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歧途》：日本如何與法西斯意大利、納粹德國組...

那塔拉映雪

如果我們穿越歷史回到1940年上半年的日本，就會聽到日本朝野上下都在說「不要錯過這班車！」這不是電影裡的流行語，也不是對這個國家發展的期盼，而是希望日本搭上法西斯主義的車，與希特拉的德國、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結盟。

當時日本認為，這是一班通往民族復興、大國崛起的快車，千萬不能錯過。只有後人才清楚地看到，日本要搭上的這班車，其實正在駛向民族災難的不歸路。一位記者在戰後反思說：「那時整個日本都瘋了！」



其實，即使作為一個失去理智的國家，日本的行為也是有自己的邏輯的，不管這個邏輯是多麼可笑。如果說當時世界上有兩種邏輯，一種是邏輯，另一種就是「日本邏輯」。

一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直和英、美等西方國家保持良好的關係。但是1931年日本侵佔中國東北，改變了亞洲的地緣政治格局，引起英美等國的強烈不滿。1933年2月，國聯大會以42票贊成，1票（日本）反對，通過《李頓調查團報告書》決議，重申不承認偽滿洲國，要求日本「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以及行政完整」。然而日本並沒有反思自己的行為，反而認為這是英美等國的欺侮，退出國際聯盟，在國際社會陷入孤立。這不但沒有讓日本警醒，相反，民族「自信」進一步膨脹。就像陸軍省新聞班發表的一個小冊子裡所說：「現今的非常時局又是以滿洲事變和退出國聯為轉折點，是賜予皇國的一個光榮的非常時期。」



喪失理性的不只是一個日本。如果說日本是國際社會在亞洲的「異端」，那麼德國、意大利則是歐洲的「異端」。彼時，墨索里尼、希特拉已經先後登上政治舞台，法西斯主義嶄露崢嶸。只是因其尚未成氣候，所以還沒有那麼猖獗。不過，日本退出國際聯盟之舉，「鼓舞」了這兩個野心勃勃的獨裁者。因為他們看到，日本侵佔那麼多中國領土，國際社會卻無法對其實施有力制裁，任其逍遙法外。

於是，就在日本退國聯6個月後，德國為了擺脫凡爾賽體制的束縛，也退出國際聯盟。希特拉還公開批判以英美為主導的國際體制，表態要重新武裝德國。意大利則不宣而戰，悍然入侵非洲東北部的埃塞俄比亞。這些舉動極大地動搖了國聯構建起來的國際秩序，三個法西斯國家由此相互走近，抱團取暖。

1936年11月，日本與德國在柏林簽訂《日德防共協定》。此舉引起英國的警惕。日本政府指示駐英國大使吉田茂說：「此協議最終目的是反共，並不包含其他意思。要從這個意義上取得英國的諒解。」這當然得不到英國的諒解，吉田茂本人也不這麼看。他堅決反對與德國簽訂防共協定，因為在他看來，希特拉是暴徒，納粹黨是無賴集團。多年以後他在回憶錄裡說，「我所以反對簽訂反共協定，是因為我感覺到儘管軍部說反共協定只不過是反共的意識形態問題，但這完全是表面上的藉口，骨子裡顯然是想借聯合德國對抗英法並進而對抗美國。」



事實確實如此。當時日本的軍部根本不把英國看在眼裡。它認為英國已是夕陽西下，取而代之的應該是日本。日本應該和以迅猛之勢興起的德國攜手，實現強強聯合，打破英美主導的世界舊格局。英美式民主已經失去了吸引力，主導未來世界的應該是日本和德國式的新力量。他們甚至宣稱，《日德防共協定》是「抑制對世界和平的威脅」的「劃時代」外交成果。

許多日本外交官反對這種與英美為敵的做法。在他們看來，這種合作必將發展為政治和軍事上的合作，將世界分為兩大陣營，日本失去外交靈活性和自由騰挪的空間。個別媒體也發出反對聲音。《讀賣新聞》的一篇文章批評道：「如果和法西斯國家簽約的話，會讓別人覺得日本也傾向法西斯。我們為了得到德和意這兩位朋友，失去了站在中立立場的英美兩個朋友。日德協定會加速世界的混亂進程。」

日本報紙之所以能夠刊登這樣的批判文章，是因為當時還沒有對言論進行管制徹底。等到兩年後，日本議會通過《國家總動員法》之後，言論自由就徹底喪失了。

可是，這些反對聲音太微弱了，根本不足以抑制軍部的野心。尤其是當第二年，意大利也參加這個反共協定之後，一個灰色的軍事同盟隱然成形。



二

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國，受到英美等民主國家的強烈反對。日本一方面在國際社會備受孤立，另一方面因為中國的頑強抵抗而深陷戰爭的泥沼。恰在這時，希特拉通過威嚇等手段，取得了蘇台德地區。德軍進駐捷克斯洛伐克，一時威勢赫赫。日本願意加強與德國的合作，藉此加強國際地位，孤立中國。希特拉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需要日本在牽制英法軍事力量方面發揮作用，承認了「滿洲國」，同時策動強化德國、意大利、日本三國的合作。

