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與國家的起源

嘉定良民

日本民族的起源，可以從體質結構和日本語的起源兩方面來考察。日本民族是日本文明的主體，也是日本文明的創造者。然而，這裏所說的“民族”，既不同於人類學中的“人種”概念，也不同於民族學中狹義的“民族”概念，而是較為寬泛的概念。因而，這裏所說的“日本民族”，也包括日本的少數民族阿伊努族。
關於日本民族的起源，或日本人的起源問題，學界至今仍聚訟不決。從體質結構來看，諸種見解大致可分三類：（一）“人種更替說”，認為在日本列島曾發生一次乃至兩次人種更替。如在19世紀80年代，解剖學家小金井良精認為，在繩紋時代生活於日本列島的原住民是阿伊努人，繩紋時代後他們被大陸來的其他人種驅趕往北方。（二）“混血說”，認為“原日本人”（舊石器時代的日本人）在繩紋時代之後，與大陸或南洋諸島移居來的其他人種混血，逐漸形成現代日本人。醫學家清野謙次首先提出“混血說”，直至20世紀30年代，仍為學界主流。（三）“演變說”（或稱“連續說”），認為繩紋時代的日本人，由於生活方式的變化，其體質逐漸演變，成為彌生時代人、古墳時代人乃至現代日本人。它更為重視人種的繼承性，即不贊同“人種更替說”，也不大重視混血對日本民族構成的影響。二戰後，東京大學人類學研究室的長穀部言人和鈴木尚教授持此說，至今對學界仍有影響。
從個時代日本人的體質結構來看，屬於蒙古利亞人種是毫無疑義的。考古學已證明在10萬年乃至20萬年以前（即舊石器時代早期或中期），便有人群在日本列島生息。但是，由於尚無這一時期的人類骨化石的發現，因而無從瞭解其體質特徵。目前，在日本列島發現的最早的人骨化石是1957年在豐橋市牛川町發現的“牛川人”，約生活於舊石器時代，具有“古人”（尼安德特人）的特徵。
除“牛川人”外，在日本發現的舊石器時代人骨化石，如“三日人”、“浜北人”、“港川人”、“聖嶽人”，其生活時代均不超過3萬年前，已進入“新人”階段。它們的體質特徵是身材較矮。例如，在沖繩島發現的“港川人”，距今約18000年，男身高約155釐米，女性約144釐米。與中國大陸發現的舊石器時代後期的人骨化石相比較，較之華北地區的身材較高的“山頂洞人”，他們更類似於在中國廣西發現的身材較矮的“柳江人”。可以認為，在冰河時期海面較低而出現陸橋時，“古蒙古利亞人”（廣泛分佈於東南亞）之一部，從中國大陸南部移居到沖繩和西日本，形成了上述的“原日本人”。他們便是繩紋時代日本人的母體。
從1萬年前到西元前3世紀，是日本的繩紋時代。由於已度過冰河時期，海面上升，日本列島與大陸隔絕，一般認為，繩紋時代人與大陸來往甚少。目前，已發現數千具繩紋人的遺骨。從其體質結構來看，雖因時代和環境的不同，同為繩紋人也有體質差異，但大都保留著“古蒙古利亞人”的典型特徵，如身材矮小、臉型短、鼻扁平等，與現代日本人顯然不同。
然而，自繩紋時代晚期開始，又有亞洲大陸移民進入日本。到彌生時代，大陸移民急劇增加。1953年，九州大學教授金關丈夫在本州西北端的山口縣土井浜發現了200餘具保存良好的彌生人遺骨。其體質結構與繩紋人明顯不同，其特點是身材高（平均約162——163釐米）、臉型長等，更接近于現代日本人。經許多學者研究，認為彌生時代的大陸移民，來自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蒙古、東西伯利亞等東北亞地區，屬“新蒙古利亞人”系統，最初居住於本州西端和北九洲，以後逐漸向東擴散，經近畿地區擴散至關東地區。在擴散過程中，他們不斷與原居民（繩紋人的子孫）混血。不過，學者們對大陸移民的人數與混血對日本民族構成的影響，其估價卻大相徑庭。持“演變說”的學者認為，這些來自東北亞的大陸移民，因後繼乏人，在混血過程中，逐漸為原居民集團所吸收，其影響不大。