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新編-第四章

豪格

第一節洋務運動

一 洋務運動的起因

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朽統治，使中國近代工業的產生與發展，打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的烙印。

洋務，最初被稱作“夷務”，是指一切與西方資本主義有關的事務。例如，外事交涉；購買外國軍械；採用“西法”操練海陸軍；採用先進的外國技術開礦、築路；辦航運、近代郵電；興辦新式學堂；選派留學生；引進、學習外國的科學技術等等。洋務運動中所指的洋務，主要指清朝政府中的一部分官僚，為挽救清朝封建統治的危機，引進外國先進的武器裝備、科學技術、大機器設備創辦近代企業等活動。因為這些事務都與外國有著密切的關係，無論技術還是設備、軍備都是從外國輸入的，所以，這種引進活動被稱作洋務運動。從事這些活動的主要人物被稱作洋務派。

洋務運動的產生、發展，並不是偶然的，它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外國資本主義通過兩次鴉片戰爭，使中國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加深。它們在中國瘋狂的經濟掠奪，造成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解體過程加速。農村家庭手工業和城市手工業破產，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開始形成，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奠定了客觀經濟條件，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成為歷史趨勢。

洋務運動產生的政治因素來源於清朝統治階級面臨“內憂”與“外患”的困擾。19世紀六七十年代，波及18省，持續1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給予清政府以沉重的打擊。清朝統治者勾結外國侵略者，憑藉洋槍洋炮鎮壓了太平天國。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戰敗，使外國勢力由東南沿海地區深入到長江中游。尤其是外國公使進駐北京，使清朝統治者感到，“內患外侮，一時並至，豈盡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有制勝之兵，而無制勝之器，故不能所向無敵耳”。（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上冊，第264頁，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用弓箭、長矛、鳥槍不能鎮壓國內民眾起義，更無力與外國侵略者的洋槍、洋炮抗衡。要維持封建統治，必須“師夷長技”，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仿造西方船炮，採用西法練兵。於是他們開始以“自強”、“求富”為目的，推行洋務活動。

洋務運動是在近代中國要求向西方學習的潮流衝擊下產生的，有著深刻的思想根源。林則徐、魏源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後就看到了外國槍炮、船艦的長處，和中國“器不良”、“技不熟”的短處，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對當時中國思想界產生深遠影響。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師夷長技”的思想發展成為普遍性的社會思潮。再加上當時“使節四出，交聘於外。士大夫之好時務者，觀其(西方)號令約束之明，百工雜藝之巧，水陸武備之精，貿易轉輸之盛，反顧赧然，自以為貧且弱也。於是西學大興，人人爭言其書，習其法，欲用於變俗”。(《戊戌變法》第1冊，第181頁，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社會上談西學、辦洋務成為一種社會時尚。一些早期的改良主義者，如馮桂芬、薛福成、王韜等人在其著作中都提出了關於採用西學，製造洋槍洋炮，舉辦洋務自強、求富的理論。就連清朝統治階級中的一些當權者也認為：“今日喜談洋務，乃聖之時”；同時指出：“自強之道在乎師其所能，奪其所恃。”(《洋務運動》第5冊，第11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籌辦夷務始末》卷25，第10頁)洋務思想成為當時帶有普遍性的社會新思潮。

60年代初期，在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出現了洋務派。初始，洋務派的人數不多，隨著洋務運動的發展，“師夷長技”、“求強求富”的觀點吸引了一些士紳、買辦、商人的贊同和支持，社會上出現了“一唱百和，萬口同聲”(《洋務運動》第1冊，第454頁)談洋務的局面。

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是一些帶有資本主義傾向的官僚，在清朝中央政府中以總理衙門大臣恭親王奕、戶部侍郎文祥等人為代表；在地方上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以及後來崛起的張之洞等人為代表。這些人大都在沿海省份充任督撫，與外國人及外交事務有較多的接觸，對西方資本主義有所瞭解，由於他們各自認識、見解不同，因而對舉辦洋務的重點、各種政策的制定及實施，各自持不同的觀點。在興辦洋務活動中，形成了曾氏(國藩)湘系集團；左氏(宗棠)湘系集團；李鴻章淮系集團，以及後期的張之洞集團等等。

曾國藩是洋務運動的創始人之一，是最早由封建官僚轉化為洋務派的人物。在鎮壓太平天國的軍事活動中，曾國藩就購置洋槍洋炮裝備湘軍，取得了湘潭、嶽州兩次戰役的勝利。1860年12月，他在《複陳洋人助剿及采米運津折》中提出：“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紓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5卷，第14頁）明確提出要“師夷智”仿造船炮，認為仿造洋槍、洋炮是洋務活動的主要內容。他希望通過“師夷智以造炮製船”來鞏固清政府的封建統治。1861年8月，曾國藩在《複陳購買洋船炮折》中，重申“師夷智”以制造船炮的必要性與可行性，以及對內鎮壓人民、對外抗禦外侮的目的。他說：“輪船之速，洋炮之遠，在英法則誇其所獨有，在中華則震於所罕見。若能陸續購買，據為己物，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今日和議既成，中外貿易有無交通，購買外洋器物，尤其屬名正言順。購成之後，訪慕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發跡，可以勤遠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頁)曾國藩在舉辦洋務中很注意對人才的使用，他在很短的時間裏，網羅了一批懂科技、通洋務的人才，提拔、重用、保薦了一大批以辦理洋務而著稱的人物。

李鴻章是舉辦洋務最多、歷時最長、影響最大的洋務派代表人物。1862年，李鴻章和他的淮軍在上海會同外國侵略者鎮壓太平天國時，“深以中國軍隊遠遜外洋為恥”。(《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第2卷，第46頁)1864年，他進一步表示：“惟鴻章所深慮者，外國利器強兵百倍於中國，內則狎處輦轂之下，外則佈滿江海之間。”“若不及早自強，變易兵制，講求軍實，仍循數百年綠營相沿舊規，厝火積薪，可危實甚。”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25卷，第9頁)他認為，仿造洋槍、洋炮，進行西法操編軍隊，才能挽救清政府的封建統治。李鴻章在對西方各國的考察、瞭解中，認真總結了辦洋務的實踐經驗，提出“必先富而後強”，(《李文忠公全書》奏稿，第43卷，第34頁)而“轉貧弱為富強”必須“稍變成法”。(《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第19卷，第43頁) 隨著李鴻章視野的開闊和洋務思想的深化，洋務活動的範圍迅速擴大。自1874年海防議起，李鴻章“即曆陳煤鐵礦必須開挖，電線鐵路必應仿設，各海口必應添洋學格致書館以造就人才”。(《洋務運動》第1冊，第269頁)李鴻章多年的洋務活動頗有建樹，內容涉及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其中也作了一些有益於社會進步的事情。

左宗棠洋務活動的重心是造船，後逐漸擴展到製造槍炮彈藥、舉辦新式學堂等方面。他認識到，“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諸邦以機器輪船橫行海上，英、德、俄又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竟其鯨吞蠶食之謀，乘虛蹈暇，無所不至，此時而言自強之策，又非師遠人之長以治之不可”。(《左文襄公書牘》第1卷，第11頁) 他親眼看見“自通商以來，各海口大小馬頭番舶鱗比，而中國海船則日見其少，其僅存者船式粗笨，工料簡率。海防師船尤名存實亡，無以檢校，致使泰西各國群起輕視之心，動輒尋釁逞強，靡所不至。此時東南要務，以造船為先著”。(《洋務運動》第5冊，第19頁) 因而，他非常重視學習西方的造船技術，仿造船艦，以抵禦外侮。

張之洞是洋務運動後期的主要人物，早年以批評朝政著稱。他曾以維護封建道統為己任，把傳統的倫理奉為行為準則；同時，他又是一個講求功效、提倡“經世致用”的“實用主義”者。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侵略的加深，特別是當他認識到西方科學技術、軍工器械和機器生產對維護清政府的封建統治和抵禦外侮的真正價值時，便被西學吸引到洋務活動中，從而轉化為洋務派官僚。張之洞興辦洋務，受到李提摩太的影響。1884年5月他在太原籌設洋務局，計畫廣泛招收人才，研究天文、地理、兵械、船炮等西方科學技術，後因中法戰爭吃緊，調任兩廣總督，於是建立洋務局的計畫落空。1889年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便大力開工廠、開礦、築路、練兵、辦新學堂，形成自成體系的洋務集團。

二洋務派與頑固派的抗衡

19世紀60年代興起“洋務熱”後，在清朝統治集團內出現了洋務派，以區別於主張原封不動地保持舊有統治方法和維持原有的統治秩序、堅持“深閉固拒”、完全排外的清朝統治階級中的封建頑固派。洋務派的出現，表明清朝封建統治集團內部已開始分化。