1938年初，德國外交部長提議，結成三國同盟。此事成為日本政治和外交的最大議題，全國輿論分裂成贊成和反對兩派。內閣更換了五次，有關的內閣會議也重複了70次以上的沒有結果的馬拉松式的討論。

海軍是反對力量的大本營。和封閉而自大的陸軍不同，日本海軍高級將領頗有世界眼光，深知英美等國實力強大，日本絕非對手，三國同盟會「把英美變成敵人，招來日美戰爭」，導致大局潰敗。海軍大臣米內光政、次官山本五十六、軍務局局長井上成美軍等三人挺身而出，積極反對。右翼對三人恨之入骨，密謀暗殺。面對各種暗殺消息，三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山本五十六為防不測，還專門在自己的房間裡放置了機關槍。最終，三人都離開了海軍總部，日德意軍事同盟主張開始佔據上風。



在走向三國同盟的同時，日本還掀起了排英、反英之風。此時的媒體已經完全成為陸軍的傳聲筒，它們一方面指責明治時期以來日本外交「缺少自重」，存在「恐英論」「軟弱論」，把本國政府貶得一無是處；另一方面攻擊英國的國體和英國歷史，辱罵英國國民的品性。八家最有影響力的報紙竟然聯名發表對英共同宣言，強硬地宣稱：「英國自中國事變爆發以來，一直曲解我帝國公正的意思，並策劃實施援蔣戰略，至今不改，導致了多起不幸事故的發生，對此我們深感遺憾。」

輿論煽動起民眾的反英情緒，軍部趁機鼓動人們上街。以1939年4月在中國天津的英國租界裡發生的抗日恐怖襲擊為藉口，右翼團體展開打倒英國的活動。內務省也動員自治團體和在鄉軍人會等右翼勢力，開展全國性的集會和遊行。警保局的一位警官拒絕反英遊行的要求，結果被咒罵為「海軍養的狗」。



這些行動導致英日兩國關係緊張，陸軍藉此賣力地推動三國同盟。可是就在這時，德國卻戲耍了日本。德國與日本簽訂《防共協定》，本來是以蘇聯為潛在敵人，然而1939年8月23日，希特拉違反《日德防共協定》，單方面與蘇聯締結《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日德同盟的談判因此陷入僵局。

回顧歷史就會發現，日本走向二戰深淵的道路上，其實也有一些可以避免災難結果的機會。1951年，吉田茂首相曾密令外務省研究「日本在戰爭中的外交失敗以及外交過錯」。直到半個世紀後的2003年，該報告才正式出版。這本書總結了五大外交失誤，其中第三條是「錯過了多次外交轉換的時機，錯判了回頭的時機。」1939年8月就是難得一次的「回頭的時機」。假如日本由此認清德國的面目，重新界定自己的外交戰略，那麼它有可能糾正自己的錯誤，此後的命運也可大為改觀。遺憾的是，日本沒有抓住這次機會。

三

1939年9月1日，《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締結一星期後，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德軍勢如破竹地佔領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震驚了整個世界。德國的羞辱被迅速忘記，日本報紙全部都在報道德國最終將取勝的消息，作有利於德國的宣傳。大多數日本人相信，德軍不久將在英國本土登陸，歐洲將成為希特拉的天下。美國駐日大使格魯在日記裡說，德國的「輝煌成功在日本人的頭腦裡起了烈性酒那樣的作用。」於是，「不要錯過這班車！」就成為日本的口號。日本國民在中國的泥沼裡已然筋疲力盡，夢想在與德國的同盟中求得光明。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新一屆內閣首相近衛文麿任命松岡洋右為外務大臣。松岡洋右曾在美國西海岸的俄勒岡大學學習過，深知美國的國力是不可估量的，向來討厭德國。在德國違反《日德防共條約》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後，他曾說：「德國善於利用別國滿足自己的慾望，即使違約也不幹被他國利用的蠢事。和他們接近的國家，幾乎無一例外都上過當。」

可是甫一上任，松岡洋右就一馬當先，奮力執行軍部的政策，積極推動與德國結成以美國為假想敵的軍事同盟。松岡洋右自己解釋說，這樣做是為了「曲線救國」，美國因德日同盟而不敢與日本開戰，會調整與日本的關係，最終增進日美兩國的親善關係。這位自負的外交大臣說——

