送回了被捕的船員。但英方拒絕了葉名琛的複照，故意刁難，以擴大事態，進行戰爭挑釁。

在此之前，法國製造了馬神甫事件。1856年2月，非法進入廣西西林縣的法國傳教士馬賴，與當地惡棍土匪勾結，為非作歹，引起廣西人民的憤怒，西林縣令下令捉拿馬賴並且處死了這名作惡多端的傳教士。於是，法國便借機向清政府進行訛詐，並以此為藉口，與英國組成英法聯軍，對中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二戰爭爆發和不平等條約的簽訂

第二次鴉片戰爭從1856年10月23日至1860年10月，以英國軍艦藉口“亞羅號”事件侵犯珠江開始到《北京條約》簽訂。

1856年10月，英軍進攻廣州，在廣州民眾的頑強抵抗下，被迫退走。此時，英國國會已批准對華發動戰爭，英法聯軍組成。1857年10月，額爾金和葛羅先後率艦到達香港。12月，英法聯軍5000人編組集結完畢，準備再次攻打廣州。兩廣總督葉名琛認為這是虛聲恫嚇，因而不作任何戰守準備，對英法聯軍提出的修約、入城、賠軍費三項要求置之不理。12月28日，聯軍炮轟廣州，並登陸攻克廣州，俘虜了葉名琛，將他押解印度加爾各答。1859年葉名琛病死於囚所。廣州將軍穆克德訥與廣東巡撫柏貴投降聯軍。1858年1月9日，英法聯軍在廣州組成以巴夏禮為首的三人委員會，廣東巡撫柏貴受到巴夏禮的控制。自此，英法聯軍佔據廣州城將近4年。

此後，英法聯軍沿海岸線北上。1858年4月，英法聯軍乘16艘兵艦到達大沽，攻佔大沽炮臺，直逼天津，威脅北京的安全，清政府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赴天津與英法聯軍談判。俄國公使普提雅廷、美國公使華若翰以調停人自居，採用兩面手法，一方面為聯軍出謀劃策，一方面欺騙清政府，進行所謂調停。6月13日、26日和27日，清政府分別與俄國、美國、英國和法國簽訂了《天津條約》。

《天津條約》是國際簽約中辭句最含糊的條約之一，這是侵略者有意留下的漏洞，為其將來進一步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埋下伏筆。中英、中法《天津條約》的主要內容是：外國公使常駐北京；開放牛莊(營口)、登州(煙臺)、臺灣(台南)、淡水、潮州(汕頭)、瓊州、漢口、九江、南京、鎮江為通商口岸；外國人可以在中國內地遊歷、通商、自由傳教；外國商船可自由航行于長江各通商口岸；修改稅則，中國給英國賠款400萬兩白銀，給法國賠款200萬兩。

同年11月，清政府在上海又與英、法、美等國簽訂《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其中規定：鴉片貿易合法化，每百斤抽稅30兩白銀，作為洋藥進口；一般進出口貨物，海關一律按時價“值百抽五”徵稅；洋貨運銷內地，或從內地運出土貨，除一律按時價抽2.5%的子口稅外，免征一切內地稅；各口岸稅收劃一辦理，邀請英人幫辦海關稅務。《天津條約》和《通商章程後條約》的簽訂，進一步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在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國取得了除賠款以外，獲取與英法一樣的侵略特權，還特別規定：中俄“從前未經定明”的邊界，要由兩國派出大臣查勘，“務將邊界清理補入此次和約之內”。這樣就為俄國以後進一步掠奪中國領土，做好了鋪墊。

中英、中法、中美、中俄《天津條約》給中國帶來嚴重的危害。

第一，公使駐京。這是締約雙方當時爭執得最激烈的問題，直至條約磋商最後階段，咸豐皇帝還希望能夠挽回。一個國家的使節，常駐于另一國家的首都，並不意味著不平等。但是，在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時候，它就不是主權獨立國家之間互派使節的問題了，只能意味著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加緊對清政府的控制。連侵略者也供認，公使駐京後，清朝皇帝可以代替英國士兵執行員警任務，通過各級政治機構，鎮壓有反抗思想的愛國者和對外國人不夠馴服的官吏。當然，從清政府一面講，公使駐京，有損於封建帝國的尊嚴，有傷天朝體制，這種對外國人所持的疑慮，在一個方面反映著封建國家的保守性，同時也反映了清朝對侵略者的抗拒心理。

第二，由於新開闢10個通商口岸，外國侵略勢力從南方沿海擴張到北方沿海，又從沿海深入到內地、內河。在所開闢的通商口岸中，大多數是在太平天國控制區。中英《天津條約》第十款規定：“惟現在長江上下游均有賊匪”，“俟地方平靖”再選擇自漢口溯流至海的口岸通商。由此可見，這個規定表明清政府與侵略者之間，已經達成共同鎮壓太平天國的諒解與協議。

第三，修改稅則，以及允許外國人入內地遊歷通商等規定，嚴重打擊了中國的商業和手工業，為外國侵略者在中國傾銷商品、掠奪原料提供了更有利的條件。因為中國貨物在內地銷售，要經層層厘卡，難以與洋貨競爭。中國海關完全失去保護本國工商業的作用。此外，鴉片貿易合法化及邀請英人幫辦海關稅務，對中國社會造成嚴重危害。

第四，關於內河航行、內地通商、內地傳教等項權益的喪失。這使中國腹地經濟發生劇烈變化，摧毀了中國內河航運業；外國人在內地設立行棧、店鋪，大批洋貨開始在內地傾銷；同時，外國傳教士也進入內地傳教。某些傳教士以傳教為名，為非作歹，激起群眾疑懼憤怒，自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各地反洋教鬥爭的事件不斷發生。

此外，《天津條約》中有關領事裁判權的規定，比《南京條約》更加細緻，凡與英國屬民相涉案件，不論人產，皆歸英官查辦；而中國民人如果犯法逃入香港或英國船上，中國官員必須照會英國官員，訪察明實後將罪犯交出。自此即開清朝人犯逃入外國租界，即可避免法律制裁之先例。《天津條約》從各方面進一步破壞了中國的主權。

《天津條約》的簽訂，並沒有結束這場侵略戰爭。侵略者為了擴大已經取得的各項權益，借《天津條約》的換約問題促使戰爭再次爆發。《天津條約》規定一年後在北京換約。1859年6月，英法聯軍拒絕按照清政府安排的換約路線，堅持要將艦隊開入大沽口，入京換約，並要求清政府撤除白河防禦，英法聯軍顯然是在借機挑釁。6月24日，聯軍向清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次日，聯軍向大沽發起攻勢，中國守軍被迫還擊，戰鬥十分激烈。在這一仗中，中國軍民同仇敵愾，大戰一晝夜，敵艦艇被擊沉、擊毀多艘，登陸進攻炮臺的千余英軍傷亡近500人，英法聯軍狼狽退走，中國守軍有36人壯烈犧牲。大沽保衛戰取得勝利。

大沽之戰的消息傳到倫敦，英國政府大為震驚，決定再次對華開戰。1860年4月，英法聯軍先後攻佔了舟山、煙臺、大連等地。8月，從北塘登陸，襲擊並佔領了大沽炮臺。9月，天津失陷，英法聯軍乘勢進犯北京。清政府連日向英法公使發出照會，請他們停止前進，都遭到拒絕。清政府忙派欽差大臣桂良、直隸總督恒福向侵略者乞和。談判中，英、法提出了遠比《天津條約》更為苛刻的條件，清政府堅持英法聯軍先行退兵，談判破裂。雙方在通州城西八裏橋一戰，清軍潰敗。9月22日，咸豐皇帝倉皇出逃熱河行宮，命其異母弟恭親王奕為欽差大臣，留守北京“督辦和局”。10月6日，英法聯軍開始進攻安定門，控制了北京。英法聯軍在進犯和佔領津、京期間，闖入北京西北郊大肆搶劫圓明園。英法聯軍從這裏搶走珍貴文物和金銀珠寶，並放火燒毀了

圓明園，使這座聞名中外的園林變成一片廢墟。

在英法聯軍的軍事威脅和俄、美公使的誘逼下，清政府與英、法、俄三國於1860年10月和11月分別訂立了不平等的《北京條約》。中英、中法《北京條約》的主要內容是：增辟天津為商埠；割讓九龍司地方一區給英國；賠款給英、法軍費各八百萬兩，恤金英國50萬兩、法國20萬兩，賠款由海關擔保；允許華工出洋；歸還以前沒收的天主教堂，外國人在各省租買田地、建屋自便。《北京條約》是《天津條約》的繼續和擴大，不僅承認《天津條約》完全有效，而且還擴大了侵略特權，使中國人民的災難更加深重。

三俄國侵佔我國北方領土

從17世紀末期開始，俄國就把奪取出海口當作一項基本國策。我國黑龍江是西伯利亞東南流入太平洋水系中唯一可以通航的大河，因而奪取黑龍江口，是俄國侵略中國的目的之一。1689年，中俄訂立《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邊界。這個條約使中俄此後100多年間，大體保持了正常的貿易關係。但俄國不斷派兵修建碉堡、移民、建立村屯、蠶食邊界，造成事實上的佔領，並以卑鄙手段強迫清政府予以承認。

