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系列-上陣衝鋒才能吃飯

豪格

　　談到反腐敗，已是近年來社會上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前些時候中央電視台推出的大型歷史連續劇《太平天國》後，又引發了不少關心千古興亡者對這一問題的思索。太平天國作為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戰爭，其興也勃，其亡也速，使百年來的一代代革命家為之扼腕嘆息。孫中山曾以洪秀全的後繼者自命來反對清朝，同時又認為太平天國敗於內部爭權。毛澤東對太平天國的興亡也曾很有興趣，曾於1944年11月致信郭沫若，希望他繼總結李自成起義失敗教訓的《甲申三百年祭》後，“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可惜種種原因限制，特別是解放後長期人為地給洪秀全等加上一層美化的光環，直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史學界才開始了科學的總結這場農民戰爭的經驗教訓。前車之覆，如果不能成為後車之鑒，那場據容閎估計有2500萬人死亡的起義，就白白流淌了鮮血。

　　進入19世紀50年代時，中國大地上剛經歷了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卻仍是一片表面上歌舞升平的景象。1851年1月間，卻突然霹靂突發，原來並不為多少人所知道的“拜上帝會”在廣西的偏僻金田村一呼崛起，一兩年內便有上百萬人聞風響應，兵鋒很快席捲半個中國，並把太平軍的黃旗插上國內第二大城市金陵。曾國藩驚呼這是“名教之奇變”，從中國歷史上看這也是繼大澤鄉、黃巾起義後又一場民間突發性的暴動奇觀。

　　清廷代代君王都勤事宵旰，如履薄冰般地煞費苦心施政。按封建標準，可以說清代無昏君，朝內免去外戚宦官之禍，朝外廢除了歷代擾民的兩大惡政——征兵和人頭稅（口賦）。軍隊只花錢招募“吃糧人”為兵勇，民間不再有“車轔轔，馬蕭蕭”的哭送場面；稅收也“攤丁入畝”，即只收固定的土地稅，百姓可放心生孩子，使人口由宋明兩朝最高時的1億猛增至4億。加之實行了嚴密的官員職權交錯並相互牽制的體制（如一省內就往往有督、撫、將軍三個平行長官），防止了以往經常出現的藩鎮式割據。按清廷想像，天下人都應感念這些“曠古未有之深恩厚澤”。事實卻是官吏貪婪更甚，社會黑暗異常，到處有會黨及宗教秘密結社，地火在民間積勢待發。

　　當時清廷以嚴密的君權分散地方之權，並禁絕任何非分之想，然而在封建專制體制下，為官便要謀權斂錢，不敢覬覦高位便會從受賄勒索方面找補償，封建的道德規範根本無法制止這種貪婪。據考證，清中期朝廷徵收一兩銀子，經各級官吏層層盤剝，攤到農民頭上便有八九兩之多。每年刑部批准全國處死刑者一般不足百人，而各地監獄中因敲詐虐待致死之囚卻高達數萬。

　　清朝皇帝在歷代王朝中把專制君權強化到頂點，的確能限制官員造反，卻無法防止腐敗。康熙帝是倡導廉潔的，然而恰恰是他為彌補財政不足而明令標價賣官，這表明君王專制本身就是腐敗之源，所謂倡廉也只不過是防止超限度的貪斂而威脅其統治。尤其到了王朝末世，專制只有其惡弊卻無其效率，在表面平靜的超穩定結構下，一旦有事，就會造成爆炸性崩潰。太平天國起義如此，後來的辛亥革命更是明證。

　　無數饑寒交迫者在痛苦到不堪忍受時，洪秀全等喊出“原道救世”、“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口號，大批會黨成員、游民便自然會蜂起響應。太平天國於金田起義的轉戰途中，能把數以萬計的參加者嚴密地組織起來，主要靠的是“人人不受私”的“聖庫”制度及日後能共享富貴的號召，加之天王以下的各級領導大致還能與士卒共甘苦，隊伍中實行男女分居的兵營式禁欲生活。無牽無掛的起義者舍身拼命，只知謀錢保命的清軍官兵自然不是對手。當時有人誇張地稱，只要有三千死黨，便可橫行天下。

