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育、發展與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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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n.edu.hk/mcsln/4th_issue/pdf/crit_001.pdf

很好的文章和議題，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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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嶺南第四期 2007年3月
文化保育、發展與可持續發展
陳慧燕
「香港社會對未來的發展路向，漸漸形成兩種不同的發展觀，一種是『環保人文效益至上』思想，對政府或私人投資的基建項目，往往以環保及文化保存理由，發動居民提出反對。另一種則是『發展至上』，認為發展可帶動經濟增長。兩種思想如果各走極端，必然窒礙社會發展，引發紛爭。我會提出新的發展觀，以加快政府基建投資，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為經，同時在規劃過程中，以考慮環境與人文效益為緯，將保護環境，保育文化的要求，融入建設之中。」
― 曾蔭權，「我的競選政綱― 進步宣言」，2007年2月2日
「我想，政府在文物保護工作上要與整個社會同步前行……文物保護與城巿發展並不一定矛盾，關鍵在於尋求適當的平衡和共識，令社會持續均衡發展，我深信巿民是認同這一個大方向的。」
― 曾蔭權，「香港家書― 文物保育與城巿發展並不一定矛盾」，
2006年12月23日
發展

「發展」（Development）一詞，緣來已久。其拉丁文字根含「舒展」、「展開」之意，指生物演變、成長階段，並無優劣好壞之分。到18、19世紀，發展被用作理解社會歷史的變化，包含由簡單轉至複雜、低等轉至高等、差劣轉至優越之意（黃平及其他，2003，第26頁）。
然而，發展一詞漸漸與經濟增長緊緊扣連起來。西方的現代化及工業化模式，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也被普遍視為讓社會走向進步――特別是解決貧窮――的不二法門（Furze et. al., 1996, p.4）。特別是在二次大戰後，不少西方的決策者及思想家，認為「發展中」國家得到經濟援助後，便能逐漸與西方工業文明國家看齊。在這意識下，美國總統杜魯門在1949年就職時宣告「發展時代」（the era of development）的來臨，並說：「我們務必開展一項創舉，將科技及工業上取得之先進成果，惠及欠發展地區（underdeveloped areas），以促進其改善」（黃平及其他，2003，第26頁）。
事實上，在1940年代至1960年代之間，發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y）逐步成為一門學派。人均生產總值（GNP per capita）不單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也是驗證國家發展與進步最廣為使用的單位。其他的發展面向，例如「人文發展」（human development）儘管受到重視，但其最終目的往往也是為了促進整體的經濟發展。例如，促進人民的教育程度及健康，往往被認為是提升人民生產力以至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石（Anand and Sen, 2000, p.2039）。
於是，經濟發展便等同「發展」，等同「進步」。
可持續發展

