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救將傾大廈—「五大使出洋」

納蘭章珩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隨著清末新政改革的需要和推動，晚清官員出國遊歷考察逐漸形成風氣，而且出現要求王公大臣出洋的呼聲，考察外國政治特別是憲政，也被提上日程。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標志著晚清中國官員在走向世界的歷程上又邁出了一大步。

20世紀初，經過了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戰爭，清王朝內外交困，統治搖搖欲墜。1901年1月，慈禧太後被迫宣布要“取外國之長”以“補中國之短”，實行變法新政。同年，張之洞、劉坤一聯名所上《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也明確提出“擬請敕派王公大臣”分赴各國遊歷。其理由是，“親貴歸國，所任皆重要職事，所識皆在朝之達官，故其傳述啟發，尤為得力”。1902年以後，逐漸出現官員出洋遊歷尤其是赴日本考察的熱潮，對推動清末新政的進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1905年，由於日俄戰爭和民族危機加深的影響，要求立憲的輿論日益高漲，駐外公使和地方督撫也紛紛奏請仿效日本及歐美政治，實行君主立憲。清廷決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歐美及日本等國政治，歸國報告後再做決策，於是就有了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

這次五大臣出洋的特點是級別高、隨員多、目標明確、效果顯著。

清廷所派考察政治出使大臣的人選幾經變動，最初曾想派貝子載振、軍機大臣榮慶、戶部尚書張百熙和湖南巡撫端方，後因榮慶、張百熙不願去，改為軍機大臣瞿鴻禨與戶部侍郎戴鴻慈。以後又因載振、瞿鴻禨公務在身，不能出洋，改派鎮國公載澤、軍機大臣徐世昌，不久又追加商部右丞紹英。1905年9月24日，正值使團在北京正陽門車站上車準備出發時，遭革命黨人吳樾炸彈襲擊。紹英等受傷，徐世昌兼任巡警部尚書也走不了，又改派山東布政使尚其亨和順天府丞李盛鐸。因此，最後真正出洋的五大臣是載澤、戴鴻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鐸，全部是高級別的一二品大員。鎮國公載澤，姓愛新覺羅，滿洲正黃旗人，是嘉慶皇帝第五子惠親王之孫，其妻與光緒皇後隆裕是姐妹，屬近支王公，宗室貴胄，故出洋後常被外國報紙稱為“親王殿下”。他是深得慈禧太後寵信的滿族親貴，出洋前任盛京守陵大臣，回國後不久就升任禦前大臣、度支部尚書。戶部侍郎戴鴻慈與湖南巡撫端方都曾在慈禧西逃時護駕有功，獲慈禧賞識，剛出洋就分別被升為禮部尚書和閩浙總督，回國後端方更調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尚其亨是二品布政使，漢軍旗人，並與慈禧沾親。而李盛鐸原是慈禧寵臣榮祿之心腹，此時被任命為出使比利時大臣兼考察政治大臣。可見五大臣都是地位顯赫之高級官員。  五大臣出洋還選調了大批隨員，選拔標準是“必須擇其心地純正見識開通者，方足以分任其事”。隨員不僅人數眾多，而且級別較高、素質較好，不少人後來成為政壇和外交界的風雲人物。他們先是奏調了38人名單，實際上後來分兩路出發時，僅載澤一路在其日記上提到的隨行或先遣人員名單已達54人。戴鴻慈一路，其日記所記同行隨員也有48人。隨員中包括部分京官，如禦史、內閣中書、翰林院編修，各部郎中、員外郎、主事等，還有地方官員，如道員、知府、知縣，海陸軍官如參將、都司，以及地方督撫派的隨員和留學生等，有些是精通外語和外國情況曾經留學歐美、日本的歸國留學生。其中包括民國時代當過內閣總理或部長、公使的熊希齡、陸宗輿、章宗祥、施肇基等人，還有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隨員們各有分工，分別擔任先遣聯絡、考察、翻譯、編撰等任務。

五大臣出洋目標遠大，任務明確，調研細致。1905年7月16日，上諭規定目的是“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並要求在國外“隨事諏（zōu，商量）詢，悉心體察，用備甄采，毋負委任”。臨行之前，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連日召見考察大臣，認真聽取了端方演講《立憲說略》，並讓考察大臣帶上些宮廷禦點路上充饑。光緒帝還面諭軍機大臣：考察政治是今天當務之急，務必飭令各考察大臣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誤。

載澤、尚其亨、李盛鐸一行於1905年12月11日出京，1906年1月16日抵達日本，後經美國赴英國、法國，最後到比利時，7月12日回到上海。戴鴻慈、端方一行於1905年12月7日出京，也先到日本參觀，1906年1月23日抵美，後取道英、法，抵德國，然後考察奧地利、俄國、意大利，並遊歷丹麥、瑞典、挪威、荷蘭、瑞士，7月21日回到上海。實際上前者重點是考察日本和英國、法國，後者重點則是考察德國、美國和俄國。

戴鴻慈與端方在出洋途中船上與隨員詳細討論和制訂了考察方針和計劃，立宗旨以考察各國政體、憲法為中心；並作分工，專責任，定體例，勤采訪，廣搜羅，以圖“他山攻玉”，“綱舉目張”。

