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羅爾斯 (John Rawls) 談閱讀經典的態度與方法

那塔拉和易

談起哲學家羅爾斯 (John Rawls) ，大家可能第一時間會想起《正義論》。在哲學界，羅爾斯赫赫有名，除了其思想理論非常嚴密，帶動了整個當代英美政治哲學發展之外；也因為他「嚴謹而謙遜」的治學態度 － 他總是願意極耐心地聽取不同人士的意見與批評，不斷修正自己的理論，使得許多哲學家都非常敬重他。

在《 Future Pasts: The Analytic Tradit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Philosophy 》一書的最後章節 <Afterword: A Reminiscence> ，羅爾斯回憶哲學家伯頓．德雷本 (Burton Dreben) 時，提到自己的教學主旨，其中談到閱讀哲學經典的態度與方法，非常精彩，對所有有志研究學問或閱讀經典的人都會有裨益。我們也可以從中窺見羅爾斯「嚴謹而謙遜」的治學態度是如何建立。

以下，我把其中段落試譯成中文；若翻譯有不妥之處，煩請指教：

我相信伯頓．德雷本會同意我教學的幾個主旨。在講授洛克、盧梭、康德，或密爾時，我總是努力做兩件事。

其一，根據當時哲學家對問題的理解原原本本地提出他們的問題，即按照他們自己看待這些問題方式提出他們的問題。我經常引用科林伍德 (R.G Collingwood) 的說話：「政治理論（政治哲學）的歷史，不是對同一問題不同回答的歷史，而是對不同問題提出不同回答的歷史，其答案會隨問題改變而改變。」[1] 雖然這個說法過於簡化，但它卻正確地告訴我們，要瞭解當時政治哲學家身處的政治社會環境，才能明白政治哲學是如何以及為何發展。其中，我發現每位哲學家都曾對憲政民主思想的發展作出過貢獻，包括我經常討論的馬克思。

其二，我試圖以最強而有力的方式呈現這些哲學家的思想。我牢記著密爾在評論西季威克的說話：「一個學說在呈現其最佳形式之前，這學說並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評判。」[2] 我沒有（至少不會有意地）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他們的思想；我只會說他們真正說過的東西，在我看來是對文本最合理解釋支持的那些東西。原著必須為人所知、受到尊重，當中的思想學說也務必要以最佳方式呈現；棄文本而不顧，是無禮與狂妄。假若我真的棄原著不用，卻沒有負面影響，我也必須說明我的理由。我相信，這樣的教學將令哲學家的觀點變得強而有力、令人信服，更值得學習。

我總是假定，我們正在學習的對象總是比自己聰明得多。如果他們不夠我聰明，為什麼我和同學要浪費時間在他們身上呢？即使我發現他們的論證有錯誤之處，我也假定這些哲學家早就發現這些錯誤，並已經加以處理。那麼，他們在哪裡處理過這些問題？我便尋找他們（而不是我自己）的解決之道。有時問題可能出在歷史性，即這些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是因為他們當時所身處的時代，這些問題或是沒必要提出，或是還未提出，因而沒有相關豐富的討論；還有可能是我沒有讀過或忽略了文本的某些部分。總之，我總是假設他們從沒有犯上明顯而嚴重的錯誤。

我在課堂上一直遵循康德在《第一批判 (B866) 》的說法 [3] ，即哲學是關於「可能性（而非具體存在）」的純粹觀念：「我們無法學習哲學，因為我們並不知道，作為純粹觀念的哲學究竟在何處、誰真正擁有它，以及應當如何把握它。我們只能從事哲學活動 (philosophize) ，即在某些實際的哲學思想上，行使理性的才能，並保留研究、確認或者拒絕這些哲學思想的權利。」所以，我們應該視那些做出過重要研究的哲學家為榜樣，並從中學習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甚或是任何其他哲學課題。假如我們足夠幸運，我們將找到超越他們的道路。在課堂上，我的任務就是竭盡所能清晰而有力地解釋霍布斯、洛克、盧梭、休謨、萊布尼茲和康德，並總是小心注意他們到底實際所說過什麼。

因此，我不願意向這些榜樣提出批評。這樣做太容易了，也會錯過至關重要的東西。然而，以下兩點仍是重要的：指出承接同一傳統思想的後來者試圖克服的各種困難；指出另一些傳統思想中認為是錯誤的觀點（我認為社會契約論和功利主義是不同的傳統）。如果沒有指出這兩點，哲學思想就不會進步，也難以解釋為什麼後來的哲學家會對他們提出批評。以洛克為例，我認為他的觀點會贊成某種我們不會接受的政治不平等（投票這基本權利的不平等）。對此，我討論了盧梭是如何試圖克服這問題。但我也會強調，洛克的自由主義早已超前於當時年代，反對皇權專制主義。在1679 - 1681 年的王位排除危機 (Exclusion Crisis) 期間及之後，洛克縱然害怕，卻沒有在危險面前退出，忠於朋友沙夫茨伯里勛爵 (Lord Shaftesbury) ，並加入他的行動，更似乎參與了 1683 年夏天暗殺查理二世 (Charles II) 的黑麥府行動 (Rye House) 。洛克為此差點遭受死刑，最後逃往到荷蘭。洛克擁有鐵肩擔道義的勇氣，也許是現代偉大人物中唯一敢承擔如此巨大風險的人。

對於康德，我難以作任何批評。我只千方百計地試圖理解他，以便向同學描述他的觀念。有時我會提到對他道德哲學的著名批判，如席勒和黑格爾、叔本華和密爾。這些批判具啟發性，也有助澄清康德的觀念。但是，在理解康德整個學說上，我從沒有滿意過。我從來無法充分把握他的意志自由觀念和合理宗教的觀念，但這些觀念必定是他思想的核心部分。對於所有這些偉大人物，無論我們作出多大努力去把握他們的思想，在某程度上都是高不可攀；這個差距在康德身上往往更顯得巨大。康德就像音樂界的莫扎特和貝多芬、藝術界的普桑 (Poussin) 與特納 (Turner) ，不會令人羨慕，只會令人嘆為觀止。

在教學中試圖向同學展示這點，並解說為何如此，是非常重要：這些原著是值得榮耀與尊敬。這有時可能是一種敬畏，但即便如此，也不等於我們要把文本或作者當成權威供奉，不加以批判，就全盤接受。所有真正的哲學都尋求公正的批評，並依賴於持續反思的公共評判。

註腳
[1] R. G.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9), p. 62.
[2] J.S. Mill, Collected Works, vol. 10, p. 52.
[3]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Norman Kemp Smit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29), A838/B866.

引用文獻
Juliet Floyd and Sanford Shieh (2001) . Future Pasts: The Analytic Tradit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