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宋徽宗繼位之際，面臨何種激烈黨爭局面？

那塔拉和易

【編者按】在中國歷史上，因外敵入侵而客死異鄉的宋徽宗，往往被後世認為是治國失敗的典範，被譏為「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而伊沛霞教授積數十年之力，推出英文世界首部完整傳記，力圖矯正大眾對徽宗「腐化、昏庸」的偏見，將其放回歷史語境中，還原一個繁榮國度的君主不斷追求卓越榮耀的雄心——儘管這份雄心以悲劇收場。本文為書中部分章節摘錄，端傳媒獲出版社授權編修刊發。

《宋徽宗》
作者：[美] 伊沛霞
譯者：韓華
出版日期：2018/08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內容看點
以現代史家之眼，還原宋徽宗的真實生命歷程——拋開中國傳統史學符號化的道德指責，伊沛霞教授以「了解之同情」的現代學術立場與現代政治觀點，從宋徽宗自己的視角出發，再現了北宋末期的歷史與時代風貌。

北宋末期，中國的藝術水平究竟取得了多高的成就？——作為歷史上屈指可數天賦極高的藝術家皇帝，在書法、繪畫、詩詞、茶道、建築等多個領域，宋徽宗在位年間，有何種影響。 他和同時代藝術家，如何往來。以繪畫為例，作者選取五幅名作，進行了細緻的分析。

北宋的滅亡是偶然還是必然？在位二十餘年，宋徽宗犯過哪些錯誤？在走向盛世的時刻，宋徽宗在面對外交、戰爭、黨爭、經濟方面的棘手問題時，出於何種目的，做出了哪些決策，使得情勢急轉直下，乃至最後淪為亡國之君？

作者介紹
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博士，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教授。近年來致力於宋代社會文化史的研究，代表著作為《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1995年列文森獎）、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2010年史密森學會島田獎）、《劍橋插圖中國史》。2014年，為了表彰伊沛霞在學術研究上的貢獻，美國歷史學會為她頒發終身成就獎。

譯者介紹
韓華，四川隆昌人，歷史學博士，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曾出版專著《民初孔教會與國教運動研究》、《罪證：從東京審判看日本侵華鴉片戰爭》，譯著有《孔門理財學》、《當代儒家政治哲學》、《審判山下奉文》等，曾在《近代史研究》、《社會科學研究》、《清史研究》、《抗日戰爭研究》、《新史學》等刊物發表論文三十餘篇。

宋徽宗的政治難題：黨爭
徽宗剛登上皇位，就為自己定下了一項任務，即改善已使一代人受到影響的殘酷的派系鬥爭。一開始，他對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想得有些天真。從理論上講，皇帝擁有所有的權力：他可以頒布法律，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任命或罷免官員。但實際上，他必須做通官員的工作，因為他們有各種方法抵制自己不希望實施的舉措。同時，每天都要與相互之間強烈不滿的官員打交道，徽宗不得不學會如何篩選、評估他們提出的常常相互矛盾的建議。

在徽宗登上皇位之前的三十年，宋朝有三次皇位的更替導致數十位政府最高官員被罷免：第一次是神宗繼位；第二次是小皇帝哲宗繼位，高太后攝政；第三次是哲宗在祖母去世後開始親政。哲宗在世最後六年被罷免的官員把徽宗繼位視為他們恢復朝官的機會，那些在哲宗最後幾年支持徽宗繼位的官員，也下定決心要坐穩位置。

從理論上講，皇帝擁有所有的權力。但實際上，他必須做通官員的工作，因為他們有各種方法抵制自己不希望實施的舉措。

同其他許多時代和地方一樣，宋代的宮廷政治也主要集中在京城。絕大部分政府官員在京外任職，基本上不會去爭奪朝中的影響，而位於中央核心職位上的幾百名京官，通常會將出京任職視為流放，是被迫離開實權職位。儘管爬上中央政府核心職位上的官員大多曾經在地方任職，但他們一旦爬到官僚機構的上層，就幾乎都不願意再回到地方上三百多個府州軍監（或二十六路）擔任基層管理職務了。