　　　　乃至文學家都想追究和說明洪秀全、楊秀清或韋昌輝中哪一個是發難者。若是按唯物主義的原理解釋，這並非某一個人的責任，而是體制性的腐敗所造成的必然惡果。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追求享樂首先要謀錢；在封建體制下，贏得威福關鍵在爭權。專制王朝主要實行的是超經濟強制，有了權就有了一切享受，常常勿需花錢。在這種社會環境中，面對普天之下只允許有一個“萬歲”寶座，“九千歲”楊秀清、“六千歲”韋昌輝都會眼紅（當時“八千歲”西王和“七千歲”南王已死），當時又沒有民主競選，只能看誰的力量和權勢硬。追逐特權自相殘殺的內訌，也是歷代農民戰爭掌權後的規律，古代以農民起義得天下的劉邦、朱元璋都是屠戮功臣的能手，太平天國只是將此舉提前到未坐穩江山之時。

　　腐敗及由此而來的內訌，給一個新興政權帶來的最明顯的外在惡果，便是對廣大群眾失去吸引力。太平軍初起時所到之處，都搭台“講道理”，聽者雲集，歡聲雷動。後來軍民們看到貧富懸殊及內部相殘的事實，卻與“均平”和“普天之下皆兄弟”的宣傳完全相反，太平天國領導者對此又無法解釋。楊、韋內訌後，一時盛傳“天父殺天兄，江山打不通；長毛非正統，依舊讓鹹豐”的歌謠，很快出現了“人心冷淡，士氣減半”的局面。表現在軍事上，太平軍初期能以少勝多，後期雖擴兵至百萬眾卻敵不過總數不足20萬的湘淮軍，又屢屢有數以萬計的官兵集體投降之事發生。

　　相比之下，清廷雖然腐朽，地主階級中卻新興起一批改革力量，“中興名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便是代表。由於身處封建末世，他們刺激下屬打仗的主要辦法也是靠封官加品及獲勝領賞。結果交戰雙方出現了戰史罕見的競相封官的怪現象。洪秀全在後期封了數以千計的列王高官，清朝則封了九千多個一品官（其中湘軍就有三千多）。兩方面官爵之濫，都如過江之鯽。畢竟清王朝方面財力強，並能得到外國幫助。朝廷發不出錢，湘軍等靠賣文憑（主要是監生資格）和攔路亂收費（設厘金）還能解決軍費。太平天國方面卻是地蹙財乏，在靠名利刺激的拼比中必然輸給對手。


　　1863年，靠官爵和金銀兩方面激勵而最為凶悍的湘軍包圍了天京，李秀成提出“讓城別走”這惟一的救生之策。此時的洪秀全卻過慣了宮廷錦衣玉食生活，不願再到野外風餐露營，拒絕突圍而一味調外面的兵將救援。此時在各地封王據地的諸將卻大都忙於建府享樂，多挾兵自重而不肯來救，最後只有坐以待斃。繼1864年夏天京陷落，湘淮軍又將江南的太平軍據點各個擊破。正如唐杜牧於《阿房宮賦》中的名句所說：“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亡太平天國者，主要原因也正是其自身的腐敗。

　　太平天國領導者在部分地區一旦掌權便迅速腐敗，從社會根源上講，是由於他們都屬於舊式農民，不代表先進生產力，也不代表先進思想和先進文化。嚴格而論，即使在那個時候，洪秀全等人的思想也算不上先進，所依靠的首義者大都出自偏僻落後地區，日後又居功不肯學習進取。