1840年以後，俄國逐步向黑龍江流域擴張。從1850年至1853年，俄國已經佔領了我國的廟街、奇集、闊吞屯，並劃入俄國版圖，設立濱海省。從1854年到1857年間，俄國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先後派兵，武裝航行於黑龍江上，並向這一地區移民。

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俄國趁火打劫，派普提雅廷為公使，與清政府談判邊界問題。1858年5月20日，英法聯軍攻佔大沽時，穆拉維約夫率兵闖入黑龍江南岸的璦琿，與清政府黑龍江將軍奕山進行談判，宣稱黑龍江以北的中國領土屬於俄國，要求中俄兩國以黑龍江為界。奕山根據《尼布楚條約》給予駁斥。穆拉維約夫提出，如果中國不答應要求，就要聯合英法聯軍一起進攻中國。此時，面對在黑龍江江面上鳴槍放炮的俄國軍艦，奕山於5月28日被迫與穆拉維約夫簽訂了不平等的中俄《璦琿條約》，主要內容是：

（1）黑龍江以北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割讓給俄國，只有原來居住在精奇裏江以南至豁爾莫津屯(即“江東六十四屯”)仍由中國人“永遠居住”，歸中國官員管轄。這樣，就把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6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劃歸俄國所有。

（2）烏蘇里江以東大片土地歸中俄共管。

（3）准許俄國在松花江、烏蘇里江和黑龍江一帶貿易，俄國在三江江面上享有航行權。

《璦琿條約》是俄國逼迫清朝地方官員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是一個非法條約。因為地方官員沒有權力自行代表國家簽訂對外條約，尤其是涉及到領土和邊界的條約。此外，奕山只有手書畫押，而未及用印，清政府始終沒有承認這一非法條約。此約簽訂不久，穆拉維約夫就率兵侵入烏蘇里江流域，移民築房，建立居民點。通過這個非法條約，俄國從中國奪取了一塊大小等於法德兩國面積的領土和一條同多瑙河一樣長的河流。

1858年6月13日，中俄簽訂《璦琿條約》，條約強調俄國可以在中國內地自由傳教，並享受最惠國待遇，還規定兩國派員“秉公勘定以前未經定明的邊界”，為俄國進一步割占中國領土埋下了伏筆。

1860年6月，俄國強行佔領符拉迪沃斯托克；10月，清政府分別與英法簽訂《北京條約》；11月14日，俄國又強迫清政府訂立中俄《續增條約》，即中俄《北京條約》。條約的主要內容有：烏蘇里江以東4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割歸俄國；中西部邊界未定的走向，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駐卡倫(哨所)等處；俄國在庫倫(今烏蘭巴托)、張家口、喀什噶爾等地免稅貿易、設立領事並享有領事裁判權。

從《璦琿條約》到《北京條約》，短短兩年時間，俄國先後從中國強佔10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1861年6月，中俄雙方代表又簽訂《勘分東界約記》，這次勘分了興凱湖以南的陸界、水界，只是在地圖上劃一條紅線，說明兩國以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為界，並沒有標明江中邊界線的確切位置。

在中國西北邊疆，俄國很早就對巴爾喀什湖東南地區進行武力擴張，以便把它的國界向中國境內推移。1862年8月，俄國軍官巴布科夫作為談判代表，與中方代表烏裏雅蘇台將軍明誼在塔城舉行勘分西北邊界的談判。這次談判以俄方代表無理離去而中斷。此後，俄國開始了大規模的侵略行動，不斷派兵進犯塔爾巴哈台、科布多及伊犁所屬各卡倫，中國邊防軍多次反擊了俄國的入侵。

1864年6月，俄國趁新疆各族民眾起義之機，出兵強佔了伊犁西北的博羅胡吉爾卡倫。10月，清政府被迫與俄國在塔城重開談判。俄國代表逼迫中方代表在它單方面擬定的邊界條約上簽字。清政府代表明誼在俄方軍事威脅下被迫簽字。雙方訂立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

俄國通過這個勘界議定書，就割占了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44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到1881年，中俄雙方又簽訂《伊犁條約》，俄國依據此約，割占中國西北地方7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因而，俄國是近代對華侵略的列強中，侵佔中國領土最多、獲得權益最大的侵略者。

四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

1860年10月，英法聯軍進攻北京，咸豐皇帝任命其弟恭親王奕為全權大臣，辦理對外交涉。在與外國侵略者的談判中，奕很受外國人的賞識，認為他是一個不守教條的新人物，奕本人也因簽署《北京條約》而自命為辦洋務的專家。他認為侵略者退出北京和天津，是被自己的誠意所馴服。他看到外國侵略者並不是要推翻清朝廷，而是要支持清政府，共同鎮壓太平天國。這樣，在北京以奕為首，形成一股親外勢力。咸豐皇帝逃到熱河，其周圍也有一股勢力，以協辦大學士兼戶部尚書肅順為首，他們用祖宗成法，阻止咸豐皇帝與外國人接觸，在熱河與北京的奕相對峙。1861年8月，咸豐帝在熱河病死，遺命以載垣、端華和肅順等8人為顧命王大臣，咸豐皇帝6歲的兒子載淳即位，年號“祺祥”，大權操縱在肅順等顧命王大臣手中。載淳即位後，慈禧受尊為慈禧太后，意欲奪取清朝實權。由於顧命王八大臣借祖宗成法，阻止她垂簾聽政，這使慈禧太后非常惱怒。於是，慈禧太后與北京的奕相勾結，準備發動宮廷政變。

1861年11月1日，慈禧太后不顧八大臣的阻撓，帶著小皇帝從熱河回到北京。次日，發動政變。慈禧太后和奕以新皇帝名義發佈詔書，以阻止議和、反對外人、阻撓皇帝回京等罪名逮捕了載垣、端華和肅順。隨後，下令將肅順斬首，令載垣、端華自盡，另外五大臣被分別充軍或革職，史稱“辛酉政變”或“祺祥政變”。11日，慈禧太后為小皇帝舉行了隆重的登極大典，年號改為同治，任命奕為議政王大臣，掌管軍機處和總理衙門，慈禧太后完全控制了清政府最高統治權。

慈禧太后和奕在這次政變中處死肅順等人所定罪責之一，就是不能與洋人盡心議和，以致于失信於各國，這就使侵略者對新上臺的慈禧太后和奕感到滿意。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出現了借洋兵助剿農民起義的呼聲。奕等人聲稱，應該借此機會，“中外同心滅賊”；曾國藩也認為，就目前形勢看，要剿滅太平軍，除了借助洋兵，再沒有其他好辦法。1862年2月，清政府頒佈“借師助剿”的上諭，命令江蘇巡撫薛煥等人，與外國列強迅速商辦共同剿滅太平軍的事宜。決定依靠外國侵略者的幫助，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慈禧太后上臺不久，就命令曾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督以下文武官員均歸他節制，並授予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銜。湘系集團成為地主階級當權派中最有實力的派別。曾國藩又推薦李鴻章任江蘇巡撫、左宗棠為浙江巡撫。這樣，慈禧太后不僅得到外國侵略者的支持，也得到國內滿漢大官僚的支援，鞏固了自身的統治地位。在這樣的情況下，清朝統治集團和太平天國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很大變化，太平天國和各地各族人民的起義面臨的形勢更加嚴峻和險惡。

辛酉政變之後，清朝中央統治機構開始半殖民地化。1861年，由奕奏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負責辦理外交和洋務，派出駐各國的公使，並經管通商、海防、關稅、路礦、軍工、譯文、派遣留學生等項事務。該衙門設置總理衙門大臣，屬官有總辦章京、幫辦章京等。總理衙門下設英、法、俄、美和海防五個股。1901年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

清朝的海關總稅務司一職開始由外國人擔任。從1853年起，中國的海關就有外國人擔任稅務司。1859年英人李泰國為總稅務司，1861年，李泰國回國離職。1863年起，英國人赫德繼任海關總稅務司至1909年。

《北京條約》簽訂後，外國公使紛紛進駐北京，培植親外勢力，通過各種途徑控制清政府。1867年，美國公使蒲安臣離職回國。在赫德的撮合下，奕請蒲安臣代表清政府出使外國，經過同治皇帝批准，授給蒲安臣“大清國大皇帝特派欽差辦理中外交涉事重任大臣”，並發給印信，任命英國使館譯員柏卓安、法國人德善為協理，總理衙門章京志剛、孫家谷為隨員。這個不倫不類的代表團，從1868年2月啟程，先後到美、英、法、德、俄等國，呈遞國書，辦理交涉。

在美國，蒲安臣竟以欽差大臣身份與美國國務卿西華德訂立《中美續增條約》8條，規定美國人有販賣華工自由、傳教自由等條款，為美國進一步侵華，鋪平了道路。1870年，蒲安臣在俄國病死，代表團解散，這出鬧劇才收場。

