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方略：毛澤東與蔣介石都推崇的治軍之法

陳闊川

2008年11月12日 10:01 來源：新華網  發表評論

毛澤東與蔣介石都推崇的治軍之法——曾國藩的治軍方略

　　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統帥們，在戰爭的實踐中所形成的以儒家學說作為建軍、治軍之本的軍事思想，對晚清及以後的軍事活動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1. 以忠君衛道作為建軍宗旨



　　曾國藩繼承了傳統的儒家思想，特別是程、朱理學的說教。他推崇封建禮教至高至深，把忠君勤王和捍衛封建禮教作為他的建軍宗旨。

　　曾國藩的整個治軍方略，都貫穿著他所堅持的封建倫理綱常。他在組建湘軍時，其捍衛封建禮教的建軍宗旨，就在他出師衡州時發佈的《討粵匪檄》一文中表達得異常明確。曾國藩十分了解中國士大夫乃至一般民眾的特殊文化心態，針對太平天國獨尊上帝的宗教大做文章，提出了要維護名教，他說“自唐虞三代以來，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而太平軍之所為，“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吾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他以此來號召那些受封建禮教熏染的士大夫們或從軍，或參戰，或出錢出力，支助湘軍，“以衛吾道”。曾國藩的動員令，確實起到了顯著的效果。一時間那些受封建傳統觀念熏陶的學人士子、農夫山民，自覺或不自覺地匯集在曾國藩的旗幟下，成為了鎮壓農民起義的馬前卒。

　　他提倡忠君衛道、以儒家學說治軍的這一宗旨還貫徹在選將、募兵、軍隊管理以及協調軍內外關係等方面。

　　曾國藩治軍把選將作為第一要務，他說，“行軍之道，擇將為先。”他的選將標準是德才兼備，智勇雙全，而把德放在首位，並把德的內涵概括為“忠義血性”。他提出，“帶勇之人，該求我黨血性男子，有忠義之氣而兼嫻韜鈐之秘者，與之共謀。”又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計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義血性，則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曾國藩認為，“忠義血性”的將領主要應從既受封建禮教熏陶又少官場惡習的儒生士子中去選擇。羅爾綱在《湘軍兵制》中統計，凡姓名、籍貫、出身、職務可查的湘軍將領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佔58%。以如此眾多的儒生為將，這在歷代軍事史上都是罕見的。

　　將清朝的世兵制改革為募兵制，也是曾國藩建立湘軍的首要一著。他說，“數年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一人不喪盡天良。故決計不用營兵，不用鎮將。”因此，他組建湘軍時，主張不在市民而在鄉農中招募兵員。其用意就是鄉農中招募的兵員樸實壯健，有利於灌輸封建的忠義倫理思想和便於適應艱苦殘酷的戰爭環境。曾國藩還規定，“招募兵勇，須取具保結，造具府縣、裏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鬥清冊。各結附冊，以便清查。”凡無保者，概不招募。曾國藩的這一做法，完全是承襲了明末抗倭名將戚繼光的募兵思想。

　　曾國藩對綠營的編制方面也進行了改弦更張。湘軍的編制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營以下設哨，哨以下陸師為隊，水師為船，馬隊為棚。湘軍之始，營以上不再設官，各營全轄于曾國藩一人。其後營數增多，才有統領和分統的稱謂。曾國藩要求以將必親選、兵必自找、層層節制的原則組建軍隊，自統領至兵勇都是逐級進行募選，改變了綠營中“兵與兵不相知，兵與將不相習”的弊病，但也明顯暴露了建立私家軍隊的用心，並從此就開創了近代中國“兵為將有”的先例，軍閥擁兵割據的局面也就初顯端倪了。

2. 以仁禮忠信作為治軍之本

　　曾國藩在治軍方略上苦費心機，主張用儒家學說治軍，即用封建倫理綱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禮忠信作為治軍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來維繫軍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絕對服從於自己的私家軍隊。所以他認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後制敵。”