洋務運動初期的主要支持者，是在清政府滿族貴族中影響頗大，地位較高的恭親王奕。同治皇帝即位後，慈禧太后為了擴大、鞏固自己的權力，在垂簾聽政期間，籠絡恭親王奕，封他為議政王、領班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大臣，兼內務府大臣和宗人府宗令。奕總攬朝廷大權後，利用權勢，任用文祥、寶鋆、董恂等人作他的助手，重用漢族地主官僚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對這些人“有請必行，不加遙制”。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之後，出現了一度“同治中興”的穩定局面。奕的威望和地位的提高，引起慈禧太后的猜忌。1865年4月，慈禧太后以奕“暗使離間”、“目無君上”為罪名，革除了他的一切官職。在眾王公大臣的籲請下，慈禧太后只好重令奕管理總理衙門，不久又恢復了他的領班軍機大臣職務，但取消了議政王稱號。奕的地位、權勢大大削弱。慈禧太后在削減奕等人權勢的同時，轉而扶植那些反對奕的力量。

頑固派是清朝統治集團中與洋務派對立的以大學士倭仁、徐桐、李鴻藻等人為代表的政治勢力。他們對洋務派提倡的向西方學習和引進西學深惡痛絕，認為是“用夷變夏”。他們鼓吹唯祖宗之法是尊，唯古聖先賢是尚。頑固派在慈禧的支持下，有相當大的勢力。從19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頑固派和洋務派的鬥爭日趨激化。洋務派的每項重要主張和活動，幾乎都要遭到守舊勢力的反對和抨擊。1866年底，頑固派在關於同文館是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員學習天文、算學一事，向洋務派發動猛烈攻擊。

1866年12月，奕等人認為西方國家製造機器、槍炮、船艦等先進科學技術“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於是，向清政府奏請在同文館內增設天文算學館，招收翰林、進士、舉人、貢生及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館學習。並擬訂了六條章程，希望清政府權衡宜定，批准施行。洋務派的建議剛剛提出，就遭到頑固派的反對。他們認為這是“舍中法而以西人”；“師法西人深為可恥者”。（《洋務運動》第2冊，第24、25頁）1867年1月，奕等人上奏反駁：“若夫以師法西人為恥者，其說尤謬。夫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查西洋各國，數十年來，講求輪船之制，互相師法，製作日新，東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國學其文字，究其象數，為仿造輪船張本，不數年後亦必有成。……獨中國狃於因循積習，不思振作，恥孰甚焉!”（《洋務運動》第2冊，第24、25頁）奕等人的建議和奏摺，激起頑固派的群起反對。1867年3月，禦史張盛藻上奏表示反對，認為科甲正途人員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沒有必要學什麼製造輪船、洋槍炮理論。清政府駁回了張盛藻的奏請，發佈上諭：“朝廷設立同文館，取用正途學習”，“不過借西洋以印證中法，並非舍聖道而入歧途”。（《洋務運動》第2冊，第30頁）

半月後，倭仁上奏為張盛藻辯護。他說：“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認為“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夷人?”同時，認為拜夷人為師後患無窮，“正氣為之不伸，邪氛因而彌熾，數年以後，不盡驅中國之眾鹹歸於夷不止”。（《洋務運動》第2冊，第30頁）奕等人上奏反駁倭仁，把這場鬥爭推向高潮。奕指出頑固派歷來以“議和議戰，大率空言無補”，今又“僅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幹櫓等詞，謂可折沖樽俎，足以制敵之命，臣等實未敢信”。（《洋務運動》第2冊，第31頁）奕、倭仁多次上章爭辯。

1867年4月23日清政府發佈上諭，傾向奕，提出按倭仁“天下之大不患無才”的主張，由倭仁主持擇地另行設館，督飭講求，與同文館以實效相競爭。上諭使倭仁無言以對，處於尷尬境地。6月，倭仁等人唆使候選直隸知州楊廷熙在奏摺中羅列同文館十大“罪狀”，對同文館進行全面攻擊。其中，最關鍵的一條仍是招錄翰林、進士等五項正途京外官員入天文算學館和延聘洋人在館教習一事。奏文措辭尖刻、嚴厲，激怒了朝廷，下諭斥責楊廷熙“呶呶數千言，甚屬荒謬”!“肆口詆誣，情尤可惡”!（《洋務運動》第2冊，第51頁）飭令倭仁假滿後速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上任。倭仁最痛恨洋務，氣極敗壞，在赴任路上墜馬摔傷，不久死去。頑固派和洋務派持續了半年之久的爭論，告一段落。

七八十年代正值洋務運動的高潮時期，頑固派與洋務派的鬥爭又趨激烈。在爭論的眾多問題中，修築鐵路的鬥爭尤為激烈。1880年12月，前直隸總督劉銘傳奏請修築清江至北京、漢口至北京的鐵路。鑒於經費難籌，建議借外債修築。這一建議遭到侍讀學士張家驤的反對，他指斥鐵路有“三大弊”。一是洋人可乘火車到處往來；二是修鐵路會毀壞田畝、房屋和墳墓，滋擾民間；三是鐵路興建會使輪船倒閉。李鴻章上奏，論證鐵路有利於用兵、賑務、漕運、通訊、交通、拱衛京師等優勢，駁斥了頑固派的謠言和攻擊，支持劉銘傳舉借外債修築鐵路的建議。

李鴻章、劉銘傳修築鐵路的主張傳出，引出頑固派的修鐵路有“九不利”，有“五害”，“不可行者八、無利者八、有害者九”（《洋務運動》第6冊，第154頁）等等各種謬論和誹謗之詞。直到1887年春，總理海軍衙門事務的奕鑒於中法戰爭中運兵的教訓，放棄了反對修鐵路的偏見，奏請“將開平至閻莊商辦鐵路，南接大沽岸北八十余裏，先行接造，再由大沽至天津百餘裏，逐漸興修。津沽鐵路告成，續辦開平迤北至山海關……”（《洋務運動》第6冊，第186頁）次年，津沽鐵路告成。

頑固派和洋務派的鬥爭，一直伴隨洋務運動始終。頑固派與洋務派的鬥爭不全是意氣之爭或名利之爭，而是涉及要不要“師夷長技”、要不要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這個重要問題的鬥爭。雙方的目的都是維護清政府的統治，分歧只是採用什麼方法的問題。

三 洋務運動的 “自強”與“求富”

自19世紀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的洋務運動，包涵廣泛的內容，其中包括編練新式軍隊，製造槍炮船艦，興辦近代工礦、交通，設立新式學堂等等。隨著形勢的變化和發展，洋務派對國情的認識和對西方國家的認識不斷深入，洋務運動的重心轉移，顯現了它的階段性：60～70年代，是以辦軍事工業為主的“自強”階段；70～90年代，是以辦民用工業為主的“求富”階段。

(一) “自強”階段的洋務活動和性質

洋務派認為，中國的典章制度比西方國家先進，只是槍炮船艦落後於西方。“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25卷，第1頁）

這些意見，反映出洋務派人士的共同看法。舉辦近代化的軍事工業，建立一批軍火工廠，是洋務運動前期的主要內容和重點。在洋務運動期間，共創辦了24家軍工企業，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幾個。

安慶內軍械所 1861年，曾國藩攻陷安慶後，設立了安慶內軍械所。這是洋務派創辦的軍事工業中最早的一家。它主要生產子彈、火藥和大炮，產品供湘軍自用；企業經費由湘軍軍費中撥給；勞動力從水師中調配；基本上全是手工操作，“不假外人”。產品質量低劣，曾造有小輪船一艘，命名為“黃鵠”，但“行駛遲鈍，不甚得法”。（《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27卷，第10頁）從嚴格意義上說，安慶內軍械所不是機器軍事工業，但它網羅了一些科技人才，如李善蘭、華蘅芳、徐壽等人，為吸收西方科學和中國近代工業的建立創造了條件。安慶內軍械所以土法製造火輪雖不成功，但它是洋務派仿造西式船炮的開端，標誌著洋務運動的開始。

上海洋炮局繼曾國藩之後，1863年李鴻章在上海建立了三所洋炮局，分別由英國人馬格裏和洋務派丁日昌、韓殿甲主持。三所洋炮局主要生產炮彈，雖然質量不如外國炮彈，但勉強可以使用。生產工具，“除了錘子和銼刀之外，什麼機器、熔鐵爐或其他的工具一概沒有”。1863年12月，李鴻章佔領蘇州後，將馬格裏主持的炮局遷至蘇州，稱作蘇州洋炮局。1865年，丁、韓的洋炮局併入美國旗記鐵廠，建立江南機器製造總局。

安慶內軍械所、上海的三所洋炮局，是為鎮壓太平天國的需要而倉促建立的，都經歷了以土法制洋器的探索階段。1865年起，洋務派才相繼在各地建立起一批近代化軍工企業。其中較重要的有下列幾個：