總之，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進一步出讓了國家主權，外國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日益加重，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進一步加深。

豪格

第三節太平天國由盛入衰

一天京事變與石達開出走

太平天國初期，由於面對的敵人十分強大，戰鬥非常緊張，為了戰勝敵人，太平天國的領導者能夠團結一致，共同對敵。建都天京之後，他們身上小生產者的狹隘性開始抬頭，領導者追求生活享受，爭奪權力地位，以致互相殘殺，給太平天國帶來致命的危害。

1856年9月2日，韋昌輝率兵進入天京，殺死楊秀清，隨後又殺死楊秀清的親屬和太平天國骨幹力量2萬餘人。這次大屠殺持續了兩個月，在天京城內造成白色恐怖的局面。此時，洪秀全責令韋昌輝停止濫殺無辜。翼王石達開得悉天京內訌的消息，從武昌趕回天京，也指責韋昌輝殺人太多。北王韋昌輝與翼王矛盾又趨激化，轉而進攻翼王府，石達開連夜逃離天京，舉兵靖難。為有效制止天京城內的大屠殺，洪秀全下令捉拿韋昌輝，於11月處死韋昌輝，平息了這場內訌。韋昌輝臨刑前，對洪秀全讓他充當惡人，自己作好人的手法並不服氣，說：“我為渠除大害，今反責我而欲沽名耶!”(《太平天國》第4冊，第70頁)韋昌輝、秦日綱被殺後，太平天國對他們予以除名，抹掉了北王、燕王的爵號。後來，洪秀全又定天曆七月二十七日，為“東升節”，在各種官書、檔中仍保留楊秀清的名字和東王稱號，利用東王的聖靈，穩固軍民對天國的凝聚。

天京城內的局勢穩定後，洪秀全派石達開回京主持朝政。天京事變後，洪秀全恐怕石達開成為楊秀清第二，重演爭權奪利的悲劇。於是，洪秀全封自己的長兄洪仁發為安王，次兄洪仁達為福王，與石達開一起主持朝政，牽制、監視石達開。石達開雖被授為“通軍主將”，但處處受到掣肘。安、福二王平庸無能，無功受祿，甚至依仗權勢，結黨營私，在朝中胡作非為，滿朝文武皆不服氣。石達開更是心懷怨氣，他不能發揮自己的才能，又怕遭洪氏集團暗害。於是，在1857年6月，率部眾負氣出走，單獨行動。這個舉動嚴重削弱和分散了太平天國的實力。

石達開率部出走後，一到安慶，張貼告示，說明自己出走的原因，乃在於無法施展自己治國治軍的抱負。此後，石達開率軍轉戰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廣西、湖北、四川、雲南、貴州等省，繼續開展反清鬥爭，長期孤軍流動作戰，沒有建立自己的根據地，戰鬥力受到嚴重削弱。1861年，部下吉慶元、朱衣點率領部分太平軍“返旆回京”，與在江西的太平軍會合。

1863年5月，石達開率太平軍抵四川大渡河紫打地(安順場)，準備跨越大渡河直取成都。但在此地，他陷入清軍的包圍，屢次衝破重圍，組織渡河，均遭失敗，太平軍將士傷亡慘重，部下僅剩7000餘人。當此走投無路之際，石達開幻想舍一己之生命，保全三軍將士之性命，乃致書四川總督駱秉章說，“求榮而事二主，忠臣不為；捨命以全三軍，義士必作”，(《太平天國文書彙編》第161頁)然後正氣凜然，前往清營。此時，清軍發起進攻，將他的餘部全部殺害，石達開本人也被押往成都，被淩遲處死。

天京事變和石達開出走，給太平天國帶來嚴重後果。首先，天京事變中被韋昌輝所殺的數萬名太平軍將士，大都是早期參加太平天國的老戰士，他們的被殺，使太平天國的軍事實力大為削弱。石達開率兵出走，又使太平軍人數銳減。

其次，天京事變和石達開出走，破壞了內部的團結，動搖了人們的信仰，人們對洪秀全所宣傳的“天下一家，人人平等”的理論產生了懷疑，對太平天國事業的前途產生了憂慮。同時，前期那種指揮統一，令出如山的局面消失了，政事不一，各有一心，地方分散主義逐步抬頭，失去了朝氣勃勃、迅猛發展的大好局面。

第三，太平天國在軍事上嚴重失利，各戰場形勢急轉直下，喪失了軍事上的大好時機，給清軍重新休整、聚集的機會。1856年12月，石達開調回武昌守軍，武漢再度失守，西線戰局處於被動，江西大片根據地也被清軍奪去。1857年以後，九江、鎮江等地先後失守，江南大營、江北大營相繼重建，圍困天京。

二後期局勢和《資政新篇》

天京事變是太平天國運動由盛入衰的標誌，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石達開離京出走後，洪秀全的長兄、次兄掌握了朝綱。安、福二王毫無政治才幹，無所作為，引起各級文武官員的很大不滿。1857年10月，洪秀全削去他們的王爵，親自提理政務，力圖挽救危局，振興太平天國。他提拔青年將領陳玉成、李秀成，恢復了前期的五軍主將制。但洪秀全雖然削去安、福二王的爵號，但並未對已經形成的洪氏集團採取有效措施。他們貪污腐化、積斂財富、濫封王爵、賄賂公行，在天京城內很不得人心。洪氏集團專權枉法，使一些地方實力派將領極其不滿。

太平天國後期，洪仁玕提出統籌全局的方案《資政新篇》。洪仁玕(1822～1864年)，字益謙，廣東花縣人，洪秀全的族弟，早年參加“拜上帝會”。1853年避居香港，較多地接觸到西方近代文化，瞭解到西方資本主義的一些發展趨勢。1859年4月，洪仁玕從香港輾轉來到天京，洪秀全封他為軍師、幹王，總理朝政。他在總理朝政時，提出了施政方案《資政新篇》。

《資政新篇》的主要內容：第一，“用人察失類”。對太平天國內部，人心不一，濫封王爵，任人唯親的狀況，強調“禁朋黨之弊”，提倡公正廉明作風，反對宗派活動，做到上下齊心，集中統一。第二，“風風類”。主張整頓風氣，革除一切陳規陋俗，改變落後腐朽的生活方式，獎勵民間創辦的醫院、禮拜堂、學堂。此外洪仁玕還認為，火車、火輪、鐘錶、電火表、千里鏡等百工技藝，都是有用之物。第三，“法法類”。這是《資政新篇》的中心內容。他提出開礦、築路、興舟車之利、辦銀行、興器皿技藝，興辦郵傳、新聞通訊、保險等事業。第四，“刑刑類”。提出關於建立和健全一些司法制度的措施，主張“善待輕犯”，對犯人“恩威並濟”，先進行教育，然後不改再加以處罰。

《資政新篇》的內容，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和風俗習慣以及外交等幾個方面。主要內容是革新政治、加強中央集權，建立一個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國家；加強和完善法制，以法制來鞏固國家政權，對渙散的政權進行整頓，同時強調改革太平天國的“苛法”；在經濟上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宏偉方案，中心是發展現代化交通運輸業、開辦現代化工業，推行進步的文化政策，提倡“文以紀實”，一切邪說淫詞必須禁絕，革除民間陋習；在外交政策方面，主張互利平等，積極和先進國家建立密切的外交關係，進行貿易通商，禁絕鴉片貿易。《資政新篇》是中國第一個主張全面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綱，它把經濟建設和社會改革結合起來，是中國人學習西方的一個里程碑。

洪仁玕試圖以《資政新篇》，把太平天國這個開始封建化的農民政權，納入資本主義的發展軌道，但他的願望卻未能實現。這主要是由於太平天國領導人在思想觀念上，仍堅持《天朝田畝制度》那種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加上當時處於險惡的戰爭環境下，《資政新篇》未公開頒行。

三天京陷落與各地農民起義

天京事變後，太平天國面臨險惡局面，但並沒有被鎮壓下去。各地農民起義正形成一個高潮，牽制了清軍的力量，使他們不能集中兵力對付太平天國。清朝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正趨激化，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和對策；在《北京條約》簽訂以前，中外勢力之間存在一定矛盾，他們尚未聯合起來；太平天國後期任用李秀成、陳玉成二位青年將領，他們是後期重要的軍事支柱。

李秀成(1823～1864年)，廣西藤縣人，出身農家。太平天國起義之初，他便參加了太平軍。由於屢次作戰英勇頑強，顯露出指揮才能，因而從普通士兵晉升為青年將領。1858年被封為後軍主將，次年受封為忠王。

陳玉成(1837～1862年)，廣西桂平人，14歲參加金田起義，在西征軍攻破武昌時，他表現了卓越的軍事才能。經過戰爭的考驗。1858年被封為前軍主將，次年受封為英王。