　　戚繼光說過，練兵必從軍禮訓練入手，“軍中名分，須從軍禮為始”。曾國藩十分信服這一原則，他在日記中寫道：“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守是二者，雖蠻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因此，他明確指出：“帶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禮。”很明顯，曾國藩治軍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把孔孟的“仁”、“禮”思想貫穿于官兵的頭腦之中，把封建倫理觀念和尊卑等級觀念融合在一起，將軍法、軍規與家法、家規結合起來，用父子、兄弟、師生的關係彌補軍中上下尊卑等級關係的不足，來減少軍中官兵之間的摩擦和抵觸情緒。他說，軍訓之義有二：一曰訓營規，二曰訓家規。營規是指點名、演操、巡更、放哨，家規是指禁嫖賭、戒遊惰、慎語言、敬尊長。若營官能“待兵勇如子弟，待人人學好，個個成名則眾勇感之矣”。這樣，士兵也就會像子弟對父兄那樣忠義孝敬。對將帥的選拔和培養，曾國藩更是極力用仁禮忠信去進行訓導，使之成為忠將和良將，以無負君父、國家之望。曾國藩還強調，軍營主要是靠將帥的以身作則，做出榜樣，以影響兵勇的言行。



　　曾國藩還提倡“獨仗‘忠信’二字為行軍之本”，他要求對軍隊進行教育，“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長”。士兵不尊重長官，下級不服從上級，這便是不忠的表現。“信”是處理協調同級關係的準則，曾國藩說，“信以施于同列”，就是要求將帥之間、兵勇之間能夠相互信賴，遵守信用，彼此團結，同舟共濟。他把“誠”與“信”相聯繫，還說“誠便是忠信”，“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

　　作為將帥的行為準則，曾國藩提出了“勤恕廉明”四字，即“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眾，明以應務”。鋻於湘軍中普遍存在的驕矜之氣，他對諸將帥還以“謹慎”二字相勉。他諄諄告誡部屬，務必守個“謙”字“慎”字，戒驕戒惰，從而避免打敗仗，招災禍。另外，曾國藩又強調了傳統的“愛民”說，要求將帥對兵勇以“仁禮”相待的同時，還要求軍隊對百姓以“仁禮”相待。他聲稱，“官不愛民，余所痛恨”，“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為性命根本之事”，“做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從曾國藩治軍的實際情況來看，這些準則在湘軍中的實行，的確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3.　以“致人而不致於人”作為戰爭指導原則

　　曾國藩所統帥的湘軍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其指導戰爭的思想核心是“致人而不致於人”，“慎戰”是其基本作戰方針，“以主待客，以靜制動”，在戰略上取攻勢，在戰術上取守勢，是其戰略戰術的表現方式。

　　從湘軍和太平軍當時雙方力量的對比來看，湘軍的數量長期不如太平軍，雙方所用武器基本處在同一水準上。出於消滅太平天國的目的，在戰略上必須採取攻勢，由此曾國藩確定了沿長江進軍直下金陵的路線。又慮于太平軍數量多，並佔據了武漢、安慶、金陵等要地，其主力又長于運動戰，所以曾國藩認為，湘軍想攻取戰略要地，在戰術上必須深溝厚壘，以主待客，以靜制動，以逸待勞，穩紮穩打。他要求湘軍在包圍堅城後，不應急攻，而應先築起圍城堅壘，一方面耗盡守城軍隊的糧食，另一方面又以此吸引援軍解圍攻堅，使其“如飛蛾之撲燭，多撲幾次，受創愈甚”。待敵消耗殆盡、疲憊不堪之時，再與之戰，如此就能“成功愈易”。這就被稱作“結硬寨打呆戰”的作戰方法。



　　根據曾國藩“以主待客”、“致人而不致於人”的思想，湘軍取得了一些列圍城攻堅的勝利。1856年12月攻佔武漢，隨之佔領鄂東各州、縣，實現了保上游、爭要地的首要一著。1854年末開始進攻九江，直至1858年春城中糧盡，守軍饑餓不能力戰而外援又不能至時，才以地道炸開城墻將其攻克。曾國荃于1860年率軍圍安慶，太平軍多次施“圍魏救趙”之計以解安慶圍，曾國藩力主“不必分心攻城，專主堅守後壕”。湘軍在安慶城外築起了前後兩道深壕厚壘，對太平軍的守軍和援軍都不出戰，圍困安慶長達十多個月之久，于1861年9月攻下安慶。在攻克金陵的最後一戰役中，湘軍仍是採取“結硬寨打呆戰”之法。1862年5月，曾國荃率湘軍前鋒2萬人進抵金陵城下。曾國藩考慮到太平軍下游的主力尚完整未損，遂指示曾國荃“以堅守堅扎為主，不必遽圖進剿，不必尋賊開仗”。並要求在整體上實行攻防結合，防中有攻的原則，在兵力部署上分出攻防兩支力量，“半活半呆，半剿半守，更番互換，乃能保常新之氣”。所謂“活兵”，是指輕兵進剿的遊擊之師，以對付太平軍的援軍並掃清金陵週邊；所謂“呆兵”，則指重兵堅守合圍金陵的圍城之師，專以圍困金陵。為防止懈怠，攻防各營經常相互輪換，使部隊士氣能得以維持。金陵圍困長達兩年之久，直到李鴻章、左宗棠所部在蘇南、浙江戰場節節勝利之後，曾國荃所部的兵力日漸增多實現了全面合圍，金陵城內已糧絕力盡，終於在1864年7月19日攻佔金陵，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戰略方針得以全部實現。