江南製造總局 1865年，李鴻章在上海建立。李鴻章在上海收買美國旗記鐵廠，留用原有的外國技師，又把蘇州炮局的部分設備併入，成立江南製造總局(簡稱“滬局”）。同年，曾國藩托容閎購買的美國機器運到上海交給此局。滬局主要生產槍、大炮、彈藥、鋼鐵、艦船。1868年試製成“恬吉號”輪船，1872年試製成“安海號”軍艦。原材料和主要機件都是購買外國舊貨。曾國藩吹噓說“中國自強或基於此”。滬局平均每年有經費約60余萬兩白銀，經費充裕而有保障。總局不斷擴充，有工人2000多名，陸續建有機器廠、洋槍樓、鍋爐廠、鑄銅鐵廠、輪船廠、船塢、木工廠、煤棧、庫房等；至80年代又相繼建成炮彈廠、水雷廠、煉鋼廠、栗色火藥廠、無煙火藥廠等等。並設有兵工學校、翻譯館。滬局還負有購買外洋艦炮之責。滬局由於外國技師壟斷技術，昏庸官僚主持經營無方，儘管是洋務派創辦的規模最大的軍工廠，但是產品的數量少、質量也很低劣。

金陵製造局(亦稱江寧機器局，簡稱“寧局”） 1865年李鴻章就任兩江總督時，把原有的蘇州洋炮局遷至南京擴建而成，由英國人馬格裏主持。該局以生產大炮、彈藥為主，是淮系的軍火供應基地。製造的槍炮子彈質量較好。正如曾國荃所說：“查該局所制，如兩磅後膛來福，長銅、十管、四管、連珠各種炮位，前後膛各種抬槍，均屬西法新式利器，與外洋精緻相埒，用之行仗，最為相宜，工料價值，較之購自外洋者，又實減二三成不等。”（《洋務運動》第5冊，第198～199頁）但是，也有相當數量的產品質量低劣，1875年1月，在大沽炮臺試放的7門大炮，有3門炮身炸裂，當場炸死士兵數人，其餘4門均成廢鐵。

福州船政局(又名馬尾船政局，簡稱“閩廠”或“閩局”）閩局是湘系左宗棠主辦的一個專門造船的軍事工廠。1866年在福州馬尾山下羅星塔設立。由原寧波稅務司法國人日意格和法國軍官德克碑為船政局的正副監督主持局務。還雇有幾十名法國技師和監工，工匠最多時約3000多人。閩局從1868年投產至1874年，以高昂代價(到1874年，共用銀535萬餘兩)造成大小船隻15艘，至甲午戰爭之前共造大小兵商輪船34只。該局起初所造均系小型木殼船，隨著造船技術逐步提高，所造船只的馬力、噸位也不斷增大。如“揚武”號為250匹馬力，排水量為1560噸；“開濟”號巡洋艦為2400匹馬力。另外，船政局還附設求是堂藝局(即船政學堂)和專門培養技工的“藝圃”。甲午戰前，船政學堂先後三次向英德法等國派遣留學生學習海軍。後來成為著名維新思想家的嚴複就是船政學堂派往英國學習海軍的。1872年6月起，閩局的學生、藝徒和工匠開始放手製造輪船。日意格及法國工匠數十人被辭退。船政局不僅製造了鋼甲船、輪船，還造了巡洋艦，所造船艦沿海幾省均有使用。船政局在中國海防建設中的貢獻是很大的。

天津機器局(簡稱“津局”）滬局、閩局、金陵機器局成立後，清政府為“防患固本”，決定在京畿附近的天津建立由滿洲貴族控制的軍事工業，以防軍事工業完全被漢族地主、官僚控制。於是命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籌辦機器局。1867年3月開工興建，以英國人密妥士為總管，主要生產彈藥，成立三四年，無甚成效。1870年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後，清政府不得已，只好由李鴻章接辦。李鴻章從江南製造總局調來沈保靖總理局務、整頓擴充，經十多年的苦心經營，津局大有起色：“頻年添造大廠十餘座，選購新器數百分，規模日臻開擴，製造日見精能”。（《洋務運動》第4冊，第242頁）津局規模宏大，工人最多時約有2700餘人。津局不僅生產西洋槍炮子彈及各種炮車器具，並且創制新式機器，自製電線、電引、佈雷必備器具；還設立了專門培養技術人才的水雷學堂、電報學堂和水師學堂。1888年，津局籌建一個煉鋼廠，以供該局生產鋼槍用，但延至1891年才動工建廠，1893年正式投產。天津機器局每年生產的軍火，除供給直隸淮練各軍外，還撥濟奉天、察哈爾、吉林、熱河及江南的水陸軍使用，成為中國最大的軍火供應基地。

湘淮軍閥和各地督撫為了鎮壓各族人民起義和擴充自己實力，也陸續設廠製造。1868年左宗棠在西北鎮壓回民起義時，隨軍設西安製造局，後遷往蘭州，稱蘭州製造局。山東巡撫丁寶楨在濟南設立山東機器局，丁寶楨調任四川總督，又在成都設立四川機器局。此外，洋務派還相繼在雲南、廣東、湖南、吉林、山西、浙江、臺灣等省設立機器局。這些稱作機器局的兵工廠，規模較小，實是四大局的延伸和補充。

洋務運動後期建成的湖北槍炮廠，其規模較之江南製造總局也不遜色。1890年由張之洞在漢陽建立。1893年建成，開工後遭到火災，機器設備受損很大。1895年才修復投產。該廠經費充足，因而張之洞不斷擴充炮廠規模，同時更新機器，主要生產德式毛瑟步槍和小型陸路炮為主，產品質量較好。常年用工約1200人，是洋務運動後期創辦最大、最有成效的軍工企業。

洋務派在“自強”口號下創辦的近代軍事工業，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洋務派創辦的軍事工業採取官辦的方式，所有開支及費用由清政府財政撥款。這些軍工企業的生產經費由國庫按規定支付，企業本身沒有從利潤轉化來的資金積累。它們的生產規模的擴大與縮小，主要決定於政府撥款的多少，而不取決於產品的質量、數量及供求。它們所生產的槍炮、彈藥、船艦，由政府統一調配給湘淮各軍及各省軍隊使用，不計算產品的價格。

第二，洋務派創辦的軍事工業的組織與經營管理混亂、腐敗，帶有濃厚的封建性。從組織上看，洋務派所辦的軍工企業，各自都不是獨立的生產單位。而是上有總理衙門節制，下有總督、巡撫監督的政府分支部門。管理者採用清政府的等級官職，總辦、會辦、提調、委員、司事等等。負責生產另有一批人員，甚至還有一些掛名支薪，長年不到任的人員。1895年兩江總督張之洞派人查訪滬局情況，“製造局積弊，在換一總辦，即添用心腹三四十名，陳陳相因，有增無減，故司員兩項，幾至二百，實屬冗濫”。（《張文襄公全集》第149卷，第13頁）湘、淮軍頭目和各省督撫爭相設局製造軍火，創辦者視所創辦局廠為本集團所有，局務、生產一手包攬，並且互相拆臺，各自為政，把軍工企業當作爭權奪利的資本，長期控制。如左宗棠任陝甘總督後，對閩局實行遙控。1898年英國人貝思福參觀了滬、津、寧、漢、粵、閩、川七局後，認為“若照今日各省各辦之情形，不過便各督撫之私圖，于國家何益哉”。各局、廠的經營管理也很混亂，生產效率很低，生產成本高，而且經費大部分用於薪水及工食，而添購機器和原料、燃料的費用減少。

第三，洋務派的軍事工業具有濃厚的買辦性。各個局、廠，從設計施工、機器設備、生產技術甚至原料供應，無不依賴外國。而且，它們成立之後，長期受外國人的控制。曾國藩、李鴻章在這一期間，主要依靠英、美，在他們的軍事工業中，機器多購自英、美兩國，技師多用英國人或美國人。左宗棠主要依靠的是法國，他所辦的馬尾船政局主要由法國人包辦。外國資本家通過洋務派推銷他們的陳舊器材裝備。從江南製造局和馬尾船政局來說，雖號稱製成兵船數十，但實際上是購買外國殘舊機器修配而成。從而使洋務派的軍工企業成為外國軍事工業的附庸。

第四，洋務派的軍事工業具有一定的資本主義性質。這些軍事工業，除早期的安慶內軍械所以及丁日昌和韓殿甲分別主持的兩所炮局以外，各大小軍工企業都採用大機器進行生產，工人大多是從不同的地方招募來的，一般管理人員和工人的工資很低，而且等級很多，如福州船政局的“工資由每天兩角五分到三元不等”，（《洋務運動》第8冊，第373頁）說明生產的分工是廣泛的，雇傭勞動和工資形式的剝削，是資本主義生產的重要特點。這些企業的產品雖然不能在市場上進行銷售，但有些產品在調配時要酌收一部分工本費，帶有明顯的商品買賣性質，並受價值規律所制約。這些機器生產的軍事工業成為中國近代工業建立和發展的開端，為近代國防建設奠定了初步基礎。