1858年9月，李秀成和陳玉成在安徽桐城東南的樅陽召開軍事會議，決定聯合作戰，以優勢兵力解天京之圍；聯合撚軍共同作戰；誓死守衛安慶。會後，命葉雲來駐守安慶，陳、李合兵向滁州進發，包圍浦口，殲滅清軍萬餘人，江北大營被擊潰，浦口戰役取得勝利。此時，湘軍主力李續賓部攻陷九江後，又進逼三河鎮。於是，陳、李聯合解救三河鎮，又殲滅湘軍3000余人，李續賓上吊自盡。三河鎮大捷，穩定了西線戰局，解除了安慶之圍，長江中下游的局勢又得到穩定。但是，安徽、蘇北戰場出現緊張局勢，江南大營加緊圍攻天京。太平軍採取“圍魏救趙”之計，於1860年1月，由李秀成率兵攻打湖州和杭州，江南大營統帥和春連忙派兵救援，李秀成見清軍中計，迅速率兵返回天京，與陳玉成合兵，攻破江南大營。太平軍乘勝進軍，佔領了蘇州、常州並以蘇州為首府，建立了蘇福省。

1860年7月，太平軍逼近上海，遭到美國侵略分子華爾組成“洋槍隊”的進攻。太平軍堅決予以還擊，多次大敗洋槍隊，直逼上海城下。由於英法侵略者的武力反攻，使太平軍遭受重大傷亡，第一次進攻上海以失敗告終。

1860年10月，陳玉成、李秀成決定聯合進攻武昌。北路陳玉成，由皖北入湖北；南路李秀成由皖南經江西入湖北，定於1861年4月會戰武昌。依此計畫，到3月份，陳玉成攻佔湖北英山、黃州，距武昌僅百里路。武昌城內防務空虛，毫無抵抗能力。此時，英國駐滬海軍司令何伯和參贊巴夏禮率艦隊到漢口，視察通商口岸，巴夏禮會見陳玉成，以太平天國奪取武昌會破壞英國的商務為由，勸阻陳玉成不要進攻武昌。由於外國侵略者干涉，加上李秀成部沒有按時到來，陳玉成決定放棄進攻武昌。這時，安慶告急，陳玉成率兵回救安慶。

安慶是天京上游唯一屏障。從1861年4月起，陳玉成以全力進攻包圍安慶的清軍，洪秀全派洪仁玕親自到前線指揮。曾國藩認為只要佔領安慶，就可以步步為營，向南京推進。他調集湘軍近8萬人，對安慶猛攻。6月，曾國藩手下悍將鮑超攻破安慶週邊集賢關。太平軍雖頑強抵抗，9月，安慶終被湘軍攻破，安慶守將葉雲來和2萬名太平軍英勇戰死，安慶失守。

安慶失守後，陳玉成撤兵退守廬州，又被湘軍包圍。1862年，陳玉成率軍走壽州，被已降清的團練首領苗沛霖欺騙並逮捕。6月，陳玉成在河南延津英勇就義。安慶失守和陳玉成犧牲，標誌著太平軍在西線戰場，已陷入難於挽回的敗局。太平天國在軍事上轉為防禦階段。

為鎮壓太平天國，清政府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兼督辦江南軍務的欽差大臣，任命李鴻章為江蘇巡撫、左宗棠為浙江巡撫。1862年以後，曾國藩分兵三路進攻太平天國：一路由曾國荃率領，從安慶沿長江北岸向天京推進；一路由左宗棠率領，主要目標是進攻杭州；一路由李鴻章率領，從天京東面的上海威脅太平天國。

1862年7月以後，蘇州週邊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太平軍將士英勇抗擊侵略者和清軍進攻。同時，清軍對太平軍將領進行誘降活動。蘇州守將譚紹光被部下所殺，叛將打開城門，投降了李鴻章。在江浙戰場，左宗棠向太平軍發起進攻。到1862年5月，寧波失守，英法組織“常捷軍”。9月，華爾率“常勝軍”(即洋槍隊)也來浙江助戰。1863年1月，太平軍在慈溪擊斃華爾；2月，太平軍在紹興擊斃常捷軍統領達爾第福。但此時浙江方面的太平軍有一部分被調去解天京之圍，雙方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太平軍雖然英勇抵抗，但已無法挽回敗局。

1864年3月以後，清軍攻勢更猛，天京週邊的據點不斷失守。天京此時已成一座孤城，防禦工事遭到破壞，內無糧食，外無援兵。在這樣的情況下，忠王李秀成建議撤出南京，到湖北、江西一帶繼續鬥爭。但此建議被洪秀全拒絕。6月3日，洪秀全病死，他的長子洪天貴福繼位，為幼天王。湘軍挖地道入城，太平軍戰士同湘軍展開激烈巷戰。7月19日，天京最終陷落，李秀成保護幼天王沖出天京。不久，李秀成、洪天貴福和洪仁玕相繼被清軍俘虜。李秀成在清軍囚籠中，寫下數萬字的《自述》，後被殺害。洪仁玕和洪天貴福也先後被殺。天京陷落，標誌著太平天國的失敗。

天京陷落後，大規模的抗清鬥爭開始轉入低潮。在長江以南，有李世賢、汪海洋、譚體元率領的太平軍餘部在江西、福建一帶活動。

在長江以北，太平軍曾長期與撚軍聯合作戰，撚軍主要首領張洛行被洪秀全封為沃王，任化邦被封為魯王，張宗禹被封為梁王，但撚軍是“聽封不聽調”，並不完全接受太平天國的統一領導。1863年，撚軍遭到慘重失敗。僧格林沁率清軍攻佔撚軍主要根據地雉河集，撚軍盟主張洛行被俘犧牲。撚軍余部與陳得才等率領的西北太平軍會合，聲勢大振，本想援助天京，但被清軍阻截，不能東進。天京失陷後，陳得才率軍與清軍決戰。兵敗後，陳得才服毒自殺。太平軍和撚軍共推賴文光為統帥。賴文光按太平天國兵制整編撚軍，根據撚軍騎兵較多的特點，採用大進大退的戰術，在湖北、河南多次擊潰清軍的圍剿。

清廷先後任曾國藩、李鴻章為欽差大臣，負責剿撚事宜。1866年10月賴文光和張宗禹在河南分軍，一支由賴文光率領向東進軍，稱“東撚軍”；一支由張宗禹率領向西進軍，稱為“西撚軍”。兩軍互為犄角，彼此支援。東撚軍轉戰山東、河南幾省，沉重打擊了淮軍，但在湖北尹隆河受挫。1867年12月，東撚軍又在山東壽光受到包圍，主力部隊損失慘重。1868年1月，賴文光率殘餘撚軍進入江蘇。在揚州，賴文光被俘，後被清軍殺害。西撚軍進入陝西後，與西北回民軍會合，多次打敗清軍。東撚軍危急時，西撚軍從陝西回師，東渡黃河救援，在山東境內被圍。8月，西撚軍戰敗，全軍覆沒。

在太平天國運動時期，全國各地相繼爆發了多次武裝起義。貴州苗民起義軍在張秀眉的率領下，在黔東南地區建立根據地。太平天國失敗後，清政府調兵鎮壓貴州苗民起義。起義軍曾在黃平縣殲滅數千名清軍。1870年，清軍攻陷苗族起義軍根據地台拱。次年，起義軍另一個根據地凱裏失守。1872年，張秀眉被俘犧牲，貴州苗民起義失敗。

雲南回民起義軍的反清鬥爭。19世紀50年代，雲南的回民起義軍主要有兩支，一支是杜文秀領導的起義軍，主要活動在滇西；另一支是馬如龍率領的起義軍，活動在滇東南。1862年，馬如龍被清政府以高官厚祿收買，成為清政府“以回制回”的工具。杜文秀在大理建立政權，並遙奉太平天國號召，受到漢、回人民擁護。1867年，杜文秀以20萬大軍進攻昆明，佔領了雲南53座城鎮。1869年，杜文秀失利，退守大理。1872年，清軍全力攻大理，杜文秀服毒後自投清營，要求保全人民生命，至清營毒藥發作而死。大理城破，雲南回民起義失敗。

小刀會是天地會的一支。1853年，福建小刀會在黃位領導下，于海澄起義，佔領了廈門等十幾個城鎮，黃位自稱“漢大明統兵大元帥”。7月，清兵攻陷廈門，黃位退守粵、閩交界的海面上，清軍最終鎮壓了這次起義。1853年9月，上海小刀會在劉麗川領導下宣佈起義。他們借團練的名義作掩護，不斷擴大勢力，攻克上海等5個縣城，殺死上海知縣吳祖德，佔據上海，號稱“大明太平天國”。劉麗川自稱“招討大元帥”，並派人與太平天國聯絡，但未能如願。1854年12月，清政府勾結外國侵略者攻破上海，劉麗川犧牲，上海小刀會起義被鎮壓。

1852年9月，廣西天地會首領朱洪英、胡有祿在廣西南寧起義，1854年10月建號“升平天國”。胡有祿稱“定南王”、朱洪英稱為“鎮南王”。後來廣西天地會進入湖南，打算與太平軍聯繫未成。1855年9月，廣西天地會被清軍打敗，起義被鎮壓。