而持“混血說”的學者，則運用當代的人口統計法和擬態模型法推算，移民過程近千年（從西元前3世紀至西元7世紀），大陸新移民的人數可達數十萬乃至上百萬，在有些地區應占人口的四成到九成，他們認為混血之影響，遠遠超過一般人們的想像。自然人類學家埴原和郎便持此說。誠然，他們也承認地域的差異，認為在彌生時代來自東北亞的新移民大多居住于北九洲地區。其一部分曾擴散至近畿和關東地區，而地處偏遠的東北地區、北海道、西北九洲、離島地區，則較少或幾乎未受移民混血的影響，仍以繩紋人的子孫為主要居民，因而生活于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被認為是未受混血影響的繩紋人的直系子孫。於是，在彌生時代，形成了日本人的二重構造，即移民系統彌生人（主要分佈於西日本）和繩紋系統彌生人（主要分佈於東日本）。而且，指紋、耳垢、齒冠的類型調查以及近年來新興的血液、病毒遺傳因數調查，亦似乎支持這種“二重構造”說。當然，在彌生時代，也可能有中國江南地區的移民，直接或經南島地區進入日本，但日本學者的有關研究尚不多見。
彌生時代後的古墳時代（3世紀至6世紀），大陸移民仍不斷進入日本，且繼續向東日本和各地擴散，與原居民的混血亦持續進行。但是，日本人的“二重構造”仍然存在。直至現代依然如此。只是繩紋人系統的影響，日漸縮小而已。因而，從體質結構來看，日本民族絕非單一民族，而是在漫長的歷史中，由來自東南亞的人口集團和東北亞的人口集團，不斷混血形成的“混合民族”。
從日本語起源的角度來看，與日本民族起源問題直接相關的，是日本語的起源為何，它屬於哪一語言系統。因為在當時的條件下，只有使用某種語言的民族的人們到達並生活於日本列島，那種語言才可能成為日本語的來源。通過探索日本語的起源亦可證明，日本民族是“混合民族”。
許多日本學者早就注意到，日本語的語法結構與包括朝鮮語在內的阿勒泰語系的語法結構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賓語或補語置於動詞謂語之前，語句的構成順序是主語—賓語—動詞謂語；在單詞後附加助詞或助動詞，表示語法意義；名詞無性與單複數的區別等。這表明日本語和阿勒泰語系諸種語言（包括朝鮮語）可能是從共同祖語分化而來的同系統語言，因而日本民族在人種血緣關係上，也可能與生活于東北亞的阿勒泰語系諸民族具有某種關連。但是，他們也同時注意到，日本語和阿勒泰語系諸種語言之間，也有一些不同點，例如缺少單詞讀音的音韻對應關係，因而阿勒泰語系不可能是日本語的唯一來源。
於是，一些學者逐漸注意到，日本語與“南島語系”（即馬來—玻裏尼西亞語系）之間或許有某種親緣關係。“南島語系”是分佈於西起印度洋的馬達加斯加島，經馬來西亞、印尼，東至南太平洋諸島的一大語系，起範圍可至中國南部的一些非漢族的少數民族。“南島語”與日本語的類似是：母音（母音）有5個，音譯讀法（a I u e o），不使用雙重母音；單詞以母音結束；濁音不同於單詞之首等。這表明，使用“南島語”的東南亞的一些民族，有可能對日本民族的構成曾發生影響。但是，足以證明這些民族曾從南太平洋或東南亞直接進入日本列島的考古學依據，卻十分罕見。一些學者便推測，南島語系的語言可能是經過中國南部，然後傳入日本的。
近年來，有許多學者認為，應將日本語視為“混合語”，即日本語是在漫長的歷史中，由若干種語言混合而成的。有的學者從語言學、考古學和民族學諸學科綜合研究結果，認為古代日本語的形成，大約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在繩紋時代之前的數千年，在東北亞地區的落葉林帶，可能存在一種稱為“原東北亞語”的基礎語。繩紋時代初期的日本語可能來自這一系統，日本語中的阿勒泰語系的某些特徵可能由此而來。而到了繩紋時代晚期或彌生時代初期，從事水田稻作的移民，由朝鮮半島，或直接由中國長江下游地區進入日本。這樣，不僅從朝鮮半島繼續傳入阿勒泰語系的語言，而且也可能有中國長江下游地區的吳、越語傳入日本。（有的學者認為吳、越語均屬南方系統的語言，越語屬南島語系或泰語族，吳語則屬藏緬語族。）日本語中的南島語系的某些特徵則可能由此而來。進入古墳時代，中國大陸移民增多，漢語對日本語的影響更為強烈。正是上述這些語言要素的混合，形成了古代的日本語。