洋務派所辦的軍事工業，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特殊產物，因而，它是具有封建、買辦和資本主義多種性質的混合體。
(二) “求富”階段的洋務活動和性質

洋務派在興辦軍事工業中，由於缺乏社會經濟發展的穩固基礎，因而財政緊張，原料、燃料供應困難，運輸、電訊事業的落後，都成為軍事工業進一步發展的阻力。洋務派開始重新認識向西方學習及如何向西方學習。李鴻章說：“中國積弱，由於患貧。西洋方千里、數百里之國，歲入財賦動以數萬萬計，無非取資於煤鐵五金之礦、鐵路、電報、信局、丁口等稅。酌度時勢，若不早圖變計，擇其至要者逐漸仿行，以貧交富，以弱敵強，未有不終受其敝者。”（《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第16卷，第25頁）必須先求富，而後才能自強。也就是說，必須發展民用工業，建立原料燃料基地並積累資金，建立雄厚的經濟基礎，軍事工業才能繼續發展。

自70年代至90年代，洋務派大約創辦了幾十個民用企業。這些企業的種類有輪船運輸、原料、鐵路、電報、紡織等等。其中只有少數幾個採用官辦的方式，個別的一度採用官商合辦的方式，其餘的採取官督商辦的方式。其中比較重要的有：

輪船招商局 1872年李鴻章在上海設立輪船招商局。這是中國第一家近代輪船航運公司，也是洋務派舉辦的第一個官督商辦的民用企業。籌措資金採取招集商股和政府撥款的辦法，官款由招商局採取承包漕運的方式抵還。李鴻章委派浙江海運委員、候補知府朱其昂與上海道員胡光墉籌辦，招得商股73萬餘兩，陸續由各海關撥官款190多萬兩。初始購船6艘，後陸續增購，1877年招商局以200余萬兩的高價收買了美國旗昌洋行船隻12艘，使招商局大小船隻增加到30艘，資本420余萬兩。除在上海設總局以外，又在國內外19個港口設立分局，這些港口是國內的天津、牛莊、煙臺、福州、廈門、廣州、香港、汕頭、寧波、鎮江、九江、漢口和國外的長崎、橫濱、神戶、新加坡、檳榔嶼、安南、呂宋等，開展了遠洋航運業務。同時，在各地設立貨棧。1879年據薛福成在《籌洋芻議》中估計，招商局成立六七年來，已收入運費約2000萬兩，將中國航運業的利權收回了約3/5。招商局在與外國輪運公司的競爭中，迫使美商旗昌輪船公司將船隻、碼頭、棧房、船塢等設備歸併於招商局。但在1883年上海金融危機和中法戰爭中，招商局的資金周轉不靈，同時遭到英商怡和、太古輪船公司的打擊。清政府“將采運局平糶免稅之米，援官物例歸局專裝，以抵制之”，（《洋務運動》第6冊，第102頁）迫使怡和、太古輪船公司在貨源銳減的情況下，簽訂了第三次“齊價合同”。“齊價合同”改變了外輪長期壟斷中國航運業的不利局面。“輪船招商局之設，原期收回中國利權，徐圖自強之計”（《洋務運動》第6冊，第94頁)的目的，成為現實。

開平礦務局 這是中國最早用機器採掘的大型煤礦。為了解決軍工企業和輪船所需的燃料，1874年李鴻章聘英國礦師韓德森購買機器，準備在磁州開採煤鐵，後因故中止，遂把設備運往開平。1877年李鴻章派唐廷樞在灤州籌辦，設立開平礦務局。1878年8月，開平礦務局正式設局開辦，一面招募股份，一面開工鑽井。至1882年募股100萬兩。鑽井工程進展順利，因為煉鐵廠成本太高，又無冶煉技術指導，故停辦鐵礦，專採煤礦。1881年正式出煤。開平煤礦蘊藏豐富，煤質優良，設備較全，因而產量逐年增加。1883年就由1881年的日產300噸增至500噸。除供應招商局及天津機器局使用外，還大量供應附近市場。開平煤礦為解決運輸問題，自蘆台至胥各莊開挖約70裏運河，用以運煤。1881年礦局修了一條從唐山至胥各莊的輕便鐵路，全長11公里，是中國自建的第一條鐵路。1900年英國侵略者勾結江蘇候補道張翼將開平礦務局占為己有。

電報總局 1879年，李鴻章因軍事通訊的需要，看到“各國以至上海莫不設立電報，瞬息之間，可以互相問答。獨中國文書尚恃驛遞，雖日行六百里加緊，亦已遲迷懸殊”，深感“電報實為防務必需之物”。李鴻章命令在大沽北塘海口炮臺和天津之間架線試設電報，“號令各營傾刻響應”，（《洋務運動》第6冊，第335～336頁）效果很好。1880年李鴻章在天津設立電報總局，以盛宣懷為總辦。1881年李鴻章奏准敷設天津至上海的電線，年底建成，成為中國第一條長途陸路電線，共用湘平銀178700兩。電報總局在紫竹林、大沽、濟寧、清江、鎮江、蘇州、上海等7處設立分局。1882年4月，電報總局改為官督商辦企業，故有電報招商局之稱，共召集股本8萬兩，當年繳還官本6萬兩。津滬電線接通後，英國代理公使格維納趁機要求敷設上海至寧波、汕頭等口岸的海底電線。美、法、德、英要求在上海設立萬國電報公司，添設上海至香港各口海底電線。李鴻章與總理衙門反復函商，決定由電報總局接辦由滬至粵沿海各口陸線，以“杜外人覬覦之漸，而保中國自主之權”，（《洋務運動》第6冊，第339頁）並強調“當此外人窺伺，必須激勵華商，群策群力，共同抵制”。（《洋務運動》第6冊，第340頁）1883年2月，電報局籌款50萬元，並開工架線。1884年春夏之交，上海至廣東的線路竣工，全長近3000公里，是我國自行架設的第二條電報幹線。次年，江寧至漢口電線接通。至1892年，電報幾乎遍及全國各重要城市。中國近代電報事業的迅速發展，電報線遍及全國各地，不僅對保衛祖國邊疆，發展經濟起到重要作用，而且還在發展電報的過程中，收回英國大東公司所設的九龍陸線與丹麥大北公司所設的上海吳淞陸線，抵制了外國人妄圖控制中國電報利權的活動。

上海機器織布局 近代中國第一個機器棉紡織工廠。1880年李鴻章派太古洋行買辦鄭觀應為總辦，設局招商，集股銀50萬兩。1882年選址建廠，並訂購軋花機、紡紗機、織布機等全套設備。並經李鴻章奏准，織布局取得“十年內只准華商附股搭辦，不得另行設局”的專利權和“只在上海新關完一正稅，概免內地沿途稅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第43卷，第43～44頁)的優待。織布局於1890年開工投產。營運興旺，1892年“每日夜能出布600匹，銷路頗暢”。1893年工廠失火，廠房設備幾乎完全焚毀。李鴻章委派盛宣懷負責重建。1894年9月華盛紡織總廠部分投產，並在寧波、上海、鎮江等地設分廠。

紡織工業方面還有1888年左宗棠辦的蘭州機器織呢局，1892年張之洞辦的湖北官紗局。

漢陽鐵廠 中國第一個近代化鋼鐵廠。1890年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把他原在廣東籌辦的煉鐵廠遷至湖北漢陽。1893年全部完工投產，機器大部分購自英國，招募了大批外國技師和工匠，雇傭工人約3000人，投資500余萬兩。1894年6月開爐煉鐵，日夜出鐵8次，共50餘噸。該廠由於經營不善，虧損過大，後由官辦改為官督商辦，轉給盛宣懷接辦。

張之洞往辦漢陽鐵廠時，還開採大冶鐵礦、馬鞍山煤礦，集冶鐵、煉鋼、採煤為一體，是中國鋼鐵聯合企業的嘗試。

洋務派辦的民用企業有以下特點：

第一，洋務派辦的民用企業基本上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企業。這些民用企業中，除蘭州機器織呢局外，都是採取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的形式，招集商股作為資本，購買新式機器；雇傭工人進行生產，工人以出賣勞動力為生，與企業主是勞資關係；企業生產的產品主要銷售於市場，經營的目的是為獲取利潤。

第二，洋務派辦的民用企業對外國資本主義既依賴又對立。洋務派創辦的民用企業無論是設備，還是技術，都依賴於外國人。一些企業在資金上也依靠外國銀行，所以處處受到外國人的控制。即使具有與外資爭利的想法和能力，過分的依賴外國人和外國資本，也會使這些企業喪失同外國企業競爭的能力。