1856年5月，彝族、漢族、回族5000余窮苦百姓在彝族雇農李文學的領導下，受太平軍的影響，在雲南趙州起義。設立大元帥府，李文學自稱“彝族兵馬大元帥”，控制了哀牢山3萬平方公里的地區。1874年，李文學為援助大理回民起義，在中街就義。義軍由李學東領導，堅持到1876年6月最後失敗。

陝甘是回民聚集較多的地區。陝西團練大臣張芾挑撥漢、回民族矛盾。1862年6月9日，洪興、任武等人率眾在臨潼將張芾處死。此時，渭河南北民眾紛紛起義，建立18大營，義軍迅速發展到30萬人。1863年清軍進攻回民軍重要據點倉頭鎮，回民首領之間發生內訌事件，任武被殺，董福祥降清。1871年馬化龍在金積堡與清軍議和，後被左宗棠部所殺。1873年，在左宗棠鎮壓下，陝甘回民起義全部失敗。

四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和歷史意義

太平天國自金田起義到天京陷落，歷時14年，是舊式農民起義的最高峰。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沒有擺脫封建主義影響和束縛，無法克服自身在思想上、組織上和政治上的弱點，未能制定正確的軍事和外交策略，因而導致太平天國農民戰爭的最終失敗。

太平天國沒有提出正確的鬥爭綱領，無法建立先進的政權組織，這是農民階級局限性和當時歷史條件所決定的。農民起義的領導人不可能制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例如，取消工商業、解散家庭、財產公有、等級制度等等，違背了民眾的意願，侵害了群眾的利益；脫離當時的實際，違反經濟發展規律。尤其在後期，封建思想在領導人中間日益嚴重，爭權奪利、貪圖享樂，終於導致領導集團的內訌，使太平天國由全盛轉向衰敗。

農民階級不是新生產方式的代表，它不能建立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新式政權，不能解決消滅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問題，這就構成農民戰爭不可擺脫的歷史悲劇。以反抗封建剝削和壓迫為目的的農民戰爭，在農民政權所控制的地區，仍舊允許地主的合法存在，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得以保留，表明了太平天國即使不被清廷鎮壓，其前途只有轉化為封建政權。

太平天國依據基督教而建立起來的“拜上帝會”，不能成為抵禦封建主義意識形態的思想武器。它在初期雖然起過組織和團結群眾的作用，但在建都南京以後，就逐漸起著消極作用。

太平天國對外國侵略者缺乏應有的警惕。外國侵略者利用與太平天國共同信奉上帝這一點，始終以友好的假像矇騙太平天國。實際上，對於不肯承認不平等條約、反對鴉片貿易的太平天國，外國侵略者必定要進行軍事鎮壓。一旦清政府採取“借師助剿”的方針之後，中外勢力便勾結起來鎮壓農民起義。

軍事上，太平天國領導人缺乏戰略遠見，軍事行動帶有嚴重的流寇主義。

太平天國雖然失敗了，它打擊了清朝封建統治。《天朝田畝制度》雖然未能實現，但在實際鬥爭中起到重要作用，太平軍所到之處，使封建生產關係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壞；後期又頒佈了《資政新篇》，這從某種意義上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和發展創造了條件。其次，太平天國在認識到外國侵略者的本質後，同它們展開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對外國侵略者的武裝干涉給予回擊，鼓舞了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決心和信心。它表明近代的農民階級是反抗外來侵略的主力軍。第三，太平天國的鬥爭精神，鼓舞了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同時，對亞洲民族解放運動也是一個鼓舞，亞洲各國人民的起義和鬥爭互相支持、互相影響，沉重打擊了西方列強對亞洲的殖民統治。

豪格

第二節民族資本企業的艱難起步

一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掠奪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外國資本主義加強了對中國經濟的控制，使中國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

首先，外國資本主義全面控制了中國海關。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邀請外國人於中國各海關“幫辦稅務”。在各通商口岸設立稅務司，還設立了總稅務司，領導各口海關，執掌海關權。1863年英國人赫德繼李泰國之後，任總稅務司，把持中國海關長達48年之久。這些由外國人控制的稅務司，使中國的海關行政、稽查等權力喪失，無力保護本國經濟，使中國經濟受制於外國資本主義。

其二，外國資本主義控制了中國沿海和內河航行權。1860年以後，外國商人根據所訂立的不平等條約，自由進出中國各通商口岸。美、英、葡、德等各國商人紛紛在華設立輪船公司，操縱中國的航運業，控制中國沿海、沿江的航運，造成“上海之沙船，寧波之釣船，廣東之紅單船全失其利”，沿江“自漢口以下，各船廢業者逾半”，（《洋務運動》第1冊，第138頁）大批中國船工失業。

其三，外國資本主義控制了中國的金融業。外國列強擴大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控制中國經濟體系的中樞金融業。從1848年起英、法、德、日等國，先後在華設立東方銀行、滙豐銀行、法蘭西銀行、德華銀行、橫濱正金銀行，並且在各地設立了分行。外國銀行在華的建立，對於尚未建立本國銀行的中國來說，實是一個不小的威脅。外國列強通過各自在華的銀行，牢牢控制中國的金融命脈和對外貿易經濟，並且操縱了匯兌。同時通過政治貸款，控制了清政府。

外國資本主義憑藉不平等條約給予的種種政治、經濟特權，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從19世紀60年代起，外國商品大量湧入中國市場，對中國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家庭手工業與農業經濟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是一個巨大衝擊。

二民族資本企業創辦的條件

到19世紀60年代，由於外國資本主義加強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和掠奪，促使中國社會經濟發生很大變化，這就為中國民族資本企業的產生提供了有利條件。

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中國後，大量的商品湧入中國市場，逐步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促使城市手工業和農民家庭手工業破產。外國資本主義對原料的掠奪，促進了中國農產品的商品化，加速了中國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民被迫放棄了以往自給自足的家庭手工業，而與商品市場發生日益增多的聯繫，購買必需的工業產品；同時，農民為了擴大自己的購買能力，不得不增加自己的農產品的出售。60年代以後，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為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的創辦提供了商品市場。

隨著城市手工業和農民家庭手工業的破產和廢棄，廣大手工業者和農民越來越貧困。數以萬計的獨立手工業者被迫與生產資料分離，不得不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廣大農民在繁重的地租剝削之外，還要受外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的盤剝，土地兼併的日益嚴重，加速了農民的破產流離。破產農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流入城市，變成自由出賣勞動力的流浪者。勞動條件與勞動力的分離，為民族資本近代工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和日益擴大的勞動力市場。

在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擴大的同時，中國社會內部也積累了一些可能轉化為資本的貨幣財富。如，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一些受到農民起義打擊的大地主，長期在大城市和通商口岸地區躲避。他們看到外國資本主義企業有豐厚的利潤可圖，因而，他們不再用儲存在自己手裏的財富去購買土地，而是投資創辦近代工業。60年代後，以鎮壓太平天國起家的一些新官僚集團，他們在與外國人的接觸中，逐漸買辦化，對外國資本所經營的近代企業非常羡慕，因而產生投資近代工業的打算。與此同時，各個通商口岸經營買賣的富商大賈和一些為外國資本企業服務的買辦商人，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下，將手中所掌握的貨幣財富轉化為工業資本。此外，19世紀以後，在美國、日本、南洋等地經營致富的華僑，向國內投資，創辦新式工業。這些可能轉化為資本的貨幣積累與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結合起來，形成中國民族資本近代企業創辦和興起的歷史條件。

三民族資本企業創辦的途徑

中國的民族資本企業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創辦的，既有本國封建社會內部孕育的資本主義萌芽，又有外國資本主義的衝擊。因此，中國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企業產生於兩種途徑：一是在原有手工工廠基礎上逐漸採用機器生產，轉變為近代工業企業；二是由一部分官僚、買辦、地主、商人直接投資創辦近代工業企業。

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社會經濟和手工業生產的發展水平，是中國民族資本近代工業得以產生的基礎。各種類型的手工業行業中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以採礦業為例，近代新式採礦業就是利用舊的礦址，購置機器開採的；並且積累了生產經驗，“中西法”並用；在資金上採用“入資搭股”，或以礦場生產資料作價入股；建立雇傭關係，開闢市場，為民族資本近代工業準備了必要條件。一部分原有的手工工廠採用機器生產後，直接轉化為民族資本近代工業。這部分手工工廠有長遠歷史，能提供出口貨物，但外國工業暫時還無法取代。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嚴重摧殘了中國原有的資本主義萌芽，使近代中國的手工工廠多數破產，因此，真正從手工工廠發展成為近代企業的很少。