　　看太平天國史的人往往很少注意這一現象，洪秀全雖是個連秀才都沒考上的一介農村寒苦書生，畢竟出生於文化和交通都比較發達的廣州北郊外的花縣。正是靠這個便利他接觸了傳教士，得到基督教的傳教讀本並隨之將其改造。然而他在家鄉開始傳布自己建立的拜上帝教時，在儒學思想影響較大的本土卻幾乎沒有相信者，鄉人還將其驅逐。他輾轉流落傳教至封閉落後的廣西紫荊山區，與當地帶有巫術性質的“降僮”（後來的“天父下凡”即由此而來）相結合，才得到先搞長途販運後又燒炭的楊秀清等人擁戴，並吸收了一批沒有文化的蒙昧山民為會眾。後來的起義雖然帶有反對清朝統治的積極意義，卻不可否認其指導思想和參加者的落後性。

　　太平天國鼓動農民起義時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仍然是古代既有的平均主義即“均貧富”。然而這一理想雖被許多渴望脫困者向往，卻永遠是無法實現的烏托邦，軍需品的平均分配也只能短暫地實行於生死搏殺而無暇他顧的戰鬥隊伍中。一旦環境穩定需要建立政權和組織生產，面對有限的財富和人們無限的占有私欲，事實上就只能均貧而不可能均富。硬性平均便會出現少數領導按等級享受，而下層共同受窮。看看歷代農民起義結果，平均主義引來的後果仍然是濫用權力的腐敗，而且後者的滋長必然又要從根本上否定前者。翻一下太平天國後期的文獻，早期的那種人人“均勻”之類口號便都不見蹤影，有的只是嚴格的封建等級規定。

　　中外的歷史證明，要根治專制體制下的腐敗不能依靠舊式農民及其思想，只有靠新興階級帶來的民主主義，而民主思想的產生又要靠近代先進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商品經濟帶來的公平交易和市場競爭的觀念。

　　前些年有人論及《新民主主義論》中把洪秀全歸於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中國人，認為更準確講來應是洪仁秈。因為洪秀全在他的著述中只借來一個西方的“皇上帝”的名號，卻未引進自由民主思想。只是在香港接觸過一些新思想的洪秀全族弟洪仁秈於1859年到達天京後，才在太平天國乃至整個中國社會首次提出了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方案，這在當時也可說是國內最先進的思想。

　　令人可嘆卻又不可免的是，洪仁秈的一系列改革方案曲高和寡，尤其是他提出的“興郵亭以通朝廷文書”、“新聞館以報時事常變”以及“興各省新聞官”等建議根本無人能理解。李秀成為首的諸將領面對《資政新篇》等闡發新思想的書籍，更是“皆不屑看”。洪仁秈開始想整治天國內的種種弊端，後因一籌莫展索性作罷。這也難怪，太平天國所根植的土壤，只是小農自然經濟結構。這一頑固的社會基礎必然滋生專制政體，個人對其不僅無法改變，日久還會反被環境腐蝕。洪仁秈在天國任幹王並總理朝政後只兩年，就頒發了《欽定士階條例》，裡面規定的封建等級之森嚴，較清王朝有過之無不及，便是那個想改革者的悲劇。

　　太平天國乃至以往的農民起義都證明，封建統治下的農民對所受的壓迫有本能的反抗，卻創造不出比封建主義更高的政治經濟體系，他們有了錢也會當地主，有了權則必然走上帝王之路。無論是得了天下的劉邦、朱元璋，還是中途而敗的黃巢、李自成、洪秀全，都跳不出這個怪圈。

　　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革命戰爭，是先進政黨領導的人民戰爭，思想水平和道德標準與太平天國自然不可同日而語。然而中國歷史的文化積澱和社會上小生產者的汪洋大海，與以往仍有某些相似之處，這也決定了新中國成立後的反腐敗鬥爭任重而道遠。加強政治教育和法紀懲處固然重要，然而最根本的治本之策，還在於社會基礎的改造，即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使執政黨成員擺脫種種陳腐的傳統束縛，真正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生產力、先進思想和先進文化的代表。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