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鬥的極致（清涼院）

那塔拉和易

淺間山莊事件可以說是日本赤軍最受大眾矚目的大事件。在1972年2月19日至28日期間，日本新左翼組織「聯合赤軍」的5名成員，將當時31歲的看守人妻子作為人質，並匿藏在淺間別墅之中。 經過十天的攻防戰，在2月28日，東京都的警視廳與長野縣的防暴警察強行突襲山莊，並安全解救人質，5名肇事者全部被捕。但除了淺間山莊事件之外，同時間發生在其各山岳基地的私刑事件，亦是日本新左翼運動退潮的關鍵。
1960年代以前的日本，學生和工人的政治運動蓬勃發展，在此背景下，從1967年左右開始，以學生為主體的新左翼各派，其活動迅速激化。在1969年10月國際反戰日鬥爭，以及同年11月阻止佐藤栄作首相訪美的鬥爭當中，主流的新左翼主流鷹派和全学共闘会議被消滅，政治運動轉趨溫和的同時，最為激進的共産主義者同盟赤軍派（下稱「赤軍派」）以及日本共産党（革命左派）神奈川県委員会（下稱「革命左派」）則進行更為激化的抗爭行動，例如劫機（淀號劫機事件）和放置炸彈等等。

1971年，「革命左派」襲擊槍店以進行武裝，而「赤軍派」亦開始通過突襲金融機構以獲取資金。日本警方對他們的取締變得更為嚴厲，「革命左派」和「赤軍派」亦開始策劃對警察的「殲滅戦」。另一方面，「中核派」等新左翼主流勢力、「 non-sectarian radical」等派別亦開始重新進行激進抗爭鬥爭，炸毀派出所、東峰十字路事件等殺害防暴警察的事情不斷發生。
「革命左派」、「赤軍派」在之前宣佈成為「共鬥關係」的「聯合赤軍」宣言已名存實亡之際，兩派亦被日本警方嚴厲追捕而無法進行抗爭活動。為了逃避警方的耳目，於是決定在各山頭上設置據點，以作軍事訓練以及往後的恐怖活動。而在訓練期間，卻發生一連串名為「總括」的內部私刑暴力行為，導致12名成員因被拋到寒冷的山外飢寒交逼之下死亡的「山岳基地事件」，為直接引致整個組織弱化而崩潰的主因。

「總括」可以理解為一種「自我否定」、「反省」的變形，亦和日本赤軍本身其共產主義背景有關。根據北田曉大一書《嗤笑的日本其民族主義（嗤う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的分析，傳統價值觀、宗教、共同體等等的概念，在近代不斷被挑戰而失效，人們從固有的傳統身份構成（年齡、性別、社會地位、職業等等）中解放的同時，因為自身再也不能單靠社會賦予的價值維持，而不能不對自己進行不斷的觀察，作出自省、「尋找自我」，以檢視自己是否維持一致。
不過，這種一般定義下的自省，通常都是一種較為積極、肯定的自我身份追尋，和六十年代末期日本學生運動中氾濫的「自我否定」，甚至「總括」的行為，仍然有一定意義上的距離。對於六十年代末期的日本學生鬥士，自省是一種直視那應被唾棄的自身內面，並指向一種否定的身份自覺。
以日本小說家高橋和巳的說法，他們口中的「自我否定」，並非日本舊左派那種因為自己並非「無產階級」而要向「無產階級」進行貢獻的贖罪，而是透過指出這種位置其欺瞞的本質，反省這種追求「自我肯定」、「被害者心態」的慾望，從而確保一種先自殘才得能殘人的正當性，是一種「以逆轉被害加害關係作為契機的自我否定」。