由商人、地主、官僚、買辦投資創辦的近代工業企業有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純粹商辦。中國最早的機器繅絲廠──廣東南海繼昌隆繅絲廠，就是由民族資本經營的純粹商辦的近代工業。陳啟源於1872年回國創辦繅絲廠“是為廣東器械制絲業之濫觴”。繼昌隆繅絲廠發展到絲釜800部，工人700人左右。以蒸汽煮繭代替手工繅絲的炭火煮繭，採用蒸汽動力和傳動裝置。所繅的絲粗細均勻，絲色純淨，彈性好，售價高於手工繅絲1/3，行銷歐美，獲利頗豐。民族資本商辦近代工業還有1882年陳可良創辦的裕泰恒火輪面局；1882年唐茂枝創辦的中國玻璃公司；1888年祝大椿創辦的源昌碾米廠；1890年葉衷澄創辦的燮昌火柴公司；1891年丁玉墀創辦的上海棉利公司。

第二種類型，買辦工業企業的轉化。買辦在中國近代社會中最早與外國資本主義工業企業發生經濟關係。許多買辦最初在洋行辦的工廠搭股，在攫取大量利潤並有了一定的資本積累，就開始自辦工廠。這種情況，在上海英國洋行開辦的絲廠，煙臺一家德國洋行辦的繅絲廠，及英國太古洋行在牛莊和汕頭設立的兩家榨油廠中，“工廠的經營者完全是中國人，事實上為中國人所有”。（汪敬虞：《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第481頁）這些近代企業打著外國的招牌，逃避清政府的監督。買辦自辦企業，標誌著買辦資本向民族資本轉化。

第三種類型，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轉化成民族資本企業。官辦企業、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企業都面臨兩種轉機，這些企業有可能轉變為官僚的私產，也有可能轉變成真正的商辦企業，走上獨立商辦的道路。有些官辦、官商合辦的企業，由於籌辦時官款不足，“另招商接辦”，（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下冊，第956頁）或招商租辦，便給予這些企業一個轉機。如湖北繅絲局、蘇經絲廠、華新紡織新局、裕源、通久源、裕晉、大純等紗廠，都是官督商辦企業，逐漸加強商辦性質，演變成民族資本近代工業。

四民族資本企業的主要部門與行業

從19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是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的創辦時期。在此期間，民族資本先後創辦了100多個企業。由於有些企業開辦不久就停辦歇業，所以到中日甲午戰爭時，民族資本近代工業大約只有70餘家。

民族資本企業分佈於繅絲工業、機器軋花業、棉紡織工業、麵粉工業、火柴工業、造紙工業、印刷業與出版業、機器修造業、採礦工業，在榨油、玻璃、制藥、焙茶、制糖等行業中民族資本也曾建立一些小規模的近代工業。

1869年，上海成立發昌機器廠。該廠是由打鐵作坊主方舉贊使用車床，轉變成為近代工業企業的，經營的業務是專為外商船廠打制修配船用零件。隨著長江和沿海航運業的興起，所需船用配件、零件不斷增長。在供不應求的市場狀況下，發昌機器廠迅速擴大。1877年發昌機器廠在《申報》廣告中說，“本號創開上海曆有年矣，揀選上等工料，專造大小輪船機器”，“兼造門市車床、汽錘、銅鐵器皿，一應俱全”。（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史料叢刊：《上海民族機器工業》上冊，第80頁）在80年代，機器廠還兼營進口五金，業務發達，獲利甚多，成為當時上海民族機器工業中規模最大的一家。1895年落入英商耶松船廠之手。（參閱汪敬虞：《論中國資本主義兩個部分的產生》，《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機器繅絲業是民族資本企業出現較早的部門。如前所述，1872年華僑商人陳啟源在廣東南海縣創辦了機器繅絲廠──繼昌隆繅絲廠。接著，南海、順德、廣州等地相繼辦起多家機器繅絲廠。至1881年，這一帶已有十幾家機器繅絲廠，共有絲釜2400部，年產絲近千擔。廣東成為中國近代民族資本繅絲工業的中心。繼廣東之後，1881年黃佐卿在上海創辦公和永機器繅絲廠，1887年絲車增至900部，（繆錘秀：《上海絲廠業概況》，《國際貿易導報》第1卷，第3號）資本20萬元。1884到1894年，上海又增設坤記、裕慎、延昌、正和、綸華五家絲廠，各有絲車二三百部，工人四五百至千餘人不等。上海的民族資本繅絲工業企業，由於外資壓迫發展不大。

機器麵粉工業也是民族資本企業出現較早的部門。1878年朱其昂在天津創設貽來牟機器磨坊，雖只有一台磨粉機，但功效很高，加工的麵粉質量很好。“然事半功倍，出面極多；且面色純白，與用牛磨者迥不相同。現已遠近馳名，凡磨面除麥子外，計分上、中、下三等，層累而下；機器則略無先後，自分次第”，每年獲利六七千兩。（轉引自邵循正：《關於洋務派民用企業的性質和道路》，《新建設》1964年第1期）

八九十年代，在上海、福州、北京等地相繼都有機器麵粉廠建立。1883年上海裕泰恒火輪面局成立；1887年福州機器麵粉廠創辦；1891年商人李福明建立北京機器磨坊。棉紡織業中的民族資本企業出現較遲。由於中國舊式手工棉紡織業的逐漸解體，廣大農民的家庭手紡手織被廢棄，手工棉織業工人失業，洋布洋紗擁有越來越廣泛的市場。因此，又引起中國地主、官僚、富商創辦新式棉紡織業的興趣。但是，因為洋務派對棉紡業的專利，使民族資本的棉紡織工業長期停留在醞釀階段。到90年代初，上海才出現兩個紡織廠，即新華紡織新局和裕源紗廠。1894年寧波通久源紗廠開始籌建，1896年正式開車投產。另外，福州、重慶、鎮江、廣州等地也有人醞釀籌建紡織廠，但甲午戰前均未建成。80年代後，火柴業較普遍，上海、天津、重慶、福州、慈溪、太原等地都先後建立了火柴廠。上海在90年代初，有燮昌、榮昌、燧昌三家火柴廠，後兩家創立不久便倒閉了。燮昌較大，有資本5萬兩，職工800人，日產火柴50箱(每箱50大包)，其原料分別從歐洲、日本進口。1889年重慶的泰昌火柴廠規模較大，價格比進口火柴便宜，銷路較好。

此外，1882年和1891年，廣州、上海等地先後成立了宏遠堂機器造紙公司和倫章造紙廠。同一時期，上海、廣州、杭州、北京等地建立了新式印刷廠10餘家。其他民族資本近代企業也時有建立，如1879年汕頭商人曾購入機器製造豆餅。1875年在福州同時出現了3個由當地紳商開設的磚茶製造廠。像玻璃、制冰、碾米等企業也曾建立，但規模都較小。在城市公用事業方面，民族資本經營較早的是華僑黃秉常於1890年創辦的廣州電燈公司，因資金缺乏，勉強維持了10年，後宣告停業。

圍繞著新式工業的需要，民族資本也向採礦業方面逐漸發展。採煤業是其中較早建立近代企業的部門。如安徽池州煤礦、費池煤礦、湖北荊門煤礦、山東嶧縣棗莊煤礦、廣西富川賀縣煤礦、直隸臨城煤礦等，都是1880年前後開辦的。在這些煤礦中，規模較小的只有資本2萬兩，使用很少的機器；規模較大的，資本達二三十萬兩，機器設備較好。以上就是民族資本近代工業創辦時期的一些主要企業。

五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企業的特徵

中國民族資本近代工業創辦的過程，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是從輕工業開始的。因為輕工業規模小，不需要巨額資本，資本周轉時間較短，獲得利潤較快。所以，在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時期，資本自發地向輕工業部門流注。如從上述中國民族資本近代工業創業的情況來看，當時的民族資本都分佈在繅絲、棉紡、麵粉、火柴等屬於消費資料生產的部門，重工業極少。

由於民族資本企業創辦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因而它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發展過程非常緩慢。中國民族資本企業的發展道路不同於西方國家，是由簡單協作到工廠手工業，再發展到機器工業，因此，基礎較差。英國是19世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經過了近百年的時間才完成了工業化過程，而中國民族資本近代工業是在中國已開始淪為半殖民地的歷史情況下產生的，雖直接從外國輸入機器，引入技術，但它不可能正常地按照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發展，只能在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下畸形地進行。所以，中國的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的發展，極其艱難曲折。據統計，英國從1785年建立第一家新式棉紡廠開始運轉到紗錠超過500萬錠，經歷了26年；中國從1890年建立第一家新式的棉紡織廠(上海機器織布局)開始運轉到紗錠超過500萬錠，經歷了46年的時間，中國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發展緩慢由此可見。（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11頁，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

第二，民族資本近代企業大部分投資少，規模小，設備簡陋，技術落後。民族資本力量薄弱，使得民族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大量投資於近代工業。這個時期創辦的企業，大部分資本在10萬兩以下，少的甚至只有幾千兩；資本在15萬兩以上的只有少數廠礦，超過40萬兩的更是寥寥無幾。這種情況，不但遠遠落後於外國資本在中國設立的企業，也趕不上清政府的官辦企業。