現時，「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與發展兩概念被扣連起來，「可持續發展」成為經常被提及的術語。
「可持續發展」這概念在1980年代出現。1980年，國際自然及自然資源保護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IUCN）發表《世界保育方略》（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表達其透過生態保育達致可持續性發展的目標（IUCN, 1980; Lélé, 1991, p.610）。七年後，聯合國環境與發展世界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在《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一書中，為可持續發展定義，並廣為所引用：「可持續發展是既能滿足當代需求，同時又無損未來世代的需求的發展」。環境與發展世界委員會又同時指出，「可持續發展不得危害支撐地球生命的自然生態系統：大氣層、水源
泥土及生物」。它提倡「生態發展」，即經濟發展必須基於「負責任及可持續的自然資源使用」（WCED, 1987, p.43）。
經濟發展與環境可持續性的結合，也就促成了對可持續發展的普遍理解――可持續發展被理解為透過生態環境保育，以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這主流概念亦為多個國家及國際組織接受，包括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及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Lélé, 1991, p.611; Newman, 1993, p.25; Steer and Wade-Gery, 1993, p.23; Qizilbash, 2001, pp.134-161）。
然而，這種以經濟主導的發展及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違反了發展及可持續發展兩詞的根本意義。當發展被理解成社會整體進步、可持續發展為無損未來世代的需求的發展，則單是經濟蓬勃不能被視為發展的最終目的。將可持續發展約化為環境生態保育以達致長足的經濟發展也是不恰當的做法――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只是可持續發展的一部分。
文化保育、發展與可持續發展
當發展被視為社會整體進步、可持續發展為無損未來世代的需求的發展，那麼文化保育必然是發展及可持續發展不可缺少的一環。文化――簡而言之――是指我們日常生活、生活方式。因此，我們根本生活在文化中；文化也就構成我們的身份、價值，而不是理解社會現象的剩餘因素（residual factor）。當世界在全球化影響下變得越來越相似時，多元文化、文化保育便顯得尤其重要。
文物保護是文化保育重要一環。文物的重要性，不單在於其歷史、美學、建築、科學等價值，也在於它能將過去帶到現在，從而使文化、知識等方面可持續發展。因此，文物保護本身就是發展，同時它也能使人文發展得以持續（Chan and Ma, 2004, p.18）。
事實上，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Organization, UNESCO）指出文物的消失「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是不可彌補的損失」（UNESCO, 2001）。早在1972年，它頒布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一項被聯合國列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約（United Nations, 2007）。《公約》建立《世界遺產名錄》（World Heritage List），名錄每兩年更新一次，以促進世界各地的文化及自然遺產的保育。另外，《公約》設立世界遺產委員會（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實踐文化及自然遺產保育，從而「確保未來世代能繼承歷史財產」。世界遺產基金（World Heritage Fund）亦根據《公約》設立，為文化及自然遺產保育提供國際經濟援助。
文化缺席的發展與可持續發展

然而，在以經濟發展及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概念主導下，文化是眾多被輕視以至漠視的發展面向之一。文化與經濟成了不可接合的對立面：文化保育是一項悠長的過程，經濟發展則講求效率及成本效益。文化保育因而往往被視為經濟發展的障礙，文化最終成了經濟利益的犠性品。
這情況在「發展中」國家及地區（不單包括「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也包括歷史古城如北京）及原住民地區相當普遍（Chan and Ma, 2004）。被聯合國列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約之一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不受到重視，就連在關於可持續發展的討論中也鮮被提及（Chan and Ma, 2004, p.19）。
最近，特首曾蔭權為回應文化保育的訴求，在港台節目《香港家書》指出「政府在文物保護工作上要與整個社會同步前行……文物保護與城巿發展並不一定矛盾，關鍵在於尋求適當的平衡和共識，令社會持續均衡發展」。事實上，文物保護是發展的一部分，文物保護與城巿發展不應是矛盾。曾蔭權繼而在其競選連任的政綱宣言中，明言要「提出新的發展觀」。然而，其所謂新的發展觀，卻是「以加快政府基建投資，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為經，同時在規劃過程中，以考慮環境與人文效益為緯，將保護環境，保育文化的要求，融入建設之中」。這仍舊是脫離不了以經濟為主導的發展及可持續發展觀、文化與經濟對立的思維。
試問，文化保育只能融入於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建設中，這可算是發展之徑、可持續發展之途麼？
參考資料
黃平、羅紅光及許寶強。2003。《當代西方社會學．人類學新詞典》。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Anand, Sudhir and Amartya Sen (2000). Human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World Development 28 (12), 2029-2049.
Chan, Wai-yin and Ma Shu-yun (2004).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2 (1): 15-31.
Furze, Brian, Terry De Lacy and Jim Birckhead (1996). Culture, Conservation and Biodiversity: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Linking Local Level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Through Protected Areas. Wiley: Chicherster.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 (IUCN) (1980). 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 Living Resource Conserv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 –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 World Wildlife Fund: Gland.
Lélé, Sharachchandra M. (1991).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Critical Review. World Development 19 (6), 607-621.
Newman, Peter (199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Urban Planning: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in an Australian Contex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 (1), 25-40.
Qizilbash, Mozaffar (2001).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Ranking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7 (3), 134-161.
Steer, Andrew and Will Wade-Grey (199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 (1): 23-35.
United Nations (2007, 21 February). Major agreements. Retrieved from http://www.un.org/esa/sustdev/documents/agreed.htm.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2001, 14 December)．Defining Our Heritage. Retrieved from http://www.unesco.org/whc/intro-en.htm.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 (1987).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