第三，這些民用企業被洋務派當作封建主義的從屬物而進行經營管理。這些企業的管理機構都由洋務派操縱，經營管理大權都被洋務派大官僚委派的代表把持；產品要服從政府的調配，滿足官方或軍事工業的需要後，才能在市場銷售，因此這些民用企業很難積累資金，進行擴大再生產。同時，有些部門的民用企業封建壟斷性很強，如李鴻章創辦的上海機器織布局，奏准獲得10年專利權，不許商人另行設廠。輪船招商局成立後，李鴻章多次阻撓上海、廣東等地商人另行設局經營航運業。這又抑制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洋務派創辦的民用企業既有資本主義的性質，又與封建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與外國資本企業又依賴、又對立，這些民用企業融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於一體，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起到促進和阻礙的兩種作用。

洋務派在30多年裏，陸續開辦幾十個近代化的軍用、民用工礦企業；建立近代化海陸軍；興建一批新式學堂；並派遣留學生，揭開了中國資本主義的序幕。

洋務運動的成敗留下不少深刻的教訓。

首先，洋務派在不觸動腐敗的社會制度的情況下，只是在封建制度的母體上“嫁接”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枝芽，只能造成“一手欲取新器，而一手仍握舊物”，（《中日戰爭》第1冊，第528頁，神州國光社1954年版）“新其貌，而不新其心”（陳真：《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3輯，第16頁）由於洋務派舉辦洋務的指導思想是錯誤的，所以洋務派雖然創辦了近代工業，但是他們的階級地位和利益，使他們不可能要求改變封建生產關係，真正建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他們辦近代企業，不過是企圖用資本主義生產力來維護封建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因而，使洋務運動不可能取得更大成功。

其次，洋務運動中的企業利潤，沒有用於擴大企業的再生產，或投資於私人企業，而是用於捐官、買地、揮霍浪費、中飽私囊。洋務派沒有使自己成為中國近代真正的企業家、資本家，而是壟斷企業，擴大勢力，把企業作為自己爭權奪利的政治資本和經濟基礎。

再次，洋務派的所有企業，由於管理方式落後，導致企業成本高、虧損大、產量低、質量劣、經營腐敗，侵吞挪欠公款，營私舞弊，貪污中飽，用人唯親，冗工濫食。總之，以封建制度和管理方法去經營採用先進技術的新式企業只能造成這樣的惡果。洋務運動的實踐告訴我們，不改變落後的封建制度和經營方法是不能辦好近代新式企業的。

儘管洋務派創辦軍用、民用工業的原意，並不是為了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而且這些企業也不足以抵禦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但是，這些軍用、民用企業的建立，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中國的出現，促進了中國封建社會的解體，是封建統治集團的主觀願望始料不及的。

洋務運動所創辦的軍用工業、民用工業，使中國人學習西方的風氣大開，為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為西學在中國的傳播和中國科技的發展提供了條件、積累了經驗；洋務運動培養了中國第一批新型科技人才，造就了一批技術力量。洋務運動使中國封建自然經濟解體的速度加快；有助於中國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和中國民族資本的產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國資本的侵略，延緩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過程。總之，洋務運動在中國近代化的歷史進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豪格

第二節民族資本企業的艱難起步

一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掠奪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外國資本主義加強了對中國經濟的控制，使中國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

首先，外國資本主義全面控制了中國海關。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邀請外國人於中國各海關“幫辦稅務”。在各通商口岸設立稅務司，還設立了總稅務司，領導各口海關，執掌海關權。1863年英國人赫德繼李泰國之後，任總稅務司，把持中國海關長達48年之久。這些由外國人控制的稅務司，使中國的海關行政、稽查等權力喪失，無力保護本國經濟，使中國經濟受制於外國資本主義。

其二，外國資本主義控制了中國沿海和內河航行權。1860年以後，外國商人根據所訂立的不平等條約，自由進出中國各通商口岸。美、英、葡、德等各國商人紛紛在華設立輪船公司，操縱中國的航運業，控制中國沿海、沿江的航運，造成“上海之沙船，寧波之釣船，廣東之紅單船全失其利”，沿江“自漢口以下，各船廢業者逾半”，（《洋務運動》第1冊，第138頁）大批中國船工失業。

其三，外國資本主義控制了中國的金融業。外國列強擴大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控制中國經濟體系的中樞金融業。從1848年起英、法、德、日等國，先後在華設立東方銀行、滙豐銀行、法蘭西銀行、德華銀行、橫濱正金銀行，並且在各地設立了分行。外國銀行在華的建立，對於尚未建立本國銀行的中國來說，實是一個不小的威脅。外國列強通過各自在華的銀行，牢牢控制中國的金融命脈和對外貿易經濟，並且操縱了匯兌。同時通過政治貸款，控制了清政府。

外國資本主義憑藉不平等條約給予的種種政治、經濟特權，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從19世紀60年代起，外國商品大量湧入中國市場，對中國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家庭手工業與農業經濟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是一個巨大衝擊。

二民族資本企業創辦的條件

到19世紀60年代，由於外國資本主義加強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和掠奪，促使中國社會經濟發生很大變化，這就為中國民族資本企業的產生提供了有利條件。

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中國後，大量的商品湧入中國市場，逐步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促使城市手工業和農民家庭手工業破產。外國資本主義對原料的掠奪，促進了中國農產品的商品化，加速了中國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民被迫放棄了以往自給自足的家庭手工業，而與商品市場發生日益增多的聯繫，購買必需的工業產品；同時，農民為了擴大自己的購買能力，不得不增加自己的農產品的出售。60年代以後，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為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的創辦提供了商品市場。

隨著城市手工業和農民家庭手工業的破產和廢棄，廣大手工業者和農民越來越貧困。數以萬計的獨立手工業者被迫與生產資料分離，不得不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廣大農民在繁重的地租剝削之外，還要受外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的盤剝，土地兼併的日益嚴重，加速了農民的破產流離。破產農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流入城市，變成自由出賣勞動力的流浪者。勞動條件與勞動力的分離，為民族資本近代工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和日益擴大的勞動力市場。

在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擴大的同時，中國社會內部也積累了一些可能轉化為資本的貨幣財富。如，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一些受到農民起義打擊的大地主，長期在大城市和通商口岸地區躲避。他們看到外國資本主義企業有豐厚的利潤可圖，因而，他們不再用儲存在自己手裏的財富去購買土地，而是投資創辦近代工業。60年代後，以鎮壓太平天國起家的一些新官僚集團，他們在與外國人的接觸中，逐漸買辦化，對外國資本所經營的近代企業非常羡慕，因而產生投資近代工業的打算。與此同時，各個通商口岸經營買賣的富商大賈和一些為外國資本企業服務的買辦商人，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下，將手中所掌握的貨幣財富轉化為工業資本。此外，19世紀以後，在美國、日本、南洋等地經營致富的華僑，向國內投資，創辦新式工業。這些可能轉化為資本的貨幣積累與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結合起來，形成中國民族資本近代企業創辦和興起的歷史條件。

三民族資本企業創辦的途徑

中國的民族資本企業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創辦的，既有本國封建社會內部孕育的資本主義萌芽，又有外國資本主義的衝擊。因此，中國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企業產生於兩種途徑：一是在原有手工工廠基礎上逐漸採用機器生產，轉變為近代工業企業；二是由一部分官僚、買辦、地主、商人直接投資創辦近代工業企業。

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社會經濟和手工業生產的發展水平，是中國民族資本近代工業得以產生的基礎。各種類型的手工業行業中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以採礦業為例，近代新式採礦業就是利用舊的礦址，購置機器開採的；並且積累了生產經驗，“中西法”並用；在資金上採用“入資搭股”，或以礦場生產資料作價入股；建立雇傭關係，開闢市場，為民族資本近代工業準備了必要條件。一部分原有的手工工廠採用機器生產後，直接轉化為民族資本近代工業。這部分手工工廠有長遠歷史，能提供出口貨物，但外國工業暫時還無法取代。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嚴重摧殘了中國原有的資本主義萌芽，使近代中國的手工工廠多數破產，因此，真正從手工工廠發展成為近代企業的很少。

由商人、地主、官僚、買辦投資創辦的近代工業企業有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純粹商辦。中國最早的機器繅絲廠──廣東南海繼昌隆繅絲廠，就是由民族資本經營的純粹商辦的近代工業。陳啟源於1872年回國創辦繅絲廠“是為廣東器械制絲業之濫觴”。繼昌隆繅絲廠發展到絲釜800部，工人700人左右。以蒸汽煮繭代替手工繅絲的炭火煮繭，採用蒸汽動力和傳動裝置。所繅的絲粗細均勻，絲色純淨，彈性好，售價高於手工繅絲1/3，行銷歐美，獲利頗豐。民族資本商辦近代工業還有1882年陳可良創辦的裕泰恒火輪面局；1882年唐茂枝創辦的中國玻璃公司；1888年祝大椿創辦的源昌碾米廠；1890年葉衷澄創辦的燮昌火柴公司；1891年丁玉墀創辦的上海棉利公司。