由於資本少，規模小，因而一般民族資本企業的設備都比較簡陋，技術落後。雖然，中國民族資本企業創辦時採用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成果。但是，除了少數部門外(如新式棉紡織業)，大多數民族資本近代工業限於資金的短絀和缺乏經營管理的經驗。而且一般企業都是先部分地設置機器從事生產，而無力一次購齊全部機器設備。甚至許多廠家購買的是外國已經報廢的機器，或殘缺不全的設備。同時，中國勞動力是廉價的，資本家寧可多用人力而不願多投資購買先進設備。由於設備簡陋，技術落後，造成生產成本高，產品質量差，難與進口外國商品競爭。

第三，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企業主要是輕工業，重工業幾乎沒有民族資本。從輕工業開始發展資本主義工業，這是歐洲成功的經驗。因為輕工業需要的資金少，建設時間短，資金周轉較快，容易獲得較高利潤。重工業方面的投資一方面受到外國資本主義的控制，另一方面受到封建政府的阻撓，因此不得不虧損、停歇以至破產。

第四，從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的分佈情況看，大部分企業集中在上海、廣州等通商口岸或鄰近通商口岸的地方，形成企業佈局不合理的狀況。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民族資本企業分佈集中、佈局畸形多出於企業的利益考慮，有的企業為了便利出口，適應原料出口加工，必須設在通商口岸，如棉紡織、火柴、造紙、印刷等企業，為的是取得交通運輸上的便利，或地方市場的特殊需要；而船舶修造和機器修理業是附庸於口岸航運業與工廠存在的，因此也必須設立在通商口岸，如上海、廣州等地；還有個別企業，為求得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庇護，將企業設立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內。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企業分佈畸形，對近代工業的發展造成很大的影響。

第五，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企業中，許多企業資本是從買辦資本、官辦企業、官督商辦企業轉化而來的。買辦資本從流通領域向生產領域的轉化，從附屬於外資企業到自辦企業的轉化，實質上是民族資本轉化的歷史進步。官辦、官督商辦企業掙脫封建官僚的控制，轉招商股，走上獨立商辦的道路，也不失為歷史的進步。

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企業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創辦的，這些工業企業特點中無不帶有時代和社會的痕跡。

第三節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出現

一資產階級的產生、構成和政治性格

19世紀60年代前後，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中國出現了資產階級。由於中國的資本主義分為官僚資本(以洋務企業為主)和民族資本兩部分，所以中國的資產階級也可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控制官辦和某些官督商辦企業的洋務派官僚，以及在經營管理上有實權的這些企業的大買辦。他們是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初創時期的大資產階級(或稱買辦資產階級)；另一部分包括商業企業的創辦者和投資者，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企業中的股份所有者，這類人被稱為民族資產階級。

大資產階級產生于外國洋行買辦、洋務派官僚及外國企業中的買辦以及封建地主、軍閥的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相互交叉的過程中，既有大地主、大官僚的身份，又有大買辦的身份。買辦和洋務派官僚這兩個不同的社會集團是以洋務活動為中心結合到一起，相互為用，彼此依惜，控制了中國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並且成為外國在華企業、洋務派的民用工業、民族資本企業的主要投資人。據統計，1895年以前，中國100家近代工礦企業中，買辦和洋務派官僚所辦企業占48家；在3031萬元的資本總額中，買辦和洋務派官僚的資本就占2263萬元。洋務派官僚和買辦所控制的資本擴大，就為買辦資產階級的形成奠定了經濟基礎；再加上買辦化官僚和官僚化買辦作為政府要員，直接影響清政府的對外政策，逐漸形成一個經濟實體和社會集團，早期買辦資產階級形成了。

買辦資產階級是中國資產階級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於它與民族資產階級所處的經濟、政治地位不同，所以它具有不同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性格。從經營近代工業的角度來看，買辦資產階級和守舊的封建官僚地主有爭議，似乎也並不贊同外資在華企業，但他們因兼有大地主、大官僚、大買辦的多重身份，因而所辦企業具有嚴重的封建性、買辦性。買辦資產階級與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緊密勾結在一起，成為阻礙中國社會發展，阻礙民族資本主義成長的力量。在政治上，買辦資產階級中的許多人憑藉在清政府中的政治地位，推行妥協的外交方針，加速了中國封建政權殖民地化的進程。他們中間許多人不僅是封建政權中的重要官員，而且是腰纏萬貫的大地主、大資本家，兼有封建軍閥的身份，形成官僚、軍閥、買辦三位一體的政治勢力，執掌著清政府從中央到地方的軍政大權。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即大資產階級，它們和封建地主階級代表著中國最落後最反動的生產關係。

中國資產階級的另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是在19世紀70年代前後，伴隨著中國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的出現而產生的。由於中國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產生的途徑不同于歐美各國，而且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特殊的社會環境，使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主要構成者，不是工廠手工業主，而是洋務派的一般官僚、商人、華僑、縉紳地主、買辦和買辦商人中的一部分。他們是商辦企業的興辦者和投資者，是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企業中的商股所有者。民族資產階級的構成很複雜，層面多，經濟實力差異較大。因此，民族資產階級可分為上層和中下層兩個不同的階層。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經濟實力較為雄厚，擁有規模較大的企業。他們中間許多人在農村中佔有一定數量的土地，在清政府機構中有一定的官職，並投資於近代工業企業，是一批具有亦官亦商或亦紳亦商數重身份的資本家。由於民族資產階級上層是從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大買辦轉化而來的，因而，他們與外國資本主義、本國封建主義有著比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更為密切的聯繫。換言之，他們與外國資本主義、本國封建主義的矛盾，比民族資產階級的中下層相對要小。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代言人是資產階級維新派。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多由手工工廠主發展而來，或由中小商人轉化為資本家。他們手中積累的資金較少，投資創辦的工業企業規模較小，因此，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較低，中下層力量比較薄弱，處於隨時可能被中、外大企業所吞併的不穩定地位上。民族資產階級上層與中下層之間，並沒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民族資產階級的中下層中不少人也企圖擠入上層的行列，但由於受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制和束縛，很難將政治、經濟地位提高到與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同一水平。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與外國資本主義、封建勢力的矛盾較上層大。他們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是資產階級革命派。

民族資產階級政治性格的形成同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的處境和地位緊緊聯繫在一起。中國民族資本近代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的夾縫中生長出來，因而民族資本與外國資本主義、本國的封建主義之間呈現著錯綜複雜的關係。

外國資本主義以武力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開闢通商口岸，操縱中國海關，降低進出口稅率，控制中國沿海和沿江航運，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給地。外國資本主義利用在華特權和質量上乘的機器產品，甚至不惜採取降價傾銷的辦法，在市場上對民族資本工業產品進行排擠和打擊，造成中國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發展困難。從國產紗和洋紗在國內市場上的運銷情況來看：1894～1898年期間，輸入長江中上游7口(重慶、宜昌、沙市、長沙、嶽州、九江、蕪湖)的洋紗平均每年為211935擔，占輸入淨量的86.4％；而國產紗平均每年33424擔，只占輸入淨量的13.6％。同期，輸入華北4口(天津、芝罘、膠州、秦皇島)洋紗平均每年為315276擔，占輸入淨量的93.7％；而國產紗平均每年為20853擔，只占輸入淨量的6.3％。（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145頁）中國民族資本近代企業所需原料，也受到外國洋行搶購的影響。外國洋行通過中國買辦商人，在盛產原料的地區廣泛設立採購站，使中國民族資本企業在原料來源上面臨嚴重困難。由於外國資本早於中國民族資本在華建立工業企業，這些外資企業，利用資金雄厚，規模較大和在華享有的特權，對正在創辦時期中國民族資本企業進行傾軋排擠。例如，中國民族資本在創辦磚茶業部門時，外國資本磚茶廠已在華形成壟斷趨勢，因此，1875年福州商人創辦的3個磚茶廠，第二年就關閉了2個。再如，19世紀上海的繅絲業主要掌握在外國資本手中，中國民族資本雖然也創設了五六個廠，但因資本與規模都不能與外商絲廠抗衡，破產和被兼併成為大多數民族資本企業的歸宿。

中國民族資本企業還受到國內封建勢力的嚴重束縛。建立在封建經濟基礎上的清朝政權，長期奉行重農輕商的政策，而這種政策正是封建勢力安身立命之所。因此，清政府竭力禁止開辦民族資本工業。1882年商人何昆山在廣州創議開辦自來水公司，一些商人表示贊成。但地方士紳以“有傷風水”為由，拼命反對，未能建成。各地都出現阻止開礦的現象，甚至廣東還出現知縣利用手工繅絲工人搗毀機器，封禁機器繅絲廠事件。封建勢力還用苛捐雜稅勒索民族工業，其中以厘金危害最大。江康年在《論商戰》中談到，“今厘卡如織，一水之地抽十餘次”，“有始僅值百抽五者，繼至十抽三四”；“尤可異者，一國之中而各省之章程又不一，至於以若干起稅，皆無一定之章”。（《皇朝經世文三編》卷30，第32頁)“卡若櫛比，法若凝脂，一局多卡，一卡多人。只雞尺布，並計起捐，碎物零星，任意扣罰。旅行愁歎，衢路荊棘”。這樣，大大阻礙了本國工農業產品的運銷流通，成為民族資本難以衝破的網羅。封建勢力還推行“抑民以奉外”的政策。“洋煤……進中國口岸，每噸止充稅五分，……中國土法所挖之煤，每噸稅三錢，機器所挖之煤，每噸稅一錢，所過厘卡，仍須照納，……所以繳費多而價值貴，不及洋產之廉也。”（鄭觀應：《盛世危言》第四卷，開礦）連李鴻章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原定洋貨稅則過輕，土貨稅則較重，以致華商疲累，難與洋商頡頏”。（《李文忠公全書》奏稿，第40卷，第44頁）清政府的稅收政策，名義上“華洋一體待遇”，實際上是保護外國資本，打擊民族資本近代工業。