日本語是由亞洲大陸北方系統語言和南方系統語言混合而成的“混合語”，這也可以佐證日本民族是亞洲大陸北方人集團和南方人口集團混血而形成的“混合民族”，最後成為一統的大和民族。
與日本民族形成一樣，日本國家的形成也經歷了相當漫長的歷史過程。由於日本出現歷史文獻的時代較晚，因而我們只有借助日本周邊國家，尤其是中國的歷史文獻，以及日本的考古發掘資料，來追溯這一過程的原委。
一般認為，在彌生時代前期和中期（約為西元前3世紀至西元1世紀），在北九洲和畿內地區已出現了許多“原生小國”。中國正史《漢書.地理志》記載說：“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余國，以歲時來獻見雲。”其中的“白余國”，雖非確數，但也反映了西元前2世紀至西元1世紀這一時期，在日本列島小國林立的狀況。《後漢書.倭傳》則記載說：“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雖不能說日本列島上的這些小國均有條件與漢朝建立交往關係，但“三十許過”的數位要比“百余國”少了許多。這大約可以反映出這些小國在逐漸向地域統一的方向發展。《後漢書.倭傳》特別提及其中的“倭奴國”，說“建武中元二年（西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其中提及的漢光武帝於西元57年賜給倭奴國王的印章，在1784年2月（舊曆）于福岡縣誌賀島被發現了。這是一枚長寬約為2.3釐米、厚0.8釐米的金印，蛇形紐，陰文篆書“漢委奴國王”5個字。在相當長時間內，一些人對此印是否漢代遺物表示懷疑。但是，近年來在中國先後發現了“滇王之印”（1957年）、“廣陵王璽”（1981年）、“文帝行璽”（1983年）等漢代印章。“漢委奴國王”金印與這些漢代印章在紐式、形制、重量或字體上相似。由此可斷定“漢委奴國王”金印確系漢代遺物，也可證明中國史籍對當時日本國家狀況的記載大體無誤。此外，從日本的考古發掘資料來看，在以九州北部和大阪灣沿岸為中心的近畿地區，發現了一些屬於這一時期的人群集中生活的據點集落遺址。這些集落遺址大都周圍築有壕溝。這些據點集落遺址 中，均出土了一些反映少數人已具有某種權威的隨葬品，如銅鏡、銅劍、銅矛、銅戈、銅鐸、玉器等。在有的遺址中還出土了用於戰爭的鐵制武器，如鐵鏃等。這些考古發掘資料表明這些集落的內部已有上下貴賤的區別，對外已進行戰爭。因而，每一個集落都可能是一個“原生小國”，當時的日本列島確實存在過“百余國”並立的狀況。
中國史籍《三國志.魏志.倭人傳》則較為詳盡地記載了稍後逐漸形成的地域大國邪馬台國的社會政治狀況。邪馬台國約存在於西元2世紀初至西元3世紀後期。在邪馬台國內，已有上下尊卑區別，“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也出現了階級區別，有稱為“國大人”和“大人”的貴族統治階級，有隸屬于“大人”的被統治階級“下戶”，還有更為低賤的可作贈品的“生口”和可作殉葬品的“奴婢”。邪馬台國已形成國家機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為王，“其國本亦以男子為王”，以後經內亂“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在女王卑彌呼統治時期，其下設輔臣“有男弟佐治國”。