第二種類型，買辦工業企業的轉化。買辦在中國近代社會中最早與外國資本主義工業企業發生經濟關係。許多買辦最初在洋行辦的工廠搭股，在攫取大量利潤並有了一定的資本積累，就開始自辦工廠。這種情況，在上海英國洋行開辦的絲廠，煙臺一家德國洋行辦的繅絲廠，及英國太古洋行在牛莊和汕頭設立的兩家榨油廠中，“工廠的經營者完全是中國人，事實上為中國人所有”。（汪敬虞：《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第481頁）這些近代企業打著外國的招牌，逃避清政府的監督。買辦自辦企業，標誌著買辦資本向民族資本轉化。

第三種類型，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轉化成民族資本企業。官辦企業、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企業都面臨兩種轉機，這些企業有可能轉變為官僚的私產，也有可能轉變成真正的商辦企業，走上獨立商辦的道路。有些官辦、官商合辦的企業，由於籌辦時官款不足，“另招商接辦”，（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下冊，第956頁）或招商租辦，便給予這些企業一個轉機。如湖北繅絲局、蘇經絲廠、華新紡織新局、裕源、通久源、裕晉、大純等紗廠，都是官督商辦企業，逐漸加強商辦性質，演變成民族資本近代工業。

四民族資本企業的主要部門與行業

從19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是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的創辦時期。在此期間，民族資本先後創辦了100多個企業。由於有些企業開辦不久就停辦歇業，所以到中日甲午戰爭時，民族資本近代工業大約只有70餘家。

民族資本企業分佈於繅絲工業、機器軋花業、棉紡織工業、麵粉工業、火柴工業、造紙工業、印刷業與出版業、機器修造業、採礦工業，在榨油、玻璃、制藥、焙茶、制糖等行業中民族資本也曾建立一些小規模的近代工業。

1869年，上海成立發昌機器廠。該廠是由打鐵作坊主方舉贊使用車床，轉變成為近代工業企業的，經營的業務是專為外商船廠打制修配船用零件。隨著長江和沿海航運業的興起，所需船用配件、零件不斷增長。在供不應求的市場狀況下，發昌機器廠迅速擴大。1877年發昌機器廠在《申報》廣告中說，“本號創開上海曆有年矣，揀選上等工料，專造大小輪船機器”，“兼造門市車床、汽錘、銅鐵器皿，一應俱全”。（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史料叢刊：《上海民族機器工業》上冊，第80頁）在80年代，機器廠還兼營進口五金，業務發達，獲利甚多，成為當時上海民族機器工業中規模最大的一家。1895年落入英商耶松船廠之手。（參閱汪敬虞：《論中國資本主義兩個部分的產生》，《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機器繅絲業是民族資本企業出現較早的部門。如前所述，1872年華僑商人陳啟源在廣東南海縣創辦了機器繅絲廠──繼昌隆繅絲廠。接著，南海、順德、廣州等地相繼辦起多家機器繅絲廠。至1881年，這一帶已有十幾家機器繅絲廠，共有絲釜2400部，年產絲近千擔。廣東成為中國近代民族資本繅絲工業的中心。繼廣東之後，1881年黃佐卿在上海創辦公和永機器繅絲廠，1887年絲車增至900部，（繆錘秀：《上海絲廠業概況》，《國際貿易導報》第1卷，第3號）資本20萬元。1884到1894年，上海又增設坤記、裕慎、延昌、正和、綸華五家絲廠，各有絲車二三百部，工人四五百至千餘人不等。上海的民族資本繅絲工業企業，由於外資壓迫發展不大。

機器麵粉工業也是民族資本企業出現較早的部門。1878年朱其昂在天津創設貽來牟機器磨坊，雖只有一台磨粉機，但功效很高，加工的麵粉質量很好。“然事半功倍，出面極多；且面色純白，與用牛磨者迥不相同。現已遠近馳名，凡磨面除麥子外，計分上、中、下三等，層累而下；機器則略無先後，自分次第”，每年獲利六七千兩。（轉引自邵循正：《關於洋務派民用企業的性質和道路》，《新建設》1964年第1期）

八九十年代，在上海、福州、北京等地相繼都有機器麵粉廠建立。1883年上海裕泰恒火輪面局成立；1887年福州機器麵粉廠創辦；1891年商人李福明建立北京機器磨坊。棉紡織業中的民族資本企業出現較遲。由於中國舊式手工棉紡織業的逐漸解體，廣大農民的家庭手紡手織被廢棄，手工棉織業工人失業，洋布洋紗擁有越來越廣泛的市場。因此，又引起中國地主、官僚、富商創辦新式棉紡織業的興趣。但是，因為洋務派對棉紡業的專利，使民族資本的棉紡織工業長期停留在醞釀階段。到90年代初，上海才出現兩個紡織廠，即新華紡織新局和裕源紗廠。1894年寧波通久源紗廠開始籌建，1896年正式開車投產。另外，福州、重慶、鎮江、廣州等地也有人醞釀籌建紡織廠，但甲午戰前均未建成。80年代後，火柴業較普遍，上海、天津、重慶、福州、慈溪、太原等地都先後建立了火柴廠。上海在90年代初，有燮昌、榮昌、燧昌三家火柴廠，後兩家創立不久便倒閉了。燮昌較大，有資本5萬兩，職工800人，日產火柴50箱(每箱50大包)，其原料分別從歐洲、日本進口。1889年重慶的泰昌火柴廠規模較大，價格比進口火柴便宜，銷路較好。

此外，1882年和1891年，廣州、上海等地先後成立了宏遠堂機器造紙公司和倫章造紙廠。同一時期，上海、廣州、杭州、北京等地建立了新式印刷廠10餘家。其他民族資本近代企業也時有建立，如1879年汕頭商人曾購入機器製造豆餅。1875年在福州同時出現了3個由當地紳商開設的磚茶製造廠。像玻璃、制冰、碾米等企業也曾建立，但規模都較小。在城市公用事業方面，民族資本經營較早的是華僑黃秉常於1890年創辦的廣州電燈公司，因資金缺乏，勉強維持了10年，後宣告停業。

圍繞著新式工業的需要，民族資本也向採礦業方面逐漸發展。採煤業是其中較早建立近代企業的部門。如安徽池州煤礦、費池煤礦、湖北荊門煤礦、山東嶧縣棗莊煤礦、廣西富川賀縣煤礦、直隸臨城煤礦等，都是1880年前後開辦的。在這些煤礦中，規模較小的只有資本2萬兩，使用很少的機器；規模較大的，資本達二三十萬兩，機器設備較好。以上就是民族資本近代工業創辦時期的一些主要企業。

五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企業的特徵

中國民族資本近代工業創辦的過程，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是從輕工業開始的。因為輕工業規模小，不需要巨額資本，資本周轉時間較短，獲得利潤較快。所以，在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時期，資本自發地向輕工業部門流注。如從上述中國民族資本近代工業創業的情況來看，當時的民族資本都分佈在繅絲、棉紡、麵粉、火柴等屬於消費資料生產的部門，重工業極少。

由於民族資本企業創辦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因而它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發展過程非常緩慢。中國民族資本企業的發展道路不同於西方國家，是由簡單協作到工廠手工業，再發展到機器工業，因此，基礎較差。英國是19世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經過了近百年的時間才完成了工業化過程，而中國民族資本近代工業是在中國已開始淪為半殖民地的歷史情況下產生的，雖直接從外國輸入機器，引入技術，但它不可能正常地按照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發展，只能在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下畸形地進行。所以，中國的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的發展，極其艱難曲折。據統計，英國從1785年建立第一家新式棉紡廠開始運轉到紗錠超過500萬錠，經歷了26年；中國從1890年建立第一家新式的棉紡織廠(上海機器織布局)開始運轉到紗錠超過500萬錠，經歷了46年的時間，中國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發展緩慢由此可見。（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11頁，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

第二，民族資本近代企業大部分投資少，規模小，設備簡陋，技術落後。民族資本力量薄弱，使得民族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大量投資於近代工業。這個時期創辦的企業，大部分資本在10萬兩以下，少的甚至只有幾千兩；資本在15萬兩以上的只有少數廠礦，超過40萬兩的更是寥寥無幾。這種情況，不但遠遠落後於外國資本在中國設立的企業，也趕不上清政府的官辦企業。

由於資本少，規模小，因而一般民族資本企業的設備都比較簡陋，技術落後。雖然，中國民族資本企業創辦時採用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成果。但是，除了少數部門外(如新式棉紡織業)，大多數民族資本近代工業限於資金的短絀和缺乏經營管理的經驗。而且一般企業都是先部分地設置機器從事生產，而無力一次購齊全部機器設備。甚至許多廠家購買的是外國已經報廢的機器，或殘缺不全的設備。同時，中國勞動力是廉價的，資本家寧可多用人力而不願多投資購買先進設備。由於設備簡陋，技術落後，造成生產成本高，產品質量差，難與進口外國商品競爭。