研究宋朝這段時期的政治，有一種方式是從兩個主要的政治舞台入手，大致可以定義為朝廷和文人輿論圈。定期拜見皇帝的幾十位朝中官員組成了一個小團體——兩府宰輔、諫官和台官，以及朝廷主要機構與部門的負責人——在那些定期向皇帝報告的事情上有着最直接的影響力。這些事大部分與人事任命有關，比如應當任命和提拔誰，誰應該被罷免和降職。同時，對從軍事行動到税務改革等方面的重要舉措，皇帝也要明確授權。朝廷決定的都是一些至關重要的事件，關係到很多人的前程；這些事件可能還會導致重大開銷，或影響不同行業的經濟命運。毫不奇怪，很多人對朝廷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及誰在朝廷有影響抱有極大的興趣。通過官方公告、口口相傳或是書信往來等方式，朝廷的決策往往會快速傳播開來。

與朝廷形成主要競爭的另一個權力中心是一個很不具體的群體，被稱為「外議」、「公論」、「文人」或「士大夫」。在某種意義上，這些詞語指的是一些受過教育但沒在官府任職的人士所談論的事情。但是這個群體並不限於那些沒有官職的人，事實上，「言官」與表達那些外圍觀點有密切的聯繫。對於這些擔任諫官或台官的人而言，批評政府的政策、方案和官員行為就是職責所在。諫官和台官的很多奏疏在那些對政治感興趣的人士中廣為流傳，而奏疏的作者通常也希望能像影響皇帝及其主要幕僚一樣，影響這部分對政治感興趣的群體，這類奏疏往往都言辭犀利。作者自稱具有道德合法性，而他們反對的那些人則被貼上自私、不道德、邪惡和諂媚等標籤。他們很少考慮到品德高尚的人對形勢的分析也可能會迥然不同，認定某項建議不明智則提出建議的人肯定也人格低劣；如果某個政客品格低下，那無論他提出什麼建議都是有害的。這不是在朝廷商議國是時的語言，也未必是文人與親朋好友談論政治時的語言，而是作為一類指控書式的奏疏，顯然，皇帝讀起來也不會很愉悅。

奏疏的作者自稱具有道德合法性，而他們反對的那些人則被貼上自私、不道德、邪惡和諂媚等標籤。他們很少考慮到品德高尚的人對形勢的分析也可能會迥然不同，認定某項建議不明智則提出建議的人肯定也人格低劣。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大的政治分歧都在新政的支持派和反對派之間產生。1069年，在徽宗出生的十多年前，神宗與宰相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政。這些政策涉及政府事務的方方面面，從科舉考試製度到平民百姓的差役。新政中爭議最大的是對農民實施青苗法、將勞務換為税收的募役法，以及徵收商業税並使政府參與貿易的市易法。

事實證明，推行新政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每次有新政策宣布，曾為神宗的父祖效力的前朝老臣就猛烈抨擊。反對派認為，新政並非一系列能使政府更適應經濟發展的新措施，只是一個失控的官僚機構在不停地頒布新法。在這些批評者看來，王安石與新政支持者未能很好地理解儒家的一個原則，即良政要依賴良吏而非良法。此外，激怒反對派的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們無法在不危及自己仕途的前提下表達對新政的批評意見。在神宗的認可下，王安石將反對新法的朝官相繼調出京城。自漢代以來，確保對政策批評的通道暢通就一直是中國政府機構的一條基本原則，因此，迫使反對者噤聲被視為逾越了政治合法行為的界線。對新政持反對意見的朝廷重臣司馬光也在1071年辭官，退隱洛陽（開封以西170公里），隨後，他周圍很快聚集了許多對政府發展方向感到不滿的人。另一位名人蘇軾，我們在第一章提到過，他是徽宗的姑父王詵的朋友，也遭到貶謫，出京擔任了一系列的州級職務。1080年，蘇軾的很多詩詞被認為暗含譏諷，因此被罷官流放。