4. 曾國藩治軍方略的歷史影響

　　曾國藩作為晚清統治集團的重心人物，他所組建的湘軍歷經十余載的南征北戰，終將曾佔據大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革命血腥鎮壓下去，為延長清王朝半個多世紀的壽命立下了汗馬功勞，並贏得了“中興名臣”的顯赫名聲，其在近代中國軍事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縱觀曾國藩的治軍思想，其內容主要圍繞著維護封建禮教和鎮壓農民起義，以儒家學說作為建軍和治軍之本，選將用人提倡“忠義血性”，治軍倡導“仁禮忠信”和“以誠為本”，對將領要求“勤恕廉明”，以及創造出了“致人而不致於人”的一套戰爭指導原則。作為地主階級的改革派和洋務派，他的有關軍事改革思想及實踐，是有清一代所未有的，打破了清王朝在軍事制度上的僵死局面，使腐朽的八旗、綠營制度壽終正寢，並開啟了洋務運動之先河，使傳統軍事思想達到了一個新的頂峰。毫無疑問，這對近代中國軍事思想的進步發展是起了積極地推動作用的。



　　曾國藩實行的一系列軍制改革，如兵員自募，權歸主將，軍餉自籌，官職私相授受，軍隊自樹一幟，不受朝廷控制等。這種歷史影響，其一方面的表現是：新組建的湘、淮軍戰鬥力大大提高，不僅強于八旗、綠營，也強于各地的農民武裝，這就使得湘、淮軍順理成章地成為了鎮壓農民起義的得力工具。以此為契機，清朝進行了全面的軍制改革，湘軍之後清王朝的主要軍隊——“防軍”和“練軍”便是受湘軍制度的影響而興建起來的。所謂“防軍”，就是在太平天國時期各省募集的勇營，也包括裁撤之餘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以及其他各省所募練的武裝。這些武裝大都駐紮在各省險要地區，防守要隘，故稱“防軍”。其制度完全一襲湘軍舊制。“練軍”實際上是借鑒湘軍制度對綠營兵進行改造而產生的一種軍隊，也是湘軍制度的衍生物。如直隸練軍，本身就是劉長佑和曾國藩所編練的。自湘軍興起至甲午戰後新式陸軍的編練，湘軍軍制影響了清代軍事制度整整40年，可見其影響之深遠。但這種影響的另一方面也同時表現在：湘、淮軍雖暫時挽救了清王朝行將滅亡的命運，卻也由此動搖了清王朝中央集權的軍事基礎，使軍權和政治實權從滿清皇室貴族手中逐漸轉移到漢族的督撫大員手中，從而導致了近代軍閥制度的產生和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人們把曾國藩和湘軍視為近代軍閥的淵源，也是不無道理的。如果說，此前者是曾國藩本著“勤王衛道”的目的和維護封建統治的願望出發，收到了預想的效果的話；那麼，此後者則是清王朝所始料未及，也是與曾國藩本人的願望大相徑庭的。

　　曾國藩的軍事思想好影響了幾代人，且不說其同時代的湘、淮將領以曾國藩為楷模，就是其後的黃興、蔡鍔等資產階級軍事家對曾國藩治軍方略也推崇備至，張之洞、袁世凱等在甲午戰後採用西法編練新軍時，還採納了曾國藩治軍的許多做法。民國軍事家蔣方震在他的《國防論》中讚賞曾國藩是近代史上“一個軍事天才家”，還說凡領軍者都應該傚法曾國藩。蔣介石則明確表示要師承曾國藩，要求國民黨軍隊中的將領必須“認清歷史，傚法曾胡”。連毛澤東這樣的無產階級軍事家，早年時也曾有“近人之中，獨服曾文正”的話語，可見對其影響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