第三，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企業主要是輕工業，重工業幾乎沒有民族資本。從輕工業開始發展資本主義工業，這是歐洲成功的經驗。因為輕工業需要的資金少，建設時間短，資金周轉較快，容易獲得較高利潤。重工業方面的投資一方面受到外國資本主義的控制，另一方面受到封建政府的阻撓，因此不得不虧損、停歇以至破產。

第四，從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的分佈情況看，大部分企業集中在上海、廣州等通商口岸或鄰近通商口岸的地方，形成企業佈局不合理的狀況。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民族資本企業分佈集中、佈局畸形多出於企業的利益考慮，有的企業為了便利出口，適應原料出口加工，必須設在通商口岸，如棉紡織、火柴、造紙、印刷等企業，為的是取得交通運輸上的便利，或地方市場的特殊需要；而船舶修造和機器修理業是附庸於口岸航運業與工廠存在的，因此也必須設立在通商口岸，如上海、廣州等地；還有個別企業，為求得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庇護，將企業設立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內。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企業分佈畸形，對近代工業的發展造成很大的影響。

第五，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企業中，許多企業資本是從買辦資本、官辦企業、官督商辦企業轉化而來的。買辦資本從流通領域向生產領域的轉化，從附屬於外資企業到自辦企業的轉化，實質上是民族資本轉化的歷史進步。官辦、官督商辦企業掙脫封建官僚的控制，轉招商股，走上獨立商辦的道路，也不失為歷史的進步。

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企業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創辦的，這些工業企業特點中無不帶有時代和社會的痕跡。

豪格

第三節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出現

一資產階級的產生、構成和政治性格

19世紀60年代前後，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中國出現了資產階級。由於中國的資本主義分為官僚資本(以洋務企業為主)和民族資本兩部分，所以中國的資產階級也可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控制官辦和某些官督商辦企業的洋務派官僚，以及在經營管理上有實權的這些企業的大買辦。他們是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初創時期的大資產階級(或稱買辦資產階級)；另一部分包括商業企業的創辦者和投資者，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企業中的股份所有者，這類人被稱為民族資產階級。

大資產階級產生于外國洋行買辦、洋務派官僚及外國企業中的買辦以及封建地主、軍閥的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相互交叉的過程中，既有大地主、大官僚的身份，又有大買辦的身份。買辦和洋務派官僚這兩個不同的社會集團是以洋務活動為中心結合到一起，相互為用，彼此依惜，控制了中國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並且成為外國在華企業、洋務派的民用工業、民族資本企業的主要投資人。據統計，1895年以前，中國100家近代工礦企業中，買辦和洋務派官僚所辦企業占48家；在3031萬元的資本總額中，買辦和洋務派官僚的資本就占2263萬元。洋務派官僚和買辦所控制的資本擴大，就為買辦資產階級的形成奠定了經濟基礎；再加上買辦化官僚和官僚化買辦作為政府要員，直接影響清政府的對外政策，逐漸形成一個經濟實體和社會集團，早期買辦資產階級形成了。

買辦資產階級是中國資產階級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於它與民族資產階級所處的經濟、政治地位不同，所以它具有不同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性格。從經營近代工業的角度來看，買辦資產階級和守舊的封建官僚地主有爭議，似乎也並不贊同外資在華企業，但他們因兼有大地主、大官僚、大買辦的多重身份，因而所辦企業具有嚴重的封建性、買辦性。買辦資產階級與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緊密勾結在一起，成為阻礙中國社會發展，阻礙民族資本主義成長的力量。在政治上，買辦資產階級中的許多人憑藉在清政府中的政治地位，推行妥協的外交方針，加速了中國封建政權殖民地化的進程。他們中間許多人不僅是封建政權中的重要官員，而且是腰纏萬貫的大地主、大資本家，兼有封建軍閥的身份，形成官僚、軍閥、買辦三位一體的政治勢力，執掌著清政府從中央到地方的軍政大權。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即大資產階級，它們和封建地主階級代表著中國最落後最反動的生產關係。

中國資產階級的另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是在19世紀70年代前後，伴隨著中國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的出現而產生的。由於中國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產生的途徑不同于歐美各國，而且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特殊的社會環境，使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主要構成者，不是工廠手工業主，而是洋務派的一般官僚、商人、華僑、縉紳地主、買辦和買辦商人中的一部分。他們是商辦企業的興辦者和投資者，是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企業中的商股所有者。民族資產階級的構成很複雜，層面多，經濟實力差異較大。因此，民族資產階級可分為上層和中下層兩個不同的階層。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經濟實力較為雄厚，擁有規模較大的企業。他們中間許多人在農村中佔有一定數量的土地，在清政府機構中有一定的官職，並投資於近代工業企業，是一批具有亦官亦商或亦紳亦商數重身份的資本家。由於民族資產階級上層是從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大買辦轉化而來的，因而，他們與外國資本主義、本國封建主義有著比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更為密切的聯繫。換言之，他們與外國資本主義、本國封建主義的矛盾，比民族資產階級的中下層相對要小。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代言人是資產階級維新派。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多由手工工廠主發展而來，或由中小商人轉化為資本家。他們手中積累的資金較少，投資創辦的工業企業規模較小，因此，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較低，中下層力量比較薄弱，處於隨時可能被中、外大企業所吞併的不穩定地位上。民族資產階級上層與中下層之間，並沒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民族資產階級的中下層中不少人也企圖擠入上層的行列，但由於受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制和束縛，很難將政治、經濟地位提高到與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同一水平。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與外國資本主義、封建勢力的矛盾較上層大。他們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是資產階級革命派。

民族資產階級政治性格的形成同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的處境和地位緊緊聯繫在一起。中國民族資本近代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的夾縫中生長出來，因而民族資本與外國資本主義、本國的封建主義之間呈現著錯綜複雜的關係。

外國資本主義以武力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開闢通商口岸，操縱中國海關，降低進出口稅率，控制中國沿海和沿江航運，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給地。外國資本主義利用在華特權和質量上乘的機器產品，甚至不惜採取降價傾銷的辦法，在市場上對民族資本工業產品進行排擠和打擊，造成中國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發展困難。從國產紗和洋紗在國內市場上的運銷情況來看：1894～1898年期間，輸入長江中上游7口(重慶、宜昌、沙市、長沙、嶽州、九江、蕪湖)的洋紗平均每年為211935擔，占輸入淨量的86.4％；而國產紗平均每年33424擔，只占輸入淨量的13.6％。同期，輸入華北4口(天津、芝罘、膠州、秦皇島)洋紗平均每年為315276擔，占輸入淨量的93.7％；而國產紗平均每年為20853擔，只占輸入淨量的6.3％。（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145頁）中國民族資本近代企業所需原料，也受到外國洋行搶購的影響。外國洋行通過中國買辦商人，在盛產原料的地區廣泛設立採購站，使中國民族資本企業在原料來源上面臨嚴重困難。由於外國資本早於中國民族資本在華建立工業企業，這些外資企業，利用資金雄厚，規模較大和在華享有的特權，對正在創辦時期中國民族資本企業進行傾軋排擠。例如，中國民族資本在創辦磚茶業部門時，外國資本磚茶廠已在華形成壟斷趨勢，因此，1875年福州商人創辦的3個磚茶廠，第二年就關閉了2個。再如，19世紀上海的繅絲業主要掌握在外國資本手中，中國民族資本雖然也創設了五六個廠，但因資本與規模都不能與外商絲廠抗衡，破產和被兼併成為大多數民族資本企業的歸宿。

中國民族資本企業還受到國內封建勢力的嚴重束縛。建立在封建經濟基礎上的清朝政權，長期奉行重農輕商的政策，而這種政策正是封建勢力安身立命之所。因此，清政府竭力禁止開辦民族資本工業。1882年商人何昆山在廣州創議開辦自來水公司，一些商人表示贊成。但地方士紳以“有傷風水”為由，拼命反對，未能建成。各地都出現阻止開礦的現象，甚至廣東還出現知縣利用手工繅絲工人搗毀機器，封禁機器繅絲廠事件。封建勢力還用苛捐雜稅勒索民族工業，其中以厘金危害最大。江康年在《論商戰》中談到，“今厘卡如織，一水之地抽十餘次”，“有始僅值百抽五者，繼至十抽三四”；“尤可異者，一國之中而各省之章程又不一，至於以若干起稅，皆無一定之章”。（《皇朝經世文三編》卷30，第32頁)“卡若櫛比，法若凝脂，一局多卡，一卡多人。只雞尺布，並計起捐，碎物零星，任意扣罰。旅行愁歎，衢路荊棘”。這樣，大大阻礙了本國工農業產品的運銷流通，成為民族資本難以衝破的網羅。封建勢力還推行“抑民以奉外”的政策。“洋煤……進中國口岸，每噸止充稅五分，……中國土法所挖之煤，每噸稅三錢，機器所挖之煤，每噸稅一錢，所過厘卡，仍須照納，……所以繳費多而價值貴，不及洋產之廉也。”（鄭觀應：《盛世危言》第四卷，開礦）連李鴻章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原定洋貨稅則過輕，土貨稅則較重，以致華商疲累，難與洋商頡頏”。（《李文忠公全書》奏稿，第40卷，第44頁）清政府的稅收政策，名義上“華洋一體待遇”，實際上是保護外國資本，打擊民族資本近代工業。