中國民族資本一方面受封建主義和外國資本主義的束縛、壓迫，一方面又與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存在著對它們的依賴關係。

民族資本對封建主義的依賴表現在：第一，當時投資興辦新式企業的資本家，即使不是官僚身份的富商大賈，為了經營企業便利，都要花錢捐一個虛銜，借此出入官場，托求蔭庇，在政治上依附於清朝封建統治。第二，民族資產階級大部分是由地主、官僚、買辦轉化而來，因此，他們和封建地租剝削制度關係密切，在經濟上依賴於封建主義。第三，民族資本近代企業中的新式採礦業，呈請“官督商辦”占一定比例，為的是謀求封建政府的批准和依賴政府保護礦廠，制約工人，獲取減免稅厘特權，保證一定的銷售市場和資本支持。第四，有些民族資本近代企業不僅在創建和生存發展方面靠封建官僚的支持，而且依靠清政府取得某些專利權。

民族資本對外國資本的依賴表現在：第一，由於當時中國沒有自己的重工業，因而機器、技術甚至原料都不得不依賴外國。第二，一些民族資本近代企業在資金方面依靠外國勢力，憑藉外國資金創業和發展再生產，因此，這些民族資本企業負擔很重。第三，有些中國商人為了避開厘金雜稅等項捐稅，通過外國商人代領子口半稅單或護照“賄買牌照，假託洋商之名”。（《戊戌變法》第2冊，第399頁)華人集資籌辦，請外國控制和經營，可以免除許多雜稅和不必要的麻煩。這些方面，都使中國民族資本不能擺脫和外國資本的聯繫。

存在決定意識，民族資產階級性格的形成同民族資本近代工業創辦環境分不開。民族資本同外國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依賴的一面，民族資本人格化的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必然有矛盾的性格。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因受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所以在中國近代，它是一個革命的階級；另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同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有很大的依賴性，加上實力弱小，所以又具有軟弱性，對外國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有妥協性。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反映在政治上的兩面性，決定了他們與大資產階級不同，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而是爭取團結的對象。

二工人階級的產生、特點和初期鬥爭

隨著中國近代工業的建立，中國工人階級誕生了。中國工人階級的發生、發展，伴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在華直接經營企業而來的，是中國逐步走向半殖民半封建化過程中，最先出現的一個新的社會階級。所以，“中國無產階級的很大一部分較之中國資產階級的年齡和資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會力量和社會基礎也更廣大些”。(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90頁，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這成為中國近代工人階級在產生時期的一個顯著特點。

大體上說，中國近代工人階級是伴隨著三種近代企業的出現而產生的。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外國資本主義基於輸出商品和奪取原料的需要，開始在中國的通商口岸修建船塢和開辦船舶修造廠、加工製造等近代工業，廉價雇傭中國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從事生產勞動。這些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成為直接受外國資本奴役的雇傭勞動者，由此產生了中國第一批近代產業工人。第一批近代產業工人誕生於外國資本在華企業，是外國資本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特別是資本輸出的直接後果。

60年代洋務運動興起後，在洋務派的軍用工業企業中，產生了第二批產業工人。70年代以後，洋務派陸續舉辦了一些民用新式企業，民族資本近代企業也隨之興起，至甲午戰爭前已開辦100多個大小企業，產生了第三批近代產業工人。於是，中國近代產業工人的隊伍逐步擴大。到1894年甲午戰爭時，除碼頭工人未計在內之外，在上述三類企業中，共有近代產業工人9萬多人，其中在外國資本企業中約34000人，在民族資本企業中有27250人，其餘的在洋務企業中。（《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下冊，第1201頁）這9萬多人組成中國最早的工業無產階級隊伍。

中國近代產業工人在逐漸成長的過程中，形成了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中國工人階級身受外國資本主義、本國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壓迫之深和殘酷程度，在世界各國中實屬罕見。其表現在：工資極其低微，根本無法維持工人溫飽；勞動時間長；勞動條件極為惡劣；人身安全毫無保障；並且工人在政治上倍受壓迫、淩辱。由於中國工人階級身受三重剝削、壓迫，他們具有強烈的鬥爭性和革命性，成為最革命的階級。

第二，中國的產業工人分佈得很集中。從地域上看，由於中外資本經營的近代工業，基本上分佈在沿海、沿江幾個通商口岸城市，所以工人也就自然集中在上海、廣州、武漢這幾個口岸。據統計，1894年甲午戰爭時，集中在上海、廣州、漢口三個城市的產業工人(不包括採礦業)占全部工廠工人總數的76.7％，其中上海一地即占總數的46.4％。也就是說，全國除採礦業外的產業工人幾乎一半集中於上海。從雇傭人數上看，1894年雇傭500人以上的工礦企業有39家(外國資本11家、洋務派企業13家、民族資本企業15家)，這39家企業裏約有57000～62000人，就是說1894年全國產業工人的2/3集中在這39家企業裏。（《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下冊，第1202頁)中國工人階級的分佈集中，有助於加強組織和團結戰鬥，更有利於革命思想的傳播。

第三，中國近代的產業工人大部分來源於破產農民，他們剛剛脫離農村，脫離土地，因此，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不僅對廣大農民的境況有深切瞭解，而且很多人依然與農村保持著各種關係，與廣大農民有一種天然的聯繫，便於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結成緊密聯盟，在革命鬥爭中獲得最廣大可靠的同盟軍。

中國工人階級儘管相對來說人數不是很多，但是能在革命中發揮巨大的作用，成為唯一能夠領導近代中國民主革命達到勝利的階級。當然，中國早期工人階級也有一些缺陷，中國早期的產業工人大多數出身于破產農民，或者失業的城市手工業工人，在他們身上保留著小生產者的習氣；另外，中國早期的產業工人中，絕大多數人都是文盲，使得他們的文化水平較歐美工人低得多；文化素質低下又直接影響到他們的技術水平和鬥爭水平。中國近代產業工人從誕生的那天起，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自發地進行了經濟鬥爭和各種反抗迫害的罷工。中國產業工人早期鬥爭，最先發生在19世紀50年代的外國資本企業中。1858年，為支持廣州人民反對英法聯軍侵佔廣州城的鬥爭，香港2萬多名雇員、工人舉行罷工，並從香港回到廣州，使香港的商務一度停頓，日常生活陷於混亂，給駐港英國侵略者沉重的打擊。（《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上冊，第416頁)1857年上海碼頭工人開展了反對外國侵略者誘拐、販賣華工的鬥爭。至19世紀80年代，中國產業工人的鬥爭有了新的發展。1879年上海耶松船廠工人為反對把頭克扣工資罷工。1882年開平煤礦工人為了要求平等的工資待遇，舉行罷工。1883年江南製造總局總辦為了加強對工人的剝削而延長工時，全廠工人舉行示威遊行。1884年香港工人為反對法國侵華舉行大罷工。1889年雲南蒙自礦工暴動。1890年江南製造總局工人再次為反對資本家延長工時舉行罷工。1891年上海機器織布局工人在機工張桂卿的領導下進行罷工鬥爭。1895年漢陽鐵廠工人因廠中翻譯笞責工人而舉行罷工。據不完全統計，在近代工業企業中的工人罷工事件，自1870年至1895年，共有16次。（趙閑、黃杜：《五四運動前中國工人運動史的分期問題》，《學術月刊》1960年第3期）

中國近代產業工人的早期鬥爭，主要是自發的、不經常的、分散的鬥爭，鬥爭的目標主要是反對資本家延長工時、打罵工人、克扣工資，反對外籍廠主、技師、封建官吏、工頭的欺壓，為爭取和維護自身最低限度的經濟權利的鬥爭。由於中國近代產業工人是中國半殖民地化的產物，因此，他們的許多鬥爭，矛頭直接指向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從工人階級誕生初期就開始了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鬥爭，是中國工人階級早期鬥爭的一個重要特點。早期工人階級剛從舊的社會關係中分裂出來，但還不是自為階級，他們剛剛脫離舊有的生產方式，身上還帶有許多小生產者的痕跡；並且他們還受著封建手工行會、地方幫派等封建組織的嚴重影響和束縛，往往把鬥爭的目標放在局部的、暫時的利益上，還不可能真正意識到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和遠大的鬥爭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