女王卑彌呼居城池內，還有常備軍守衛。“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中央一級的官吏，還有分管政治、貿易和外交的“大率”、“大倭”和“大夫”。邪馬台國已有租賦制度，“收租賦，有邸閣”；也有刑罰，“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家族。”邪馬台國還監督與控制著同一地域的其他小國，如“斯馬國”至“奴國”的21個小國和“伊都國”等。女王卑彌呼曾多次遣使曹魏，並受到魏明帝的冊封，稱“親魏倭王”。卑彌呼女王死後，葬儀隆重，“大作塚，徑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三國志.魏志.倭人傳》有關邪馬台國的記載表明，邪馬台國已是控制相當大地域的階級國家，儘管其階級分化與國家機構仍未盡成熟。
中國史籍《晉書.武帝本紀》亦記載了武帝泰始二年（西元266年），女王國最後一次遣使入貢的情況。不過，自此以後直至《宋書.倭國傳》記載宋高祖劉裕于永初二年（西元421年）賜詔倭王贊，有近一個半世紀，中國史籍對日本的狀況缺載。而恰恰在這一時期，在畿內地區興起了控制日本大部分地域的大和國王權。由於缺少文獻記載，有關大和國的興起及其統一日本的活動雖已不得其祥，但根據少量的保存至今的金石文材料，可知大和國王權具有強烈的軍事性格。據傳為百濟肖古王贈給大和國的七支刀，現仍保存於奈良縣天理市上神宮。刀上的銘文表明此刀是百濟國王為感謝大和國派兵渡海攻擊新羅而解救百濟所贈送的。現保存于我國吉林省輯安縣境內，建造於西元414年的高句麗好太王（廣開土王）碑的碑文，則記載大和國曾派兵渡海與百濟聯合進攻新羅。結果，新羅求救高句麗，擊退了大和國軍。此外，自5世紀初期至中期，在大和盆地、河內平原一帶出現許多大型古墳，也表明大和國是較邪馬台國更為強大的存在。
中國史籍《宋書.倭國傳》則記載了5世紀大和國五位國王（即“倭五王”贊、珍、濟、興、武）與劉宋交往的情況。他們都曾遣使朝貢，並接受劉宋皇帝的冊封。例如，倭王珍被封為“安東大將軍、倭國王”，其臣屬13人亦分別被封“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號”。據《宋書.倭國傳》記載，宋順帝開明二年（西元478年），倭王武曾遣使上表，表文中提及其先祖統一日本的活動情況說：“自昔祖禰，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然而，有關這一時期的日本國家的體制，卻不得其祥。不過，這一時期的大和國不僅逐漸統一了日本，而且成長為可與朝鮮半島上的高句麗、百濟相抗衡的強國。因為它在致力於接受中國南朝劉宋朝廷冊封的同時，還試圖建立以它為中心的地域性冊封體制。《宋書.倭國傳》記載，倭王珍、濟、武都曾要求宋朝皇帝冊封其“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等封號。結果，倭王濟與武部分地達到了目的，劉宋朝廷承認了他們對百濟之外的其他幾個國家和地區的軍事控制權。
日本成為制度完備的國家，應是在西元7世紀以後的事。7世紀初，推古女王和聖德太子多次派遣“遣隋使“和留學生到中國大陸。在與隋的交往中，開始稱國名為“日本”，稱國王為“天皇”。他們認真學習隋的政治制度，開始實行所謂的“推古朝改革”。尤其是在645年實行“大化改新”之後，日本更是頻繁地派遣“遣唐使”和留學生、留學僧到中國，全面地學習唐朝的各項制度，實行經濟、政治社會改革，並仿照唐的“律令”而稍加修改，制定了日本的“律令”，將各項改革和制度法典化，使日本成為比較成熟的文明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