兩路考察大臣出洋為時半年左右，前後到了14個國家。每到一國遊歷結束時，都及時向清政府奏報考察經過和心得，並介紹該國的政治體制和統治得失、經驗教訓。他們考察雖以政治特別是憲政為中心，但實際調查範圍很廣，包括議會、政府機關、工廠、銀行、學校、警察、圖書館、博物館、動植物園，以至監獄、浴池等，並請外國政治家、學者講解憲政原理和各種制度，還大量收集、購買、翻譯各類圖書、資料。

五大臣出洋收獲豐碩，效果顯著，推動了預備立憲的決策。1906年回國後，載澤等編輯了書籍67種146冊，並將其中30種分別撰寫了提要，進呈光緒和慈禧禦覽。另將購回的400余種外交書籍送交考察政治館備考。戴鴻慈、端方也帶回許多書籍、資料，並趕寫出介紹歐美各國政體制度的《歐美政治要義》供朝廷采擇。以後又編寫了介紹各國政治的源流和概況的《列國政要》133卷。這些書對清末新政和預備立憲的各項改革和制度建設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五大臣出洋所起的最重要作用是推動了清政府預備立憲基本國策的確定。他們一回到北京就直奔頤和園覆命，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立即召見他們。前後計召見載澤、戴鴻慈各2次，召見端方3次，尚其亨1次。他們在召見時力陳“中國不立憲之害及立憲之利”，並一連上了好幾份奏折，詳加闡述。其中最重要的是載澤的《奏請宣布立憲密折》，為解除慈禧太後對立憲的思想顧慮，著重指出君主立憲有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mǐ，平息）”，為維護清王朝的統治開了一副包醫百病的藥方，令慈禧讀後頗為動容。端方也上了《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洋洋萬言，闡述考察歐美各國政治的結論：“東西洋各國之所以日趨強盛者，實以采用立憲政體之故。”因此，“中國欲國富兵強，除采取立憲政體而外，蓋無他術矣！”1906年8月25日，清廷命醇親王載灃和各軍機大臣、政務處大臣及北洋大臣袁世凱等共同閱看考察大臣的條陳各折並會議討論。這實際上是決定國策的重臣會議。會上多數人讚同立憲，少數人尚有保留。8月29日，慈禧太後與光緒皇帝召見諸大臣，決定預備立憲。三天之後，即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頒布“仿行立憲”的上諭。

然而，清王朝的腐敗專制統治已像一座基礎腐爛快要倒塌的房屋一樣不可救藥了。雖然清政府在預備立憲以後又推出了改革官制、頒布憲法大綱、設立諮（同“咨”）議局和資政院等一系列措施，但1911年後它又倒行逆施——鎮壓立憲派國會請願運動、成立皇族內閣、宣布鐵路幹線國有等，最終引發了保路運動和武昌起義。1912年2月12日，清帝正式宣布退位，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終於壽終正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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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蘭章珩

清廷原先是希望透过改革来让大清重新振作，但是一方面慈禧害怕改革后削弱皇权，一方面改革后也有可能影响世族的权力，因此犹豫不决也算是导致最终没来得及改革就失败的原因

那塔拉和易

納蘭章珩 發表於 2023-9-24 18:18
清廷原先是希望透过改革来让大清重新振作，但是一方面慈禧害怕改革后削弱皇权，一方面改革后也有可能影响世 ...

慈禧表示自己不反對立憲，出洋大臣亦是他任命。

李鴻章、劉坤一、榮祿先後去世，朝中對洋務熟識之人不多，
唯張之洞、袁世凱兩人可做代表。

張之洞蒙慈禧召見。在奏對中，對立憲風潮深有感受的張之洞，
對朝廷的「預備立憲」明確提出不同意見，認為應「速行立憲」。

慈禧問：「出洋學生排滿鬧得兇，如何得了？」
張之洞回答：「只須速行立憲，此等風潮自然平息。」
強調：「出洋學生其中多可用之材，總宜破格錄用。」

進京前後張之洞提出「先開國會，後布憲法」的主張。
憲法應由國會制定而非「欽定」，
確實反映了他對憲政思想的了解頗為深刻。
當然，他提出這個主張，又含有抵制、制約袁世凱的具體目的。

袁一直主張緩開國會，先成立內閣，實際權力盡在內閣，
自己透過總理大臣奕劻而掌權。
1908年夏，當立憲派準備發動全國性國會請願運動時，張之洞倡議應「開國會順輿情」。

張之洞的「速開國會」、「開國會順輿情」、「先開國會，後布憲法」的主張，
並未獲得慈禧首肯，袁世凱等人也堅決反對，所以未被朝廷採納。

1908年11月14、15兩日，光緒、慈禧先後過世。
慈禧死前安排年僅四歲的溥儀繼位成為宣統皇帝，
父載灃為監國攝政王。
慈禧只徵求了兩個人的意見，一位是軍機大臣世續，另一位則是張之洞。

載灃越來越偏重任用滿族親貴，
在清除袁世凱勢力時乘機剝奪、
削弱一些漢族官員的權力。

老臣張之洞都大受排擠、其化除滿漢畛域、
順輿情迅速立憲主張都不被朝廷接受時，
還能讓誰相信它在「改革」？

慈禧想法上為鞏固皇權清室，制衡朝野手段使得立憲作業緩慢。
載灃則作法跋扈，任用宗室擔任要臣，屢屢阻礙立憲進程，
又將袁世凱作為死敵，毫無制衡之術。

不明大勢又任人唯親，清廷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