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藝術創作而言，商業化與理想主義必然會有所相斥嗎？

那塔拉和易

藝術的價值，是要嘩眾取寵，還是孤芳自賞？商業化與理想主義必然會有所相斥嗎？
對於所有紀錄片拍攝者或者藝術家，投身藝術的懷抱能同時安身立命嗎？
「我」，是什麼？

佛洛伊德人格理論（Personality Theory of Sigmund Freud）提出人格分為三個部分，包括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本我是動機和慾望的潛意識來源，受「唯樂原則」推動，但不會考慮實際情況；超我受社會的道德規範所規範，同樣忽視了實際情況；自我則介乎本我和超我之間，是本我和超我的調停者。有網友就舉出了一個生動的例子：上課的途中覺得肚子很餓（本我），但是為了尊重老師，上課時不能吃東西（超我），所以最後決定不吃。

在速食文化當道的現今社會下，虛擬世界完美地建設了一個烏托邦，讓我們的生活割裂成兩份，在爭分奪秒的年代下吸收更多訊息。藝術從業者黃明川表示，在龐大的網絡空間入侵和人工智能的替代下，我們減少了面對面接觸的機會，也壓縮了自己相處的時間，個體的地位一降再降，「我」成為難以表達和探索的意向。

而對於紀錄片《人算》的黃庭輔導演來說，紀錄片是一次他對自我的完成，所以他的作品不具備即時性或功利化的目的。他的紀錄片對於目的和功能沒有特別的指向，他寧願花四五年來雕琢一部片子，也不願意跟風取材。

在尋找自我的路上，主要抗衡的是「商業化」。對於不少藝術家來說，擁有資金比意念更重要，有龐大的資源才是開展拍攝工作的成功之道。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策展人林木材反映台灣獨立紀錄片工作者的實況是，他們需要以其他副職來填補拍攝紀錄片的虧損。而且透過基金申請資助的競爭實在增多粥少，所以紀錄片拍攝仍然面對資金不足的苦況。

《21世紀經濟報導》也道出了商業化的結果就是要迎合市場的需要。現在越來越多品牌重視人文關懷和社會責任，所以創作《舌尖上的中國》、《鳥瞰中國》等傳遞美好生活追求的紀錄片，才會得到商業化的回報。顯然地，站在商業化的角度來看，「我」這一個角色就顯得很渺小了。

踏入第五個年頭的「嘉義國際藝術記錄影展CIADFF」（Chiayi International Art Doc Film Festival）正式開幕，本屆主題為「找不到的我」（Last pieces of me），以藝術作為出發點探討全球人類所面對污染、城市次文化、機械人格化等危機，重新審視個體在面對全球化衝擊下的定位。

影展透過與藝文相關的紀錄片、類紀錄的實驗片，結合「圖像」和「音樂」，延伸探討不同文化命題和教育內容。本次影展分別設立六個單元，包括「人群探索」、「揮灑大前程」、「地理漂流」、「藝術螺旋」、「喀什海默爾大師專題」以及「法國全景窗」。其中的人群探索的部分，便跳出了傳統的框架，挑戰當代價值的成見。

參展影片《藝術混蛋》（Art Bastard）就藉紐約獨立運動家羅勃・塞內德拉 (Robert Cenedella) 的生活，呈現商業化和理想的掙扎。

到4月1日為止，接下來三個星期的週末，嘉義影展將會播映45部來自美國、印度、英國、香港、加拿大等地的紀錄片，以及舉行不同的講座和論壇活動。

特別的是影展挑選了不少藝廊、美術館展品、線上串流、電視頻道等渠道的影片，例如侯俊明的《男洞》（Male Hole）、《假象》（Illusion）。本屆也因而開創「影展首映」的分類，鼓勵傑出藝術家和創作者，讓更多優秀作品能夠登上是次舞台。

對於所有紀錄片拍攝者或者藝術家，投身藝術的懷抱能同時安身立命嗎？

原文：《對於藝術創作而言，商業化與理想主義必然會有所相斥嗎？》 https://theinitium.com/roundtabl ... FF/?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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