那麼，「總括」又是什麼一回事？我們可以由日本社会學者最首悟在1969年的預言中可見一二：
「目前來看，在自我否定往後的事會被質疑，並且會摸索與大局相關的方法。然而，我只能認為，自我否定往後的事，終究不是自我否定。」
北田氏亦提到當時赤軍一員的加藤倫教對於「總括」和「自我批判」的分別：
「如果犯了錯，單單只是反省、又或者是承認自己的過錯，說『我會批判自我』的話，是不足夠的。要將引起錯誤其思想上的原因，一直至對自己以往的歷史進行考掘，以找出引起錯誤根本的原因，將這種克服問題的方法提示自己。這就『總括』這個詞彙的意思」
當時作為赤軍派主導的森恒夫，利用「總括」這種異常的「自我否定」方法，確立自己的領導地位。例如他有一次在眾成員面前不斷透過講述自己的過去，並且不斷自我批判，期間突然激動流淚，引起當中的成員一同情緒激動起來。
這種一連串「儀式」的重點不在於內容，而在於透過成員「激動」作為承認、賦予自己一種特異的身體性質，能夠將「自我否定」昇華至「總括」的地步。他否定所有其他成員對自身的「自我否定」，一一指稱他們都是「自我欺瞞」（例如有成員「批評只懂飲酒的父親是白痴，並希望透過階級鬥爭令養育自己的母親幸福」，以作「自我批判」，卻被森恒夫大鬧她有何資格對父親作出批評），使得其他人永遠在一種「自我否定」的狀態之中。以北田氏的說法，森恒夫所霸佔的地位，有如一隻封禁了死亡作為否定極致的喪屍。
這種地位有趣的地方是，如果是平常那種肯定思想作為基礎的領袖的話，其他成員能夠將其思想進行反證的話，就能夠對其思想進行對抗。但作為「喪屍」的話，相對於肯定思想的「生者」，就連他者的「自我否定」都能作為「未能完全否定」的證據以作其自我驗證時，這種思想就難以「被反證=死掉」。
那麼，當森恒夫霸佔了主導的時候，他是如何導致往後12人因為私刑而被殺死的慘劇呢？皆因他所謂的「革命戰士的共產主義化」。以他之言，要成為革命戰士，就要透過「互相批判－自我批判這種同志的討論」。當時森恒夫認為「赤軍派」落後於永田洋子率領的「革命左派」，而要將兩派得以調和的方法，不在於思想=路線，而是在於所謂的作風、規律的不一致，亦即是「形式主義」上的問題。這種非關思想=路線、只對形式不斷追求、「無思想的思想」般的後設思想，成為了森恒夫、永田洋子主導下的「聯合赤軍」裏的中心思想。森恒夫口中，就不斷出現所謂的「以共產主義化的地平（觀點）」：
「以共產主義化的地平而言，不需理會那些被綁起來、應該要被『總括』的人，應該集中進行『總括』」
「因為共產主義化的觀點而言，我現在沒有吸煙了」
「從共產主義化的觀點來看，當然要將自己的內人和子女帶來山上吧」
究竟「沒去吸煙」和「要將自己的內人和子女帶來山上」跟共產主義化有什麽關係呢？我想連森恒夫自己也不清楚。但這種所謂的思想不斷發展之下，成員一切言行舉止，皆被牽扯到能否「共產主義化」而要被一一「總括」，不論是戴指環、化妝、留長頭髮：
「我聽到小島話自己『我呀，最近改變了喔。變得精神了』，這個就是問題」的不斷重複的批評。
雖然森氏不斷模仿小島的發言並作批評，但為何有問題呢卻沒有說到。
－－《十六之墓標》
而這些未能徹底「總括」的成員，一個接一個成為「反革命者」被毆打、虐待，然後被拋出山外冷死，其屍體繼續被鞭打，以作其他人其「總括」的一部分。然後，再找出下一個的成員，進行徹徹底底的「總括」。
小結
我們作為旁觀者、「正常人」，不難對這些行為作出批判，「權力鬥爭」、「權力腐化」、「異端邪教洗腦所為」。但不可忽視的是，這些派系得以結成，都是因為回應當時的時代精神，再以他們的方式「純化」，並轉變為一種形式主義，結果釀成難以收拾的結局。
我們或者要警惕的是，即使是多麼理性、崇高的思想，也有機會因為種種原因，最終大家落得走進迷路、自相殘殺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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