現在，日本的政治家如果公開反對軍部的意志，將會失去其實現政治理想和外交策略的機會，這已有許多前車之鑒。表面上隨聲附和軍部的方針，暗中糾正他們的方針，不使國家越軌，這也是必要的謀略。據說軍人頭腦簡單，這也就使我們有運用這一謀略的餘地。

我所說的改變國策，意指通過這種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的融合而提出的新策略。我承認，欺騙第三國、欺騙軍部這樣的謀略絕非值得稱讚。但是，日本現今處於生死存亡關頭，採取這種權術也是迫不得已啊。（轉引自《吉田茂傳（下）》

2003年外務省出版的「日本在戰爭中的外交失敗以及外交過錯」的研究報告指出，日本外交的失誤之一是「沒有決斷力和執行力」，「特別是外務大臣本可以用職務為賭注起來堅決反對軍部，那樣就可以制止事態的發展，但外務大臣卻沒有勇氣。」對於松岡洋右來說，這段批評是完全正確的。松岡洋右在國家大事上竟然沉迷於「權術」，妄圖以瞞和騙的方式來達到反對軍部的目的，不就是「沒有勇氣」的懦夫行為嗎？

當時，樞密院議長質疑松岡洋右的做法會適得其反，「勢必導致美國極力加強對日施壓」。松岡洋右辯解道：「我認為，美國誠然會強硬一時，但會冷靜地權衡利害得失，恢復冷靜態度。」不過在質疑者的步步緊逼下，他也不得不承認，「美國是越來越強硬從而導致更險惡的事態呢，還是冷靜地進行反省呢，其可能性各佔一半。」

就是懷着這樣的「賭徒」心態，松岡洋右將外務省的有識之士清除，迫不及待地尋求與德、意的結盟。在他擔任外務大臣兩個月後，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國同盟簽字。日本如願以償，沒有「錯過這班車」。



社會各界為此歡欣鼓舞，即使有一些媒體人質疑三國聯盟，但是沒有一張報紙把心中的反對意見用筆寫下來，而是為三國聯盟歡呼。《朝日新聞》政治記者熊谷正彌後來回憶說：「日德意三國同盟是走向世界大戰的重要一步。但對此狂熱支持和歡迎的言論、進行報道的人是很多的。我認為這是和夢遊病差不多的心醉狀態。而最近觀察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以後，才發現無論在哪個時代都會有一大群患夢遊症的心醉者。」

「心醉者」用文字留下了「夢遊症」的證據。一家報紙的社論說：「這是國際史上一次劃時代的壯舉，為此感到無比歡欣。無論遇到甚麼困難，都應該全國上下一心努力突破。」另一篇社論則用詩一般的語言說：「在世界的黎明之前，新世界的王者日德意三國進一步加強了密切聯繫，這決定了將來的歷史，同時像春風播撒種子一般，把新的希望撒在了地球上。」

可是後來的歷史證明，這不是甚麼「春風」，而是一股邪惡的「颶風」，它們將世界捲進「二戰」的驚濤駭浪。



《朝日新聞》曾是一家敢於反軍閥的報紙，因此還受到美國密蘇里大學的表彰。戰後，該報主動承認了自己的戰爭責任，認為日德意三國同盟是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直接原因，對自己當時沒能夠進行任何批判展開了自我批判——

導致大戰的原因之一的加入三國同盟時，我們也沒有嘗試進行一言半句的批判，沒有進行過一下反擊。對於這樣的事實，我們必須認真承認並加以謹記。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行為的確讓自己覺得臉上無光，感到刻骨銘心的後悔。

至於那位自信通過「曲線救國」的方式來改善日美關係的避開戰爭松岡洋右，在戰後被列為甲級戰犯，受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其實，在日軍攻擊珍珠港的那一天，他就追悔莫及地說：「三國同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敗，越來越向壞方向發展，我就是死也不能瞑目！」

對一個後發國家而言，在發展的過程中確實需要「搭車」。但是在世界的大道上有許多車輛，有向前奔馳的，有徘徊不前的，也有逆行的。到底應該選擇搭甚麼樣的車，需要認真選擇，選擇的標準是國際正義、世界和平的「交通規則」。就像吉田茂所說：「國際信用重要的是基於正義進行外交。外交以國家利益為上毋庸贅言，但即使是本國利益，也分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基於國際正義的外交也有被惡勢力所戰勝的情況。就長期來看，正義外交一定符合本國利益。」假如一味在意眼下國際形勢的變幻，拘泥於外交小利，昧於大勢，就會搭錯車，那麼即使是一個國勢向上的新興大國，也必然後「車毀人亡」。日本帝國就是前車之鑒，後來者能不慎乎？

《國家的歧途：日本帝國的毀滅之路（1912—1945）》
作者｜馬國川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年4月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