中國民族資本一方面受封建主義和外國資本主義的束縛、壓迫，一方面又與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存在著對它們的依賴關係。

民族資本對封建主義的依賴表現在：第一，當時投資興辦新式企業的資本家，即使不是官僚身份的富商大賈，為了經營企業便利，都要花錢捐一個虛銜，借此出入官場，托求蔭庇，在政治上依附於清朝封建統治。第二，民族資產階級大部分是由地主、官僚、買辦轉化而來，因此，他們和封建地租剝削制度關係密切，在經濟上依賴於封建主義。第三，民族資本近代企業中的新式採礦業，呈請“官督商辦”占一定比例，為的是謀求封建政府的批准和依賴政府保護礦廠，制約工人，獲取減免稅厘特權，保證一定的銷售市場和資本支持。第四，有些民族資本近代企業不僅在創建和生存發展方面靠封建官僚的支持，而且依靠清政府取得某些專利權。

民族資本對外國資本的依賴表現在：第一，由於當時中國沒有自己的重工業，因而機器、技術甚至原料都不得不依賴外國。第二，一些民族資本近代企業在資金方面依靠外國勢力，憑藉外國資金創業和發展再生產，因此，這些民族資本企業負擔很重。第三，有些中國商人為了避開厘金雜稅等項捐稅，通過外國商人代領子口半稅單或護照“賄買牌照，假託洋商之名”。（《戊戌變法》第2冊，第399頁)華人集資籌辦，請外國控制和經營，可以免除許多雜稅和不必要的麻煩。這些方面，都使中國民族資本不能擺脫和外國資本的聯繫。

存在決定意識，民族資產階級性格的形成同民族資本近代工業創辦環境分不開。民族資本同外國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依賴的一面，民族資本人格化的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必然有矛盾的性格。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因受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所以在中國近代，它是一個革命的階級；另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同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有很大的依賴性，加上實力弱小，所以又具有軟弱性，對外國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有妥協性。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反映在政治上的兩面性，決定了他們與大資產階級不同，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而是爭取團結的對象。

二工人階級的產生、特點和初期鬥爭

隨著中國近代工業的建立，中國工人階級誕生了。中國工人階級的發生、發展，伴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在華直接經營企業而來的，是中國逐步走向半殖民半封建化過程中，最先出現的一個新的社會階級。所以，“中國無產階級的很大一部分較之中國資產階級的年齡和資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會力量和社會基礎也更廣大些”。(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90頁，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這成為中國近代工人階級在產生時期的一個顯著特點。

大體上說，中國近代工人階級是伴隨著三種近代企業的出現而產生的。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外國資本主義基於輸出商品和奪取原料的需要，開始在中國的通商口岸修建船塢和開辦船舶修造廠、加工製造等近代工業，廉價雇傭中國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從事生產勞動。這些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成為直接受外國資本奴役的雇傭勞動者，由此產生了中國第一批近代產業工人。第一批近代產業工人誕生於外國資本在華企業，是外國資本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特別是資本輸出的直接後果。

60年代洋務運動興起後，在洋務派的軍用工業企業中，產生了第二批產業工人。70年代以後，洋務派陸續舉辦了一些民用新式企業，民族資本近代企業也隨之興起，至甲午戰爭前已開辦100多個大小企業，產生了第三批近代產業工人。於是，中國近代產業工人的隊伍逐步擴大。到1894年甲午戰爭時，除碼頭工人未計在內之外，在上述三類企業中，共有近代產業工人9萬多人，其中在外國資本企業中約34000人，在民族資本企業中有27250人，其餘的在洋務企業中。（《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下冊，第1201頁）這9萬多人組成中國最早的工業無產階級隊伍。

中國近代產業工人在逐漸成長的過程中，形成了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中國工人階級身受外國資本主義、本國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壓迫之深和殘酷程度，在世界各國中實屬罕見。其表現在：工資極其低微，根本無法維持工人溫飽；勞動時間長；勞動條件極為惡劣；人身安全毫無保障；並且工人在政治上倍受壓迫、淩辱。由於中國工人階級身受三重剝削、壓迫，他們具有強烈的鬥爭性和革命性，成為最革命的階級。

第二，中國的產業工人分佈得很集中。從地域上看，由於中外資本經營的近代工業，基本上分佈在沿海、沿江幾個通商口岸城市，所以工人也就自然集中在上海、廣州、武漢這幾個口岸。據統計，1894年甲午戰爭時，集中在上海、廣州、漢口三個城市的產業工人(不包括採礦業)占全部工廠工人總數的76.7％，其中上海一地即占總數的46.4％。也就是說，全國除採礦業外的產業工人幾乎一半集中於上海。從雇傭人數上看，1894年雇傭500人以上的工礦企業有39家(外國資本11家、洋務派企業13家、民族資本企業15家)，這39家企業裏約有57000～62000人，就是說1894年全國產業工人的2/3集中在這39家企業裏。（《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下冊，第1202頁)中國工人階級的分佈集中，有助於加強組織和團結戰鬥，更有利於革命思想的傳播。

第三，中國近代的產業工人大部分來源於破產農民，他們剛剛脫離農村，脫離土地，因此，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不僅對廣大農民的境況有深切瞭解，而且很多人依然與農村保持著各種關係，與廣大農民有一種天然的聯繫，便於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結成緊密聯盟，在革命鬥爭中獲得最廣大可靠的同盟軍。

中國工人階級儘管相對來說人數不是很多，但是能在革命中發揮巨大的作用，成為唯一能夠領導近代中國民主革命達到勝利的階級。當然，中國早期工人階級也有一些缺陷，中國早期的產業工人大多數出身于破產農民，或者失業的城市手工業工人，在他們身上保留著小生產者的習氣；另外，中國早期的產業工人中，絕大多數人都是文盲，使得他們的文化水平較歐美工人低得多；文化素質低下又直接影響到他們的技術水平和鬥爭水平。中國近代產業工人從誕生的那天起，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自發地進行了經濟鬥爭和各種反抗迫害的罷工。中國產業工人早期鬥爭，最先發生在19世紀50年代的外國資本企業中。1858年，為支持廣州人民反對英法聯軍侵佔廣州城的鬥爭，香港2萬多名雇員、工人舉行罷工，並從香港回到廣州，使香港的商務一度停頓，日常生活陷於混亂，給駐港英國侵略者沉重的打擊。（《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上冊，第416頁)1857年上海碼頭工人開展了反對外國侵略者誘拐、販賣華工的鬥爭。至19世紀80年代，中國產業工人的鬥爭有了新的發展。1879年上海耶松船廠工人為反對把頭克扣工資罷工。1882年開平煤礦工人為了要求平等的工資待遇，舉行罷工。1883年江南製造總局總辦為了加強對工人的剝削而延長工時，全廠工人舉行示威遊行。1884年香港工人為反對法國侵華舉行大罷工。1889年雲南蒙自礦工暴動。1890年江南製造總局工人再次為反對資本家延長工時舉行罷工。1891年上海機器織布局工人在機工張桂卿的領導下進行罷工鬥爭。1895年漢陽鐵廠工人因廠中翻譯笞責工人而舉行罷工。據不完全統計，在近代工業企業中的工人罷工事件，自1870年至1895年，共有16次。（趙閑、黃杜：《五四運動前中國工人運動史的分期問題》，《學術月刊》1960年第3期）

中國近代產業工人的早期鬥爭，主要是自發的、不經常的、分散的鬥爭，鬥爭的目標主要是反對資本家延長工時、打罵工人、克扣工資，反對外籍廠主、技師、封建官吏、工頭的欺壓，為爭取和維護自身最低限度的經濟權利的鬥爭。由於中國近代產業工人是中國半殖民地化的產物，因此，他們的許多鬥爭，矛頭直接指向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從工人階級誕生初期就開始了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鬥爭，是中國工人階級早期鬥爭的一個重要特點。早期工人階級剛從舊的社會關係中分裂出來，但還不是自為階級，他們剛剛脫離舊有的生產方式，身上還帶有許多小生產者的痕跡；並且他們還受著封建手工行會、地方幫派等封建組織的嚴重影響和束縛，往往把鬥爭的目標放在局部的、暫時的利益上，還不可能真正意識到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和遠大的鬥爭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