自漢代以來，確保對政策批評的通道暢通就一直是中國政府機構的一條基本原則，因此，迫使反對者噤聲被視為逾越了政治合法行為的界線。

宋神宗支持新政，首先是希望增加政府收入，從而對北方毗鄰的契丹和党項發起進攻，收復唐代（618—907）曾經控制但後來又失去的領土。政府已經將過半的收入都用於軍費開支，但仍在部署軍隊上感到吃力，難以對敵軍取得決定性的勝利。1080年，為儲備實施新政產生的盈餘物資，新的元豐庫建成，到了1082年已存儲八百萬貫。然而，前方軍事行動的進展卻令人失望。1081—1082年，宋軍與黨項族西夏國在西北部（今甘肅境內）開戰，奪回了六座城寨，但卻損失了六十萬大軍。

神宗駕崩後的1085年，高太后召回反對新法的重臣司馬光，當時他已經六十多歲，疾病纏身。很多官員也被召回京城，包括蘇軾和他的弟弟蘇轍。當時的新年號是元祐，所以在此期間復官的那些人又被稱為「元祐派」或「元祐黨人」。在這段時期，王安石推行的新政並沒有根據政策自身的優缺點逐條進行考慮，而是被全盤廢除。很快，神宗在位時建立的整個財政體系幾乎全部被破壞，到1086年四月王安石去世時，他的大部分新政措施都被推翻。王安石的追隨者們也受到了無情的攻擊，尤其是呂惠卿和章惇二人都被罷官放逐。同時，改革派還受到了文字獄的迫害。蔡確被指控誹謗太后，被貶到偏遠的南方，沒幾年就去世了。

一旦保守派的政敵被驅逐，他們也就無法再維持保守派內部的團結了，很快，保守派之間就開始爭鬥，幾乎與之前針對改革派一樣殘酷。1091年，蘇軾從地方調回京城任職沒幾年，就因為寫了一首詩而被學者程頤指責為行為不端。

一旦保守派的政敵被驅逐，他們也就無法再維持保守派內部的團結了，很快，保守派之間就開始爭鬥，幾乎與之前針對改革派一樣殘酷。

1093年，哲宗開始親政。他召回了一些改革派，而這些人一回來就立刻罷免了八年前驅逐他們的那些人，甚至還想要懲罰已經去世的人。在他們的強烈要求下，哲宗同意毀掉司馬光墓前的御碑。

徽宗被推上皇位時，章惇、曾布和蔡卞三人都在場，他們都認為自己才是改革派的領導者。由於蔡卞被王安石招為女婿，他的身份比別人更特殊。然而，到了11世紀90年代末，這三位改革運動的領導者彼此之間幾乎不存在什麼認同，他們在哲宗面前表現得更像是對手而非盟友。在哲宗朝廷之外的人看來，任職朝廷的官員可能像是一個有凝聚力的派系，但只有在朝中圈內的人才清楚這種種的仇恨、嫉妒和彼此的個性衝突。沒有哪兩個人能一直處於同一戰線，甚至連蔡卞和蔡京兩兄弟也做不到。

在哲宗朝廷之外的人看來，任職朝廷的官員可能像是一個有凝聚力的派系，但只有在朝中圈內的人才清楚這種種的仇恨、嫉妒和彼此的個性衝突。

當然，中國歷史上存在殘酷黨爭的也不只是宋朝。至少在漢代、唐代和明代都有黨爭，而且，在其他君主政體下，宮廷中主要派別間的激烈鬥爭也並不鮮見。通常來說，執政大臣掌權的時間越長，他招致的批評和樹敵也就越多。這就是徽宗不得不面對的、生活中的政治現實。減少或克服這些敵對行為，對徽宗來說是一種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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